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狂思想再探

赵振滔，高培月

（晋中信息学院，山西晋中 030800）

然而泰州学派究竟为何如此之狂，致使其狂的原因又有哪些，学者们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代表性的有季芳桐的著作《泰州学派新论》以及左东岭的论文《狂侠精神与泰州传统》。在季芳桐那里，泰州学派的狂被看作是英雄主义，其一方面受到王艮的侠义、英雄精神及“率性之为道”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来自气势（浩然之气）这个因素，同时还与社会的互动分不开[2]。而左东岭则认为创始人王艮的“出位之思”与 “尊身守道”理论才是泰州学派形成狂侠精神的主要原因[3]。由此可见，关于泰州学派因何如此之狂这个议题仍有较大的讨论和研究空间。下文从良知现成的理论思想、封建压迫的社会现实及淑世济民的理想境界3 个方面着手，寻绎泰州学派狂者气象的真正原因。

1 良知现成的必然结果

王学兴起之前，程朱理学是思想界的最高权威，主宰支配着人世间的所有活动，“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4]。明朝中后期，集心学之大成的阳明心学将良知心体作为是非判断之标准，人的一切视听言动不再屈从于外在世俗权威，而是纯粹以自我良知之心体来判断是非对错，本乎其心，从心而欲。

在良知心学的鼓动下，阳明倡导和追求“行不掩言”的“狂者胸次”：“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吾自南京以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阳明因确信良知本心为是非之准绳从而摆脱了“乡愿的意思”进而达到了“狂者胸次”的境界，阳明为达到“狂者胸次”而凭借的这一良知本心让士人们不必再屈从于绝对的世俗权威，重新获得了主体自由，从而将身上压抑已久的狂性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中解放出来成为可能。

然而阳明虽主张良知人人具足，并以人本有之良知作为一切是非之标准，但却始终无法摒弃日常习行践履“致”的工夫。而泰州学派则直接强调良知所特有的 “自在现成”性，彻底消解了良知所具有的规范意义，从而随任自然、率性而行，突破名教之羁勒并最终走上了狂侠道路。

1.1 王艮的 “良知” 观

据《年谱》记载，王艮曾对同门欧阳德说，师门讲“致良知”，我近来讲 “良知致”，又说他 “以日用见在指点良知”[5]。在王艮看来，良知学说的优点在于“天然率性之妙”，而 “致良知”带有努力和用力的色彩。因此王艮重视良知的天然自足之性，认为良知“当下具足”，每个人皆现成地具有良知，只要率循良知自然而行，自可成贤成圣。他说“良知之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要之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天性之体本自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由于良知自在现成，因此王艮反对刻意的人为安排，认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王艮将人性之体比喻为 “鸢飞鱼跃”，完全摒弃了一切有意识的人为作用，崇尚 “活泼泼”的自然简易之道，从而确立了自然人性论的主张。

王艮对良知自在现成的强调和发挥，使“心即理”的王学原则日益走向感性化，“心即理”的 “理”由外在之天理、规范，逐步转变成内在的情感甚至自然欲求。顺应自然，率性而为，王艮以“自然为宗”的学术旨趣，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堤防真正打开了一个缺口，“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的狂气由此便释放出来。王艮首次打开了名教束缚狂性的枷锁，奠定了泰州学派狂的基础。王艮之后，泰州后学压抑已久的狂性在此基础之上一步步解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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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襞的 “良知” 观

王襞崇尚 “自然之谓道”，并借良知自在现成理论得出了求 “道”之方——“率夫天性”“顺适而为”。他曾说：“良知之灵，本然之体也，纯粹至精，杂纤毫意见不得。”窃以舜之事亲，孔之曲当，一皆出于自心之妙用耳。与饥来吃饭倦来眠，同一妙用也。人无二心，故无二妙用，得此岂容一毫人力与于其间？王襞认为由于良知 “原自见成”“自然感应”，因此我们要抛弃一切 “用智之私”，真正做到顺其良知而率夫天性，丝毫不加以人为妨碍。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去行事，饥而吃饭倦而眠，自然而然，王襞彻底摒弃了一切外在人为之干涉，进一步打开了桎梏狂性的牢笼。

