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群：中国新兴版画的先驱

◇ 夏明亮

力群，原名郝丽春，他不仅是中国新兴木刻版画创作的先驱，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忠实践行者。在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时，力群一再强调，鲁迅和毛泽东是决定他艺术创作走向的两个关键人物。20世纪30年代，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开始木刻版画创作时，郝丽春认为自己的名字过于女性化，遂改名力群，取“为群众出力”之意。力群这个名字，寄托着他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为人民群众创作的艺术追求。

走在力群凝结毕生艺术功力建造的版画艺术长廊时，我们仿佛穿越了历史的烟尘，走进了20世纪那段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岁月。

艺术的熏陶

在山西省灵石县县境南缘，有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河，名叫仁义河。在仁义河南岸有一个小山村，名叫郝家掌。1912年12月25日，力群就出生在这个小村庄的一孔砖窑里。院内有一棵枝繁叶茂的百年老槐，陪伴他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时光。

力群的父亲不甘心窝在小山村里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年轻时就远走他乡。在外打拼多年后，力群的父亲成为了山东高唐一家盐店的经理。他利用攒下的钱，赎回了祖上典出的300亩耕地，告老还乡。力群的父亲乐善好施，回乡后，他一遇荒年就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年轻时走南闯北的他，养成了关注国家大事的习惯，经常阅读各类报纸。此外，他还十分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常给孩子们讲儒家经典著作和古典文学名著。

力群最早的绘画启蒙来自二祖父郝建兰。郝建兰是当地颇有名气的画家，许多人请他画炕围、桌椅和立柜上的装饰画，村庙的墙上也有他画的人物画和花鸟画。童年时力群印象最深的是二祖父画在村庙墙上的《凤凰戏牡丹图》。画上的牡丹雍容华贵、娇艳欲滴，凤凰栩栩如生、美丽飘逸，力群幼小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二祖父还经常给力群讲明末清初山西绘画大家傅山的故事，给力群介绍《芥子园画谱》等绘画启蒙书籍。在二祖父的言传身教下，力群开始痴迷绘画，一有机会就往二祖父家里跑。在灵石县立第三高小读书时，十来岁的力群已画得有模有样，经常赢得众人的赞许，甚至连美术老师也会将朋友所托的扇面交给力群来画。

1927年，15岁的力群考入太原成成中学，在这里，力群遇到了今后艺术道路上的第一位领路人——赵延绪。赵延绪是成成中学的教师，刚刚从日本东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学成归来。赵延绪第一次看到力群的习作时，就认为这个学生有着过人的艺术天赋，是一个可造之材。为了激励力群继续学习绘画，他破例给力群的习作打了一百分。在赵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力群学习绘画的信心大增，经常拿着自己的习作向赵先生请教。赵先生不仅热情指点，还拿出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收藏的画册让力群欣赏。在赵先生那里，力群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印象派、抽象派等国外绘画艺术流派，欣赏了达·芬奇、米勒、库尔贝等世界知名画家的作品。在赵先生的指导下，力群一改之前临摹习画的方式，开始进行科学系统的写生训练。一有空闲，他就走进大自然写生，一边观察花鸟鱼虫，一边作画。很快，他的观察力和绘画表现力大为提高。

当时，作为全省重点中学的成成中学十分重视国文、数学、外语三门主科。虽然力群的美术成绩名列前茅，但他的主科成绩长期处于班级下游。无奈之下，他主动要求留级，以提高主科成绩。在全校异常重视主科成绩的氛围里，力群内心倍感压抑。考虑再三后，他最终决定报考专门的美术院校，继续求索绘画之路。力群的父亲原本希望他子承父业，学习经商以振兴家业，但看到儿子对绘画艺术如此痴迷，便勉强同意了儿子的决定。

1931年夏，力群辞别亲友，离开太原，独自前往位于西子湖畔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国立杭州艺专），开始了紧张忙碌的考前准备。他每天勤奋地练习木炭素描画、水彩画和油画。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着扎实的绘画功底，力群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入这所知名艺术学府，正式开启了他的艺术创作之路。

鲁迅的引领

当时的国立杭州艺专名师云集，绘画大师林风眠担任校长，潘天寿、李苦禅、刘开渠、李金发、吴大羽等一批艺术大师在这里执教。力群徜徉在这座迷人的艺术殿堂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期望尽快攀登艺术高峰，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画家。

九一八事变的炮火惊醒了在西子湖畔潜心求学的力群。面对国土的沦丧和空前的民族危机，力群和同学们心中充满忧虑，他们再也无法安心坐在画室中作画了。他们走上杭州街头，高呼着“打倒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抗战到底！”的口号，呼吁国民党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定决心，一致抗战。

