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

六 百

我最终将那条裙子脱了下来，脱下的过程比穿上它时容易得多，然后我坐在床沿上抽起了烟，身上只穿着内裤和胸罩。我感到汗水在肚子的褶皱间慢慢积聚。原来人可以虚弱到连脱一件衣服都需要耗费如此大的体力。

我还不到四十岁，但感觉自己已经老了。很久以前，和前夫办完离婚手续，在看着儿子坐上他的车的时候，儿子乖巧地跟我说再见，然后转过头，把车窗摇上。或许比那还早得多，在我第一次因为打翻了一瓶酱油而蹲在厨房哭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老了。

烟雾在房间里弥漫开来，有一些通过打开的衣柜门，跑到了柜子里面，在那些棉的，丝质的，或者聚酯纤维的面料之间小心试探着。裙子被扔在床上，像是某种动物褪下的不再合身的皮囊。我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阳光毫无防备地跌了进来。

窗外有几个孩子顶着大太阳在嬉闹，年轻的母亲躲在树荫下徒劳地呼喊着他们，或者其中某一个。

“快回来，别跑了。”声音被阳光炙烤着，马上化成水汽蒸发在空气中。

八月的大地在渴求一场真正的大雨。河流越来越缓慢，渐渐露出河床的碎石和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漂过来的垃圾，一段树枝，一个褪色的背包。树木庞大的根系尽力向着更深处伸去，但树上的每一片叶子仍旧打不起精神，绿得发灰、发黄。另一些扎根浅表的植物就没那么幸运了，百日菊、三色堇，刚开出的月季，叶片和花瓣都因为缺少水分而开始蜷曲。新闻里每一天都在播报这场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的持久而罕见的伏旱，穿着套装的女主播在电视里说，请全体市民务必做好随时停水的准备。

我拿起连衣裙，小心地从衣服的下摆将衣架伸进去，尽量不让它撑坏领口。我套上了一件白色的T 恤和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裤，牛仔裤是九分的，可以露出我还算纤细的脚踝。和精致的连衣裙相比，我意识到这是另一种不合时宜，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走在阳光下，身上每一寸裸露的肌肤都开始灼热起来。

多久没有这样正式地与一个人见面了？ 我在心里默默想着。

我每天要见很多人。一大早就在小区里锻炼的大姐，见到我总会热情地打招呼。她笑容明亮，声音爽朗，腰间总是系着一条色彩鲜亮的丝巾，有时候是黄色的，有时候是绿色的。当她靠近的时候，我会瞬间变得暗淡无光，好像她腰间的丝巾会吸光我所有的颜色。因为如此，我始终不敢确定她真实的年纪，总觉得她实际要比看起来老一些。

“去上班呐？”她收起扇子，远远地朝我走来，我不得不停下脚步。今天的她是红色的。

“嗯。”我撒了个谎。

她快速地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显然对我今天的装扮并不满意。

“还年轻，应该穿漂亮点才对。”

我礼貌地对她笑了笑。

“这天可真热呐，一丝风都没有。”她打开手上的扇子，开始扇起来。红色的扇裙飞舞着，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

我点点头，和她道了别。

还有小区的保安，每天差不多同一时间等公交车的路人——我和他从没有说过一句话，还有15 路公交车的司机。

超市里的保洁阿姨，她每天很早就到了，重复地跟我抱怨天气；然后是陆陆续续来上班的同事，肿胀着双眼的领班——一个有些肥胖的中年女人，听说她也离婚了，独自带着一个上高中的女儿。她不是本地人，说本地方言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口音。每次挨过她的骂，我们就会在背地里模仿她的语调，然后一起哈哈大笑。这样的笑话早已没有新意，但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好像只有这样，每天早晨才有勇气再次走进这个摆满货物的超市。

她很少骂我，事实上，她也很少跟我说话。总有一种她极力避免与我亲近的感觉。或许她不想让别人关注到她是一个离异女人这件事，毕竟有相同特征的两个人在一起时，那个特征会被数倍地放大。

