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时间观的生成图景、内涵叙事与当代价值
——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考察

黄 婧,鲍 金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时间作为构筑社会历史实践的基本框架,一直是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的重要范畴。虽然马克思没有系统阐释时间问题,但是其时间观的“隐性表达”贯穿马克思一生的多部著作。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时间概念为基点,深刻揭示了资本在重构时间秩序的基础上攫取剩余价值与实现抽象统治的隐蔽逻辑,并借助自由时间概念明确了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进而在时间与人类生存发展关系的历史维度创造性地解答了奥古斯丁以来的“时间之问”。从卢卡奇的“时间空间化”、哈维的“时空压缩”到罗萨的“社会加速”,对时间问题的研究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新的增长点。在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的进步强制和竞争机制催生了强烈的时间紧迫感,人们在对时间的无尽追赶中逐步异化为时间的附件,各种以休闲为名的消费陷阱也在吞噬着所剩无几的自由时间。与此同时,时间本身似乎也丧失了秩序性的韵律和叙事性的张力,逐渐原子化为忙乱飞驰的点状现时:“时间像雪花一样崩溃开来,因为它在自身中再无任何支撑。”[1]鉴于此,我们必须回到《资本论》及其手稿,深入解读马克思时间理论的思想内涵和当代价值,寻找消解现代社会时间问题以及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时间节奏的思想指引。

一、现实境遇与理论渊源:马克思时间理论的生成图景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通过时间的工厂化建制即工作日来操控工人并创造价值,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围绕工作日边界展开了持久的非公正性博弈。时间与人生存发展的现实勾连促使马克思在批判与超越西方传统时间观的基础上展开了对时间问题的探索。

(一)现实境遇:资本逻辑下工作日的时间构序

资本塑造出现代社会的工作日及其运行机制。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神谱》中诗意地描绘了神性时代的工作时日,强调农业劳动不仅要遵循气象、天文等自然规律,还要根据神灵的指引判断劳动时日的凶吉。随着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对社会时间管理的需求出现和计时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作日与自然和宗教的原初勾连被割裂开来,并且被资本重塑为机器大工业下工厂化的时间设计。在资本逻辑下,工作日的时间建制嬗变为资本剥削制度在时间维度的表现,将多样性与独特性的生命时间物化为劳动时间,即工作日成为资本贪婪地操控工人的劳动时间以实现资本增殖的绝对框架。一旦劳动力被吸附进工作日的时间框架之中,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本权力进行时间规训的对象与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来源。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以商品的形式与资本进行等价交换,然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并未明确工人工作日的界限。资本家作为劳动力的买主占有劳动力全部使用价值的使用权。在资本家眼中,工人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都应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劳动时间,工人只是这种劳动时间的人格化,因而资本家所关心的不是工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是如何延长工作日以及如何在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贪婪地延长工作日时间,力图把工作日的界限推至生理和道德的边缘。具体而言,资本肆意克扣工人的生理时间和自由时间,把工人本来用以成长、维持健康、进行社会交往的时间物化为机械的劳动时间,并借助机器体系进一步扩大剥削范围、增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在时间和空间上将工人固定为机器的抽象附件。可以说,资本家不是以“劳动力的使用”而是以“劳动力的消耗”的极端方式创造价值,“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2]307。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揭示了工作日延长所导致的各种惨无人道的现象,并大量引用了约翰·威德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与尼·兰盖的《民法论》中的材料作为佐证。工作日的延长催生了过度劳动、换班制度、使用童工等诸多问题,造成了对工人肉体、精神、智力等的全面压迫。许多成年工人在缺乏休息、工作环境恶劣等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退化,甚至有一大批工人因为过劳而早衰早逝。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着重揭露了资本对童工的暴力摧残:儿童在生长发育期里的过度劳动致使其发育严重不良,并且由于被强制剥夺了受教育时间而出现心智与思维的持续幼态化。为争取合理的工作日时间和废除童工制度,工人阶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英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工厂立法的方式颁布《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7年),以此对劳动时间进行强制性法律限制;之后,完善的《工厂法》(1859年)再次确认了十小时工作日制度并废除了童工制度。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断进行工作日斗争的时代背景下,时间问题逐渐进入马克思的思想视野,促使马克思展开对时间范畴的理论研究。