1.3 颜钧的 “良知” 观

颜钧提出 “制欲非体仁”，反对刻意否弃和扼杀人欲，同时认为“体仁之妙，即在放心”[6]，主张循其心体的自然发动，随心所欲，率性而行，如此才能去除心病。也正是颜钧“急救心火”这剂良药，才使得罗汝芳得以“脱缰锁，病遂愈。”此外颜钧还将人性比喻为明珠，从而强调人的行为只有纯任自然、率性而行，才能符合于道。颜钧的 “制欲非体仁”说毫无忌惮地承认欲望之美，将人欲从天理的过度羁縻下挣脱了出来，泰州学者的狂性在主体情欲的解放中获得了再一次发展和张扬。

1.4 罗汝芳的 “良知” 观

如果说颜钧通过将人欲从天理中解脱出来进一步张大了泰州学派的狂性，那么罗汝芳则凭借消解一切修养功夫从而彻底地将狂性从牢笼中解放出来。罗汝芳以“赤子之心”指点良知本体，在他看来良知本心圣体具足且自然流行于日用之间，“捧茶童子却是道”。他反对做戒慎恐惧的工夫，要求我们对良知的把握必须“直下承当受用”，浑沦顺适，抛开一切后天营为计较和情识念虑。“工夫难到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胸次茫无畔岸，便以不依畔岸为胸次。”只有放下一切，顺适良知心体之自然状态，才能洒落活泼，达到人生的自由自在之境界。罗汝芳消解修养工夫的一系列主张，彻底冲破了所有人为干预和规矩格套，主体之心的自由自信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为泰州后学走上狂侠道路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张本。

综上而言，阳明心学对良知心体的提出与凸显使明中晚期士人以其自由意志挣脱理学之束缚成为可能，从而为狂开辟了道路，但却仍然受制于“致”工夫的羁绊。而泰州学派对良知自在现成理论的强调和发挥则消解了一切人为干预和外在规范的束缚，人的主体意识和自由意志得到了极大的张目，纵横任我、任情恣性的狂气被彻底解放出来，儒家士人们真正得以“解缆放船，顺风张棹”。良知自在现成理论为泰州学派彻底打破世俗之规范，反叛传统，狂傲不羁，最后步人狂侠左派之流彻底扫清了理论障碍。泰州学派所具有的狂者气象是良知现成理论的必然结果。

2 封建压迫的被动反抗

狂来源于自我良知心体的自由和解放，从表面上看似乎与社会现实无关，然而从深层次来讲，狂实际上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是社会大众尤其是平民阶层面对动荡时世与封建压迫时被动而积极的反抗。

泰州学派主要活动于16 世纪，此时正值明朝中后期。明中叶以后，明政权江河日下，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封建统治危机重重，逐渐走向垂暮之年。世宗、穆宗和神宗等皇帝多年不问朝政，宦官专权，同时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进一步刺激了统治阶级内部的贪婪腐化、骄奢淫逸，朝廷上下贪污成风，结党营私，倾轧排挤。世宗迷信道教，整天在西苑与道士们混在一起，道士满京城，皇帝斋醮所用蜡类香品年达数十万斤；武宗挥霍淫乐甚重，到处抢掠妇女，勒索财物，“近淮三四百里间，无得免者”[7]；权臣严嵩，其儿孙党羽无一不是朝廷官员，嚣张跋扈，横倾朝野，倒台抄家时发现其历年所掠财物是国库存银远不及的。