再接着就更多了，大多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女人，她们有些大概不用上班，会在工作日来超市购物。我喜欢她们买东西时的样子，不紧不慢的，在同类产品间耐心地挑选着，会仔细地看产品背后的成分表，会掏出手机来，计算大包装的产品究竟有没有比小包装的更划算一些。

我是分管日化区的，除了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外，对一些厂家做推广的产品，可以从销售业绩中拿到一点提成，或者完成某个指定的销售额，从而得到一笔小小的奖金。所以我的工作除了帮顾客找到需要的产品或解答他们的疑问外，更重要的是，推销那些有提成的特定产品。

但对那些工作日来采购的家庭主妇，我很少向她们推销。她们常常对挑选产品已经很有一套自己的经验，也能快速识破我真正的目的，并且对这种推销本能地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向她们推销很容易适得其反。而对那些下班后匆匆来购物的穿着高跟鞋的女人，这种推销就容易多了。她们往往是从一楼的蔬菜和生鲜区上来的，昨天晚上已经把一些自来水灌进了瓶子里，用空了最后一点洗发水或者沐浴露，她们急着去做饭或者接孩子，所以我只要稍微用诚恳的语气，她们便会迅速从货架上取走那些瓶瓶罐罐。

更多的时候，我只是靠在货架旁，看着她们。有时候我会幻想她们的生活，在超市以外的那部分。

穿着样式宽松但料子极好的衣服的女人们，大概有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她们的丈夫有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她们的孩子在本地最好的学校读书，一三五要学钢琴或者小提琴，二四六学芭蕾舞或者网球。星期天的时候，他们全家会去郊外的度假村玩，在漂亮的野餐垫上，摆上她们亲手做的蛋糕或者寿司。

当然有些时候，她们完美得无懈可击的生活也会出现一些不愉快的插曲。那个时候，她们的秀发明显毛糙了，失去了光泽，还以为超市卖给了她们假货。

另一些女人的生活则要不容易一些，她们衣着普通，总是挑选打折或买一送一的产品。有时候她们想好好比较下哪一款洗发水的性价比更高一些，她们身边那个尚年幼的孩子就会开始哭闹，最后她们不得不匆匆把洗发水扔进购物车里，然后抱起孩子离开。

我想一定还有一些更不幸的女人，但我很难见到她们，对她们来说，或许来超市这件事本身就足够奢侈了。

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旱灾，政府和媒体都在呼吁居民节约用水，每天晚上九点以后，用水量也受到了限制。水压变得很小，水龙头里流出的水就像一个哭了太久的人。洗发水和沐浴露的销量也明显下降了。

我每天要见这么多人，但只是见到他们，在某一个时空中，恰好与他们相见，在另一些时空中，又与他们分开。我们像在阳光下漫无目的飞舞的灰尘，无意识地运动着，偶尔碰撞，偶尔分离。

但是今天，我要去见一个人，克服所有时间和空间的偶然性。为此，我特地和同事换了班。

“三碰桥站到了，请要下车的乘客从后门下车，开门请当心。”公交车停了下来，从后门走下车，一股热浪迎面扑来，我的手心微微出了汗。

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我以为自己不会再轻易为什么事感到紧张和不安了，所以当他在电话那头恳求我的时候，我过于爽快地答应了。事实上，他当时恳切的语气也很难让人拒绝，尤其是当你了解他曾经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而他在电话里低声地恳求我，一个曾经目睹他最意气风发的青春的女人，一个几乎已经没什么利用价值的女人。

“姚媛，真的希望你能帮帮我，我实在找不到其他人了。”他在电话里这样对我说，毫不掩饰他的无助。

关于李健学长毕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的情况，我或多或少也从过去的同学那里听说过。那时候我还没有离婚，每天接送儿子上下学，做家务。

那些关于他后来考研失败，没有当上电影导演，在一家传媒公司打杂的传闻，当然也不可能全是假的。那个时候，他曾经留给我的光辉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我看他的眼光始终被一层当初那种绚烂的光芒掩盖着。我无法将他和一个失败者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即便真实情况确实不那么尽如人意，那也一定是暂时的，那个时候我深信，像他那样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要发光的。