(二)理论渊源:从物理学时间观到自由性时间观

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时间一直是西方哲学家视野下关涉众多哲学问题的关键范畴。“对于哲学而言,研究空间和时间在人类经验中所体现的具体特性是一项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的任务。”[3]在马克思之前的西方时间观中,大致存在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物理学时间、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神学时间以及康德的自由性时间这三种时间观。

第一,物理学意义的时间。从亚里士多德时间观到牛顿的经典时间观,时间往往与物质运动联系起来,被视为运动的客观尺度。在《物理学》第四卷中,亚里士多德专门就时间问题展开了考察。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否定了柏拉图等哲学家将时间和运动等同起来的观点,认为“时间不是运动”[4]。他认为:时间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运动却只发生在特定的物体中;时间本身并无快慢之分,永远处于均匀流逝的状态。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能割裂时间和运动的内在关联。运动本身具有可估计的、量上的连贯性,时间的本质就在于计量这种运动的持续性。这种连续的时间之流正是由具有先后之分的“现在”构成的,即时间就是无数“现在”的总和。亚里士多德从本体论的自然哲学的角度对时间展开了抽象思辨,强调了时间的客观性之维。这种物理学时间观极大地影响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牛顿正是从机械唯物论的视角将时间看作承载万物的客观实在。虽然物理学时间将人的存在排除在时间之外,但是它仍为后世的主观化时间以及马克思的社会时间提供了理论土壤,时间观的变化始终离不开客观时间的依托。

第二,神学意义的时间。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客观时间观,那么奥古斯丁则开辟了时间内在化和主观化的思想路线。作为虔诚的基督教神父,奥古斯丁提出其时间观的主要目的在于证明上帝的永恒性,这直接影响了他对时间来源的认识。物理学意义的时间动摇了上帝创造万物的神学地位,因而奥古斯丁指出时间同世间万物一样,都是上帝从“无”中创设出来的,而创造者本身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在奥古斯丁看来,时间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思想的伸展”[5]269,人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心灵来度量时间的长短、把握时间的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在心灵中以记忆、知觉和期望的形态展露出来,并且统一于“现在”这个时间平面之中。正因如此,时间转变为“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5]263。虽然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具有强烈的神学色彩,但他却实现了时间观的内在化转向,时间和人的存在开始紧密联结在一起。

第三,自由性的时间。神学发现了物理学时间与上帝之间的对抗性,康德则发现人的自由同样受物理学时间的威胁,因而康德提出其时间观的首要目的就是把人从物理学时间中解放出来。然而,与神学时间观不同的是,康德不是从本体论而是从认识论的视角来把握时间,并以此回应了时间的主观性。康德首先从理性主义的视角否定了把时间视作经验的观点,他认为时间既不来源于经验本身,也不被经验所规定。时间是人“先验的感性直观形式”[6],人之所以能够在现象界把握时间的存在,是因为时间本就先验地存在于人的知觉之中。时间作为一种先验的图型,使得将知性概念运用到现象上成为可能,进而充当了人的先验能力到达知识的中介。由于康德将时间纳入到主体框架中,时间也因此被赋予了区别于客观事物的主观实在性。时间只是人本身的时间,人因为时间而获得自由,时间和自由因此实现统一。然而,这种维度的统一始终建立在现象界和物自体的分裂上,因此自由与时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即便如此,康德对时间与自由关系的洞见仍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康德的自由性时间观的启发下,马克思进一步将时间与现实的人联系在一起,从生存论和实践论的视角阐发时间的意义。

西方的传统时间观虽然是马克思时间理论的奠基性理论,但是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间的抽象性、非历史性等理论限度。在马克思看来,时间既不是完全与人无涉的自然时间,也不是只与人的主观意识相关的抽象时间。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多重维度阐述了自己的时间观,实现了对传统时间观的变革与超越。

二、批判与建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时间的三重叙事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学说三重向度开启对时间问题的探索,形成了时间理论的整体叙事。具体而言,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将时间视为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社会时间,实现了对传统时间观的超越;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逻辑下的时间剥削机制;在自由时间普遍占有的基础上,勾画了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以及未来社会的基本蓝图。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时间变革:社会时间的历史呈现

马克思对传统时间观的超越以及对时间范畴的重塑在根本上与唯物史观的发展紧密相关。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马克思发现了时间的真正主体和历史本源,并让时间的主体性、历史性和自由性真正绽出。

