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的台海“反攻”议题

2023-12-10 16:42冯琳
社会观察 2023年10期
关键词:反攻台湾当局蒋介石

文/冯琳

关于1962年“反攻”议题的发酵,以往研究忽视美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背离及其对台湾方面有限的纵容,未能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挖掘历史细节,可以看到,在美国支持国民党当局对大陆进行侵扰与侦查时,在美方暗中纵容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挑衅行动时,他们不提“不以武力改变现状”;但当中国大陆集结兵力、准备回应时,美国就强调“不以武力”。多年来,美国打着维持台海和平、反对武力改变现状的幌子介入台海,实际上这只是单方面限制中国进行维护自身安全、谋求统一正义行动的工具。

蒋介石准备“反攻”的“被动性”因素

1958年,为使蒋介石不再以“好战的”“内战幸存者”的姿态出现,不给美国添麻烦,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要求蒋介石声明不凭借武力返回大陆。在此前后,美国将台湾打造为“中华文化守护者”的想法逐渐明确、成型。“守护文化”与“不凭借武力返回大陆”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效,就是让蒋介石放弃在台海发动热战的念头,维持两岸分离的状态。

1960年前后,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浪潮,联合国大会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投票主导权不再掌握在美国手上。美国政府认为“缓议”策略已“用尽”,需谋改变,打算务实地保留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好迎接联合国内有关“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讨论的准备,甚至有意在西方世界渗透推广“台湾有权独立”的认识,为将来台湾的可能“独立”炮制舆论。

国民党高层认为,美国政府“正在以牺牲他们为代价,寻找摆脱中国僵局的出路”。由于对“两个中国”意涵的深恶痛绝,国民党不愿意与美国讨论“两个中国”的方案,不管以任何方式。1961年夏,国家安全顾问彭岱向肯尼迪指出,国民党对他们与美国的关系“比过去五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安”。对他们来说,“美国态度变化的最微弱迹象似乎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科默也意识到,“蒋介石对美国政策的持续担忧在引领他考虑越来越多的赌博”。这是1962年蒋介石推动“反攻”计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此次国民党掀起“反攻”高潮的“被动性”因素,是以往相关研究通常忽略的历史背景。

“现在就做,否则将永不可能做”

1960年前后,中国经济出现困难,中苏关系面临考验,同时西部边境也出现紧张局势。蒋介石加紧军事准备,并在1962年将箭搭于弦上。但是,台湾当局要将“反攻”口号落实有很多困难,重要的一点是“反攻”需要先得到美国许可。早在1953年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要“解除台湾中立化”之后,美政府担心台湾因此而躁动,要求台湾当局“在计划任何将根本改变现在空军行动的模式和节奏的行动时,特别是包括攻击性使用飞机时,必须提前咨询美国”。当时的美国“驻台大使”蓝钦解释说,台湾方面对大陆的挑衅性行动将是“损害美国利益”的行动。美国以战斗机的交付为筹码施以压力,台湾当局被迫同意此项原则,并以书面材料方式做出保证。1954年,在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中,美国对关键条款进行解释与限制,不但要将台湾方面以往对使用武力的保证法律化,还加上军事部署亦需与美国商议这一要求。加上1958年“不凭藉武力”的台美联合声明,美国掌握了台湾当局“反攻”行动的决定权。

蒋介石不想受制于这些限制,他以实际行动证明着对美国的不满。1962年,已是古稀之年的蒋介石认为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海外媒体聚焦于蒋介石急于发动“反攻”的心态。艾萨浦指出这种心情是“现在就做,否则将永不可能做”,即“反攻或死去”。《苏格兰人报》报道,12年来,蒋介石迭次声言“反攻”大陆,这次似已临“剑拔弩张之地步”:蒋已74岁,中国大陆即将拥有核武,经济困难也将缓解,目前的时机稍纵即逝。

1962年2月,台湾“国防部”成立“战地政务局”,筹划“反攻大陆”后的政务与经济重建业务。3月,“行政院”成立“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整合台湾的经济与人力资源,囤积物资。5月1日起台湾当局开征“国防临时特别捐”,在原有的“防卫捐”基础上另外增加税率和项目。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蒋介石的“反攻”会导致在中国爆发一场美苏大战,美国也不太可能获胜。一次失败的尝试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并使美国“更难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它作为一个独立政府的地位”。若苏联介入,美国就“成功地再次推动北平和莫斯科走到一起”,实际上“推迟了共产主义世界的两个巨人可能相互扼杀”的那一天。因此,美国派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去说服蒋介石。