我到的时候，他已经站在大楼前面等我了，一看到我便高高举起一只手挥舞着，另一只手拿着手机，对电话那头说着：“到了到了，马上就来。”

我还没有开口叫他的名字，他便拉起我的一只手臂朝大楼里面走去。

“姚媛，你不要紧张，只是临时客串一个角色，就像我之前电话里跟你说的，这是一个素人相亲的节目，但所有素人是我们请来的演员，他们只是按照事先设定好的剧本演戏罢了。”

李健一边和我说着，一边快速向前走去，我跟着他穿过一些弯曲的长廊，来到一个类似录影棚的地方，然后他停了下来。

他转过身，看着我。

“听着，姚媛。”他双手轻轻地抓住我的肩膀，这让他看起来非常专业，好像一个真正的电影导演。

“待会我们会安排你和一个男人吃饭，你们之间会有几句简单的对话。当然这些是有台词的，非常简单的台词，你只要读两遍就能记住。”

我当时的眼神一定非常迷茫，以至于他跟我说完以后，还连续问了我两遍 “明白了吗”。

在那个时候，我就想逃走了。这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以为我不用说话，只是一个路人或者某个背景，在镜头里一闪而过。

但已经来不及了，李健把我领进了房间。我见到了那个即将和我 “相亲”的男人，他礼貌地朝我点了点头，随即把头转了过去，和其他人交谈着什么。

他很专业，好像我们两个人坐在那里确实是为了了解对方，然后发展一段可能的恋情。他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按照事先看过的剧本回答着。

但是事情后来有些不一样了。在几句简单的交谈过后，他忽然变得粗鲁起来，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没见过他的台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有些迷茫地抬起头来看向摄像机。我在人群里寻找李健的脸，我看到他站在一个高个子男人身后，从后面努力探出身子，对着我用手做出一个向下的动作。

他用嘴型拼命地在对我说，低头，低头。

“怎么搞的，有没有跟她说清楚？”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转过头对他说道，语气中充满了不耐烦。

我低下头，不再说话了。一台摄影机挂在一条长长的伸缩臂上，从上方慢慢下降，靠近我们。对面的摄影师手上举着另一台机器，对着我们调整角度。另一些人则盯着一排屏幕，偶尔转过头和旁边的人低声交谈；还有人在更远处的地方，匆匆忙忙经过。

四块白色的反光板从各个角度对向我们，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它们在强光下清晰到有些不真实。所有人透过屏幕或者镜头看着我们。对面的男人还在说话，但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模糊，渐渐远去。

我感觉自己似乎抽离了这个场景，像隔着一块玻璃屏幕，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我看到他们张开嘴，却听不到声音。前方有一个人推着一辆小车，滑稽地转着圈。

“姚媛。”直到李健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我才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场景里。我看到他的嘴唇微微颤动，眼里有一丝歉意，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提前设计好的一部分。

“没事我就先走了。”我笑着和他道别。我感到他犹豫了，我不想听到他对我说出对不起之类的话，便转身走了出去。

走廊里，一个脸上化着浓妆的女生等在电梯口。她穿着一双拖鞋，身上也穿得很随意，看起来和脸很不相称。电梯来了，她走进去，我跟在她后面，她按了 “1”以后，便靠在了墙壁上。电梯带着我们两个人一层层向下。一楼到了，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过了一会，才直起身子，从电梯里走了出去。

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我在人行道上走着，夜晚的空气中还凝结着白天的热气。洒水车喷洒着细细的水雾从对面开过来，像是一丝微弱的喘息。

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我接到了李健的电话，他在电话那头说要请我吃饭。

“好啊。”我几乎没有犹豫地答应了。

餐厅里，他熟练地询问着今天的特价菜，和服务员交代甜品最后再上。

我坐在对面，看着他，想象他曾经有多少次像这样带着帮他的女人来这里吃饭。

“想喝点什么？”他抬起头来问我。

“都可以，你看着点吧。”