马克思破除了传统时间观的主体虚幻性和抽象性,在现实的人中找到了时间的真正主体。早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就通过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时间观的比较,表露了自己对时间的认识。德谟克利特把时间规定为永恒的存在;而伊壁鸠鲁将时间视为“偶性的偶性”,进而实现了时间和感性的联结。受后者的影响,马克思认为时间问题就是感性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虽然这种时间观仍然植根于自我意识哲学的思想土壤,将时间视为人的自我意识外化的产物,但马克思已然初步找到了把握时间主体的正确方向和逻辑线索。这潜在地影响了《资本论》的时间哲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资本对工人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以及对自由时间的贪婪剥削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时间的解放,让时间重新回归感性与主体。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借助唯物史观这把理解历史的钥匙,已经在根本上扬弃和超越了自我意识哲学对时间主体的抽象理解,找到了一条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性生产活动来理解时间的逻辑路径。具体而言,马克思所指涉的人是处于特定生产关系之中、进行物质性生产劳动的人,时间和现实的人的关系表现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7]也就是说,时间既不是人的抽象意识外化的产物,也不是外在于人的纯粹客观与自然的尺度,它内在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之中,是衡量人生存发展和生命价值的重要标尺,并在主体的实践活动中获得具象可感的现实存在。马克思对时间主体的科学叙述使得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的传统时间观。具体而言,在以往的时间理论中,人不仅与客观的自然时间毫无关涉,而且必须遵守时间强加在人身上的外在规范;马克思则使时间从外在于人的客观时间与抽象意识外化的主观时间,转变为内在于主体实践活动的生成性时间,进而在发现时间与人现实关联的层面上实现了时间观的革命。

马克思消解了传统时间观的非历史性,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现了时间的历史根源。无论在自然哲学还是在唯心主义的逻辑坐标上,时间都是一种与人无涉、均匀流逝、线性持续的抽象时间。在这种时间框架下,一切历史进程都被平面化与同质化了,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异质性根本无法展露出来,因而这种时间是一种非历史性的时间。马克思认为,这种脱离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时间是无意义的,或者是“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8]222。这是因为,时间在本质上是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的一种历史性生成,并且只有在物质性生产活动的轨道中才能不断向前推进,即实践活动是时间产生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动力。马克思对时间与实践活动的内在关联的强调,可以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时间概念得到印证。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活劳动时间等范畴可以看出,马克思始终将劳动和时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仅是因为时间是衡量劳动的客观尺度,更因为时间只有借助劳动概念才能现实地展露出来,并且实现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辩证统一。例如,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不只是一个实证的经济范畴,它历史地包含着附加在工人身上的强制性劳动时间规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却表达了一种时间规范,它源于生产者的行为,同时也是他们所必须遵守的。”[9]正是在这种强制性秩序的基础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得以在世界范围的生产与交换体系中为自身开辟道路,成为普遍的计量单位。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张时间应该被置于现实的人的劳动实践的历史语境下加以理解。就本质而言,时间是建立在实践活动基础上的、自然与历史向度相统一的社会时间,是真正关涉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时间。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时间批判:资本对劳动时间的宰制

历史唯物主义从人类社会的一般层面展露了时间的结构和特点。然而,要解蔽时间本身的流变以及时间与人生存发展的深层关联,仍需立足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展开政治经济学维度的论证。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时间概念为理论基点,构建了资本主义时间批判的经济学谱系,使得资本主义的时间统治秩序被彻底地揭示出来。

