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县木塔“峻极神工”御题相关问题考证

刘 冬（朔州市文物保护与利用服务中心，山西 朔州 036000）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古称应州或金城县，城内的佛宫寺释迦塔，俗名应县木塔，是举世瞩目的辽代文物遗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多位帝王巡狩应州时，游赏过应县木塔。

如今，应县木塔第五层外檐南面有“峻极神工”牌匾，中有小字“世祖文皇帝御题”，右面书写“万历四十一年五月端阳日”，左面书写“南路通判臣”。其中的“世祖文皇帝”，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明成祖朱棣。

一、地方志的相关记载

万历《应州志》卷2《营建志》载：“永乐四年（1406年），成祖北征，驻跸塔上，亲笔‘峻极神工’。”按，万历《应州志》这一记载影响很大。但是，依据《明史》等资料，明成祖第一次北征已迟至永乐八年（1410年）。

田蕙《重修佛宫寺释迦塔记》曰：“盖文皇帝北征幸其上，题曰：‘峻极神工’。”按，田蕙未记御题是在明成祖第几次北征时。

雍正《山西通志》卷169《寺观》载：“永乐间，成祖驻跸登塔，御书‘峻极神工’。”按，以上志书否定了永乐四年（1406年）成祖御题，将时间定为“永乐间”，反映了志书纂修者心存疑虑。

乾隆《大同府志》在关于明成祖巡幸大同府这一问题上，未有去往应州的相关记述。

关于应县木塔的史料记载，多来自地方志。

此外，康熙四年（1665年）正月二十日，大文豪、秀水朱彝尊与友人曹溶、周之恒、孙如铨等一同在应州游赏，并作《应州木塔记》。其文曰：“土人指予檐端大字凡八，系长、康二陵驻跸时所书。”朱彝尊是明朝大学士朱国祚的曾孙，对亡国往事多有记述，但这时候清朝严酷的政治生态又要求他行文必须隐晦。“长陵”，是明成祖朱棣与皇后徐氏的合葬陵墓。“康陵”，是明武宗朱厚照与皇后夏氏的合葬陵墓。《应州木塔记》此处以“长陵”“康陵”分别代称明成祖朱棣、明武宗朱厚照。“大字凡八”，应该是“峻极神工”与“天下奇观”8字。

万历《应州志》中，应州士民称应县木塔为“宇内浮图第一”，主要是因为有明成祖朱棣与明武宗朱厚照的御题。

二、“峻极神工”的内涵与明成祖北征

应县木塔“峻极神工”牌匾，“极”字仍为原样，但是“峻”“神”“工”这3个字因年代久远，早已脱落，了然无痕。在1974年的时候，应县中学教师俞浩效仿“极”字样式，重新书写了“峻”“神”“工”3字，这是现存字样的由来[1]。

“峻极”，代表极高。《礼记·中庸》有这样的记载：“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应县木塔高67.31米，此处以“峻极”形容应县木塔高大、雄壮。

“神工”，形容应县木塔的营造法式、造型工艺如神来之笔，非同凡响。

明成祖题写“峻极神工”，本身蕴藏着自身的治国追求，以应县木塔的神峻来衬托北征的丰功伟绩以及大明的鼎盛国力。

元朝覆灭后，蒙古残部逐渐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等势力。学者蒋重跃已经具体论述了鞑靼、瓦剌、兀良哈各自的居地以及活动范围[2]。

永乐初年，鞑靼势力的领袖主要有鬼力赤、本雅失里、阿鲁台、马儿哈咱等人。但是，之后阿鲁台弑鬼力赤，势力最终大了起来，一度成为中原的主要威胁。明成祖5次北征，主要讨伐的就是鞑靼。

瓦剌势力的领袖主要有顺宁王马哈木、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等，这3人的王爵全部来自中原王朝封赠。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的时候，瓦剌马哈木犯边，成祖领兵讨之。

明成祖五次北征，是有很大历史功绩的。例如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高岱认为，北征为后世200年安定太平的基本局面创造了条件[3]。

在相关的史料中，《明史》《明通鉴》[4]等对帝王言行记载相对较为简略，本文依据的主要是《明太宗实录》。综合多种资料，笔者判定明成祖第一、二、四次北征路线未经过大同、应州等地，自然也不存在御题一事；存疑的，应该是第三、五次北征。

第三次北征：在永乐二十年（1422年）三月的时候，阿鲁台势力侵犯兴和，边将王唤战死，朝廷内外群情激愤，成祖决心亲征。阿鲁台知道消息后十分害怕，将辎重丢弃在阔滦海侧（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呼伦湖），向北逃遁。成祖大显声威，又转而讨伐兀良哈。

