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错位与重置

【摘要】华裔美国作家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是一位身为亚裔而作品超越亚裔题材的优秀作家，其短篇小说《遗产》虽是以华裔的视角切入，但却展现了当代美国人情感疏离、充满痛苦的普遍精神困境。本文从R·W·费尔夫的“理性错位”理论入手，结合文本挖掘当前人们精神困境的原因，并寻找解决之法。本文指出，正是理性的错位致使情感贬值、道德式微，从而导致了女主人公艾德纳与父母的疏离和她深切的生存焦虑；然而，当主人公艾德纳抛开理性考量，并感性地在吴太太公寓里与“自我”进行情感互动时，主人公深刻地体会到了父辈人的不易，接纳了刻在自己DNA里的中华文化遗产，实现了与父母的和解和自我身份的确认。本文希望丰富《遗产》的进一步研究，并为现代人摆脱精神困境提供一个范例。

【关键词】雷祖威；R·W·费尔夫；理性错位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3-0020-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3.006

一、引言

近年来，“族裔文学的普遍性”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诚如是，作为少数族裔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亚裔美国作家不能被局限于“亚裔美国人”主题或“亚裔美国人”身份的狭窄定义中[3]821；但现实却是，“亚裔”标签往往具有歧视性，暗示其作品价值来源于某种特殊考虑而不具备进入“主流”文化的“真正”文学性[12]295。正如华裔作家雷祖威在其访谈中指出，美国出版界很难把亚裔作家看作是优秀作家，因为他们倾向于将亚裔作家的作品置于“亚裔美国书写”的标签之下，就如同将亚裔作家人为置于华人街洗衣房（Chinese laundries）之中，作品被视为“低人一等”（inferior），没有机会有其他白人作家竞争[2]13。对此，雷祖威以其作品对此声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驳。

华裔美国作家雷祖威被誉为“出于亚裔而超越亚裔题材的优秀作家”[16]，其短篇小说集《爱的痛苦》（Pangs of Love）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此小说集出版于1991年，当时美国社会正值持续变动时期，经济增长、科技迅速发展、世界格局急剧变化、局部战争焦灼、恐怖主义阴影笼罩全球，一片繁荣却动荡的景象。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美国文学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作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活跃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华裔作家，雷祖威与李健孙、黄哲伦等人应时而作，共同为华裔美国文学的繁荣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国内外对于雷祖威及其作品的研究相较于其他同时期华裔作家较少。在中国知网上以“雷祖威”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有17篇论文，其中硕士论文4篇：族裔冲突研究[14]、短篇小说集的整体性研究[6][9]、创伤叙事研究[13]；期刊论文14篇，其中大致分为三类：主题研究、人物形象研究，以及艺术技巧研究。

而国外学者大多将目光聚焦于文化研究领域，针对雷祖威作品的研究大多见于评论华裔美国文学的专著中，如Josephine Lee的“Imagining the Nation：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nsent”[4]中对于华裔美国文化的关注；徐文英（Wenying Xu）在“Eating Identities：Reading Food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5]中从饮食出发，对文化心理与族裔身份做出思考；张敬钰（King-kok Cheung）的“Manhood Besieged：Gus Lee and David Wong Louie”[1]中分析了雷笔下焦虑的男性形象，指出了华裔男性身份构建的危机。

综上所述，国内外针对雷祖威作品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文学与文化领域，其作品研究仍处于上升阶段，很少有学者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文本分析，为后续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研究空间；此外，在对于雷祖威《爱的痛苦》小说集的研究中，学者大多著眼于《爱的痛苦》与《生日》这两篇短篇小说，对于全书最后一篇《遗产》的关注者不多，而其又具有收束全书、升华主题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选择了《遗产》作为研究对象，从华裔主人公的美国人身份入手，从“理性错位”的角度针对20世纪末以来的精神困境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丰富《遗产》的相关研究，为现代人解决精神困境提供思路。

二、理性错位下的精神困境

R·W·费尔夫在其著作《西方文化的终结》中提出了“理性错位”（Reason in the Wrong Place）这一概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代人痛苦的根源。根据费尔夫的理论，“理性”一词本身并不一定具有好或坏的特质，理性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在错误的场合运用理性时产生的；在被误用时极具破坏性[10]3。他指出，理性应用在商业、企业经营或日常购物等方面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一旦将其应用在处理与孩子、父母或者所爱之人的情感关系时，问题就出现了[10]4。此理论有力剖析了当代美国人因理性的错位而导致的情感疏离、充满痛苦的普遍精神困境，深入探讨了社会快速发展所引起的情感贬值、道德式微的危险境地，同时提出了“重组的鉴别力”这一概念，呼唤情感的回归，为现代人解决精神困境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新思路。