“被拴住的老虎”

蒋介石透过哈里曼,呼吁肯尼迪总统在大陆发生任何大规模“起义”的情况下,“预先允许”台湾当局攻击大陆。蒋介石推测如果大陆出现动荡,国民党趁势行动,美国就不会受到国际舆论指责,也就不会阻止“反攻”。台湾方面拟订《对美试探反攻之纲要》,制订就“反攻”问题与美交涉的策略:一、取消“协防条约”中对台湾当局军事行动“束缚性之附件”,使美方不受苏联指责。二、供给台湾C-130型运输机三架以上,策动大陆发生“暴动”,避免给美国造成主动挑衅的战争责任。三、美国只要提供武器,无需参与行动。但事实证明,蒋介石并未揣摩到美国的想法。

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就进行过情报分析,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全国范围内的“起义”以及大规模的地区“起义”都不太可能出现。国民党当局对大陆事务的干预“不一定是有利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苏联几乎肯定会对任何大规模“起义”做出十分强烈的反应,从而导致美苏直接冲突。不成功的趁乱“反攻”很可能意味着国民党当局失去最后一块立足之地。

分析家并不认为国民党有与中国大陆对抗的胜算。有人指出有一项因素常被忽视,那就是“这是过去一百年以来首次有一个中央政府有效地统治着整个中国”。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在国家安全会议上指出,蒋介石的“反攻”言论在联合国总部被嘲笑,要求控制此类言论,以免给美国带来尴尬。《芝加哥太阳报》认为,一个人口约一千二百万的省份,自然无法与拥有大约七亿五千万人口的大陆相抗衡。

自1959年到1962年,蒋介石与美国方面处于近乎绝望的斗争中。蒋介石明白美国的态度,但仍执拗地认为:美国没理由反对;国民党“反攻”并不是一场新的战争,而是国共内战的延续,这场战争在十几年来并未停止过;国共内战跟美国并没有关系,美国只需根据台美“共同防御条约” 协防台澎即可。当然,美国并不相信若此事发生美国可以置身事外。

在台海事务方面,美国对外不明确态度,对内往往也是模糊的。虽然美国国务院在1959年对于国民党“反攻”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但不断有官员表达对台湾“反攻”的支持之意。支持者包括美国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彭岱,甚至是肯尼迪本人。

美方对台湾方面某种支持的表态或是允诺也是一种拖延手段。根据克莱恩的说法,断然拒绝可能引起蒋介石的强烈反应,导致反美示威或其他干扰美国在台湾工作的情况,甚至发动对大陆的“绝望”袭击,并将美国牵进战争。因而建议采取拖延政策,通过为空投提供飞机及相应设备和培训为由,将“反攻”延迟6至12个月。这种“稳住”与“安抚”的策略,给蒋介石造成了受到鼓励的错觉,使他的表现犹如“被拴住的老虎”。

“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提出“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如果对共产主义做出第一个让步,就会有一连串的反应。多米诺骨牌理论成为日后美国强势介入他国事务的依据。

1962年春,在克莱恩就国民党“反攻”事宜与美方高层沟通后,美方曾承诺,在国民党军登陆时,美可提供非正式的后勤及财经援助。台美双方决定加强情报合作,用空中渗透、海上突击、地面派遣的方法进行侦察与骚扰,并协商空投伞兵到大陆,空投成功后采取两栖登陆的军事行动。美方允诺提供两架C-123型飞机,并装上新式电子设备做空投之用。美国希望这一类台美合作计划不对外界做任何透露,而空投行动亦必须在极秘密方式下进行。

此时美国对华政策在调整之中。1961年10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提出“门半开”政策,具体来说,“(A)门半开,以便与美国保持更令人满意的关系;(B)平息中美之间的敌意;(C)将责任转移到中共身上;(D)为中苏集团在亚洲的扩张建立更有效的障碍”。为实现这样的方针,美国需表现对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关怀,如着手解除对中国共产党出口粮食和药品的禁运;需消除对中国不必要的挑衅行为,应审查和停止美国和台湾当局针对大陆的特别行动,阻止台湾当局的“反攻”行动;与中国进行谈判与沟通等。基于对华传达有限善意、避免极端敌意的政策基调,肯尼迪等人只能私下表达对蒋介石“反攻”某种程度的支持或理解,作为政府的意向表达是谨慎的,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将反对并不愿参与此事。