于是他要了两杯橙汁。

“好久不见。”他说道。好像在过去的那个白天里，我们并没有真正见面，而直到这一刻，我们才坐下来，为时隔多年的再次会面正式寒暄。

“是啊，好久不见。”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他看着我。餐厅里的灯光从他头顶打下来，显现出他脸上的纹路。我想，他看我大概也是这样。

“没事，应该的。”

他突然小声笑起来。

“姚媛，你还记得吗？ 以前在话剧社的时候，你第一次上台，紧张得不得了，结果在台上忘了词，下来的时候，你伤心地大哭了一场，还记得吗？”

“有这事？”我笑着皱起眉来，假装在思考。

“太久了，不记得也正常。”他端起装着橙汁的玻璃杯，喝了一口。他喝橙汁的样子，让人疑心他常常喝酒。

有一个服务员从我们桌边经过，他叫住她，问她我们的菜怎么还没有上。

“您稍等，我帮您问一下厨房。”服务员礼貌地答道。她戴着口罩，但还是能看出很年轻，染过色的头发高高地扎在脑后。

那天下了舞台以后，其实我并没有哭。我和其他人一起去聚餐，吃完饭我们还去KTV唱歌。我没有点歌，坐在包厢里和社团的另一个女生玩了会骰子。后来在大家玩得忘乎所以的时候，我中途出去了一趟，在KTV 门口的沙发上哭了起来，像一个喝醉了酒的真正有心事的女人，哭完我就进去唱了一首歌。我唱得很烂，我一向不擅长唱歌。

他一定是忘了，所以把我以为最隐秘的那部分堂而皇之地讲了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留在他记忆中的形象是怎样的。那个时候的我平凡而又天真。只是因为喜欢看电影，想穿华丽的演出服，就加入了话剧社。而他，成绩优异、身材高挑、深棕色的头发自然地微卷，看起来和别的男生很不一样。他是话剧社的社长。

有一次，在排练的时候，他突然走到我面前。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蹲下来，对着我说道。

“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内心应该是忐忑不安的。”他看着我的眼睛。我闻到他衣服上淡淡的味道，他的呼吸洁白如棉。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小声说着，低下头来。

在那些天气开始回暖的日子里，我常常坐在教室里，出神地回想着那一幕。

一个人真实的模样往往不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如今，我坐在他对面，突然意识到这点。

“我们喝点酒吧，”我说，“你可以的吧？”

李健似乎愣了一下。

“当然，”他点点头，“我可以。”

他叫来服务员，点了一瓶红酒。

我和他一前一后在人行道上走着，隔了不到一米的距离。宾馆门口的灯在不远处亮着。玻璃橱窗上照出我们经过时的样子，微微弯曲的背脊，迟缓的脚步。我为我们看起来竟然如此衰老而感到羞愧。

读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向李健表露过一丝丝的心意。他是那种你宁愿远远看着的人。他很少谈自己的事情，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社团参加市里的比赛回来，他坐在大巴车靠窗的位置，笑着对我们说道，他以后想拍电影，想当导演，像希区柯克那样的导演。

我没有看过希区柯克的电影，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那天天气很好，风从开着的车窗里吹进来，我们都懒洋洋地靠在座位上，打起了瞌睡。

我坐在他的后面，看到风将他微卷的头发吹了起来，像一只毛茸茸的动物。不知道怎么的，我突然很想伸出手去摸摸他的头，觉得他的头发一定很柔软。我把头靠在窗上，看着窗外的风景慢慢地向后退去。我希望车永远也不要停。

在宾馆房间的门口，他犹豫了。

“我离婚了。”我告诉他。

“我知道，”他说，“我也是。”

我点点头，开门进去。其实我早该想到，大概是这样他才找我帮的忙。

在房间里，我们快速地拥抱在一起。

我如此迫切地想和他做爱。我知道掩盖在这身衣服下面的我赤裸的身体已经不再美了，因为哺乳而下垂的乳房，松弛而布满纹路的腰身。但是我一点也不怕，相反，我迫不及待地希望他看到我如今的样子，希望用这样的身体和他做爱，就像不懂事的少年常常以伤害自己的身体来惩罚过度关爱他们的父母一样。我被这种强烈的愿望驱使着。