（一）情感贬值：现代人际关系的疏离

费尔夫指出，在快速变化的20世纪末，常识（common sense）已经深深地入侵了情感（sentiments），感觉（sensation）驱逐了情感（feelings）[10]25。情感的衰落并不是出于自身的原因，而是来自于竞争对手：常识的压力。常识和情感是相互排斥的，而且常常是敌对的思想或理念范畴[10]114。常识（common sense）作为理性（reason）的一种形式，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思维。

随着社会发展，20世纪末美国进入了急速发展的时期，理性主义大行其道，致使情感贬值，人际疏离。在雷祖威的《遗产》中，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我”与父母、“我”与丈夫，以及邻居吴太太与子女的日渐疏离的关系方面。

首先，“我”与父母在婚姻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我”的父母虽然已在美国扎根许久，但骨子里仍堅守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坚持要为“我”举办一场盛大婚礼但未能如愿，致使在母亲离世后父亲依旧耿耿于怀；父母竭力劝说“我”要一个孩子，认为这样能让家族血脉流传下去；而秉承理性思维、依照常识行事的“我”选择相信自己的感官经验，认为这个世界危险异常，孩子们出生在这个世界朝不保夕、无人照应；另一方面，“我”也担心自己会遗传母亲的那双打人的大手，怕“我”会像母亲一样失去控制，伤害无辜的孩子，因此下定决心不要孩子。

此外，父母让“我”穿上已故姐姐艾伦的衣服，“我”就像是英年早逝的姐姐的替代品，父母透过“我”来怀念姐姐，这让“我”心中酸楚不堪；父亲也认为，“我的女儿就是百分之百的停车场”，“我”是“路上有几百张罚单的停在路边的汽车，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拖走”[7]196，将唯一幸存的小女儿比作自己手中用以盈利的停车场，而母亲在遭受生活打击后经常通过打“我”泄愤，以此将生活的苦发泄到小女儿身上。种种不愉快的经历使“我”对父母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更加不满，继而对自己的理性更为坚持。

另外，邻居吴太太虽儿孙满堂，却在人生暮年被迫独居，被迫培养出眼盲状态下的生活独立性，最后失去利用价值任人摆布，一通电话被强行带走送入养老院；“我”与丈夫虽同为华裔，结为夫妻，却同床异梦，缺少沟通。凡此种种，皆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日益疏离的人际关系，令人无尽唏嘘。

一如情感社会学家乔纳森指出，疏离由三种情感成分构成：失望—悲伤、对情景或社会结构的愤怒、以及对没有实现的期望产生的恐惧。疏离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对社会结构、文化规范的承诺比较低[11]10。动荡却快速发展的时代中，个体被时代的摆布、嘲弄，人们不愿对任何人做出承诺，哪怕是最亲近的父母、孩子，人际关系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深深的疏离。

（二）道德式微：大环境下的生存焦虑

费尔夫在其著作中重新定义了“常识”，他指出，常识是“（一种）很有影响且已经赢得了胜利的思维方式”[10]21，此处的“常识”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有所不同。在他对常识的重新定义时，保留“人人都知道的东西”这一共性元素，而又因为脱离了具体内容的束缚，而使这个概念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延伸至更广阔的意义。而应为“非道德化”负责的类型就是“常识”。正如费尔夫反复强调的那样，任何理性本身都没有错，包括常识本身。当理性被用在错误的地方时问题就产生了。当常识被应用在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比如情感）解释得更好的地方时，非道德化就产生了[10]29。此时，运用在错误场合的理性变成了掏空削弱道德的工具[10]6。

此前，马克思·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提到了“工具理性”的概念。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类，分别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情绪理性与传统理性。其中工具理性是指“由关于环境和人类的其他客观行动的期望所决定的行动；这些期望被用作获得行动者自己理性地追求和计算的目的‘条件’或‘手段’”[8]59。一切都是基于功利性目的，而非基于人之间的情感、社会道德、或出于某种高尚的信仰，这与费尔夫的“理性错位”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遗产》中，这种抛弃道德、功利行事的原则贯穿全文。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科技勃发、经济繁荣，理性主义与个人主义进一步发展，一切与利益画了等号，道德一词成了细枝末节、明日黄花；同时，社会的发展也忽略了个体的需求，时代的滚滚向前，却将个体置于尘烟之中、车轮之下，任其被无情碾压，渺小的个体在社会发展的庞然大物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文中反复出现有关恐怖分子、轰炸、破碎的胎儿容器、小卡扎菲的字眼，学校中教授字母表时，A代表原子，B代表炸弹，C代表连锁反应，而青少年街头持枪犯罪现象随处可见，叙述得仿佛稀松平常；加之“我”的兄弟在越战中丧生，而姐姐、姐夫、孩子在一场车祸中骤然离世，母亲因受不了打击不久后也去世，这发生在“我”这个小家庭上的悲剧很好地体现了时代的荒谬不堪与个体的脆弱渺小，也让身处其中的人们产生了深深的生存焦虑。

