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宫到伦敦
——传顾恺之《女史箴图》西传轨迹及外流成因再检讨

2023-11-25 13:01任仕东
艺术探索 2023年5期
关键词:女史顾恺之大英博物馆

任仕东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 eum)的《女史箴图》(图1)①大英博物馆藏这卷《女史箴图》多被视为唐前摹本,参见方闻《传顾恺之<女史箴图>与中国艺术史》,《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二期,2002 年,第1-33 页。,是东晋画家顾恺之名下的旷世之作。该画卷是一幅古老陈旧的绢本设色画,因年代久远及辗转流传,画面多有斑驳之处。该画作的画幅上钤有北宋“睿思东阁”印,且经徽宗时期的《宣和画谱》著录。依据画上的诸多钤印可知,该画作自北宋历经钤印、著录以来,经过南宋、元、明的不同藏家收藏,清代进入宫廷内府,成为乾隆皇帝的宝贵藏品,并被《石渠宝笈·初编》著录。20 世纪前后,《女史箴图》从中国流出,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重要藏品。

图1 传(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绢本设色,348.2cm×24.8cm,大英博物馆藏

《女史箴图》是传世最古老的一件中国卷轴画,也是东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卷轴绘画的起点。该画卷的外流情况因晚清局势动荡而未留下直接记载,流出的轨迹及成因等问题在东西方学者中说法不一。尽管存世资料有限而难以实证,细究之下,不同的说法之间仍有较多疑辨之处。本文通过破立结合的方式,对此问题进行重新检讨。全文首先梳理《女史箴图》入藏大英博物馆的前后脉络,确定该画作的入藏性质。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关于画作外流时间、成因与地点等的不同说法,分析其各自合理和矛盾之处,重审《女史箴图》西传的轨迹,以期呈现更加客观理性的认识。

一、画作交易:《女史箴图》入藏大英博物馆的前后脉络

将《女史箴图》从中国辗转带到伦敦的中间转手人,是英国的克拉伦斯·约翰逊上尉(Captain Clarence Johnson,1870—1937 年)。大英博物馆馆方称,该画卷获取于约翰逊之手,获取时间标明为:“Acquisition date: 1903”,画卷的藏品编号为:“Museum number : 1903,0408,0.1”。②参见大英博物馆官网“Nüshizhentu 女史箴图 (Admonitions of the Instructress to the Court Ladies)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03-0408-0-1,访问日期:2021 年8 月14 日。约翰逊是早年生活在印度的英国人,1892 年转入印度军第一孟加拉枪骑兵队。1900 年,他晋升上尉,③约翰逊个人履历简况参见Zhang Hongxing, The Nineteenth-Century Provenance of the Admonitions Scroll: A Hypothesis, in Shane McCausland ed., Gu Kaizhi and the Admonitions Scroll,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2003, p.285.中译文见张弘星《<女史箴图>在19 世纪的流传:一个假说》,胥瑾译,《新美术》2009 年第2 期,第25-29 页。同年加入八国联军,所在部队于8 月2 日到达中国天津,14 日抵达北京,10 月26 日主力部队经香港离开返回印度。④E.W.M.Norie ed., Official Account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1900-1901, N.P.: Middlesex Regiment, 1903,pp.65-68,p138,p150.引自The Nineteenth-Century Provenance of the Admonitions Scroll: A Hypothesis , p.286.据此,若约翰逊是在中国取得这幅《女史箴图》,那么其获取时间大致应处于他停留中国的这个时段。此后不久,约翰逊带着《女史箴图》移居英格兰。

时至今日,大英博物馆馆方在这幅《女史箴图》的藏品信息中,将获取方式声称为从约翰逊手中购得:“Purchased from: Capt C Johnson”。⑤参见大英博物馆官网“Nüshizhentu 女史箴图 (Admonitions of the Instructress to the Court Ladies)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03-0408-0-1,访问日期:2021 年8 月14 日。检阅大英博物馆获取画卷的细节,馆方和画卷当时的持有者约翰逊在1903 年1 月7 日已经达成这幅画卷的买卖协议。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研究员张弘星,翻阅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购买此画的档案文件,找到了一封约翰逊写给大英博物馆版画及绘画部的负责人悉尼·科尔文(Sydney Colvin,1845—1927 年)的信,日期为1903 年1 月7 日,信中写道:

尊敬的先生,我接受您以25 英镑购买我的中国卷轴画的提议。由于我想用这笔钱支付一笔账单,您能否为我写一张注明四月份支付的字条?您真诚的约翰逊(上尉)。⑥大英博物馆档案资料,引自The Nineteenth-Century Provenance of the Admonitions Scroll: A Hypothesis, p.277&286.