力群和同学们的满腔爱国热情已经被点燃，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探讨救国救民之策和青年学子的出路。一些高年级的同学给力群送来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以及《铁流》《毁灭》等苏联文学作品。潜心阅读之后，力群隐隐看到了一丝曙光。

此时，鲁迅正在极力提倡木刻版画艺术，他主张艺术家通过这种艺术方式来反映民间疾苦，揭露社会黑暗，走“艺术为劳苦大众服务之路”。鲁迅强调：“（木刻版画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鲁迅还说：“权力者压服了人民，但觉得他们（版画家）倒是强敌了，拼音字好像机关枪，木刻好像坦克车。”鲁迅的指引使得青年力群豁然开朗，他决心用手中的刻刀唤起民众的觉醒。

1933年春，力群与曹白、叶乃芬、孙功炎等人发起创立了木铃木刻研究会，他们决心以版画为武器，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战斗中。“木铃”在杭州方言中是“傻瓜”的意思，力群为木刻研究会取名“木铃”，意即要像“傻瓜”那样义无反顾地站在新兴木刻运动的第一线，无论别人如何嘲笑和非议，一直坚持斗争到底。他坚信：“以木造铃，明知是敲而不响的东西，但在最低的限度上，希望它总有铮铮作巨鸣之一日的。”同年，力群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成为当时左翼艺术家中的活跃分子。

一幅幅饱含激情的版画，从这些木刻青年的刀锋下诞生了。1933年4月1日，在国立杭州艺专举行了木铃木刻研究会的第一次木刻展览。这些作品或反映民生疾苦，或反映民众觉醒，或反映抗日斗争，每一幅版画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其中，力群的《病》《生路》，刘萍若（曹白）的《卢那卡尔斯基像》，许天开的《关外的反抗》等作品，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此次展览在杭州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展出当天，木铃木刻研究会会员们手工拓印的120本《木铃木刻画集》被抢购一空。

木铃木刻研究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所发出的“铮铮巨鸣”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1933年10月，力群、曹白、叶乃芬3人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普罗文化、与三民主义对立”的罪名逮捕，其余会员大多被学校开除，木铃木刻研究会被迫停止活动。力群3人先是被关进拘留所，3个月后又被转移押送至陆军监狱。鲁迅得知这3位青年被捕的消息后，撰写了《写于深夜里》一文予以谴责，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文中写道：“警察的一跳好像老虎，一把抓住了这青年的背脊上的衣服，提出寄宿舍的大门口去了。门外还有两个年纪相仿的学生，背脊上都有一只勇壮巨大的手在抓着。旁边围着一大层教员和学生。”

铁窗冷雨、幽室凄风并没有消磨掉青年力群为人民群众创作的决心，一年多的囚禁生活使他投身大众艺术的意志更加坚定了。

1935年1月，力群出狱，他先后辗转杭州、上海、太原等地。力群在太原时，正值阎锡山大搞“白色恐怖”，大肆搜捕、杀害进步人士，鲁迅非常担心力群的安全。后来曹白致信鲁迅，告知他力群安然无恙时，鲁迅这才放下心来。鲁迅在给曹白的复信中写道：“关于力群的消息，使我很高兴。”

力群没有直接与鲁迅通过书信，他的木刻画都是通过曹白转交给鲁迅的。鲁迅又通过给曹白的书信，对力群的木刻创作进行指导。

1936年5月，苏联文坛领袖高尔基向世界各国的作家发出了撰写《世界的一日》的征文启事。作家鲁迅、茅盾等人把1936年5月21日定为“中国的一日”，号召全国作家和艺术家，把这一天里全国各个阶层、各种处境、各种职业的人们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感”记录下来。力群积极响应这一号召，根据1936年5月21日在太原郊外的所见所闻创作了名为《采叶》的木刻作品。这幅木刻版画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村妇女，领着小女儿，采摘树叶以求果腹的场景。版画中母亲昂首攀枝、女儿手托篮筐的细节，令人心酸落泪。

版画《采叶》 力群1936年作

1936年，力群通过曹白，先后把自己创作的《采叶》《三个受难的青年》《鲁迅像》3幅木刻作品寄给了鲁迅。鲁迅在给曹白的信中写道：“郝（力群）先生的3幅木刻，我以为《采叶》最好，我也见他投给《中国的一日》，要印出来的。《三个受难的青年》初看很好，但有一避重就轻之处，是三个人的脸面都不明白。”关于力群对照着鲁迅照片刻下的《鲁迅像》版画，鲁迅写道：“我对于现在中国木刻界的现状，颇不能乐观。李桦诸君，是能刻的，但自己们形成了一种型，陷在那里面。罗清桢细致，也颇自负，但我看他的构图有时出于拼凑，人物也很少生动的。郝君给我刻像，谢谢，他没有这些弊病……”这幅《鲁迅像》后来发表在上海《作家》月刊上。