也许是太久没做了，我感到一阵疼痛。他停下来，看着我。

“不要管我，”我对他说，“不要停。”

慢慢地，我适应了这种疼痛，很快，一种巨大的快感向我袭来。我张大嘴巴，发不出声音，像是被卷进了一个漩涡中。

我变得很轻，变成一条无依无靠的小船，在茫茫的大海中独自漂浮着。

这是和前夫做爱时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我的前夫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他觉得女人的性欲是羞耻的。在他们家，如果有长辈在场，我们就不能表现得亲昵，哪怕是牵牵手也不行。有一次在家庭聚会上，我只是将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便被他严厉制止了。公公婆婆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他们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仿佛我做了什么令他们难堪的事情。

我是在毕业一年以后和他结婚的，婚后不久便怀孕了。强烈的孕期反应让我不得不辞掉了工作，一份随时可替代的微不足道的工作。和李健不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对未来有规划有目标的人。生命中的一切都像是某种偶然，我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在婚后的第五个年头，有一天，我把儿子送进了学校，从超市买了菜回家，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拿出来，晾在阳台上。然后开始拖地，先是客厅、餐厅，然后是厨房、书房。书房里堆着儿子的绘本和玩具，我把它们一样一样捡起来，放进收纳盒里，书一本一本摆回书架。我听到了一些声音，突然想起什么，走进卫生间，看到自己放在水龙头下的那一桶水早已接满了，水沿着桶壁从四处流下来，在地上积了一片。

就是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开始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在后来的日子里，尽管每一天仍在重复、延续，尽管吃饭的时候还是一样沉默，深夜里身旁的鼾声依旧此起彼伏，但我知道，一切不一样了。

我开始对每一天的日子感到不耐烦。早上我急不可耐地起床，匆匆把儿子送进学校，仿佛接下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我在电话里敷衍着朋友，心里却希望能赶快结束。

我毫无耐心地过完每一天，期待着一天的结束。好像这一天不是我真正需要的生活，我要赶紧结束它，好去迎接一种真正的生活，但新到来的一天又是如此地令我不耐烦。我总是在等什么，等做完了这些，等当下过去，等一切结束，在那个等待的尽头里似乎有什么真正重要的有意义的东西。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从未到达过那个尽头。

我开始对着洗衣机里取出来的衣服发火，它们的袖子常常缠绕在一起，扣子掉落在滚筒中，而我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卧室里的窗帘也令我恼火，它们永远无法严丝合缝地拉在一起。而当我站在厨房炒菜的时候，热气腾腾的食物散发出来的香味和那些隐藏在角落里难以去除的陈年油污味，都让我觉得难以忍受。

有一天，我拖完地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机下方的一排插座。无论我从何种角度，都发现它们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这个想法几乎要将我折磨疯了。

那个时候，我的心底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恐惧。听到石块从悬崖上滚落的声音，但我还在一步步地向前走着。

离婚进行得超乎意料的顺利。考虑到可能要从私立学校转学，儿子最终决定跟随他的父亲。儿子已经上初中了，他该有自己的选择。

“抽烟吗？”我把一支烟递给李健，他接了过去，并没有表现出惊讶。

“姚媛，”他吸了一口，“之前我从社团的同学那里听说了你的事。”他停下来。

我转过头去，他没有看我。

“现在看见你这样，挺好的。”烟雾从他的嘴里慢慢地飘出来，遮住了他的脸。

“挺好的。”他说。

我想起有一年圣诞节，不知道是谁起的头，社团成员之间流行起了互送贺卡。我花了半天的时间，在学校的文具店里挑到了十几张漂亮的圣诞卡片，然后依次在上面写下祝福的话语，其中一张就送给了学长。过了很久我都没收到他回我的卡片，直到平安夜当晚，我突然收到他发给我的一条短信，上面写着：姚媛，圣诞快乐，希望你永远像现在这样无忧无虑。

