元人李淦《文章精义》的历代文章批评

蒋珊

【摘要】在元初传统儒学复兴的思潮下，元人李淦的《文章精义》既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也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其历代文章批评凭借简洁的形式和精辟的理论在众多文话作品中独树一帜，其宗经思想在传播儒家典籍中的“义”“礼”“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精妙的评语丰富了文学批评语言，提升了文学批评水平；其对于文章工拙繁简和源流得失的分析虽然略带道学色彩，但总体来说不拘门户，精深允当。

【关键词】文章精义；李淦；文章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2-002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2.007

基金项目：2022年度安徽省科研编制计划项目“元人诗文集考索及元人评元诗文研究”（2022AH040003）。

《文章精义》是于宋元时期文章学热潮中诞生的一部文话作品，它篇幅短小，语言精湛，以箴言条目的形式对历代文章的发展源流、创作方法、作品风格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这样的创作形式不仅体现了作者敏锐的审美眼光、高超的语言表达和概括能力，也要求读者有较强的阅读理解和文字想象能力。

关于《文章精义》的作者，一度存在两个争议：一是他的姓名，二是他生活的年代。对于以上两个问题，在有限的材料面前，众多学界前辈已做了很多考证与分析，现在较为主流的看法是：《文章精义》的作者为宋末元初人李淦，建昌南城人，字耆卿，人称“性学先生”，生于1230至1240年间，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在元朝做过扬州学正和国子助教，大约元贞年间卒于任上。因其在元朝出仕，且所有有记载的事迹都发生在元朝，故可以认定他为元人。《文章精义》的内容并非李淦手稿，而是来源自他的学生于钦上课时做的笔记。由于于钦笔录四十余年后才将它雕版传世，当于钦序刊本《文章精义》出版时，李淦已经去世，因此，我们可认为《文章精义》是一部元代文话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于钦的跋文中，曾说到其笔记有“二百□八条”，而现在我们所见的各版本《文章精义》都只有一百零一条，对于这一疑问，学界目前尚未有可靠解释。有学者推测这遗失的一百余条评论是由于涉及当时的权贵，言辞激进尖利，而在出版时被人为删除了。这种情况是否属实目前还没有有力的材料能够佐证。不过通过元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的记载，大家可以看到李淦确实与当时的权贵发生过一些争执，从中也可看出李淦清高耿直的性格。由此来看，遗失的一百条言论确有可能因冒犯权贵而不得发表。

虽然遗失了一百余条笔记令人感到遗憾，但这也让剩下的一百零一条更加显得弥足珍贵。这部穿越了几百年历史长河的文话作品，其蕴含的文章学价值之大仍有待后人挖掘。

一、《文章精义》的主要内容

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性学李先生古今文章精义》是目前为止所能找到的此书的最早版本。目前通行的《文章精义》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由王利器点校，196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文章精义》，与陈骙《文则》合集出版， 另一个版本则是王水照先生主编，即200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代文话》第二册中的《文章精义》。本文参照的是王利器点校版。

《文章精义》全书共一百零一条，字数最少的一条只有七个字（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字数最多的一条则有二百零七个字（第九十二条），其他诸条基本都在五十字以内。在这短短五千多字的篇幅中，作者表达出了他对于历朝历代作家作品的多种观点与认识，其中既有关于文本内容、字句的解读，也有关于文章结构、作文之法的阐述，还有大量的对名家作品进行赏析、比较的心得体会，以及一些对于古今文风学习继承优劣情况的点评。通览全篇，作者论文的时间上至先秦，下至南宋，且不拘文体，除散文外，还涉及对诗作的点评。

在这一百零一条评论中，涉及先秦诸子和唐宋八大家的文字最多，约占全文的四分之三。李淦常将先秦诸子著作同唐宋名家的文章放在一起比较论述，且以孟子和韩愈之文最为推崇，论述最多。除先秦诸子和唐宋八大家外，《文章精义》中还有关于汉代史家、赋家以及宋代理学家文章特点的总结，均形容准确，评价较为客观。关于六朝文学的笔触则较少，只是盛赞了陶渊明的诗为《文选》第一。另外，还有三五句表现出作者对佛经、佛理的思考。可见作者阅历极深广。

然而，《文章精义》的内容简短，排列无序。其中脱离具体作品抽象地谈论作文方法的条目只占约5%。除第九十四条的“西汉文尚质……唐文字尚文……”外，就不再有对于一个朝代文章总貌的形容概括。整体来说，《文章精义》虽然内容广博，但是系统性不强，观点较零散，对读者来说，有启发思维的作用，但指导不够详细，论证不够丰富。正如作者第二十一条中所说：“可与智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此对其内容的准确理解还存在一定难度。

