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证书冲破的发展“天花板”

本刊记者 陈 宁

9 月15 日一早，首都医科大学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里，副院长刘桂友正尝试更新自己在学校官网上的信息。

虽已是神经生物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但种种原因，他的个人履历上，仍赫然写着“中级职称”。

更让刘桂友尴尬的是，有时被邀请讲课，对方一听说他是“中级”，便没了下文；参加学术会议，得随身揣着一张院里开的岗位聘任证明，否则就很可能被拒之门外；若调动去其他院所，职称仍要从“中级”算起。在脑院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刘桂友遭遇的难题并非个例。

仿佛头顶有一块无形的天花板，总也躲不开、冲不破。

2023 年4 月，一条为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特艺人才高级职称评审服务的绿色通道正式开启。刘桂友觉得，压在他们头顶已久的发展“天花板”，似乎真的能冲破。

一时也等不起——核心技术攻关呼唤高素质人才

大脑，人体意识核心器官，结构复杂精细。脑科学研究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陌生的研究领域。

由于起步较晚，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我国的脑科学研究被西方国家处处掣肘：大到核磁共振检查仪，小到一把手术刀、一根分子探针，甚至一个药物合成素，都只能依赖进口。

2012 年，旨在攻关脑部神经治疗前沿技术的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

谋发展，必先聚人才。脑院受制于客观条件，引进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平的科技人才之路举步维艰——作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脑院年度预算有限，工资总额也有严格要求。即使发现极富科研潜力的项目和人才，他们也要反复衡量能否负荷动辄数千万元的科研投入、提供有市场竞争力的报酬。

2017 年，脑院迎来新一届领导班子。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脑院院长吉训明决心涵养科研生态，引来人才的活水。

自首都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后，刘佳持续攻关低氧参与脑损伤治疗机制。因为没有户口和编制的“刚需”，脑院领导班子商讨后，同意她留在体制外，在“不破底线”的情况下，待遇同市场接轨。

张耀华从全球著名研究机构M.D.安德森癌症中心学成归国时，面临入职、户口随迁、子女入学三重难题。脑院行政团队用两个月时间，分头走流程办理，让他心无旁骛地投入研究。

已是美国某常春藤大学长聘教授的青年学者，2022年落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优青项目。吉训明辗转得知后，帮他调整了申请方向，今年这名学者顺利通过项目申报，已决心来脑院发展。

不信东风唤不回。

一批有学术潜力的中青年学者就这样加入脑院。由此，脑院也逐渐形成低氧干预、放药开发、医疗大数据分析等重点学科发展方向。

但很快，新的问题出现了。已是脑院副院长的刘桂友发现，没有职称，招收学生、建立实验室、申报课题处处受限。2022 年7 月，他决心申报职称，却被告知，脑院作为大学的附属研究机构，课时量和业绩成果，是职称评聘的重要指标。

三伏天里，刘桂友却感觉被浇了一盆冷水。

他的失望不无道理。对于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从出成果到实现临床转化，往往以10 年为计算周期；巨大的科研压力，又让大家无暇兼顾课时量。“如同跳远运动员参加跳高比赛，毫无竞争优势可言。”刘桂友说。

无奈下，脑院向首都医科大学党委申请“内部粮票”，以学历、工作年限及学术成就为基准，为一批科研人员聘任仅在内部认可的职称。

虽解决了招生和工资待遇等眼前问题，但羁绊科研工作者发展和流动的根源问题仍未解决。

如何让这“活水”竞相奔涌？2023 年初，吉训明找到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处长刘洪朗寻求帮助，希望畅通职称评审渠道，破除科研人员成长的束缚。

一步也不能错——改革需要张弛有度

此时，市人社局也正在为这件事奔走——近年来，职称评审改革不断“破四维”“立新标”、优化流程，但新的问题仍在萌发。

像脑院这样，战略性人才被无形“天花板”堵住的现象，并不鲜见：

人工智能领域的开创者，因为研究内容超前，面临无人能为其评审的窘境；

在海外工作多年的归国学者，既往研究成果都以英文发表，与国内评价标准有差异，初审就被“刷”了下来；

从事涉密项目的专家，因为业绩无法公之于众，答辩时只能三缄其口；

还有靠“听声辨故障”的大国工匠，学术成果始终难以量化；

……

“职称评聘工作是人才培养选拔的关键一环。它的改革方向必须与国家发展战略同心同向。”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清旺如是说。