版画《鲁迅像》 力群1936年作

1936年10月初，力群与江丰、野夫、陈烟桥、黄新波、曹白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青年会上举办了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鲁迅于10月8日带病前往参观，对在场的青年版画家给予了颇多鼓励。当时，力群因给世界语学会赶写标语，错失了唯一一次与鲁迅见面的机会。其实，在上海期间，力群的住所与鲁迅的住所离得很近，但他始终没敢打扰自己心目中的导师。在此之前，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的夫人池田幸子曾经对力群说：“你想会见鲁迅先生吗？我可以给你引荐。”力群当时心里想：鲁迅先生那样忙，我怎好耽误他的时间呢？况且，见了面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压抑着内心的渴望，终究还是没有去。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许，力群刚起床，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拍门声，他赶忙打开门。来人是曹白和池田幸子，他们悲痛地告诉力群，鲁迅先生刚刚逝世了。他们请力群立即动身，前往鲁迅先生家中，给他画遗像。力群来不及多想，急忙跳上汽车，直奔鲁迅先生家吊唁。

鲁迅先生家中笼罩着庄严肃穆的气氛，他的遗体安放在瞿秋白赠送的那张床上。在场的除了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胞弟周建人外，还有作家胡风、翻译家黄源，日本友人内山完造、鹿地亘等人。力群内心悲痛万分，他强忍着泪水，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完成了4幅鲁迅画像。这些画像成为了刻在几代中国人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的形象。

毛泽东的指导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力群报名参加了由戏剧家李实率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六队，深入浙江农村宣传抗日主张。1938年春，力群辗转来到武汉，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做宣传工作。1938年秋天，力群又报名参加了由《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领导的抗敌演剧队第三队，并随演剧队一路向北进发，从山西渡过黄河，于1939年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力群被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担任美术系教员，与著名画家江丰、蔡若虹、王式廓、马达等人成为了同事。这里虽然条件简陋，但同事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处处洋溢着和谐的氛围。

在延安，力群全身心地投入到木刻版画创作中。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陆续创作了几十幅木刻作品。1941年8月，力群个人木刻作品展览在鲁艺俱乐部开展，青年版画家力群的名字传遍了延安。同年11月，力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力群艺术创作道路上的转折点。5月23日，力群坐在会场的第一排，认真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鲜明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力群听完讲话后如醍醐灌顶，一下子明白了自己近10年来艺术创作的根本缺陷所在。晚年时，力群回忆道：“由于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深地教导了我们，使我们改变了过去的立场不稳、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熟悉工农兵、轻视普及工作等现象，从而眼睛向下了，积极深入工农兵、参加火热的斗争了，向民族和民间的文学艺术学习了，重视普及工作了。”

毛主席的讲话使力群深刻认识到，艺术不仅要为劳苦大众服务，更要让劳苦大众真正欣赏。力群以往的木刻创作虽然也以反映底层百姓的疾苦为主要题材，但由于他长期受到西欧、苏联等外国木刻艺术风格的影响，借鉴的多是德国的梅菲尔德、珂勒惠支，比利时的麦绥莱勒，苏联的法沃尔斯基、克拉甫钦柯等人的木刻技法，不知不觉地形成了欧化的版画风格，自然难以被中国底层百姓接受。认识到这个问题后，力群果断抛弃了以前欧化的艺术风格，开始尝试创作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木刻版画作品。

在延安期间，力群创作了《饮》《打窑洞》《伐木》《延安鲁艺校景》《丰衣足食图》《劳动模范赵占魁》《帮助群众修理纺车》等作品。其中，标志着他个人艺术风格确立的作品是1941年创作的《毛泽东同志像》。这幅版画刻出来后，受到了与力群同住一个窑洞的作家陈荒煤、周立波的赞赏。二人劝力群将这幅作品送给毛泽东。在陈荒煤和周立波的鼓励下，力群来到了毛泽东的居住地——杨家岭。秘书问力群有什么事，力群说，自己给毛主席刻了一幅像，想送给他。可此时，毛主席正在休息，起来后还要赶着参加下一场会议。秘书表示可以替力群将作品交给毛主席。于是，力群就把木刻版画《毛泽东同志像》交给了毛主席的秘书。

版画《毛泽东同志像》 力群1943年作

事情过去了一两个月，力群已经淡忘了这件事。一天，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见到力群后问道：“昨天晚上你怎么没有去看戏呢？毛主席到处找你呢！”原来，毛主席并没有忘记这件事，他想趁看戏的机会当面向力群表达谢意。因没能在现场见到力群，毛主席又专门委托张庚转达谢意。1943年，力群对这幅《毛泽东同志像》进行了修改重刻。新版的《毛泽东同志像》画面更加简洁明快，更能凸显人民领袖的神韵。

