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脾藏象与西医脾、胰的对应更迭考

2023-11-21 23:29游世晶陶炜东李毓婉童伯瑛
福建中医药 2023年9期
关键词:藏象胰腺功能

冀 蕾,游世晶,林 钰,陶炜东,靖 媛,李毓婉,童伯瑛*

(1.福建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2.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福建 福州 350003)

中医藏象学说肇始于《素问·六节藏象论》,由肝、心、脾、肺、肾五大核心系统构成。脾藏象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参与饮食的消化吸收、精微物质的输布等诸多环节,在人体生长发育的各个阶段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医学所言的“脾”,即Spleen,为免疫系统最大的实质器官,是造血和免疫应答的重要场所。二者虽皆名曰“脾”,但将脾藏象简单地译为Spleen 显然不妥。Pancreas 为胰腺,其分泌胰液助消化、分泌胰岛素助调节的两大功能,可毫无疑问地将胰腺划分到“消化系统”及“内分泌系统”。如此可见,脾藏象似乎更与Pancreas相吻合。

中医学和西方医学为两大相互独立的医学理论体系,但对同一生理或病理现象的认识往往殊途同归。近代以来,中西医结合发展逐渐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双方不断尝试以此之视角诠释彼之理论,找到二者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推动整个世界医学的融合与发展,但囿于各种因素造成了概念的混淆和认知的偏差。笔者将基于脾藏象的认识发展顺序,理清脾藏象与现代解剖器官的对应关系更迭史,探析脾藏象的实质脏器归属。

1 初识:脾藏象译Spleen 的合理性

受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西方医学思想和以藏象学说为核心的中医思想开始碰撞交融,西方解剖学译著层出不穷,其中对脾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末年罗雅谷的《人身图说》。《人身图说》在“论脾”一章中对脾的形态、血液分布和生理功能等方面进行初步阐述,提出“其洼空之分向胃部”“其体柔软细嫩,故易翕受肝血渣之黑液;其色较肝更黑,因其体是炼过血渣而成,其色所以黑也”[1];“留取细黑液以养其体……带粗黑液以激动脾,使之觉饿,即欲饮食。”[2]以《人身图说》为代表的早期西方医学对Spleen 的认识为:紧邻胃体,接受并过滤由肝汇入的血液,参与胃的消化功能,这与脾藏象的生理功能不谋而合。罗雅谷所传播的西方解剖生理学知识,并不是简单节译的成果,而是加入了中国医学知识的重新撰写,是一本中国化的西方解剖学著作,基本反映了16 世纪西方解剖的概貌[3]。

二者不仅在生理功能上有相似之处,在形态大小上也基本相仿。早在《难经·四十二难》就对脾的形态数据作了最基础的描述:“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根据秦汉度量衡折算,秦汉时期的一寸约为现代的2.31 cm[4]。《难经》所载之脾宽约6.93 cm,长约11.55 cm;成人Spleen 的宽长分别为6~8 cm、10~12 cm,与《难经》记载的数据基本吻合。从外观来看,《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提出:“脾,形象马蹄”;《中西医汇参铜人图说》述脾“形如竖掌”,马蹄、竖掌等描述皆似Spleen 的外形[5]。

可以看出,在第一批中西医结合开拓者的视角下,Spleen 的形态功能与脾藏象有相通之处,初译为此不无道理。由于所处时代背景下中西方解剖学研究程度的不对等,文艺复兴后西方通过对大量尸体的解剖使得解剖学的发展如日中天,而中医囿于封建礼教以及“司外揣内”的诊疗理念,决定其并不依赖解剖知识,致使中医典籍对脾藏象的解剖记载并不详细精确甚至相去甚远,直至明朝末年解剖学传入中国后才得以逐步纠正和统一。再者,译者中医文化底蕴的薄弱也是一大根源,中西医思想体系的差异导致大多数学者并未意识到藏象系统的结构是功能的结构[6],误认为是单一的脏器,片面地将其与实质器官的形态相对应,试图从微观层面找到整体的功能依托,忽略了脾藏象作为整体系统的功能,造成了翻译混淆的乱象。