我转过身，打了个哈欠，眼里噙着一点点泪，眼神涣散地看着天花板上的筒灯。筒灯上的光束随着眼睛的轻微颤动，时而伸长，时而缩短，像蜗牛的触角一样。我重复着这个单调的动作，直到眼里的泪水流出眼眶。

将垃圾依次分类投进小区的垃圾桶里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早锻炼的大姐了。我打开垃圾站旁边的水龙头，水管里不时发出水流中断的 “噗噗”声。我将两只手掌心朝上，掬在水龙头下，这样接了好几次，才算把手洗干净了。

我抬起头望了一眼不远处的凉亭。亭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柱子上的漆皮有几处已经脱落，有几处翘起边来，在烈日下显得很斑驳。那些无法移动的树木、花草以及路灯、消火栓，只能无望地站在焦灼的阳光下。

在超市整理货架的时候，我接到了李健的电话。

“喂，在忙吗？”

“你说吧。”我把一瓶海飞丝放在货架上，对电话那头说道。

“方便见一面吗？”

我沉默着。

“只是想跟你说一件事，用不了多久。”

我把手机从耳朵旁拿下来，看了眼时间。

“今天我要上晚班，恐怕没有时间了。”

“不要紧，我可以等你。你告诉我在哪，我来找你。”

“我十点下班。”

挂了电话，我把超市的定位发给了他。

事实上，在那天以后，我很少想起他。和他的见面与其说是重逢，不如说更像是一场告别。

酒水区传来领班骂人的声音，我将洗发水摆放整齐后，走到过道上。负责酒水区的小琴从我身边走过，冲我做了个鬼脸，我忍不住被她滑稽的样子逗笑了。

我喜欢在超市关门以后，留下来整理货物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的超市很安静，所有商品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属于它们的位置上，靠着货架的最外层，把空隙都填满。不会有人从货架上取走一件，从而打破这种美感，更不会有人随手拿出其中的几样，然后把它们放在错误的位置。

那些白天吵吵嚷嚷的商品也都慢慢安静下来。膨化食品的包装袋不再 “咔咔咔”地响了，碳酸饮料里的气泡逐个破灭，变得沉默。洗发水瓶壁沿上最后一滴浓稠的液体，终于也回落下来。

整个超市均匀而缓慢地呼吸着。

“下班了？”看到我从超市门口出来，李健向前跨上一级台阶。

“嗯，”我向他走去：“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我也才到一会。”

我点点头，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沿着台阶向下。

领班从后面走上来，她的目光快速地从我们两个人身上掠过，但她什么也没说。

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在人行道上，车子从我们身边经过，带起一股浑浊的热气，然后慢慢沉淀。

“我来是想告诉你一声，之前让你帮忙的那个相亲节目，你的那个片段已经删掉了，他们不会再播。”

“嗯。”我低着头应着。

“之前都怪我，没跟你说清楚，我真的很抱歉。”

“别放在心上。”我宽慰他。

“他们改了剧本，说是为了制造一点话题，但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李健一边向前走着，一边向我解释。

“你渴吗？ 我去买杯奶茶。”路过一家奶茶店的时候，李健对我说道。

奶茶店门口站着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李健笨拙地站在那些学生后面排队等待着，直到营业员提醒他到另一侧点单。

“要加冰吗？”他回过头，冲着我喊道。

“要！”

路过一个公园的时候，我们找到一把长椅，他用手将椅子上的几片落叶拂去，我们坐了下来。

“这天可真热，再不下雨，恐怕连奶茶都要喝不到了。”李健把吸管插进奶茶杯里，递给我。杯壁上已经有些湿漉漉了。

“其实不删掉也没事。”我说。

“嗯？”

“我是说那个节目。”

“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

“那不会对你有影响吗？”

“影响什么？”

“影响你当导演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说出这句话。这话一出口，我们两个都笑了起来。

“我已经辞职了。”

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待在那里也不会成为导演的，这点我早知道。其实，现在说起当导演这件事我挺难为情的，也不知道读书的时候怎么就能这么理所当然地说出来。”

“你后来没有去读研吗？”