延安时期是力群版画艺术创作走向成熟的时期。当年，著名诗人艾青在延安参观了力群新作的展览后评价道：“这许多新作很明显的是作者探求新的道路的一些可贵的努力，它们截然地表明了和他旧作之间的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不只是表现手法的差异，却也是创作意欲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使他的新作成了艺术创作路程上的一个主要的迈进。”这个“主要的迈进”，为力群日后走向更加广阔的艺术天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木版上的抒情诗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今北京）举行。会议总主席是郭沫若，副总主席是茅盾。力群除了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外，还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即中国美术家协会前身）常务理事。会议期间，他结识了郭沫若、茅盾、梅兰芳、徐悲鸿、赵树理等一批文艺界领袖人物。

第一次文代会闭幕后，力群回到家乡山西，受命与高沐鸿一起筹备山西省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最初，高沐鸿担任山西省文联主任，力群担任山西省文联副主任兼山西省美协主席。不久后，因高沐鸿转任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力群便接过了山西省文联主任的重担。后来，力群还出任了山西艺术学校校长，主编《山西画报》，为百废待兴的山西文艺事业鞠躬尽瘁，奉献着自己的心血和汗水。1953年，力群奉命赴京，担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美术》杂志副主编、《版画》杂志主编。他还先后担任了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二、三届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山西省老文学艺术家协会主席，山西省政协常委等职。

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力群挤出时间深入民间、深入乡村，创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1959年，他来到山西汾阳的农村，创作了富有农村生活情趣的《社干会后》《女社员》《田间归来》等版画作品。1961年和1964年，他先后到宁夏、山东的农村体验生活。在宁夏，他一口气创作了《春夜》《浪稻季节》《宁夏之春》《耧声响遍黄河岸》《林茂羊肥》等一批农村生活气息浓郁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刀法简洁有力，色彩和谐明朗，构成了一幅西北农村风情长卷，在中国版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在发生着变化。力群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创作了一批以风景、花卉、动物为题材的版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力群创作的《百合花》《瓜叶菊》《北京雪景》《帘外歌声》《太行山风景》《黎明》等作品，唤起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改革开放后，力群迎来了艺术创作生涯中的又一个高峰。他不顾年迈，走遍祖国大好河山，先后创作了《天山之夏》《清泉》《春风》《鹿园》《林间》《夏风》《春到洞庭湖》《北国早春》等一批追求抒情写意艺术风格的作品。著名诗人艾青一直关注着力群的艺术创作，二人可谓是艺术上的知己。艾青对力群晚年的版画作品评价道：“他的版画单纯、朴素、明快，就像木版上的抒情诗。”

1980年，为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50周年，力群个人版画展览在太原举办。随后这批作品又应邀至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等地展出。他的许多优秀作品还先后在日本、苏联、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50多个国家展出。《饮》《北京雪景》等一批版画精品还被外国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收藏。

为了表彰力群在中国新兴版画发展中作出的突出贡献，199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他“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1992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2003年，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他“金彩奖成就奖”，同年国家文化部授予他“造型艺术成就奖”。晚年的力群将自己的版画作品全部无偿捐献给家乡灵石县。家乡人民专门在灵石王家大院崇宁堡修建了力群美术馆。

值得注意的是，力群还是一位勤奋的作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在胡风主办的《七月》和茅盾主办的《文艺阵地》上发表小说、散文。茅盾还亲自用蝇头小楷向他发过约稿信。他的文学创作与版画创作一样，一直持续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1985年，年逾古稀的力群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野姑娘的故事》《我的乐园》《马兰花》《晚霞集》《我的艺术生涯》等作品。他的小说构思新颖，描写细腻，人物形象生动立体；他的散文清新淡雅，质朴自然，诗画相映，情景交融；他的评论文章浅显中寓深刻，朴实中见真诚。他的散文《我的乐园》荣获上海儿童文学“园丁奖”及山西省第二届文学艺术创作“金牌奖”。

2012年2月10日，力群在北京逝世，结束了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为人民群众献身的艺术人生。

力群主张，版画创作必须立足民族文化之根。一是向外国学习时，不能失掉中国气派；二是向古人学习时，不能失掉时代精神；三是向姐妹艺术学习时，不能失掉版画的特点；四是向同行学习时，不能失掉自己的创作个性。力群一生坚守这四项原则，他的作品既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又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还有鲜活的个性特征。

力群的艺术创作生涯有近80年之久。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木刻版画精品，被誉为中国木刻版画的泰斗。可以说，力群在中国版画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