2 质疑:脾藏象译Spleen 的片面性

将Spleen 译为脾藏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为学界的主流认识。然而,生物化学等学科的兴起引发了学者的质疑和思考:Spleen 无论从解剖角度还是生理功能上,都已无法与脾藏象完全对应。一时间脾藏象的英译归属众说纷纭。

2.1 基于解剖形态的质疑 从脾藏象的解剖形态来看,《难经》所言脾实质与Spleen 大致相应,但是后世对脾的图文描述却大为不同。《医方类聚》所载“脾脏图”绘其形如镰状;《医贯》论及脾有“形如刀镰”之语;《医林改错》赋予了脾藏象更为具体的生理结构:“脾中有一管,体相玲珑,名曰珑管。”Spleen 呈椭圆形,实质区分为三大区域,红髓、白髓及中间的边缘区,内无管道结构,从形态来看二者并非一物。

从脾藏象的相对位置来看,《素问·太阴阳明论》有云:“脾者土也,治中央”。在五行学说理论中,脾属土,土居中央,是人体气机升降的枢机。Spleen 与9~11 肋相对,居胃之左,靠近人体的侧胸胁肋部,与内经所言相悖。此外,《佗别传》曾记载外科鼻祖华佗的一次剖腹手术:“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余日中,鬓眉堕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养治也。’使饮药令卧,破腹就视,脾果半腐坏。”华佗对脾半腐的定位描述是“腹中”而不是“胁肋”,提示当时所见之脾并非胁肋部之Spleen。

从脾藏象的远近关系来看,《素问·太阴阳明论》称“脾与胃以膜相连”。解剖学观察发现,除了Spleen 与胃相连,Pancreas 也与胃相接。在接触面积上,Spleen 仅有脾门与胃底接触,Pancreas 除了部分头部,胃面的主体几乎都通过小网膜囊与胃后壁相邻,接触面积更大;在连通方式上,Spleen 与胃仅通过短小半透明的胃脾韧带相连,而覆盖Pancreas的网膜囊附有大量的黄色脂肪,Pancreas 的连接膜在视觉上更易被发现和记录[7]。同时,赖敏和黄春华[8]提出相合脏腑具有“远疏近亲”的方位隐喻,解剖位置越近的脏腑越容易在生理、病理角度影响彼此。以胃为中心,Pancreas 与胃的距离较Spleen 更近,符合脏腑表里配属规律。综上所述,站在解剖角度将脾藏象译为Spleen 失之偏颇。

2.2 基于生理功能的质疑 脾藏体现在“象”的维度主要指消化系统。《素问》有云:“脾胃者,食廪之官,五味出焉。”谷藏曰仓,米藏曰廪,脾藏素来有“仓廪”“食廪”之称,汇聚一身的谷食、水饮,依托“主运化”的生理功能参与人体食物与水液的代谢环节,同时发挥“脾气散精”的作用源源不断地将各种精微物质输布到四肢百骸,以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充养人体的形体官窍,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享有“后天之本”的美誉。《景岳全书》提及的“脾为土脏,灌溉四傍,是以五脏中皆有脾气,而脾胃中亦有五脏之气”即是对“脾为后天之本”的最好诠释,给予了脾藏象极高的评价。

脾藏还有统摄血液的作用,即“脾主统血”。《难经·四十二难》云:“(脾)主裹血,温五脏也。”揭示了脾藏具有统摄血液的功能,能调控血液循行不离脉道。又如《沈注金匮要略·卷十六》云:“五脏六腑之血,全赖脾气统摄。”脾主统血的功能主要是由脾气摄血的能力来实现。只有当脾气旺盛时,血液才能被约束于脉内,反之脾气衰虚无力统摄,会出现各种出血症状[9]。