同时,依据馆藏档案材料记载,张弘星指出该画卷获得大英博物馆正式收藏编号是在同年4 月8 日。⑦大英博物馆档案资料,引自The Nineteenth-Century Provenance of the Admonitions Scroll: A Hypothesis, p.277&286.

关于约翰逊打算出售这幅《女史箴图》的原因,如查尔斯·梅森(Charles Mason)等西方学者多认为是由于他面临日益增长的债务。[1]288约翰逊1月7日写给科尔文的信中所提到的“想用这笔钱支付一笔账单”,说明情况属实。科尔文正是当时约翰逊将该画作出售时的大英博物馆馆方的对接人之一。

据约翰·哈彻(John Hatcher)所言,约翰逊当时打算出售的并非整幅画作,而是他认为的这幅画卷最值钱的部分——扣紧卷轴的一块玉器。最初,约翰逊首次将画卷呈现给大英博物馆英国及中世纪古物部研究中国装饰艺术的专家埃克尔·里德(Hercules Read)。里德检视整幅画作后,更感兴趣的是这幅画卷,因此他将约翰逊推荐给了版画及绘画部负责亚洲绘画藏品的同事——其中之一就是约翰逊信件中提到的版画及绘画部的负责人科尔文,以及时任助理的劳伦斯·宾雍(Laurence Binyon,1869—1943 年)。尽管二人并未受过专业的中国文化与艺术史训练,而且在不知晓该画卷究竟为何物的情况下,他们检视了画卷,意识到这是一幅优质画作,从而同意将其购入为大英博物馆藏品。⑧此部分的详细讨论,参见John Hatcher, Laurence Binyon: Poet, Scholar of East and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66.引自Charles Mason, The Admonitions Scrol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Shane McCausland ed., Gu Kaizhi and the Admonitions Scroll, p.288.

约翰逊最初是否先联系的是里德,继而才与科尔文、宾雍等人产生关联,目前难以确证,但是,根据约翰逊写给科尔文的信件表明,科尔文肯定是收购《女史箴图》的参与者。查尔斯·梅森检阅自《女史箴图》进入大英博物馆后的各类信件、笔记、备忘录等馆藏档案材料推测,约翰逊可能于1903 年1 月直接联系科尔文向大英博物馆出售此画,然后科尔文安排了一些馆外专家针对画卷主题、作者、创作日期及其来到英格兰之前的出处等问题进行探查。从专家处获知此画至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作品,馆方负责人才同意科尔文以25 英镑将《女史箴图》购买下来,其正式进入博物馆的时间则是1903 年4 月8 日。⑨大英博物馆档案资料,引自Charles Mason, The Admonitions Scrol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Shane McCausland ed., Gu Kaizhi and the Admonitions Scroll, p.288&294.马啸鸿(Shane McCausland)、黄映玲(Michelle Ying-Ling Huang)补充,其间科尔文与宾雍曾向多位专家寻求意见,如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古笔了任(Kohitsu Ryonin)、剑桥大学汉学院的翟理斯(Herbert Giles)、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以及日本和中国艺术收藏家阿瑟·莫里森(Arthur Morrison)。⑩Shane McCausland, Nihonga Meets Gu Kaizhi: A Japanese Copy of a Chinese Painti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The Art Bulletin,Vol. 87, No. 4(Dec., 2005), p.698. Michelle Ying-Ling Huang, Laurence Binyon and the Admonitions Scroll, Orientations,2010, 41(5), pp.53-57. 中译文见黄映玲《<女史箴图>流失始末》,王倩译,《美成在久》2017 年第5 期,第60 页。

以上来看,倘若约翰逊曾事先联系过里德,那么也有可能如约翰·哈彻所言,里德辗转介绍约翰逊与科尔文联系,二人约在约翰逊给科尔文写信的1 月7 日前后的这一时段就交易《女史箴图》事宜达成初步共识。正式决定购买之前,科尔文与宾雍一起组织专家对画卷进行鉴定,最后大英博物馆在1903 年4 月8日正式入藏这幅杰作。

