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继续发扬调查研究“传家宝”

刘晓宇

(中共界首市委党校,界首 236500)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1]党的作风建设是事业成功的保障,学习和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弘扬中国共产党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一、“共识”形成“共为”,保证调查研究精度

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表明,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人心,只有形成广泛共识,发展才有动力。共识是干事创业的催化剂,蕴藏强大能量。只有在全党形成调查研究的共识,提高调查研究的水平,增强调查研究能力,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共谋发展,才能汇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一)调查研究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阶级立场、政治立场和价值立场[2]。中国共产党一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已经表明,始终与人民“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一切工作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调查研究,首先就要回答“为什么人而做”这个根本价值判断问题,进而才能明确调查研究的意义与价值[2]。

在正定任县委书记时,习近平看到安徽和四川搞“大包干”调动起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于是,他选择正定的双店公社做“大包干”试点,一年后,公社农业产值翻了一番半,用实际成果验证了“大包干”政策的有效性,得到了正定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伴随着思想领域的大讨论大解放,还有大规模高密集的调研活动。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也围绕“推动发展,服务人民”开展的一系列重要调研活动。比如1984年,邓小平来到深圳调研,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推动了温饱、小康、富裕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出台。八年之后,1992年,邓小平再到深圳开展调查研究,这次调研活动发表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和意义,所以此次调查研究也成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研活动。

综观百余年党史,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调查研究,始终保持“甘当小学生、拜人民为师”的态度,无论是毛泽东寻乌调查时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还是新时代习近平始终“牵挂困难群众”,到基层访贫问苦,从他们的经验和方法中可以总结出,只有深入群众,融入群众,才能听到实话、体察实情,才能确保党的意志和工作部署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符合最广大人民的真实意愿。

(二)调查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问题意识,抓关键问题进行调研思考,为解决我国发展中的桎梏贡献力量。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要善于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毛泽东同志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结合自身调查研究经验和大家分享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3]在党的历史上,每当遇到困难,急需突破发展、解决问题的关键时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都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1978年,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正属于初步探索和局部试验阶段。同年4月,习仲勋同志被安排到广东任省委书记,他到广东之后,发现广东的发展不尽人意,方方面面和对面的香港、澳门差距比较大。调研中他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年广东的“逃港潮”现象比较突出,许多老百姓想跨过深圳河到香港去。一经调研才发现,两边老百姓的收入差距比较大,当时广东的老百姓辛辛苦苦干一年,收入是100多块钱,1978年香港的人均收入已经是13 000港币。所以,广东就流行一句话“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岸寄来的八分钱”,这里的“八分钱”就是指内地老百姓寄信到香港让亲戚汇款回来所用的一张邮票钱。许多老百姓都想从宝安(现深圳)走水路到香港去,所以当时的广东游泳培训班是特别火爆的,大家都想把游泳学会后,就可以游到香港。

习仲勋同志通过调研发现正是因为两边的经济政策差距大,广东的经济发展不上来,才造成“逃港”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前来参会的中央领导人提出“广东是否可以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的优势,办一些出口加工区,尽快地把广东发展起来。”[4]习仲勋同志的建议也得到具有相同优势的福建同志的积极响应。中央领导非常重视习仲勋同志的建议,派了以谷牧副总理为首的考察团到广东、福建调查研究,调研后向中央写报告支持习仲勋同志的建议。1980年,方方面面都准备好了,通过召开全国人大,我国明确在中国大地上建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就是通过调查研究进行科学决策解决问题,推进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典型案例。进入新时代,在我们面前的是比过去更复杂更重大的问题,在问题面前,党员干部只有深入实际、发现问题,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行稳致远。

(三)调查研究必须坚持求真求实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调查研究要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5]。习近平总书记在贫困地区考察调研时,就明确提出要见群众、听真话、摸实情,绝不允许当地领导干部弄虛作假,哪怕是添置一个新板凳都不行。因为只有原汁原味地看,才能准确和深入了解贫困,注重实效,避免调查研究沦为形式主义。

在党的历史上,1961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湖南蹲点调查44天。当刘少奇一行来到东湖塘王家湾公社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了公社路口挂着“万头猪场”的牌子,非常大气,于是他走下吉普车到猪场查看,但到了猪场,却发现猪场不小,只有几只干瘪瘦小的猪,为弄清情况,刘少奇临时做出决定,要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下,这一住就是6天6夜,最终在深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摸清了万头猪场背后的“浮夸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再比如,在公社的山林调研农业种植情况时,刘少奇边走边看,过程中发现路边的沙地上有一堆风干了的人的粪便,他蹲下靠近,仔细翻看,过程中竟然伸手拾起地上的棍子,拨弄开那堆人粪。他发现粪便里都是一些糠和粗糙的纤维物组成。农村出身的人都知道,只有吃糠的猪,粪便才是这样。他痛惜地说：“假如有粮食,老百姓怎么能会去吃糠啊!农民吃饭已经成了大问题。”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说：“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6]正是因为刘少奇同志深入群众、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科学准确的调查方法,使得其获得大量农村的一手资料,为我们党调整制定符合农村发展实际的政策,服务农民积极生产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二、“方向”决定“方法”,提升调查研究准度

调查研究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必然需要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展调查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同时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方法林林总总、形式多样,但总体来说,党员干部在日常工作中比较常用的就是会议调查法、实地调查法、实验调查法和文献调查法。