Spleen 作为一大免疫器官,是淋巴细胞的生产工厂,是机体进行免疫应答的主要场所,是人体最大的血液净化器。Spleen 对血液的过滤净化可以调节血量,与“脾统血”的功能相合,但“主运化”的核心功能却未能得到充分体现,笼统地将Spleen 与脾藏象的功能对应未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3 相持:脾藏象错译的复杂性

自《人身图说》首次将Spleen 译脾之后,学界就脾藏象的英译归属展开激烈探讨。1708 年,中西医学者共同编写的《钦定格林全录》将脾纳入消化系统,并首次提出“脾”应译为“Pancreas”,开辟了探索脾藏象英译归属的新局面[10],遗憾的是,该书并未提及Spleen 的相关内容。1774 年《解体新书》面世后,将Pancreas 译为胰、Spleen 译为脾才作为共识确定下来。同时期中医著作也开始涉及“胰”的概念:清朝王清任所著的《医林改错》最早提出将“胰”划分为独立脏器,在《医林改错津门、津管、遮食、总提、珑管、出水道记》一章中明确胰腺的名称及相对位置,“总提俗名胰子”“此是膈膜以下,总提连贯胃、肝、大小肠之体质。”王清任虽然对脏腑的形态位置作了准确描述,但由于对功能认识存在偏差,在把Pancreas 识为脾的同时将Spleen 标为胰,这恰恰与现代解剖学相反。脾与胰、Pancreas 与Spleen出现螺旋反复的交叉错译现象。

4 刍议:脾藏象译Pancreas 的适时性

脾藏象的英译版本复杂交错,如今多数学者持有“脾即为胰”的观点,即脾藏象译为Pancreas。Pancreas 为现代解剖中的“胰腺”,其形态扁长,长约10~20 cm,宽约3~5 cm,重约75~125 g。Pancreas 的中译名称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归咎于一些传教士以为中医不存在胰腺这个器官。Pancreas 果真未曾被中医发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4.1 脾藏象实为Pancreas 的生理基础

4.1.1 中医典籍中Pancreas 的记载 纵观中医千年发展历史长河,对胰、脾的描述常混为一谈,但往往都指向同一个实质器官——Pancreas。对Pancreas的描述无论言胰还是脾,形态位置都大抵相同。

以胰为线索,早在《难经》时代就已提出“散膏”一词。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指出:“西人谓中医不知胰,不知古人不名胰,而名散膏。”散膏为中医对Pancreas 的最早认识;南朝《玉篇》、北宋《集韵》《广韵》皆称胰为“月臣”,解释为猪的脾息肉;《本草纲目》对“月臣”作出进一步补充说明:“月臣,音夷。亦作胰”;《中华大字典》云:“膵,胰也。”根据以上记载发现,从“散膏”到“月臣”再到“膵”,都是对Pancreas 的直接描述。清末医家张山雷更丰富了Pancreas 的概念,指出胰腺在古代有称为脾者,并且具有分泌消化液的功能[11]。

以脾为线索,《针灸甲乙经》云:“脾俞,在十一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针灸大成》曰:“脾掩乎太仓,附脊十一椎。”晚清名医陈珍阁提出“生于胃下,横贴胃底,与第一腰骨相齐。”背俞穴为五脏之腧在背,十一椎高度相当于现代第一腰椎上下,脾俞穴道深处为Pancreas 攀附之处。尽管《难经》及部分著作认为脾藏象为Spleen,但是放眼整个学界该认识仅占少数,并不能代表主流认识。大多学者认为脾在形态上“形如刀镰”,内有“珑管”,和Pancreas 的外形吻合。可见,学界对脾藏象的位置和形态逐渐向Pancreas 靠拢,虽谈之脾,实则言胰。

