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话语译介的创新研究

摘   要：中国特色对外话语的国际辐射面还不大，原因之一是话语译介及话语接受没有得到重视。作为中国文化的名片，陶瓷文化要重掌国际话语主导权，就应不断提高陶瓷话语译介水平与接受度。而这需要在当前翻译的社会学转向下，拓宽译境，创新译法，重点考量译文读者的社会属性，充分发挥译者作为社会人的创造性。唯其如此，才有望改变我国陶瓷文化在西方主导的翻译实践中被“他塑”的境地，以重铸陶瓷文化辉煌，重塑国家文化形象。

关键词：陶瓷文化；话语翻译；译介创新；翻译的社会学转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699（2023）05-0063-05

收稿日期：2023-05-03

作者简介：欧飞兵（1967-），男，安徽宣城人，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Study of Creatively Translating Cultural Discourse of Ceramics： Based on Sociological Turn in Translation

OU Feib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ngdezhen University， Jingdezhen 333400， China）

Abstract： Little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discourse and reception of discourse， which is partly responsible for the fact that the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not been widely spread in the world. The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ceramic discourse should be improved unceasingly if we want as past to get leading right in international ceramic discourse. On 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translation， there is a need to broaden translation realm， to create translation methods， to consider the social nature of target readers， and to release the creativity of translators as social beings. Only in this way， can it be changed that Chinese ceramic culture was molded by others， and can we remold the glory of ceramic culture and the image of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ceramic culture; translation of discourse; creation of translation; sociological turn in translation

自瓷器誕生至清，我国一直是世界陶瓷中心，为万邦景仰。清末以降，陶瓷式微，对世界的影响力不断下滑。现如今，我国陶瓷行业尚处于复兴时期。国内陶瓷公司数以千计，陶瓷产销量也很可观，不过能跻身国际一流陶瓷行列的品牌却是寥若晨星。我国堪称世界陶瓷大国，但还不是世界陶瓷强国。这种盛衰变化极大地影响了陶瓷文化对外传播走向与译者变迁。

遥想我国陶瓷领先世界之时，西方诸国与近邻日本不惜代价搜集译介中国陶瓷资料，充当主力军的是来华传教士及汉学家。18世纪初，法国传教士佩里·昂特雷科莱（Père DEntrecolles）开此先河。到19世纪，法国汉学家斯塔尼斯拉斯·儒莲（Stanislas Julien）翻译《景德镇陶录》（1856年），英国汉学家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译成《陶说》（1891年）。至20世纪，日本学者盐田力藏完成《〈匋雅〉新注》（1939年），英国学者杰弗里·塞义（Geoffery R. Sayer）则译出《景德镇陶录》（1951年）和《匋雅》（1959年）。外来译者其初衷是谋求本国陶瓷发展之道，采取的是满足读者阅读需求的翻译策略，因此译本在各国具有较好的接受性，这在直接促成译入国制瓷技艺腾飞的同时，也间接促进了中国陶瓷文化的域外传播。

进入新时代，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重铸陶瓷辉煌适逢其时，重译陶瓷文化尤显迫切。在比对上述古籍及其译本后发现，“在由西方主导的翻译实践中，我国陶瓷文化处于被‘他塑的境地，既造成了西方民众的认知歪曲，也损害了国家文化形象”[1]。故此，我们须主动承担陶瓷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重任，转换视角，拓宽语境，充分挖掘陶瓷典籍内涵，积极推进陶瓷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去“他塑”中纠正西方认知偏差，重塑国家文化形象。

一、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初露端倪，随即便在全球译界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视角与焦点的改变常会引发研究范式的转换。翻译文化转向震撼了传统研究之纯语言学范式，催生出新的文化范式。在文化潮流的驱使下，学者们纷纷“跳出狭隘的单纯的语言转换层面”，开始“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去研究翻译”[2]。文化转向由此成为对翻译学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一次转向。