1962年美国在美洲的古巴、东南亚的老挝和越南等地遭遇了一系列的失败和危机,副国务卿鲍尔斯敦促美国明确参与东南亚事务的“连贯的总体政治目标”,指出如果不能超越“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原则来解释美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目标,美国将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国内外“后果不可预测的事件”。当然,美国在拉美与亚洲的麻烦并未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国民党“反攻”行动的反应,最直接有效让美国“收紧缰绳”的是中国大陆的军事动作和坚决表态。

“收紧松了的缰绳”

针对台湾当局的军事冒险企图,中央军委在1962年初就开始了一系列的部署,沿海各军区进行应急战备训练、调运战备物资、进行战场建设等。中共中央于春夏之交开始向民众揭露国民党在东南沿海的图谋。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要立即动员起来,完成一切战斗准备”。6月18日,新华社准备好了“正式应战”的新闻稿。作战部队源源不断向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集结。同时,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展示着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决心,并提醒着美国时隔不久的中国军队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

美国注意到这一动向,6月22日,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指出,如果中国大陆的军队“在福建的集结导致再次轰炸金门或更高级别的攻击,我们相信,北京的目标将既是防御性的,也是进攻性的”。北京决定“先发制人”,以阻止台湾当局的“反攻”。

副国务卿鲍尔斯建议,尝试通过苏联探知中国军队在福建调动的信息和动机,并传递消息:美国无意在现有情况下支持国民党“反攻”,在未经美国充分协商和事先同意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不会采取任何进攻的军事动作。同时,透过英国向中国坦诚交换意见,确保中国共产党不会在误解美国意图的情况下行事。美国准备再次表明:自1955年以来,美国在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会晤中,一直敦促双方不要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美国会继续坚持这一立场。

6月27日,肯尼迪召开新闻发布会,阐明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始终反对在这个地区使用武力”。他指出,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多次努力使中国共产党同意相互放弃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美国“仍然继续坚持这一政策”。如果那里发生军事行动,美国究竟采取什么行动取决于事态发展,但毫无疑问,1955年美国与台湾当局在“共同防御条约”中明确规定,在共同考虑下,“不得使用武力”。整个条约的性质是“防御性的”。

美国也充分意识到不能强硬禁止国民党的行动。他们意识到,此时对国民党来说似乎是“绝佳的机会”,制止“反攻”,“无限期地冻结现状”,将严重打击台湾当局的士气。“在执政的中国人中间会有一种痛苦和反美的激烈情绪反应,伴随着与美国关系的真正恶化,在政治、军事和情报方面的合作面积将会严重减少”。最糟糕的是,如果蒋介石和他的盟友先前认为美国将以某种形式帮助他们攻击大陆,因“幻想破灭”产生的愤怒会使士气的损害更加严重。

结语

反观历史,国民党退台后历次蠢动皆与美国的模糊政策有关。美国决策层有观点认为如果“反攻”不成,不但大陆未得,还会失去美国事实上已经掌控的台湾及“外岛”。但模糊政策下,美方高官曾传递有条件地纵容“反攻”的信号,这个条件就是事先由美国决定。此种态度也有“稳住”蒋介石并拖延其“反攻”行动的效果。

美国与台湾方面秘密进行着空投训练,加强情报合作,并承诺提供大规模空投所需的飞机及电子设备。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抱着“走着看”的心理,虽未承诺支持国民党“反攻”,却以实际行动推进着“反攻”的准备工作。1962年,在客观条件展现出“稍纵即逝”的时机时,蒋介石如同“被拴住但缰绳已被放松的老虎”。

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影响着美国政要,对共产主义不能妥协让步是他们的理念。中方兵力的集结是让美国收敛的关键。然而,美国要顾及台湾方面的士气,维持与台湾当局在军事、情报等方面的深度合作,要顾及面子,要防止蒋介石“出走”,主要以拖延交付战机等“柔性”手段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反攻”,而不是强行禁止。这为后来蒋介石“反攻梦”的伺机复萌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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