二、逻辑推理:重审《女史箴图》外流的几种说法

尽管我们可以确定,《女史箴图》离开中国进入英国时的持有者是约翰逊,但关于约翰逊如何获取这幅画卷,及其流出的时间、成因、地点等在后世流传的说法中并不一致。

(一)1860 年的圆明园之劫:《女史箴图》何时流出清宫的一种说法

郑振铎(1898—1958 年)认为《女史箴图》是帝国主义者的掠夺品。在其《伟大的艺术传统》中,郑氏声明:“《女史箴图卷》是英国在英法联军之役从圆明园掠劫而去的”[2]87。那么,具体何时掠走?郑氏在其另文《<中国历代名画集>序言》中详细叙述:

但开始大批地流散的时候,是在一八六○年英、法帝国主义的联军侵入北京,把圆明园抢劫一空,

并加以烧毁。圆明园各宫殿里所藏的法书名画和古物便多由英、法军队囊括而去。英国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院所藏的一卷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劫夺去的。后来,光绪庚子(一九○○年)

的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清宫里的书、画、古物,损失得就更多了。[3]217

文中清楚表明,郑氏认为《女史箴图》是1860 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被劫走。但根据后来的研究,该画卷当时依然存在皇宫内。同治八年(1869 年)的一则宫廷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记载:

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员外郎广英太监张得禄来说,总管苏得传旨:静怡轩四美具辰漆描金挂罩一槽,计五扇楠木安装料铜挂销二根破坏不全,交造办处存库。其四美具背合背字六件,画四件,交懋勤殿存收。钦此。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活计档》,转引自余辉《宋本<女史箴图>卷探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 年第1 期,第14 页。

此则档案中的“四美具”,包含了大英博物馆所藏之《女史箴图》(除了大英本,北京故宫博物院另藏有一幅宋人摹本⑫宋摹《女史箴图》,图版见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一卷第五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78-107 页,图版91。),以及传为李公麟的《蜀江图》卷(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九歌图》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潇湘图》卷(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它们被乾隆合称为“四美具”。此前四幅画作共藏于建福宫静怡轩,至1869 年被移至懋勤殿。对于造办处这则档案材料所言之“四美具”,张弘星以较为保守的态度未明确地将其与此四幅画作对应[4]284-285,但由于这四幅画作备受清帝珍爱,又因名称极具特色,余辉认为此处所言就是包含大英本《女史箴图》在内的“四美具”[5]14,当无大碍。以此来看,《女史箴图》的流失当不应发生在1860 年的英法联军入侵之际,而更倾向于另一种可能,即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光绪庚子年(1900 年)前后。

(二)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女史箴图》流出清宫之谜

1.中日学者视野中的“掠夺品”

曾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的中国美术理论家滕固(1901—1941 年),在其《唐宋绘画史》一书中交代:“‘女史箴图卷’摹本或修缮本。今藏英国博物馆,系义和团运动时由内府散出”[6]12。义和团运动时期(1899—1900 年),约翰逊所在部队亦于1900 年8 月至10 月驻扎北京。傅抱石(1904—1965 年)在其《从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谈起》一文中明确指出了画卷外流日期,即“一九○○年在八国联军的暴行中为英人掠去”[7]1。潘天寿(1897—1971 年)更为明确地指出时间和地点:

此图原为清内府所藏,公元1900 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入北京,为英军所掠。现存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中。以致国内从事研究顾恺之绘画者,仅能看到此图的印刷品,而不能看到真迹,至可怅惘。[8]21

持有相同论调的学者,还有唐兰(1901—1979 年)⑬唐兰《试论顾恺之的绘画》:“《女史箴图》也是清宫旧藏,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时,为帝国主义者从清宫里劫去,现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院。”(《文物》1961 年第6 期,第7 页)、温肇桐(1909—1990 年)⑭温肇桐《顾恺之新论》:“被一九○○年八国联军中的英帝国主义从北京清宫劫夺去,而现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 年,第3 页)、张安治(1911—1990 年)⑮张安治《顾恺之》:“《女史箴图》是最接近于顾恺之原作的一幅画,可惜在1900 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时候,被英帝国主义者劫去,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中华书局,1961 年,第18 页)、孙桂恩(1917—?年)⑯孙桂恩《晋顾恺之女史箴图考证》:“此图迭遭劫厄,至今犹存人间,载诸典籍;流传有绪(序)。……按是图于庚子拳匪之乱流入异域,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中。”(《大学月刊》1942 年第1 卷第12 期,第31 页)、谢稚柳(1910—1997 年)⑰谢稚柳《中国书画鉴定》:“原为清内府所藏。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英军掠去,现存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东方出版中心,1998 年,第119 页)等。