(一)会议调查法

会议调查法是指调查人通过召集与调查主题相关的知情人共同召开调查会议,就调研主题进行介绍研讨的方法。毛泽东比较喜欢用调查会的形式调研,在其所进行的调研中,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和同年10月的兴国调查,甚为详细。这两次调查主要采取调查会方式进行,在寻乌的调查会开了10余天,在兴国的调查会开了一个星期,在调查会上,毛泽东都是既主持会议又亲自记录。《反对本本主义》中介绍了开调查会中需要注意的七点问题：要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研;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这对新时代党员干部开好调查会仍然具有很强借鉴意义。

(二)实地调查法

实地调查法是指通过走访调研主题正在发生的实地情境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的方式方法。“深入实际,考察实情”是实地调查法的显著特征。2011年4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阜阳实地走访调研,他走进太和县旧县镇张槐村田间,与正在忙农活的徐淙祥亲切交谈,了解当地农业生产情况,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徐淙祥要继续努力,研发更多更好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为现代农业发展再作新贡献。11年过去了,徐淙祥写信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近年来努力的成果,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开头就写道：“我记得你这个安徽太和的种粮能手。”徐淙祥反复向村民念叨着,“11年了,没想到总书记还记得我!”11年后这种深入实地带来的感官记忆还是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深入到调研对象中去,更有利于充分了解实际情况。

(三)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指在推行某种政策、措施或方法之前,为统计和调查市场、民意,以设计问题的方式进行征求意见的方法。问卷调查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常用的调查研究方法之一,在正定、福建等地方工作时,习近平多次发起问卷调查了解民意。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来到正定任县委书记的习近平为了高效地了解群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亲自带领县委办公室同志在街头摆摊,跟群众面对面,搞民意问卷大调查,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众所周知,采取网络问卷调查法是本次二十大报告起草工作的一大亮点。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网络问卷调研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家主流媒体通过开设专栏的形式开展征集活动,听取全社会意见建议。公开数据显示,活动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854.2万条。可以说,如此大规模的网络调研,必定为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四)文献调查法

文献调查法是指通过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获取调查对象的相关信息,其中“文献”多指现有研究成果、历史典籍等,文献的获取则需要充分利用图书馆、档案馆,尤其是网络资源。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列举了七条收集资料的方法,其中明确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7]。习近平在地方任职期间,每到一地,他经常通过研读史册典籍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在前人的智慧上,形成自己的施政思路和方向。他曾在福建宁德主持地方志工作会议时说：“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1)选自《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宁地委办〔1989〕52号)。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发展,获取文献的方法更加多样,这也为我们做好调查研究提供了便捷条件。

三、“机关”践行“机制”,形成调查研究力度

调查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从发现问题、编制方案、开展调研、分析研判、提出对策、解决问题、检测成效到实践验证的闭环链条,环节紧扣,缺一不可。因此,为确保调查研究的完整性,需要通过制度的刚性来保证调查研究工作的常态化和高质量,切实提高党员干部决策的科学水平。

(一)建立和完善“调查研究开局”制度

陈云同志曾生动指出,调研情况和拍板决策的时间分配是9∶1,所有正确的政策,都应该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8]。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在决策中要坚持调研先行,将调查研究贯穿于政策酝酿、执行的全过程,只有通过制度加以约束,确保大部分时间用于调研,才能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开好局、起好步。

(二)建立和完善“调查研究常态化”制度

回顾我们党调查研究的历史,对确保调查研究常态化的制度和要求始终在不断丰富、完善。1941年,中央制定并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同时设立主管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央调查研究局,使得调查研究成为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明确要求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每年要抽出三到四个月搞调研;邓小平同志要求身体允许的、能做工作的领导同志都要下去调研;习近平同志则叮嘱党员领导干部务必安排时间深人基层、用更多时间调研重点地区和难点问题。充裕的时间安排是调查研究质量得以保障的关键。因此,调查研究常态化制度的重点应该聚焦调查研究的周期、时长、次数、撰写调研报告数量等方面。

(三)建立和完善“调查研究深入群众”制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征程上“脱离群众的危险”将继续长期存在,党员干部唯有通过深入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帮助群众理差距,找问题、谋思路,解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因此,将“深入群众搞调研”进行制度化要求,才能确保党员干部保持与人民群众经常性、长期性的直接联系。

(四)建立和完善“调查研究成果转化”制度

如何衡量调查研究成效?关键要看调研成果能否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可见调研成果的运用是调查研究工作的关键环节。如何将调研成果有效转化为指导实践发展的实际举措或政策?关键要有专门的平台和渠道!比如,各级政协、党校的资政平台就有效地推动了调查研究成果转化,近年来政协、党校系统以资政报告助力各级党委政府决策,并以其独创性、理论性、实践性的有机融合,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认可。通过制度赋予的资政功能,搭建平台,使成果转化为机制,最终促进大量调查研究转化成为政策依据,做到真正的服务中心、服务大局。

(五)建立和完善“调查研究评估”制度

对调研成果应用的评估是调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分容易被忽视,调查研究结果形成决策,执行得如何?要在评估中接受检验,进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通过建立评估制度,完善调查研究成果运用效果检验就成为完善调研链条应有之义。

四、结论

历经百余年,调查研究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治国理政的方式和工具,是在新时代行稳致远的有效途径,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传家宝”。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以调查研究为抓手,才能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乘风破浪、无往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