他沉默了一会，当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起这些陈年旧事的时候，他突然说道：“姚媛，你还记得大四那年我有好久没来学校吗？”

我点点头。大四那年，学长不知道怎么了，有一段时间在学校里消失了。很久以后，有一次我在2 号教学楼门口碰到他，他笑着和我打招呼，询问我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我犹豫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的时候，他已经匆匆走了。

“我爸有一个果园，种了两三百棵柿子树。你见过柿子树吧？ 到秋天的时候，树上就挂满了成熟的柿子，有时候一个枝杈上能结十来个果子。原本到了采摘的季节，我爸都是请工人帮忙摘的，但那天不知道怎么了，他突然想自己爬上树去摘，结果就从树上摔了下来。”

“那是一棵很高的树，据说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他抬起头来。靛蓝的夜空中没有一颗星星。

“我妈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生病走了，是我爸一个人把我带大的。我妈在的时候就经常劝他把果园卖了，说现在谁还愿意种树。”

“很意外吧？”李健说着，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我很少跟别人说起这些，就好像现在说起当导演觉得很难为情，读书的时候，让我说这些，也觉得挺难为情的。”

“我爸好了以后，我就去考研了，但是考了几次都没考上。后来看着其他同学一个个都工作了，也就放弃了。”

“那挺可惜的，你那会成绩那么好。”

“可惜啥呀，那个时候比较天真罢了。后来想想，即便考上了，也不一定就比现在好，你说呢？”

我默默地听他用平淡的语气讲着这些事，就好像在讲一个我们过去的朋友。关于这些，在读书时确实从未听他提起，我只记得有一年开学，学长带了好大一袋柿子给我们，柿子又大又甜，我还拿回宿舍分给了室友。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柿子。

在消失了近一个月后，早锻炼的大姐终于再次出现了，只是这次很难得，我是在上夜班回来的时候看到她的。她坐在小区的凉亭里，手里拿了把扇子。

“大姐，好久没见你锻炼了。”我难得地主动向她打起了招呼。

我想她一定是生了一场大病，她看上去憔悴了不少。或许她那条鲜艳的丝巾，连她自己的颜色都要被吸走。

“你下班回来了啊？”她看到我，笑着说道。

“嗯，下班了。”

“天太热了，下来坐会，透口气。不过这花草堆里，蚊子真是像造反了一样多。”说着，她便用手里的扇子拍自己的腿。

我点点头，“我先上去了。”我正准备转身，大姐叫住了我。

“上个月，我老伴走了。”她突然对我说道。

我吃了一惊，从来没有在小区里见过她的老伴，似乎也从来没有想过她可能还有一个老伴这件事。

“瘫在床上十多年了，走了也好啊，他轻松，我也轻松了。”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感到有蚊子正在叮我的腿。我有些后悔，像是小时候看母亲杀鸡时，突然看到她从鸡肚子里掏出一大把血淋淋的内脏。

“你看，平常这会，我都得在家照顾他，给他擦身子，喂药，哪有时间下来乘凉啊。”她在阴影里，冲着我笑了笑。

“啥都好，就是有些不习惯。”她说着，不停地用扇子拍着自己的腿。

那次聊天没多久以后，大姐又消失了。这一次，她消失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早晨我倒垃圾时，无意中听到经常和她一起锻炼的几个大姐说起她的事，她似乎病得很重，被女儿接去照顾了。

有时候，我在阳台晒衣服，会突然想起她腰上系着丝巾冲我打招呼的样子，想起那天晚上她不停地用扇子拍着自己的腿。

李健常常打电话给我，在超市门口等我下班。他买了一辆新能源的比亚迪，开起了网约车。

拿到新车的那天，他约我去兜风。我把小区里大姐的事告诉了他。

李健手里握着崭新的方向盘，看着前方，道路两旁的灯光不断从他脸上掠过。看上去像是在水里。

过了一会，我已经没有在想那件事了，他突然说道：“有时候我在想，电影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它省略了没有意义的那部分。如果它把我们真实的生活一帧一帧拍出来，一定是冗长而又乏味的。即便是那些你觉得最有意思最精彩的人生，里面一定也有很多毫无意义的时刻。”