二、《文章精义》的文学观念和批评特色

从整体来看，李淦品评文章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辞”，二是“理”，前者指文章的语言、结构，后者指文章的思想、逻辑。在《文章精义》中，被明白赞誉辞理俱佳的只有孟子和庄子的文章。而在辞与理之间，李淦更看重的是理，或者说是意脉的贯通。在第九十二条，李淦指出了今人文章的缺点，即“主意有所不通，则又勉强迁就，求以自伸”。要做到意脉贯通，则需要讲究文章的布局，但是李淦不赞成字炼句煅，镂刻工巧的写作方法，而是提倡在“太虚”的精神状态下创作，开阔胸襟，创作出“大文字”。《文章精义》中李淦两次用“一茎草化作丈六金身”这一佛语来形容这种状态下的创作效果：“一茎草”就是理，理可以幻化出多种多样的文。既然理对于文如此重要，那么在做出优秀的文章之前，作者就需要不断学习“理”，提高理学素养。

（一）李淦的文学观

1.宗经法古，看重文章的政治功能

《文章精义》的第一条说：“易、诗、书、仪礼、春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皆圣贤明道经世之书；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焉。”即李淦认为后世的各种文章都是在儒家经典的影响下演变产生的。后文中，李淦也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中呼应了这一观点。例如第二十六条：“永叔醉翁亭记结云：‘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是学诗彩蘋篇‘谁其尸之，有齐季女’二句。”

在宗经的思想下，李淦也强调法古，但法古的对象却不局限于儒家经典。如第八条说“老子、孙武子，一句一理，如串八宝珍瑰”，第九条说“韩非子文字绝妙”。至于《战国策》，虽然李淦认为它在明大义上不如《孟子》，但是还是称赞了它深得作文之法。可见李淦的批评不拘门户，客观公允。

在唐宋八大家中，他最推崇的是韩愈，理由是韩愈之文“大体醇正”，较少愤激、感慨、谐谑之语。然而，李淦对于韩愈之文并不是完全认可，例如被韩愈称“仁”的徐偃王，李淦却称他为“贼”，原因是他接受诸侯朝拜的行为有僭越意味，故而认为韩愈的《衢州徐偃王碑》是害义之作。可见李淦以传统儒家思想来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的立场。李淦非常看重文章的政治功用，相比于谄媚权贵以获取利益和遣词造句以作乐的作文动机，李淦推崇的是传达圣贤之道，益于国计民生的创作。究其原因，则与宋末元初时期汉族士大夫希望能够从传统儒学中获得重塑社会秩序的力量的愿望有关。在这种标准之下，李淦评论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杜甫的诗歌都是着眼于其中传达的忠孝之情，而不谈章句形式。

2.尊重文章的创作规律，重视文章结构

在《文章精义》的第五十五条，李淦说：“文字须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这正是古文运动在宋代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宋代，古文运动吸收了骈文的优点，创作出文质兼美的作品。李淦此句话正可以与宋代古文发展的成就相互呼应，不仅重视内容的充实，而且注重形式之美。

李淦点评最多的文体是议论文，尤其喜欢“起句发意”的写作方法。其在第七条中评论说李斯的《逐谏客疏》起句即见事实，中间反复议论，深得作文之法。在第二十八条中说《孟子·公孙丑下》全文分三段阐述，一节高于一节，最终归之“得道者多助”的观点，更是作文的大法度！即使不是议论文，李淦也非常重视文章的起句和结尾，例如第六十三条，李淦夸赞苏轼的《后杞菊赋》起句“便自风采百倍”。可见作文在这一“起”一“归”之中最见功力，中间部分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意脉不断，逻辑通顺，读来才算“痛快”。在学习方法上，李淦认为“学文切不可学人言语”，而要在读书时“得他好处”。这里的“好处”指的大约就是这种作文思路，不同文章的文体特点不同，只有仔细揣摩前后文关系，体会意脉的贯通，才能慢慢掌握驾驭文字的能力。

3.语言上追求简洁明了，看重真情实感

李淦在《文章精义》中多次谈到古今文章的繁简之别，表明了其赞成简洁的文风的态度。简洁的文风所对应的是凝练的语言风格，《文章精义》的创作也践行着这一审美取向，如《文章精义》第十七条写道“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作者在这里用连续四个不同的水之形态的比喻，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风刻画的生动形象，巧妙贴切，语言掌握能力令人叹服。能夠说出如此精湛巧妙的评语，显然离不开李淦对于自然事物的观察和思考，其丰富的生活经验是支持他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坚实后盾。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第七十三条的“论语气平，孟子气激，庄子气乐，楚辞气悲，史记气勇，汉书气怯”。作者分别使用了一个字来概括不同作家的作品所传达出来的气质，选词十分精准。

