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高职院校“在地国际化”办学提质增效的优化路径

■包兵兵 ，刘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教育对外开放。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指出要“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推动我国同其他国家学历学位互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1]。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要求坚持内外统筹、提质增效、主动引领、有序开放，对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进行了重点部署，着眼加快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和培养更具全球竞争力的人才[2]。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系统改革和建设[3]。对于办学资源相对匮乏的地方高职院校而言，投入成本低、覆盖面积广、见效速度快以及反哺自身建设成效强的“在地国际化”办学模式成为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和提升国际化水平的应然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22年5月，全国高职（专科）院校共1489所（不含港澳台地区），总数已超过本科院校。因此，从整体上看，在新时期要加强我国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力度和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就必须加快构建适合高职院校实际和特点的国际化办学模式及其运行机制，稳步大幅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2019年3月，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将“提升国际化水平”列为“双高校”建设的十大改革发展任务之一，其目的就是要引导我国高职院校在中外合作办学中广泛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引入优质的国际职业教育资源，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标准研制，打造能充分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国际教育文化品牌，从而整体提升我国高职院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增强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话语权和发展竞争力。

1999年，瑞典马尔默大学国际事务副校长本特·尼尔森首次提出“在地国际化”概念，认为“在地国际化是在教育领域中除学生跨国流动以外的所有与国际事务相关的活动，旨在让所有学生在学期间都有机会接受国际理念与跨境文化的影响，提升自身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化世界的需求”[4]。新冠疫情期间，我国不少地方高职院校在中外合作办学上面临着现实挑战，比如国际生招生规模缩减较大、在线项目课程研发滞后、中外跨域师资交流不畅、国际教育教学质量不高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高职院校在推进国家级或省市级 “双高校”建设中“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的目标达成。在“出不去”和“进不来”的情况下，选择“在地国际化”办学思路成为不少地方高职院校的必然选项。

从2022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来看，自我国启动国家级“双高计划”以来，到2022年，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高达1077个。在各级政策的驱动下，我国高职院校借助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非合作论坛等国家战略合作机制，国际化办学的覆盖面日益扩大，但也要看到，众多地方高职院校所拥有的国际教育资源总量和质量与那些国家级“双高校”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体现在：区域化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偏重于宏观战略的描述性规划，缺少落地实施的操作性举措；没有比较充足的专项经费予以扶持，致使国际化办学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校内组织与管理机制不健全，各部门协作能力较差；国际化师资匮乏，生源质量普遍较低；国际项目课程的自主研发能力严重不足，对外依赖性较强；海外“鲁班工坊”建设滞后，“中文+职业技能”等项目尚未形成“以点带面”的格局；国际化办学存在“形式主义”倾向，实质内涵建设缺乏，标志性成果稀少，特色品牌意识不强，等等。更何况，近年来不少新建或升格的地方高职院校还处在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初步阶段，尚存在着一系列内部治理问题需要解决，在推进“在地国际化”办学方面就更显得“力不从心”。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发展建设的纵深推进，为整体提升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发展竞争力，地方高职院校就需要充分抢抓各种政策机遇，创造有利条件，凝聚办学优势，因校制宜地采取适宜性举措，推动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持续打造中国特色的“在地国际化”教育品牌。

二、地方高职院校“在地国际化”办学提质增效的追求目标与关键要素

当前，地方高职院校在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和选择践行“在地国际化”办学模式中，还存在缺乏系统性的组织机制建设、组织间协同联动不够、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校内专业教师国际化程度低、境外师资引进困难、评价体系针对性不强等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5]，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要清晰地明确“提质增效”的追求目标与关键要素。

（一）提质增效的追求目标

在地国际化办学与传统国际化办学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它的“普惠性”和“内生性”。“普惠性”主要是指在地国际化办学的受教育对象不受经济条件、知识储备、人际关系、先进表彰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学生只要有学习国际文化的需要和兴趣，都可以参与到国际化教育实践中来，以此丰富国际文化知识，拓展国际交往视野以及提升国际理解能力。“内生性”主要是指学校在广泛借鉴境外高校办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学校自身实际，量身打造本土化的国际教育场域，包括国际化课程项目的研发、国际化教学模式的构建、国际化生活情境的塑造等，使学校具备开展“在地国际化办学”条件，从“过度依赖境外留学”转变到“自主普及国际教育”，重在“对内的改造，而并非‘走出去’”[6]。地方高职院校在地国际化办学提质增效的追求目标就在于以学生为中心，以本土为根基，创造虚实一体、中外结合的国际化教育场域，以培养学生高尚的职业德操、宽厚的职业知识、娴熟的职业技能、创新的职业精神以及强劲的职业潜力作为出发点，构建适合职教学生多元发展、促进专业课程和岗位需求无缝衔接、中外文化互滋共长和包容共存的教学模式。