然而，在翻译研究视角转向文化领域后，翻译的社会性等其他属性旋即遭遇遮蔽。这种现象引起国内外前沿学者的警觉。我国著名翻译家许钧认为，“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进行研究，则无法揭示翻译的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3]56；并进一步指出，“翻译活动时刻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介入、干预和制约……对翻译的社会性加以系统研究，将为深刻认识翻译的本质提供有益的帮助”[3]70。国际知名学者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教授米凯拉·沃尔夫（Michaela Wolf）也认为，当翻译研究聚焦于文化时，“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却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即：翻译行为是一种社会实践，译者以及翻译过程中的其他参与者作为社会成员参与翻译过程”[4]。2012年，国际权威译学杂志《译者》（The Translator）特辟专刊“笔口译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全面探讨如何在翻译研究中运用社会学概念。2014年，美国翻译协会将其会刊专号“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主要成果汇集成书，名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5]。国际译界的这些重要事件标志着当代翻译研究趋向的又一次转变。

在翻译研究的两大转向中，虽然文化范式与社会学范式得以突显，但并非意味着传统语言学范式行将没落。从实质上看，几次研究范式转换代表的是“审视翻译的视角从微观的语言学层面，经过准宏观的文化层面，走向宏观的社会层面”[6]。相较于其它语境，社会语境宏阔深邃，能为翻译活动特别是创造性文化话语译介，提供更广袤的大有可为的可能性空间。

二、文化话语的译介创新

中国特色对外话语“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7]。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从话语自身看，主要是“重话语建构、轻话语译介，重话语传播、轻话语接受”[8]。要摆脱当今话语传播困境，需正视问题，以史为鉴，不断进行话语译介创新。

（一）译本生命在于译者个性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Pet？觟fi Sándor）的无题小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我国传诵近百年，已深深融入民族话语之中。这首诗在国内译本较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列出），译者包括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和毕业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文学历史系的当代著名翻译家兴万生等人，殊不知流传最广的竟出自年轻诗人殷夫之手。

1929年殷夫译自德文的小诗也曾被批为不忠实不成功的翻译，但最终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人们吟诵的经典话语。从源本上考察，殷夫的翻译是源于原诗但高于原诗的再创造，体现了译者的翻译主体性，“是一件充满个性的译品。而译者个性就是译品的生命，也是译品之所以百年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9]。

（二）译语流行源于译介创新

译者的创造力能够增强译本的生命力，外译中如是，中译外亦如是。谚语作为一种文化话语，内涵或隐或显，译法变动不居。如“吃一堑，长一智”曾被毛主席引用，其英译不可悉数，主要有：1）A fall into the pit，and a gain in your wit[10]；2）A fall in pit is a gain in wit[11]；3）Learn from our experience[12]；4）One learns valuable lessons from setbacks[13]。第1例是现代著名作家、《毛选》英译本定稿人钱钟书所翻译的（以下简称钱译）。第2例是英国专家史平浩（Spring Hall）对钱译做的修改。第3例是由资深外交翻译家程镇球所译。第4例是出自美国汉学家罗圣豪（John S. Rohsenow）编撰的《ABC汉英谚语词典》。这四例中，除第2例为改译外，其余三例均为原创。第3例是出于政治敏感而迅速做出的翻译或口译，能达意即可，不能强求创新。第4例为汉学家所译，“信”“达”已备，不遑多求。一般以为钱译最富创意，下文作重点評析。

其实，学界对钱译的评价褒贬不一。贬者如史平浩（Spring Hall），认为钱译不够浅显直白；或以为“钱译文气有余，通俗不足”[14]；或直言钱译“称不上形音义三美俱备，非但如此，译文还存在用词不当和语法不确等问题”[15]。而褒者如学贯中西的金岳霖，一见钱译，便惊叹“真是再好没有了”[16]；北外翻译学教授庄绎传称赞钱译“不但对称，而且押韵，很像谚语的样子”[17]；译界泰斗许渊冲对钱译赞誉有加，谓其“能化平常为神奇”“真是妙译”[18]。