较之以上中国学者,更早期的日本学者也发表过相同看法。日本学者冈仓天心(1863—1913 年)从时代背景讨论道:“发生于1856 年的‘亚罗号’事件,尽管没有任何的口实。但英法联军还是入侵了北京,洗劫了圆明园,至今那些他们引以为豪的艺术品就是他们洗劫来的。”[9]51具体到《女史箴图》这幅画作,大村西崖(1867—1927 年)在其《中国美术史》一书中指明:“其画至清代乾隆时,犹存于北京内府之御书房中,经义和团之变,遂致散失,现存于英国伦敦之博物馆中,为鄙俗市侩之碧眼儿所占据,而重要之题跋,亦被其截去云。”[10]37-38

综合以上学者观点,《女史箴图》是在1900 年义和团运动期间,被侵略者从皇宫窃夺而流散出去的。此一时间,正对应约翰逊停留北京的时段⑱大英博物馆馆方注明“Johnson acquired the scroll in Beijing in 1900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参见大英博物馆官网“Nüshizhentu 女史箴图 (Admonitions of the Instructress to the Court Ladies)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03-0408-0-1,访问日期:2021 年8 月14 日。。郑为(1922—2005 年)《中国绘画史》提及,该画卷“在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时,被一个英国大尉劫携国外”[11]96。尽管郑氏并未明确指出这个英国大尉为何人,但应该就是约翰逊。史岩(1904—1994 年)《东洋美术史》说:“此图一向珍藏于开封,清之乾隆以来移藏于北平内府之御书房中,义和团之时,一九○三年三月,为英国之基勇松大尉(C.Jonson)窃归本国。”[12]177史岩亦认为《女史箴图》是约翰逊在北京期间偷窃出去的。温肇桐言及:“公元一九○○年,帝国主义者的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这个画卷,便被英帝国主义军中的基勇松大尉,从清宫中劫去,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13]29,亦明确说出画卷是被约翰逊劫走的。此后,周积寅等学者多认同此说。⑲周积寅《中国历代画目大典·战国至宋代卷》:“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英军大尉基勇松从圆明园盗出携往国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19 页)。

2.“赠礼”之说及其矛盾分析

然而,西方学者的英语论著却陈述了一些奇特的说法。如朱迪思(Judith)和阿瑟·哈特·伯林(Arthur Hart Burling)在《中国艺术》一书中说,约翰逊获得《女史箴图》是以一种“最随意的方式”(the most haphazard manner),并进一步详细描述此一过程:

义和团起义时期(1900 年),皇宫里的一个妃子找到一位年老的英国海军上尉,他就是正居住在北京的克拉伦斯·约翰逊,并乞求能够得到约翰逊的保护。他把这个妃子带回家,让她一直平安待到起义平息以后。临别时,她送给约翰逊夫妇一幅长卷卷轴作为礼物,说是她从宫里带出来的。

克劳伦斯·约翰逊去世后,他的遗孀回到了英国,并将这幅长卷交给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馆方并不清楚这是何物,但它看起来比较有趣,所以他们从她那里以象征性的金额买下了这幅画。[14]55

关于这则材料是否有可信的出处,还是他们的道听途说,作者并未注明。不过,作者的论述显然具有小说般的性质。依据大英博物馆的档案材料以及馆藏信息,我们已知《女史箴图》入藏大英博物馆乃是出于约翰逊在世时主动联系了博物馆,而朱迪思等所言的约翰逊去世后由其遗孀交给大英博物馆显然有悖文献记载,其说不足为信。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文化和艺术创作学院芬兰籍的中国艺术学者米娜·托玛(Minna Törmä),则说约翰逊所持有的《女史箴图》是他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因帮助过一个中国上流社会家庭而获得的赠礼。[15]23此说与上述妃子赠礼说为同一类说法,或为对前人观点的承袭,亦因缺乏足够的证据而不可信。

有学者注意到,约翰逊上尉的女儿贝提·曼扎诺在1985 年1 月7 日参观大英博物馆所写的短笺:

我父亲,第一孟加拉枪骑兵队上尉约翰逊,1900 年在义和团期间驻扎在北京颐和园。出于偶然,他发现一位出身显贵的中国夫人和她家庭处于危险的境地,便保全了他们一家。这位夫人为了感谢他的帮助和保护,将此卷轴作为礼物赠与他。他回到英格兰后,于1902 年10 月9 日将它捐赠(donate)给了大英博物馆。[4]287