一方面,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创造了抽象化、同质化和商品化的劳动时间秩序。《资本论》开篇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2]47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体系并未得到大规模的建构,因而时间规划的重要性并未历史地凸显出来。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才获得了最普遍的发展,时间也因此被纳入资本增殖逻辑之中。具体而言,资本为了打破商品交换的壁垒,塑造了以交换价值为核心的资本增殖体系,交换价值表现为商品可交换的量的比例,它在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下具有通约性的价值尺度。商品的价值量由抽象劳动量来衡量,而劳动量本身则以固定的抽象劳动的时间为尺度。因此,只有否定时间之流的异质性和主体性并将时间抽象化与同质化为量的尺度,才能打破产品自然属性的限制,实现商品之间的交换。在此意义上,劳动时间彻底成为“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10]。时间的抽象化意味着劳动时间框架下的所有人和物的特性都将被抹去,资本借助抽象时间宣告了抽象力量对世界的统治。在资本逻辑下,时间本身也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这是因为,工人为了维持基本生存,只能从自己的生命时间中分割出八小时甚至十小时的劳动时间,并被迫将这部分时间卖给资本家。资本正是通过对劳动时间的占有完成了时间的商品化,即时间脱离了参照计时的最初功能,沦为丧失使用价值、只剩下交换价值、流动不定的特殊商品。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构建了以价值增殖为核心的劳动时间统治。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下,资本家作为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占有者,有权力按照资本增殖的意志强迫劳动力在劳动时间之内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值,“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偷窃了资本家”[2]270。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工人以工资的形式获得自己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并通过创造新价值来抵消可变资本的价值,因而这部分时间属于“有酬的劳动时间”。然而,必要劳动之外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所有价值都被资本私有化了,这部分劳动是资本维持自身增殖本性的重要方式,因此剩余劳动时间是真正的“无酬的劳动时间”。为了增加这部分时间,资本贪婪地突破工作日的“身体界限”和“道德界限”,“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竭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2]306-307。可以说,资本恨不得把工人所有的自由时间都变成剩余劳动时间,甚至希望工人像不需要生理时间的机器一般持续、高效地劳动。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贪婪侵占和无偿占有正是资本剥削最深刻的表现。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间统治的过程中,也深刻剖析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时间悖论,即资本“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11]197。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避免的时间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暂时性阶段,只有彻底推翻资本的价值体系,才能实现时间自身的解放。

(三)人类解放旨归下的时间建构:自由时间的普遍占有

马克思通过时间线索审视资本主义的发展秘密和内在矛盾,提出消灭雇佣劳动与超越资本逻辑的重要路径,即自由时间的现实化。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设想了以自由时间的普遍占有为前提的未来社会,那时,自由时间将完全回归主体本身,而主体也将在充足的自由时间中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

自由时间的增多及其平等分配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基本前提。自由时间是主体接受教育、开展科学和艺术活动以及进行社会交往的时间,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的时间”[12]。可见,自由时间在其价值导向上是人用于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是人自我选择、自我创造和自我服务的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资本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11]199。然而,私有制的根本性质决定了这部分增加的非劳动时间只表现为少数人即资本家的自由时间。这是因为资本为了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13]。丧失了自由时间的工人在根本上失去了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只能在机械的劳动活动中获得片面的、物化的发展,最终沦为单向度的人。就此而言,自由时间的现实化问题就是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要实现人类解放就必须把自由时间的普遍和全面占有作为基本前提。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借助自由时间概念深层地规定了未来社会的历史发展逻辑。马克思在自由时间现实化的理论前提下,看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前景并构建了未来社会蓝图。其一,未来社会将建立在个人和社会对自由时间的普遍占有的基础上。马克思曾经强调一切节约都是时间的节约,劳动时间的缩短与自由时间的增多对个人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关键性意义。从个人发展逻辑来看,随着劳动工具的历史性发展,大量自由时间从劳动时间中游离出来,这一变化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8]537的未来设想因此具备了现实根基。从社会发展逻辑来看,自由时间的增多是实现从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向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演变的隐性线索,自由时间的匮乏将丧失实现社会发展和社会活动全面化的基本前提。其二,未来社会将扬弃衡量财富的物化劳动时间尺度。在资本逻辑中,财富建立在以共通性中介也即同质化劳动时间为尺度的价值形式的基础上,财富积累的关键在于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因此资本对财富的追求必然导致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剥削。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终将扬弃资本主义价值体系,“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1]200。这是因为,真正的财富在于个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个人在占有自由时间基础上的全面发展无疑是促进个人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来源。在这种财富衡量尺度下,自由时间的获取将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目标。其三,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将在未来社会实现辩证统一。随着社会的自由时间日益增多且工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形成,劳动的性质也将发生变化,即劳动将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人类的第一需要成为生活的直接目的,那时劳动和自由将实现辩证统一,因而“劳动时间就是自由时间,是劳动者彰显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将自身意志对象化于客观世界的自我表达”[14],这将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时间形态最显著的表现。

三、消除现代时间危机:马克思时间理论的当代价值

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语境下,资本通过技术和媒介不断深化对个体时间的隐性支配,人们逐渐陷入未来向现在逼近、现在被埋藏到过去的加速洪流之中,由此引发了人的现代时间危机。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创造性地解答了自奥古斯丁以来的“时间之问”,揭示了时间与人的生存方式之间的紧密关联,因而仍然具有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时间问题的生命力。借助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反思现代时间危机,建立马克思的时间理论与现代社会的对话关系,有助于实现对自由时间的充分利用、恢复时间的主体性、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节奏。