（二）提质增效的关键要素

1.理念认知是前提

作为办学资源并不富裕的地方高职院校如何看待“国际化办学”是基本前提：是将其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还是将其视为学校随大流、浅辄止实践的“弥补点”；在学校管理层里是否形成了共识，将其作为学校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选择“在地国际化”发展路径是否最契合学校当前的实际需要；是否能够正确完整地理解“在地国际化”办学的价值蕴涵以及行为导向，等等。作为“双高计划”十大核心任务之一的“提升国际化水平”，主要目的是 “开发国际通用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高质量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资源，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这也就是说我国要将职业教育融入全球国际化发展的大环境中与国际标准接轨，甚至是推出“中国方案”。

2.机制构建是保障

机制就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当前，地方高职院校“在地国际化”办学在学校管理机制上仍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缺乏体系化的顶层制度设计、组织管理部门的协同意识不强、没有足够的专项经费保障、碎片化的实践活动较多、社会影响力比较弱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地方高职院校并没有很好地将国际化办学视为推动学校提质增效、打造学校办学特色以及扩大学校国际影响的发展引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些职业院校同时设置了国际教育学院和外事办，从部门职责界定上看，国际教育学院应该是一个主要承担外派或接受留学人才培养工作的教学学院，而外事办则是一个专门负责处理对外事务性工作的职能部门，两者在工作上是互相协调支持的，但重心却不相同。在运行中，两者往往出现职责交叉混乱的情况，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校统筹国际化办学的凝聚力。

3.人才培养是目标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五大职能之一，也是最核心的职能。选择“在地国际化”办学模式，既是地方高职院校基于自身实际作出的现实抉择，更是新时代人才培养目标重构、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往与理解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实现路径。在开展国际化办学过程中，必须要寻找双向的平衡点：一是利用好留学项目把国外“留学生”引进来，吸引国外学生到学校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扩大学校在国际高等职业教育中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二是借助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办学项目，为学校无法出国的本土“留学生”提供“在地留学”机会，开设国际教育课程，学习国外先进理念与文化，解决在校生因受家庭经济等各方面条件限制而无法跨境留学的难题。在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遵循下，地方高职院校需要紧紧围绕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思考如何将国际化教育元素融入不同专业的课程与教学中，真正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在地国际化”。

4.特色塑造是追求

在“双高校”建设标准的催动下，现在高职院校基本上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着国际化办学，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级“双高校”已经取得了斐然成绩。比如，在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中，获奖主题是“国际化”（包括职业教育“走出去”等）的成果有11项，占比1.92%，其中特等奖和一等奖各1项、二等奖9项[7]。从数据看，和其他主题研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客观上也反映出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的特色塑造和品牌培育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没有形成特色品牌的国际化办学，是无法保持蓬勃生命力的，也根本不可能实现高质量的留学教育。“在地国际化”办学模式植根于我国本土教育土壤，更确切地说是扎根于“校本”，这就更有利于地方高职院校结合实际情况探索本学校的特色化办学模式，摒弃“外出留学”的单纯思维方式，采取多元化、在地化、校本化的建设思路与举措，最终形成在地国际化办学的“一校一品”。

三、地方高职院校“在地国际化”办学提质增效的优化路径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后，以人员跨境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化办学受到要素流动停滞的影响，很多留学项目不得不戛然而止，这引发了教育界对“后疫情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的深刻思考。另外，随着高职“扩招”导致学生规模的急剧增长，低成本、覆盖广、见效快的“在地国际化”办学模式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面对新形势，迫切需要从“四个着力”来进一步优化地方高职院校的“在地国际化”办学。

（一）着力加强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建设，提升组织领导和协同共建的执行力

“双高计划”列出的十大改革发展任务中，“加强党的建设”位居首位，实质上就是要在高职院校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强化各级党组织在学校各方面工作中的统筹领导和组织协调功能，从而为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建设和学校全方位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这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做起：一是建立以书记、校长为双组长，各分管副校长为副组长，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学校国际化办学专项改革领导小组，定期组织召开阶段性推进会，从顶层设计和统筹领导层面上进行全局部署；二是学校要有专门负责国际事务的职能部门和专门负责人才培养的教学单位，依据各自管理职能全过程地组织协调好校内外相关业务的执行机构，避免“顶层在部署”“中层无人管”“基层不想管”的“上热—中温—下冷”不良局面的出现，避免增加无形中的巨大内耗；三是要有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从建设理念、主要目标、具体内容、实施举措、落实部门以及完成时限等都要有比较详细的规划，将建设任务进行“肢解”，对照部门/学院职能分别疏散到相应落实单位，明确专人负责，采取“销账清单”形式逐一加以落实。