关于这则家庭传说的可靠性,张弘星等学者持有保留态度。[4]287细究材料信息,其亦有抵牾之处。材料说是约翰逊将画卷“捐赠”给大英博物馆,除了档案可见大英博物馆最终是以25 英镑购买外,大英博物馆存档的1903 年1 月7 日约翰逊写给科尔文的信件中所要求的写一张支付25 英镑的字条,也指明了这是金钱交易,而不是署名曼扎诺的短笺所说的“捐赠”。大英博物馆馆方信息,至今仍说明该画卷是从约翰逊手中“购买”的:“Purchased from Capt. C. Johnson who brought the painting to the British Museum for evaluation.”(从约翰逊上尉那里买的,他把这幅画带到大英博物馆进行评估)⑳参见大英博物馆官网“Nüshizhentu 女史箴图 (Admonitions of the Instructress to the Court Ladies)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03-0408-0-1,访问日期:2021 年8 月14 日。而且,约翰逊1903 年的信件表明他与大英博物馆关于售卖《女史箴图》达成协议,画卷正式进入大英博物馆应是1903 年1 月7 日的信件之后,并不是短笺所说的“1902 年10 月9 日”。或因材料的不可靠,这则短笺所提供的画卷来源信息,大英博物馆馆方未予采纳。对于约翰逊是如何获取的这幅《女史箴图》,大英博物馆的馆方信息只是标注为“The exact circumstances of how Johnson came to possess the scroll are unclear.”(约翰逊如何获取画卷的情形不清楚)㉑㉑参见大英博物馆官网“Nüshizhentu 女史箴图 (Admonitions of the Instructress to the Court Ladies)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03-0408-0-1,访问日期:2021 年8 月14 日。,间接否定了这则短笺。

学者马采(1904—1999 年)在《顾恺之研究》中谈及《女史箴图》时,除了发表该画卷为“1900 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被英帝国主义者劫走”的看法外,亦注明存有另一鲜见说法:“一说是清朝反动政府为了巴结英帝国主义者,于英皇举行加冕时赠送给英皇的”。[16]21-22此言何据,马氏亦未作交代,可能也是人云亦云的说法。杨仁恺(1915—2008 年)谈及《女史箴图》时,亦曾提到“有人说是慈禧皇后拉那氏作为送英皇寿礼送出去的”,同时对包含该画在内的诸多清宫国宝散失流出情况有以下详论:

四十年之后,即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八国联军再陷北京,宫廷、百姓又遭一次大洗劫。前后两次的掠夺,国家元气大伤,宫中庋藏的法书名画,难逃厄运。据《石渠宝笈》所载,藏于圆明园的历代书画,计有宋人《爵土奕叶图》等二百余件,如果不是为火所焚,则必流往国外,或为外国士兵持向市场换取货币。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女史箴图》,是我国卷轴画最早之赫赫名迹,为联军中之英国军官掠走,一九○三年约翰大尉售与大英博物馆。虽然有人说是慈禧皇后拉那氏作为送英皇寿礼送出去的,但证据不足,应该是这两次入侵劫夺的罪证。[17]57

如杨氏之言,该画卷无论是作为英皇的加冕礼还是寿礼而被赠送出去的说法显然“证据不足”。这类说法也早已引起日本早期学者的怀疑。如内藤湖南(1866—1934 年)在其《中国绘画史》中指出这种说法的矛盾之处:“中国人曾说这幅画是英国前国王举行戴冠仪式时清朝赠送的贺礼,而大英博物馆则说是购买的”[18]13-14。后一“购买”行为已成为既定事实,那么前者“贺礼”一说自然也就不易成立了。按内藤之意继续推测,如果《女史箴图》是赠予英皇的礼物,那么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应该来自皇家渠道。况且,若画卷为皇家所有,它又如何会在短时间内流入一个大尉手中,使其能够与博物馆进行私人交易?再则,无论出于何种赠送原因,倘若此为中国赠礼,那就是明确可知的源自于“中国”的画卷,当它被博物馆计划收购藏时,馆方又何须再费周章探究《女史箴图》来到英格兰之前的出处?