(一)消解消费主义的时间异化,实现对自由时间的充分利用

消费主义是指在消费欲望和需求的刺激下,毫无节制地消耗物质财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资本逻辑下,消费完全背离了它最初在宗教和节日中的意义,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关系。“在这个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一种类似于像间接赋税的通常无形的强制性指令,一种对经济秩序束缚的不自觉追求。”[15]在消费主义的侵蚀下,自由时间的性质和意义已经被颠覆。自由时间原本是主体通过休闲活动发挥内在潜能的生命时间,但是消费社会的一切闲暇活动都成了社会总体预先安排和设定的消费活动,阿多诺将其称之为“虚假活动”,时间也因此成了经过资本加工和改造的、服务于价值实现的商品化和资本化的时间即消费时间。同时,资本主导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形塑和加固人们的消费意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使得人们逐渐在虚假活动中确认和认同了自己的消费者身份,从而沦为消费时间的附属品。因此,相较于生产时间对人的操控,消费时间对人的统治更加隐蔽和牢固。要破解消费主义对自由时间的异化,必须以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为指导,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休闲观,明确休闲的目的不是利用自由时间满足某种外在附加的需求,而是依据主体意志开展创造性活动并发挥自身的潜能,以充分实现个人的发展;要根据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完善休闲制度,谨防资本逻辑渗透下以经济效益为唯一目标而忽视社会效益的休闲原则,必须提高人们利用自由时间的效率和质量。

(二)破除资本的加速逻辑,恢复时间的主体性

自从人类社会被彻底纳入格林尼治的时间标准以后,实现时间的精细化管理以及时间价值的最大化就被置于社会首位,加快线性时间的行动进程成为现代人的追逐目标。在对“加速”的执着追求下,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物质财富实现快速积累,社会运转节奏的加速同社会发展效率在逻辑上似乎构成了因果关系。正因如此,“加速”一直被视为资本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社会进步的直接体现。在资本加速逻辑的倒逼下,整个社会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一条无法暂停的加速轨道,数字技术的加持使得这种加速更是达到令人心惊胆战和强烈失重的程度。就本质而言,社会加速的形成和演变在根本上是资本逻辑的内在规定和直接要求。纵观资本发展史可以发现,资本只有力图用时间消灭空间并将时间缩短至最低限度,才能不断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并加快资本增殖速度。当前,资本不仅在加速生产和流通的总循环,还力图通过营造功绩社会和竞速社会的竞争性氛围强化“加速的社会”这一观念。在时间紧迫的社会里,人们必须不断加快生命节奏,即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值,“忙碌”甚至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在加速的社会里,人们逐渐丧失了对时间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在失控的加速洪流与漩涡中机械地摆渡。马克思强调时间的主体性,主张时间是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的历史性生成,时间必须在主体的自由活动中被定义和建构。因此,面对资本建构的加速逻辑,我们必须唤醒时间主体的积极性。人必须在时间中确立一个能动的、独立的、创造性的主体,为自己的时间确立真正的主体性,主动改变目前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现实矛盾。同时,主体应当充分认识自身的独特价值,辨析资本在价值增殖导向下所设置的加速陷阱,自觉反抗社会工厂所设置的、与人的生存节奏相悖的加速节奏,从庸碌的生活和芸芸大众中脱颖而出,掌握自己独特的时间节奏和时间韵律。

(三)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节奏,深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间向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6]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套用,而是在洞察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缺陷与困境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所开创的、既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道路,并且塑造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深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邃意涵,必须在马克思时间观的指引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时间节奏。当前,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仍存在现实割裂,成为制约人民全面发展的现实桎梏。虽然我国法律早已明确了对劳动者工作时间的限制,但劳动者在实践活动中依旧普遍感到时间匮乏,人的生命韵律和节奏也存在紊乱问题。因此,如何克服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保障人民享有充足的自由时间,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以人民为主体的时间节奏,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对时间问题的理论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其一,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是创造自由时间的历史基础。从历史的演进和发展过程来看,自由时间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自身的现实性。当前,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工作效率,为人们自由时间的增多创造了技术条件。同时,必须注意技术的良性应用,确保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其二,完善现存的社会制度,促进自由时间的平等分配。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会自然地带来自由时间的平等分配。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实现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现存的社会制度,加快促进自由时间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分配,进而促进劳动者自由时间的有效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