对于钱译，笔者属褒扬派。个中缘由，须借“三美论”说明。许渊冲将鲁迅先生阐发的文章“三美”提炼成诗歌翻译原则[19]：“三美”之中，“意美”最重要，“音美”次之，“形美”再次之；要努力做到“三美”齐备；如果做不到，就要尽可能传达原文的“意美”与“音美”。以“三美”标准衡量钱译，可以发现：译文在意义上契合原文，具有意美；在声韵上超越原文，其尾押韵，独具音美；在形式上近似原文，对仗工整，又具形美。钱译三美皆备，他译难以望其项背。

三、陶瓷文化话语的创造性译介

文化话语译介效果主要取决于译本接受度，而影响译本接受的因素不仅有译出语及其文化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地位状况，还有译文读者作为社会人的阅读期待、文化图式与审美惯习等。如果说以前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的框架得到了拓展”，而当下的“‘社会学转向则让我们注意到翻译对公众话语建构、译者自我形象建构的作用等核心问题”[4]。现阶段，我国语言及文化在英语世界尚处于弱势地位，要提升陶瓷文化话语国际接受度，更需要积极顺应翻译的社会学转向，重点考量译文读者的社会属性，充分发掘译者作为社会人的创造潜力。

（一）陶瓷话语译介的意义创新

例1. 底槽清是紫砂泥料的一种，深受紫砂宗师顾景舟喜爱，因此广受玩家追捧。用底槽清制成的紫砂壶，低温烧后呈红猪肝色，高温烧后则似暗猪肝色。

As one kind of arenaceous clay， Dicaoqing  was deeply liked by Gu Jingzhou， a great master of boccaro teapots. So， it has been overpraised by buyers. The boccaro teapots made of this kind of clay appear to be red as fresh pork liver after being fired at low temperature or to be red as  stale pork liver  after being fired at high temperature.（原译）

Dicaoqing， one kind of arenaceous clay，  was deeply liked by most buyers  as well as Gu Jingzhou， a great ceramist in making boccaro teapots. The boccaro teapots made of this kind of clay appear to be dark red after being fired at low temperature or dark brown at high temperature.（新译①）

陶瓷话语外译需要译者储备陶瓷知识，更要去考量译文读者的文化惯习。原译忠于原文，可谓信；比较通顺，可谓达；但是，若不被读者接受，就无所谓雅。欧美特别是美国对动物内脏甚为排斥，几乎不食用。原译将“红猪肝色”“暗猪肝色”翻成“red as fresh pork liver”“red as  stale pork liver”（见单划线英文），显然有违欧美之社会禁忌。对此，新译则有所避讳，把欧美读者难以接受部分译为“dark red”“dark brown”（见双划线英文）。这样处理既符合器物烧制结果，又能扩大译文接受面，其中创造性意译厥功至伟。

（二）陶瓷话语译介的物象创新

例2. 西施乳壶：Xishi-breast-shaped teapot（原译）；Teapot resembling a beauty（新译）。

西施乳壶是茶壶的一种式样，相传为明代紫砂壶名家徐友泉首创，全称西施乳紫砂壶，简称西施乳壶、西施壶或西施。后被陶瓷艺人仿制，遂出现陶西施、瓷西施，但仍不及紫砂西施普遍。西施壶又因其壶把儿是倒置的，故又称倒把儿西施。此壶通体上下显露着女性胴体之美，壶嘴似美女之樱桃小口，壶钮及壶盖如美女乳房。但有人认为以西施乳名之，实在不雅，故改称西施壶。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把美如西施的好壶，足可同另一把以美人命名的壶（美人肩）相媲美。原译为直译，表现了名中之物象，却未能再现原物整体形象。新译重构出异于表象的文化物象，非但无伤大雅，反而更能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

（三）陶瓷话语译介的意象創新

例3. 刘雨岑粉彩瓷板三公图：Fencai bird-and-flower painting porcelain plaque by Liu Yucen[20]（原译）；Famille rose plaque with three chanticleers painted by Liu Yucen（新译）。