可见,不合理的说法并不轻易被学者接纳。早年入职大英博物馆的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在1923 年出版的专著中声称该画作就是被掠夺出宫的。[19]59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中国美术史专家柯律格(Craig Clunas),在新近的研究《谁在看中国画》中亦多次表达了他视《女史箴图》为“掠夺品”的看法:

然而,1900 年至1901 年,当八国联军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进驻北京皇城时……还有一件作品被列强从其帝国背景中强行剥离出来,而这件作品在中国数世纪的绘画传统中都堪称典范。这就是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它在1900 年离开清宫,最终来到大英博物馆。[20]202

如果是西方帝国主义东进的铁蹄让《女史箴图》这样的作品来到那些热爱前往博物馆的伦敦观众眼前……[20]202

喜渥恩的这幅生日礼物被创作而出的三年后,也就是《女史箴图》在伦敦展出的同一年——此时距离它从皇家收藏里被劫走还不到十年。[20]210

组成“四美具”的《蜀川图》卷曾被端方(1861—1911 年)于1902 年前后收藏,至于其如何获得此卷尚不得而知。1900 至1901 年间西方列强占领北京时,端方因协助慈禧逃亡中国西北而得到她的赏识,但在1899 至1909 年间的532 篇奏折中,感谢慈禧赏赐的几篇都未提及《蜀川图》卷。参考此例,这“四美”难以证明曾被慈禧赏赐出宫,而且“溥仪以前的历朝皇帝、皇太后不太可能敢把乾隆帝的‘四美’分开,将《女史箴图卷》赏给某个阿哥、格格、廷臣或高官”。㉒㉒《蜀川图》案例研究,参考The Nineteenth-Century Provenance of the Admonitions Scroll: A Hypothesis, pp.284-287,及《<女史箴图>在19 世纪的流传:一个假说》,第27-28 页。㉓相关讨论参见(英)柯律格《谁在看中国画》,梁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200 页。据此推测,《女史箴图》显然是被约翰逊等英国侵略者直接从清皇宫中劫走的。

余论

晚清动荡的时代背景下,顾恺之名下的“传神”画卷《女史箴图》被迫从清宫外流,伦敦大英博物馆则成为该画作百余年来的收藏归属地。将画卷带离中国的克拉伦斯·约翰逊上尉,是变更《女史箴图》藏地的中间转手人,也是与大英博物馆直接发生买卖关系的交易人。检视相关资料,《女史箴图》外流时间并非发生在1860 年的圆明园之劫,而是1900 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所谓该画卷为“赠礼”的说法无法令人信服,它与该画卷作为金钱交易品的入藏时间、性质、逻辑等抵牾不合。以逻辑推理分析,《女史箴图》更应被视为学者们认为的八国联军掠夺品,即被英国侵略者从北京劫走。掠夺者指向约翰逊,一如杨仁恺所称《女史箴图》为八国联军中的英国军官掠走。亦是约翰逊与大英博物馆达成交易。

侵略者铁蹄下的战利品常常出现在交易市场。一如元代著名画家王蒙所作《幽壑听泉图》(图2),亦出现在艺术市场上被售卖。画面不但在被抢劫的时候遭受损坏,画幅中心上方至今残留一个军靴的印痕。㉓㉒《蜀川图》案例研究,参考The Nineteenth-Century Provenance of the Admonitions Scroll: A Hypothesis, pp.284-287,及《<女史箴图>在19 世纪的流传:一个假说》,第27-28 页。㉓相关讨论参见(英)柯律格《谁在看中国画》,梁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200 页。尽管《女史箴图》画卷上没有留下铁蹄的可视痕迹,但同样属于军靴下遗失的珍宝。时至今日,包括《女史箴图》在内的诸多中国艺术品,如石雕、瓷器、彩陶、绘画等,远涉重洋成为寓居他乡的旅客,令人痛惋:

图2 (元)王蒙《幽壑听泉图》轴,1346 年,纸本设墨,129cm×51cm,私人藏

眼前的这份资料,让每一个中华子孙不忍卒睹:美国各博物馆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瓷器举世闻名;斯德哥尔摩国立东方博物馆仰韶时期的彩陶是世界之冠;中国美术史的开篇之作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早已成了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据不完全统计,在47 个国家的200 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古代先贤的杰作,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国外的博物馆参观。[21]

这些宝贵文物被冰冷地封藏在国外博物馆,远涉重洋的观众却未必拥有一睹这些古代先贤杰作真容的机会。遗憾之外,《女史箴图》1903 年入藏大英博物馆的次年,宾雍以《一幅四世纪的中国画》[22]39-45为题,将这幅画作的图版信息及研究内容,及时公开发表在了享誉国际的英国艺术史专业期刊《伯灵顿杂志》上,并迅速引起沙畹[23]323、翟理斯[24]等全球学者的瞩目,《女史箴图》成为贯穿20 世纪西方研究视野的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经典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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