虽然李淦在《文章精义》中时有格言警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刻意追求章句的工整，相反，他所推崇的是有真情实感的自然之文，反对过于花费时间在炼字煅句上。《文章精义》第九十三条中说：“《选》诗惟陶渊明，唐文惟韩退之，自理趣中流出，故浑然天成，无斧凿痕；余子正是字炼句煅，镂刻工巧而已。”渊明之诗，韩愈之文，意境浑融，一气呵成，正是李淦心中自然之文的最佳代表。

（二）《文章精义》的批评特色

1.善用对比手法表现不同

李淦能够精准地把握不同作品的特点，且善于用对比的方法将它们揭示出来。如第三条：“孟子之辩，计是非，不计利害，而利害未尝不明；战国策之辩，计利害，不计是非，而二者胥失之。”李淦将孟子之辩与战国策士之辩相比较，突出孟子之辩因明大义，为天下，而终将有益于自身的结果与战国策士之辩因不讲公平正义，一味玩弄计谋获取利益而终将自取灭亡的结果之间的不同，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第四条：“庄子文章善用虚，以其虚而虚天下之实；太史公文字善用实，以其实而实天下之虚。”通过对比《庄子》和《史记》的表现手法，揭示出虚和实的不同作用，发人深思。第八十一条：“子厚文不如退之，退之诗不如子厚。”着眼于不同文体的独特性，评价十分客观公道。

2.善于从宏观视角认识作品

在《文章精义》中，有很多阐述文风继承的观点，如柳子厚文学国语，韩退之文学孟子，苏洵数篇近于老子、孙武子，韩愈《圬者王承福传》颇有司马迁《伯夷传》之风等。这些评论体现出作者李淦在区别不同作家作品风格特点的同时也很关注古今文风间的学习和继承，意图理出文学发展的脉络，为作家作品进行文学史定位。他不仅能够在时代相近的人物中间建立联系，还能跨越朝代建立联系，视野十分广阔。

李淦在读作家作品进行认识时，还关注他们所处的时代对他们的影响，例如第九十四条说：“西汉文辞尚质，司马子长变得如此文，终不失其为质。唐文字尚文，韩退之变得如此质，终不失其为文。”

3.新颖生动的批评术语

《文章精义》中作者使用的很多创新性的语言来分析和评论文章，生动贴切，丰富了文学批评的语言宝库。例如用“圆”和“方”来形容情感表达的隐晦和直露；用“痛快”和“精神”等心理感受来形容文章的风貌；用“山林中花”“园圃中花”来形容经、史的不同特点；用“阑槛中花”“盆盎中花”“瓶中花”来形容学习古文的三个境界。

三、结语

《四库全书提要》评论《文章精义》时说：“其论文多原本六经，不屑于声律章句而于工拙繁简之间、源流得失之辨，皆一一如别黑白，具有鉴哉……世传韩文如潮，苏文如海，及春蚕作茧之说，皆习用而昧其出处，今检核斯语，亦具见于是书，盖其初本为世所传诵，故遗文剰语，口授至今，嗣以巻帙寥寥，易于散佚沉晦者，遂数百年。今逢圣代右文，得以复见于世，亦其名言至理，有不可磨灭者欤！”李淦凭借着自己独到的文学批评的眼光，对历代文章作品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和比较，其绝妙的比喻和对比不仅令读者记忆深刻，广泛传播，而且还衍生出了诸如“韩潮苏海”之类的成语典故，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语言艺术。正是《文章精义》这种隽永深刻的语言风格和深邃精辟的内容特点，使它虽然篇幅短小，却没有在浩如烟海的经籍中被埋没、淘汰。

由于李淦曾任扬州学正和国子助教，《文章精义》的基本思想应该在于钦序刊本出版前就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在元初传统儒学精神复归的潮流之下，李淦借儒家经典宣扬“仁义”“是非”等民族精神中的优秀品质的做法有利于振奋人们的精神，扩大传统儒学的影响力，其理论不仅在文学批评方面，还在为人处世方面具有教化人心的意义。

宋元时期是一个传统文化秩序体系被战乱摧毁的时期，自朝廷而下到南方的汉族士大夫们，都希望能够重建传统文化秩序，《文章精义》在此时以“万世文章皆从四书五经中出”的观点，宣扬宗经法古的思想，对于传统儒学的宣传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说，李淦的《文章精义》是体现了宋元时期传统儒学复兴浪潮特点的，极具教育意义的一部文章学著作。本文因学力有限而对《文章精义》的价值分析较为浅薄，希望以后随着研究材料的日益充分，对于《文章精义》的研究能够更多，更深入，将这颗文学批评史中的遗珠放在属于它的橱窗中继续闪耀。

参考文献：

[1]（南宋）陈骙，（宋）李塗著，王利器校点.文则：文章精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2]王文生.宋元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3]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4]周振甫.中国文章学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陈杏珍.《文章精义》考辨[J].北京图书馆馆刊，

1994，（3/4）.

[6]馬茂军.《文章精义》考[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6）.

[7]邵斯琦.小著作 大气魄—— 《文章精义》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