（二）着力凸显特色学科专业主要特质，提升项目课程和学科专业的融合度

地方高职院校推进“在地国际化”办学应植根于学校自身所拥有的办学传统、文化环境、管理体制等校园土壤，“本土化”是其鲜明底色。虽然在国际化办学实践中也会比较广泛地吸纳多元化的国际教育元素，但是地方高职院校开展国际化办学的植根土壤以及其所依赖的主要文化依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盲目引进国际教育项目课程，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地方高职院校自主研发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反而会处处“受制于人”，甚至出现“反客为主”。因此，这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重点做起：一是科学谋划开展“在地国际化”办学的学科专业，进行时段性、阶段性总体设计，优先选择学校当前的特色骨干专业，因为这些专业一般情况下拥有比较扎实的办学基础、比较丰富的教育资源、比较突出的育人成效以及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失时机地加快推进特色学科专业的国际化办学，其对学校整体提升专业内涵和国际辐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国际教育项目课程研发紧紧围绕学校特色学科专业，留学课程可以与专业课程进行“比对构建”“互融互促”，内容依据境外留学生和本土留学生各自需求的变化而作出适宜性调整，对境外留学生可以预设一些与学科专业相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使其更好地学习了解绚丽多彩的中国文化，对本土留学生可以预设一些与学科专业相关的国际多元文化课程；三是持续加强学校特色骨干专业的国际化建设，对接国际标准，根据岗位需求，及时对专业知识进行优化更新和序列重组，提升项目课程和学科专业的融合度。

（三）着力推动跨界融合的师资国际化，提升境外师资和本土师资的协同性

“师资队伍国际化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核心,唯有建设具备国际视野并掌握国外先进专业技术能力的师资队伍才能够真正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才能够保证在课程、教学等其他领域推动国际化事业的发展。”[8]没有规模稳定、数量充足的国际化师资是目前困扰地方高职院校推进“在地国际化”办学的主要难题，大部分专任的学科专业教师没有出国留学经历，对境外国家的相关了解也仅仅限于文献阅读、讲座宣讲等途径，大多是“一知半解”。侧重于依赖大量聘请外教，显然不够现实。地方高职院校需要加快建立健全师资国际化保障机制：一是根据学校国际化办学的阶段性目标，科学预判师资国际化的培养规模，分层分段分学科专业地制定螺旋式的“三结合”主题培养模式，将“外派培养”和“在地培养”相结合、“短期研修”和“回炉深造”相结合、“教学锻炼”和“项目研究”相结合，有步骤、有层次地推进国际化师资的理实一体化培养；二是扎实推进“铸台强技”工程，打造国际交流平台、教学合作平台、项目研究平台以及自主研修平台，积极构建“平台+团队+项目”三位一体的跨界融合机制，为实现师资的文化知识跨界学习、国别区域跨境交流和教学研究跨域合作提供更加多元化、便利性的提升机会，从更深、更广程度上全方位、全过程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师资队伍的高质量、内涵式建设；三是结合学校实际把“送出去”和“引进来”有机结合，借助于多元平台项目的开展，努力建设一支合作性强、融合度好的中外师资队伍，加强境外和本土双方师资之间的协同性，完善人员激励机制和生活待遇保障，确保国际化师资培养可持续推进。

（四）着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提升要素资源和质量诉求的满足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教育国际合作提出的时代使命。加强开放办学，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是地方高职院校在新时期加快内涵建设、提升竞争实力所面临的迫切任务，需要在“补短板”过程中整体实现学校的全面提质。地方高职院校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将学校国际化办学融入地方对外交流和教育发展的大格局中，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建设背景下，积极争取当地政府部门在经费投入、政策保障、编制增补等方面的广泛支持，构建政府主导下的“政府—学校—社会力量—境外教育机构”四位一体、协同共建的国际教育发展保障机制，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角色职责，共同拟定合作协议框架，为地方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创造有利的外围环境和提供比较充足的教育资源；二是地方高职院校在加强内部治理体系建设的前提下，主动实施“走出去”的国际化发展战略，系统研究职业教育的国际标准，时刻关注国际市场对人才素质的需求变化，借鉴吸收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优秀经验，采取“平台共建+项目合作”的形式积极引入国际教育资源的支持，加快构建学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有效促进国内国际、校内校外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为学校“在地国际化”办学开辟新径、拓展空间和供给资源；三是建立健全学校国际化办学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与教学评价体系，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首要位置，着力教学模式改革，建立实践导向的教学评价标准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文化理解能力和国际交际能力，满足广大学生对能够接受优质“在地留学”教育的期盼和呼应，这也是地方高职院校“在地国际化”办学提质增效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