统治阶级的肆意挥霍和无尽贪婪必然以剥削压榨穷苦百姓为手段，繁重的赋税及徭役铺天盖地，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 “人市”现象，“父子夫妇互易一饱。”[8]不仅如此，由皇权贵族带头进行的大规模土地兼并更是让老百姓雪上加霜，被侵占了土地的农民无家可归，被迫流离失所，全国各地流民队伍不可胜数。

泰州学派是个平民阶层的学派，门下大多数人来自社会底层。创始人王艮及部分门人为灶户出身，王襞、颜钧和何心隐等人终生未仕，皆为布衣儒者，朱恕是以砍柴为生的樵夫，韩贞是一名制作陶器的手工业者，而夏廷美则是一介农民。可以说多数出身于布衣平民的泰州学者同样不可避免地成为封建统治剥削与压迫的对象，因此他们能够深切体会到封建统治下普通百姓的切肤之痛。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9]盐民诗人吴嘉纪的这首诗真切揭示了封建压迫下盐民悲惨的生活景象，可见当时平民百姓的日子是何等凄苦。正如王艮在《鳅鳝赋》中所描述的那样，广大黎民百姓犹如缸中之鳝，“覆压缠绕，奄奄然若死之状”，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统治阶级对平民百姓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最终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江西、四川、河南、山东、晋南等地的一些穷苦百姓被迫揭竿而起，起义的烽火迅速烧遍了大江南北。特别是发端于河北平原上的刘六、刘七农民起义部队不仅纵横驰骋了大半个中国，而且数次攻打到了京城附近。拿起武器与朝廷直接发生武力对抗，这种不惜抛弃自家性命的起义行为当然是一种“疯狂”之举，然而这种看似 “疯狂”的举动中却隐含着无数平民百姓的无奈与悲哀。

面对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多数为平民出身的泰州学者们也不得不狂起来进行被动而积极的抗争。据《年谱》记载，王艮37 岁那年，明武宗朱厚照南巡，“驻跸维扬，所过骚动”，佛太监、神总兵到安丰向民众索取鹰犬，面对这一侵扰百姓的行径，王艮在官府面前不畏强权，挺然而出，仗义执言，最终使佛太监感服，并停止了勒索。

另一位泰州学者何心隐在反封建压迫的道路上则表现得则更加狂傲和激进：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10]，永丰县令强迫当地百姓缴纳 “皇木银两”，早已对朝廷苛捐杂税深恶痛绝的何心隐与村民进行了猛烈的抗争，6 个差役命丧黄泉；此外，对于朝廷加派的 “赋外之征”，何心隐 “贻书以诮之”，遂激怒县令，最后被“诬之当道，下狱中”，并判处绞罪；被友人程学颜援救后不久，何心隐又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北京参与了著名的以术倒嵩事件，并大获成功，这件事在《明史》与《明儒学案》等文献中均有所记载。何心隐身为一介布衣，却公然敢与朝廷进行对抗，他不但带头抗税，而且还设计扳倒了权倾朝野的奸相严嵩。不论从哪一个事件来看，何心隐敢以一己之力而“掀翻天地”，其狂傲盛气都是无以复加的。然而如果不是封建压迫、逼不得已，谁会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铤而走险，去做不自量力的狂诞之事。

明朝中后叶，封建统治的残暴与黑暗使得狂成为时代的主题，人民大众必须狂起来反抗封建压迫才能使自己和同胞得以继续存活下去，而出自平民阶层的泰州学派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时代的浪潮中，不得不以狂者的姿态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残酷而激烈的斗争。因此狂是泰州学派在面对封建压迫时被迫采取的一种行动，是封建压迫与反压迫这一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3 济世情怀的强烈鼓舞

从现实层面来看，狂是出身平民的泰州学者在面对封建压迫时的被动回应，是外力迫使之下的无奈之举，是外在因素使然。而究其内在根本原因，狂则是源自于泰州学者心怀天下的理想境界及淑世济民的价值追求。