因“粉彩”之译不在本文探讨范围内，故暂不论译名Famille rose与Fencai孰优孰劣。刘雨岑是我国现代陶艺家，在抗战时期创作出一系列名为《三公图》的瓷板画，表达了对抗日的崇敬之情。画家将三只公鸡尊称为“三公”，却被原译淡化为bird，译者之失不可谓不大。刘雨岑的《三公图》多有题诗，如“文采翩翩气势雄，大支松下立三公”等，以此烘托创作主题。“三公”在其它译介中，还被译作three cocks或three roosters，这些翻译虽完成表层对应，却未达到深层对等。三公图中“厚重的文化寄寓，非cock 或rooster所能承载，而chanticleer（意即雄鸡，尤指神话故事中的）与画家心目中如同神一样存在的英雄们在意蕴上高度吻合”[21]。如此改译大大升华了话语核心“公”的意境及形象，准确且新颖。

（四）陶瓷话语译介的术语创新

例4. 鼻涕蓝：Porcelain with blue glaze as snot（原译）；Porcelain imitating Jun ware（新译）。

“鼻涕蓝”是清雍正朝由景德镇创烧的一种仿钧窑瓷器，其色红蓝相间，因釉面流淌明显，跟流鼻涕似的，故称“鼻涕蓝”；又因是在炉型窑中烧制的，亦称“炉钧釉”“炉钧”。清代龚鉽在《景德镇陶歌》中这样描述该瓷器：“驴肝马肺釉名奇，鼻涕天蓝仿色宜。”原译由于对此术语缺乏考察，以粗俗用语（snot）译出不雅之名（鼻涕蓝），给人以极为不悦的阅读体验。新译则遮蔽器物表象（釉面似鼻涕），竭力彰显器物本质（仿钧窑），进而出奇制胜。从这一点看，新译对器物原名虽然“有所背叛”，但“也是真诚的背叛”[22]，相信其接受度将更高，传播面也将更广。

（五）陶瓷话语译介的构式创新

例5. 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自2004年首次举办以来，本着“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办会宗旨，吸引了来自全世界40多个国家与地区共计3600家企业前来参展和贸易，旅游、观光人员突破200万人次。②

Since it was first held in 2004， Jingdezhen International Ceramic Fair with the purpose of “Exchange， Cooperation，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has attracted 3600 enterprises from 40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 join and trade. And whats more， it has also attracted over 2 million visitors and tourists.（原译）

Since being first held in 2004 with the purpose of “Reciprocal Exchange & Win-Win Cooperation”， Jingdezhen International Ceramic Fair has attracted 3600 enterprises from 40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 participate and trade as well as over 2 million people to go sightseeing.（新译）

一年一度的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是陶瓷文化对外交流合作交易的大平台，值得各方推介。景德镇“瓷博会”秉承“交流、合作、互利、共赢”宗旨，与其说是中国瓷都向世界的承诺，不如说是国内外陶瓷人对共襄盛事的期盼。宗旨作为“瓷博会”推介的文眼，需要译者细加琢磨。

原译暴露出对原文理解不透、对译文把握不够的问题。新译者在领悟原文本意核（双方的交流合作是互利共赢的）的基础上，先消解中文构形（“交流、合作、互利、共赢”），再重组构件，得到符合英文形式的新构制（“互利”的“交流”，“共赢”的“合作”）。通过对原文的叛逆，创造出贴近译文的表述（Reciprocal Exchange & Win-Win Cooperation）。

四、结语

新时代我国经济科技硬实力大增，但文化“软实力”未能随之增强，落差明显，在一些国际领域还缺乏话语主导权。要“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归根结底，应“从根本上加强话语质量建设” [23]。对陶瓷文化而言，即要不断提高陶瓷文化话语译介水平及接受度。这需要我们主动承担起陶瓷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重任，拓宽译境，创新译法，充分挖掘陶瓷文化话语内涵，积极推进陶瓷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唯其如此，才有望改变我国陶瓷文化在西方主导的翻译实践中被“他塑”的境地，以重铸陶瓷文化辉煌，重塑国家文化形象。

注释：

①本文所谓“新译”，同原译相比，既是新近之译，更是创新之译。

②该例句摘自2013年景德镇市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的“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申报文本。原译是文本的初译，新译由本文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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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