4.1.2 西医学界对Pancreas 功能的探索 Pancreas的近现代研究将其带入了大众视野,为学界重新思考脾藏象的对应器官提供了新的方向。Pancreas在西方医学中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公元1642 年以前,Pancreas 都未曾作为一个独立的器官出现在教科书或者是解剖图谱上。直至胰腺管被发现,以及胰液在大量研究证明下表现出显著的消化作用之后,Pancreas 才作为一个独立的器官,而非腺体样组织,或者是腹膜的一部分被人们所认识。又过了200 年,经过实验证明胰液具有消化作用的具体机制,Pancreas 才被列为消化系统的重要环节被人们所接受。公元1869 年,Langerhans 发现胰腺中存在胰岛结构,进一步完善了胰腺的生理结构。公元1921 年,加拿大医学家Banting 从狗的胰腺中成功提取出胰岛素,使得Pancreas 的功能向内分泌系统渗透,体现了其对人体血糖水平的调控作用,赋予了Pancreas 更加丰富的功能。

现代医学将Pancreas 分为内分泌部和外分泌部。外分泌部的腺泡分泌胰液、消化酶及各种分子,参与人体的消化吸收过程;内分泌部的胰岛细胞分为A、B、D 3 种,其中胰岛B 细胞分泌人体内唯一一种降血糖的激素——胰岛素,使得吸收入人体的三大营养物质,尤其是作为主要供能物质的葡萄糖,广泛进入全身各个细胞之中,参与三羧酸循环,为机体持续提供能量,这与“脾气散精”的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妙[12]。Pancreas 被广泛证实在消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能更加准确地将脾藏象的功能全貌呈现出来。

4.2 脾藏象译为Pancreas 的病理研究 《素问·玉机真脏论》云:“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旁,其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以脾藏象的生理功能为参,太过即脾实病,不及即脾虚病。脾藏象的虚实病理状态与胰腺疾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4.2.1 脾虚视角下的糖尿病 消渴病的病机常被概括为“阴虚为本,燥热为标”,尤以脾阴虚最为多见。脾主运化是脾藏象最重要的功能,在病理状态下,脾失健运不能运化水液,津液无法上承,患者引水自救出现口渴多饮;不能运化水谷,使水谷精微随小便排出体外,患者出现尿多浑浊而带甜味;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胃失润泽,胃火亢旺,则消谷善饥;不能输布谷食,四肢百骸失于精微物质濡养,则肉脱形消。不难发现,脾阴虚导致的脾失健运是消渴病“多饮、多尿、多食、消瘦”症状出现的根本。

《医学衷中参西录》云:“有时膵脏发酵,多酿甜味,由水道下陷,其人小便遂含有糖质。”张锡纯用临床大量观察和积累在消渴病与Pancreas 之间建立起互通的桥梁。现代医学研究认为,Pancreas的胰岛B 细胞遭到破坏时,机体持续性的高糖状态可导致各大系统代谢紊乱,发为糖尿病,临床表现常被概括为“三多一少”,即“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少”,与消渴病的症状表现基本相同。

糖尿病症状与消渴病相似,对于如何治疗消渴,《内经》中提出了“治之以兰,除陈气也”的治疗药物和方法。王冰认为“兰,谓兰草也”,选用藿香、佩兰等芳香、化湿、醒脾类的草药,可有效驱逐瘀结在体内的陈朽腐败之气。张锡纯首创的“玉液汤”纳生山药、生黄芪、生鸡内金等,具有升元气、补气补脾之功,同时“滋膵饮”创造性地以生猪胰子为主药治疗消渴。冷玉琳等[13]也认为“脾主运化”是维持胰岛功能和血糖稳态的核心环节,恢复脾的运化功能可改善糖尿病胰岛功能衰竭。仝小林院士[14]通过大量的临床经验观察发现,用李东垣所创的补中益气汤治疗糖尿病收效卓著。宋军等[15]运用开郁清热法,从脾郁化热治疗脾瘅,开郁清热方可有效升高Bcl-2 蛋白表达,抑制胰岛B 细胞的凋亡过程,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就治法而论,从脾论治糖尿病具有很好的疗效,故脾藏象的病理状态应当是糖尿病发病的中心环节。

4.2.2 脾实视角下的胰腺炎 急性胰腺炎是胰酶激活导致胰腺组织自身消化引起的胰腺水肿、出血、坏死的急性炎症,常在暴食、大量酗酒后诱发,可能带来急性上腹痛、腹胀、发热、呕吐甚至低血压、休克等危急表现,是胰腺的多发严重疾病。