3.1 王艮

王艮，不论是他29 岁那年奋臂托天、整失序之星辰复归如初的 “托天之梦”，还是其初见阳明时所陈述的 “草莽匹夫不忘尧舜君民之心”的慷慨之词；不论是其以鳅自喻、奋身化龙救民于水火的济世理想，还是他欲做帝王师和天下万世师的顶天立地精神，抑或是其身着异服入京讲学的救世实践，所有这些无不透显着王艮的狂傲之气。

然而无论是当救世主还是做帝王师，没有哪一件事是一介布衣敢于去做的，而王艮无所畏惧，敢做敢为；也没有一件事情是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应当去做的，而王艮义不容辞，当仁不让。他无所畏惧、义不容辞的精神和气魄集中体现为其不符合布衣身份的在野行道的“出位之思”，而这种不符合身份的 “出位之思”从本质上讲就是狂。这种“出位之思”的狂者气象与其说是来自王艮 “意气太高，行事太奇”的张扬个性，不如说是根源于他视万物为一体，觉民行道，拯救万民的理想境界和价值目标。

面对当时的社会惨状，作为儒者的王艮虽只是一介布衣，但他却胸怀天下，积极应世，不屑于 “隐”。王艮把孔子作为偶像，慨然以 “师道”自任，“修身讲学以‘见’于世”，把讲学作为毕生的责任和使命。他一生四处讲学，无所不至，书院、闹市、树林、深山，无不留下他讲学的足迹和身影。王艮通过讲学而觉民行道，经由讲学而教化天下，其目的是培养经世之才，从而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整顿社会秩序。王艮在《鳅鳝赋》一文中以一首诗表达了他的社会理想:“一旦春来不自由，遍行天下壮皇州。有朝物化天人和，麟凤归来尧舜秋。”王艮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自己要做尧舜那样的圣人，来拯救 “不自由”状态下的生灵，最终达到“天人和”的理想境界。

王艮在反封建压迫，拯救万民于水火、济拔苍生于涂炭的理想和实践中所展现出的狂者气象直接影响到了泰州门人学子，其后的颜钧、何心隐等人，尤其展现了 “赤身担当，济世救民”的狂者风范，狂者气象也成为整个泰州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特殊风格。

3.2 颜钧

颜钧不畏强权，敢怒敢言，成为泰州学派继王艮之后又一位无所忌惮的狂者，被人们评价为 “古之狂简，恐不类子。”他关心民间疾苦，上书抨击时弊，认为“天下大溺”“责在君臣”，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当权者，因而招致当权者的迫害，被逮捕后受尽折磨，差点死在狱中，即便如此也从未打消他的救世热情。颜钧以百姓利益为指归，提出自己的急救溺世之良方，主张 “足民食、造民命、聚民欲、复民性”，以此来挽救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社会局面。颜钧不惧生死，敢于大胆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罪行，其狂是不言而喻，他身上所具有的狂者气派虽与其率性而为的个性和豪宕不羁的行事风格分不开，但他为民请命，淑世济民，“欲有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的理想和抱负才是真正使他狂起来的根本原因。

3.3 何心隐

何心隐可以说是泰州学派中最具亢龙气象的狂士，他的特立独行，在阳明后学中算得上是佼佼者：受王艮“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王道社会思想的影响，何心隐效法其师颜钧的“三都萃和会”，“捐千金，购义田，储公廪”，在家乡创办民间组织“聚和堂”，试图发动宗族的力量来践行其理想社会的试验。他以宗族为单位，将族内子弟总宿于祠、聚于祠、食于祠，教于祠，过集体生活，享受平等待遇。同时外姓子弟也可入学，“幸相以礼”，“不得以亲疏分厚薄”。学成之后，“冠婚衣食，皆在祠内酌处”，鳏寡孤独失所者皆有所养。“相互关爱、尊重他人、彼我无别、和睦人间就是何心隐想的打造理想社会的实质性内容。”[11]不仅如此何心隐所进行的这场理想社会的试验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彬彬然礼教信义之风，数年之间，凡一方之三代矣。”[12]