三、理性重置——情感回归与自“我”确认

针对上述问题，费尔夫提出，要找到认知复归原位的方法，最大的指望在于“重组的鉴别力”（recombinant sensibility）身上，重组的过程产生一种包括道德的、情感的和审美的思想和价值观[10]334。人们需要重置理性，使之回到它适合的场合，使之只做好事，而防止它擅入我们的理解领地的其他各个方面（比如情感、道德）[10]348。

随着在吴太太公寓的游览，“我”试着扮演吴太太，摸索着在屋子里穿行、喝水甚至点燃煤气灶，对吴太太之前的孤独生活产生了同情。在此之前，“我”认为父母那一辈人无知愚昧，缺少理性的思考，就像吴太太一样，尽管眼盲、高龄还是坚持独居，这是一件古怪、荒谬、无法理解的事情，甚至吴太太邀请“我”和丈夫到家里做客，“我”感受到的恐惧、甚至生理厌恶超出了主人的善意；“我”对自己的理性思维引以为傲，认为出于理性才能做出正确的决断，母亲等人坚持的传宗接代、家族情感，以及生活方式愚昧不堪、错误至极。

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吴太太高龄眼盲独居的真相：儿女不管不顾、儿孙满堂却无人照料，被迫练出自主性的悲哀与身不由己，最后被儿女一通电话，被警察和社会工作者强行带离自己熟悉的公寓，晚景凄凉。而在“我”亲身体会吴太太眼盲状态下的生活后，被其的强韧所折服，对其充满惊叹与同情。

因为思考视角的转换，“我”抛开了自己良好教育带来的极端理性思维，而是把自己代入了吴太太、母亲等一代移民等的视角重新审视周围的生活，客厅中的气味、旧家具，卧室中的箱子、梳妆台、充满中国特色的相片，都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母亲。“我”痛苦地发现了母亲在中国经历的日本入侵、天灾人祸等，“我”此前完全不知情，或者不愿了解的部分，因此理解了母亲从不扔东西、爱攒钱的未雨绸缪的习惯；并了解了她来到美国后白发人送黑发人、和儿女语言不通、沟通无力、和父亲经营唐人街洗衣房的勉强糊口的拮据生活，由此也清晰地勾画出了母亲曲折的人生线。

终于，“我”由此了解了母亲贫苦、凄惨、身不由己的一生，理解了母亲种种行为的缘由，也发现了在此情况下母亲身上未曾磨灭的坚韧勇敢、顽强不屈，我也愿意尝试去理解他们一辈人的经历与情感。“我”惊奇地意识到，“我”不仅继承了母亲从祖母那里继承而来的大手，更继承了她们坚韧不屈的精神。其实，在“我”身上一直都能体现这一份遗产：对于下城区妇女联合会遭到轰炸，“我”面对镜头勇敢发声，参加和平示威，充满了政治勇气与严正的道德感，无惧华裔在政治问题上的敏感性；面对学校的罢免，“我”仍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等等，这些才是母亲留给“我”的真正遗产。

文章最后，“我”回到家中，看到了父亲睡醒的滑稽模样，感慨道：“我的父亲啊！”[7]208表达了“我”对父亲、更是对中国复杂难言的情感，但这次洋溢的是对精神故土失而复得的爱的一番感慨，“我的父亲啊！”听起来更像是“我的故国啊！”“我”逐渐意识到，生理故国逐渐演变成了与“我”紧密相连的精神故土，血脉相连，文化绵延，同“我”从小生长其中的美国文化一道，共同组成了“我”作为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我”也得以完成了对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确认，与昔日无限矛盾的自“我”和解。

四、结语

打开窗户望向院子，“我”的视线翻过千山万水，看到了自己从未去过的、从挂历上看到的、想象中的中国景象；“我”的眼神越过了地理的千山万水，更是越过了更加难以逾越的精神距离，到达了“我”的精神故土，与“我”的母亲、外祖母以及祖祖辈辈的女人站在一起，与他们心照不宣、心有灵犀地站在一起，将血脉中面对困苦生活的勇气、坚韧，在精神上延续下去。

正如文中的“我”一样，现代人面对理性的入侵所导致的人际疏离、道德式微感到痛苦、迷茫，而雷祖威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温和的希望”[15]21。借助费尔夫“理性错位”理论，人们意识到，在支离破碎、异化疏离的世界里，情感是一把钥匙，是理性大行其道的时代中回归本心的有效途径。正是情感的回归指引着大家走出精神困境，最终找寻到自己真正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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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佳倩，女，汉族，山东青岛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