从这次行军的具体路线看：

四月二十九，成祖驻跸云州（今山西大同）阅兵。

五月初五，驻跸独石（今河北赤城县独石口）。

八月十七，成祖下令班师；二十六，车驾次云州。

九月初一，车驾次榆林（今河北怀来县东榆林堡）。

所以，成祖或在永乐二十年（1422年）四月底、八月底的某个时间段巡狩应州，同时在应县木塔题写了“峻极神工”字样。

第五次北征：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阿鲁台侵犯大同、开平等地，成祖决定狠狠地教训他，所以再次亲征。但是，狡猾的阿鲁台还按过去的办法，继续逃遁，不知所终。成祖无奈之下，中途下令班师。积劳成疾的成祖，最终在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病逝，享年65岁。

此次北征的具体路线为四月十八，车驾次云州；二十五，车驾次隰宁（今河北沽源县）。

所以，成祖大约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四月临时去往应州游赏。

总之，成祖巡守应州、在应县木塔御题的时间，疑在永乐二十年（1422年）四月底、八月底或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四月中的某个时间段。

三、御题落款“南路通判臣”解读

应县木塔“峻极神工”牌匾的落款是“南路通判臣”。这个“南路通判”是怎么来的呢？

大同，作为九边重镇之一，被誉为“甲九塞”。《三云筹俎考》卷3《险隘考》载：“永乐七年（1409年）置镇守总兵官，于是大同称镇。”

应州在大同镇辖地之内，所以后来有了成祖在应县木塔题名之事。史料记载，大同镇的上层官僚主要有镇守总兵官以及代表天子的巡抚都御史、镇守太监等等。

“南路”，应该是大同南路。但是依据《皇明九边考》，大同镇有东、西、中、北4路，没有南路。

不过，《明世宗实录》卷294“嘉靖二十四年正月”曰：“命大同游击将军、署都指挥佥事张坚充左参将，分守大同南路应州等处。”看来，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的时候已经有大同南路，其中，应州在大同南路占据核心位置。

此外，《明世宗实录》卷353“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又曰：“大同南路应州、浑源、灵丘、广昌、山阴、马邑、怀仁七城士马，旧属总兵，自二十三年（1544年）增置参将于应州，乃分隶之。”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同南路诞生的时间大约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参将的驻地起初在应州。

但是，后来大同南路的驻地以及管辖范围又有所变化。例如《明神宗实录》卷140“万历十一年八月”载：“其大同南路通判专驻平虏城。”所以，平虏（今平鲁区凤凰城镇凤凰城村）之后也一度成为大同南路驻地。

“通判”，应该是大同府通判。依据《明史》卷75《职官志四》，府，有知府一人，官阶正四品；同知为正五品；通判，没有定员，正六品官衔；推官1人，正七品。其中，同知、通判为知府幕僚，负责清军、治农、水利、屯田、牧马、巡捕、管粮等事务[5]。此时，大同知府为正四品，为中上层官僚；应州知州为从五品，官阶要略高通判一级。县令，官居正七品，位次在通判之下。

这样来看的话，通判这一职务，本身具有行政、军事色彩。但是，史书同时记载通判“无常职”，不同的府，通判的执掌多有不同，这反映了通判能够随地方具体形势的变化而便宜从事。

不过，在明后期，大同南路通判，虽属大同府行政系统，但也同时为大同镇军事系统服务，例如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是为军士筹备钱粮等。

“南路通判臣”“臣”字的后面，或许有这位官吏的姓名，但在岁月的冲刷下已经没有了痕迹。又或者是通判官小，所以这位官吏不敢在御题上随便附自己的名讳。

四、结语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五月端阳日，也就是五月初五端午节，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重要节日。几乎在同一天，时任钦差分守冀北道、山西左布政使的名臣郭显忠重装了明武宗在应县木塔题写的“天下奇观”牌匾。

郭显忠，河南开封府太康县人氏。他所在的郭氏家族，是太康的名门望族，尽出官宦、文人。这时候的郭显忠，已经是山西的行政主官，从二品官衔。明制，布政使与都指挥使、按察使合称三司，并为封疆大吏，位高权重。

在今天应县大临河乡圣水塘村田蕙墓（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旁，有《御赐碑文》。其文曰：“维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岁次辛亥二月辛卯朔望二十日，皇帝遣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郭显忠谕祭通政使司通政使田蕙。”郭显忠在宦游山西时，大约多次来过应州，领略过应县木塔的风姿、神采，也知道应州木塔存有成祖、武宗御题。

数百年来，应县木塔在应州民间多被神化。笔者猜测，郭显忠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端午节普天同庆之时，为应州乃至天下人民祈福，希望九边重镇能够安定社稷、守护黎民，所以决定与此时的大同南路通判具体实施御匾重装事宜。

在明中后期，大同镇的声名早已压过了大同府以及山西行都司，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向来为朝廷所倚重。大同南路通判在大同镇军事防御系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虽然已经无从知道这位通判的姓名、籍贯与来历，但是在明朝的国家政治军事体制下，大同南路通判是一个重装御题较为合适的人选，所以郭显忠最终决定由其署名。

大明江河日下，官僚阶层部分有识之士渴望重振明成祖北征时的国威。从这个角度看，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应县木塔牌匾“峻极神工”重装一事，本身带有浓厚的政治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