和孟子、老子等圣贤相比，何心隐是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小角色，而且他的聚和堂试验也只是昙花一现，但是他的这一大胆实践却是无法抹杀的。老子在“道”的指引下最终得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构想，孟子则是依理想的道德追求构建出了“民贵君轻”的仁政社会，构想设计虽好，但他们仅仅是坐而论道。一个行动要比一百个完美的纲领更加来得有力。而何心隐不仅设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何心隐所采取的措施，在聚和堂行之有效达6 年之久，被时人誉为“宛如夏商周三代一样的乐土”。在中国古代社会，像何心隐那样凭借一己之力设计并建立与前不同的理想社会，甚至豁出身家性命并与朝廷对抗，这种出位之思及出位之行可谓凤毛麟角。

何心隐在朝廷之外另立炉灶，无形之中形成了与官府对抗的力量。一个民间的私人组织，有一套同官方现存秩序相违背的规章制度，这对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来说无疑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之后与聚和堂相关的对抗朝廷的赋外之征事件，已经完全超出了朝廷允许的个人在野行道的最大限度，其狂不言而喻，而他狂的亢龙气象不仅来自其渴望推行自己思想话语以变革现实的强烈自信，更源自于他 “首出庶物”“万物一体之仁”的济世雄心和理想情怀。

万历三年（1573 年），张居正为巩固中央集权加强思想统治，明令禁止别标门户，聚党空谈，反对一切聚徒讲学活动。何心隐顶风而上，撰文《原学原讲》与张居正进行誓死抗争以争取天下士人讲学的权力，后不幸被捕并杖死狱中。何心隐以讲学为生命，并把自己的生命历程看作是讲学本身，在入狱后临死之时，依然坚信自己由“讲学被毒”。何心隐所富有的那种不借抛弃身家性命，忘我地为讲学而奔走的狂者气象为后人所称道，就连 “异端之尤”的李贽也不禁发出“何心老英雄莫比”的无限感慨。

明中晚期内忧外患，社稷丘墟，苍生涂炭，世道的不幸迫切需要以天下为己任、积极救世的狂者。而出身平民又心怀天下的泰州学者奋身化龙，一马当先，以狂者的气度和姿态自觉承担起匡扶天下、济世救民的时代重任，做出与自身平民身份所不符的狂行。泰州学派的狂是为了救民而狂，泰州学派的狂是为了济世而狂。泰州学者所怀有的“大丈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境界和价值追求才是他们前仆后继、以身殉道，真正狂起来的精神内核和不竭动力。

4 结束语

泰州学派狂的原因是复杂的，绝不仅是由单方面因素造成的，实际上它是理论思想、社会现实，以及理想情怀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思想层面，阳明心学的兴起与良知自在现成理论的形成极大地强化了人的主体意识与感性欲望，并将士人们压抑已久的狂性从程朱理学“存理灭欲”的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由此狂有了理论的支撑；而在现实社会中，封建统治阶级残暴无情的剥削与压榨又迫使包括泰州学派在内的穷苦大众必须狂起来与封建压迫进行誓死斗争才能得以苟活，在此狂有了现实依据；另外真正让泰州学派敢于做出与自己身份所不符的狂傲之举的根本原因，则是源于他们胸怀天下、淑世济民的理想与情怀。正是有了这一深层精神动力的激励，泰州学者才敢于 “掀翻天地”“赤手缚龙蛇”，故此狂有了理想情怀的强烈鼓舞。

泰州学派对狂者气派的突出和彰显将人的主体精神从道学的禁锢下彻底解放了出来，这对于传统思想的摆脱或断裂无疑具有某种解放或启蒙意义，然而这种“启蒙”或者“解放”并不意味着泰州学派完全脱离了儒学传统，实际上它仍然是儒学理论自身发展运动的趋势，是在儒学内部发生的一场自我革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