中医对急性胰腺炎的病名并未作出统一规定。王华楠等[16]通过剖析《灵枢·厥病第二十四篇》发现,“厥心痛,痛如以锥针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与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表现基本契合,认为急性胰腺炎是脾之邪气厥逆犯心所致的心痛病证,属“脾心痛”范畴。《素问·痹论》曰:“脾痹者,四肢解堕,发咳呕汁,上为大塞。”蒋里等[17]认为急性胰腺炎是由于胰腺排泄不畅,自身痹阻所致,故归为中医的“脾痹”范畴。《素问·刺热篇》云:“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颔痛。”脾热病出现的欲呕、身热、腰痛、腹满泄等也是急性胰腺炎发作的标志性症状。《症因脉治》云:“膏粱浓味,日积月累,热聚脾中,则脾热肿之症作矣。”过食膏粱厚味,滋腻碍脾损伤脾胃,邪毒积滞化热,可发为脾热病。医圣张仲景以为“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无论是脾心痛、脾痹还是脾热,发病时皆为足太阴经主病的“腹满时痛”的症状表现,虽未明确冠以“脾实”之名,但都可归为“脾实”之证。从病因病机、证候表现来看,急性胰腺炎与脾藏象密切相关。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脾实证与脾虚证往往可在现代胰腺疾病中寻找到合理的解释和印证,从病理角度指示脾藏象的解剖基础所指应当是现代医学中的Pancreas。

5 小 结

基于现代解剖学对比发现,中医之脾并非西医之脾,二者虽同名,但在形态、功能方面无法完全匹配。本文以脾藏象对译的实质器官认知衍进为考,种种证据皆印证了脾藏象更贴近Pancreas 的形态和功能。

近现代以来,在西方医学的发展和影响下,中西方医学相互借鉴融合,共同认识生命科学的本质,但认识前进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由于发现胰岛素功能的时间(公元1921 年)晚于Spleen 脏器被译为中文的时间(公元1708 年),Spleen 的译名在其后的300 年一直沿用至今,致使现代中医学对脾藏象的认识逐渐从解剖基础转向功能解读。藏象学说始于对人体内部构造直观观测的经验,但先贤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生理病理现象,便通过“取象比类”的方法为藏象学说注入了浓厚的哲学色彩,架构起“包罗人体万象”的宏观大厦。这一定位赋予了藏象学说与生俱来的抽象化、模式化特点[18],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藏象学说的临床适用范围,使藏象系统逐渐演变为功能的合集。现代医学以显微镜下发现的细胞作为生命的起点,具有重视解剖且功能边界清晰的特点,这一特点也决定了现代医学致力于微观世界的研究,新的单位、结构、系统逐渐被发现后,用来解释藏象系统的说理工具也越来越多,藏象系统的归属注定是一个不断争论、不断更新的命题。

脾藏象系统是以脾藏为核心,围绕生理功能、特性及其与形、体、官、窍、志、液、味、时、经络等各部密切联动的一个整体系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为生命活动提供物质能量。限于中西医迥异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笔者以中西医脏腑理论的共同始基——解剖实体为出发点,将中西医脏器的主干功能进行匹配,不对其后根据哲学思想延伸出的枝节进行强行总结。当脾藏象归位于Pancreas 后,随即出现Spleen 的对应空缺。笔者已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证,肝藏象的核心功能与Spleen 相合。如此,对应错位的中西医五脏便形成了闭环。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前人对脾藏象的研究存在误解和差错,但断不可认为其对中西医之脾的发展毫无贡献,反而是推动脾之理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在现代医学发展成熟的今天,学界对脾藏象的解读仍无定论,“脾藏象为脾和胰”“脾藏象为脾和肝”等观点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始终相信,中西医学的正确接轨,既有助于传承古训,守正创新,又有助于指导相关疾病的诊疗。本文仅是抛砖引玉,希望能为中医脾藏象的研究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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