日子变得简单而又纯粹起来。我们常常一起吃晚饭，一起回家。在我上夜班的日子里，他会在门口等我下班，然后一起去吃点夜宵，或者什么也不干，只是在路上走走，走累了他就送我回家。

有一次，还不到10 点钟，领班突然走过来对我说：“没什么事你就先走吧。”她站在货架前，仔细检查着商品。我对她说了句谢谢。走出超市门口的时候，我看到李健坐在台阶上，他的背影被路灯拉得很长。

有时候他会带我去一家从来没去过的网红餐馆，像时髦的年轻情侣，虽然实际情况常常不尽如人意。买奶茶的时候，他知道要去另一端点单，而不是傻傻地站在人群后面。在那些百无聊赖的周末，我们会待在房间里，玩一些不需要战略战术，单靠运气的游戏。玩累了，就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有时候，我感觉我们又回到了读书的时候，仿佛有大把的今生今世用也用不完的时间。我们这样一日日在虚空中度过，却不再觉得焦虑。时间在我们四周浓缩、凝固，慢慢地变成一块琥珀。

“很失望吧？”有一次做完爱以后，我问他。

“失望什么？”

“对我失望啊。”

他沉默了一会：“那你呢？ 你应该对我更失望吧。”

城市里很多工厂因为断水已经停工，小区里也开始隔天供水。厨房、阳台、卫生间里，摆满了大大小小接满了水的脸盆和塑料桶。那些有水的日子里，刷完牙以后，我总要在漱口杯里接好满满的一杯水，放回台面。

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新闻里正在播报着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某地一个淡水湖的湖底，露出了一座修建于明代的古桥。

“真不可思议。”看着屏幕里干涸的湖底，古桥如一条蜿蜒的巨蛇横亘在湖床之上，李健忍不住发出一声感叹。有几个撑伞的游人，在桥上驻足、拍照。

“如果这个世界再也不下雨了，会怎么样？”我突然转过头问他。

“我不知道。”他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可能地球会灭亡吧。”

“你说得不对，”我反驳道，“地球不会灭亡，是人类会灭亡。”

“或许吧。但也有一种可能，人类进化成不需要水了，也就不需要下雨了。”他笑了起来。

“所以我们就该接受一个不下雨的世界吗？”我转过头问他。

他看着我，慢慢收起笑容。

领班辞职了，据说带着女儿回了老家。她没有跟我们告别，但托另一个同事送了我们每人一个保温杯，我收到的是粉色的。

新来的领班是个男的，看着还挺年轻。他要求我们提前半小时到岗，迟到一次就扣钱，也不准我们在上班时间里看手机，发现一次也扣钱。酒水区的小琴受不了，没多久也辞职了。

看着原先的同事一个个不干了，我有些犹豫，开始关注网上的招聘信息，加了几个微信群，手机里每天会弹出各种各样的招聘信息。

诚招送货员，男女不限，薪资3000-3500元每月 （提成另计），要求身体健康，会开三轮车，有意者请电话联系……

李健不接单的时候，我们开始乘坐地铁和公交车出门。

那天晚上，我们一路小跑着追上了最后一班公交车，站在车里大口喘着气。他把一个靠窗的位置留给我，然后站到我身旁。他的手里拎着我们从超市买来的打折面包。

一个彩色的球从前面滚了过来，坐车头的孩子开始哭闹。李健试图抓住它，但没有成功。这个球引起了车厢里一阵小小的骚动，最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抓到了它，她把球从后面递了上来。我听到孩子的母亲对最后递给她球的那个人说了声谢谢。

车厢又慢慢恢复了安静，有人在轻轻地咳嗽，李健把我的口罩往上拉了拉。我靠着窗，一排排灯火辉煌的高楼从窗外经过。有那么一会，我想到了所有建造这些高楼的人，想到了所有在这里出生的孩子，所有死去的人。

一个急刹，整个车厢向前倾倒着。公交车停在一个红灯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