深化职称改革，成为多方诉求，箭在弦上。

2023 年初，北京市开启职称评审改革后半篇，其中之一就是畅通“高急特”人才的成长路径。

市人社局干部辗转浙江、上海、广州等多地，调研、座谈，反反复复进行研究，方案从无到有。

“我们先制定初稿，然后交给16 个区的人社局，由他们向相关主体和业内专家征求意见。收到反馈后修改完善。”人事管理处副处长曹铮铮说，“如今试行的方案，已经过10多次修改。”

在社会化评审的框架体系内，做程序上的减法、内容上的加法，成为改革推动者的共识。2023年4月，《北京市高层次、急需紧缺、特殊特艺人才高级职称考核认定办法》出台。虽只有薄薄4页，却重比千钧：

“一事一议”“一人一策”“随时随刻”评审；事业单位评聘不受结构比例限制，可破格聘用；“3+1”实名举荐，终身问责……

从方法到程序，不断破除藩篱，直指评聘实质。一批服务于国家战略部署的“高急特”科研工作者脱颖而出。

吴泽辉就是其中之一。2012 年，吴泽辉博士毕业后，一直致力于PET 分子探针研究。这种放药治疗对阿尔茨海默病和脑部肿瘤患者的早期诊治有重要意义。如果把疾病比作一把锁，那么靶点就是锁芯。若发现锁芯，并获知它的立体结构，就可以配备一把专有钥匙——分子探针。

以往，国内患者每用一根探针，就要向国外药企支付近万元费用，脑部肿瘤患者需要多根才能精准定位，仅此一项就要花费数万元——专利掌握在别人手中，诊疗费用居高难下。

吴泽辉归国后，决心攻克这项国内空白研究领域。为此，脑院举全院之力，投入3000 余万元搭建起国内领先的放射性药物研发平台。

吴泽辉和他的团队与时间赛跑，数年如一日，他们定位锁芯的精细结构后，进行大规模测序，不断试错优化，探寻那把最精准的钥匙。

结构不稳定、放射性标记条件苛刻、灵敏度低……一次次失败再重来。2023 年初，当筛选到第124 个先导化合物时，吴泽辉团队竟真的合成了各项性能指标均优于国外水平的分子探针。他们决定将探针命名为“BIBD-124”，前缀是脑院缩写，寓意研究成果终于打破了国外数十年的垄断。

“虽然被聘为副研究员不足5 年，成果发表论文、申请专利也需要时间”，脑院主管人事的副院长李琼说，“但我们还是顶着压力，将吴泽辉推荐进‘高急特’评审候选人名单，这在以前难以想象。”

一张一弛间，“高急特”评审的作用尽显。

一刻也不要停——让研究者回归科研初心

9 月1 日上午9:00，脑院4 名科研人员的正高级职称评审正式开始。

虽然不必参加答辩、不用再提供课时等其他要件，刘桂友内心还是有些忐忑。他知道，一墙之隔的职称考核认定委员会成员全都是基础医学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5 人中的任意一位，都可以在社会化职称评审中，担任大型评审团主评委——这在人才济济的首都医疗界，也极为罕见。

当天下午2:00，市人社局网站公示，4 名参评人全部通过正高级职称评审。

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湖中，掀起阵阵涟漪。

李琼明显感到，最近找她询问“高急特”职称评审的科研人员多了。这个变化，在她的意料之中，“评审对我们有持续激励的意义，它是科研人员通往更高学术领域的敲门砖。”

博士毕业后，兰晶明确了临床医学作为发展方向。她也曾参加过职称评审，那是一段不太美好的回忆，“过程很艰辛”，她直言，“申报职称所需材料涉及多个部门，得挨个弄清再盖章；万一缺失要件，就要第二年重来。”

“高急特”评审，让她看到了新的可能。“填报材料从厚厚一本书，变为薄薄一页纸，这是对我们专注科研的最大支持。”

为去除病人脑海深处好似“脑鸣”的病痛，吉训明一头扎进鲜有人问津的脑静脉领域，一做就是20年。20年的科研坚守，吉训明定义了脑静脉回流阻隔的国际临床诊治指南。“成就源于专注。‘高急特’的意义，在于遵循科研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让他们执着追寻自己的科研梦想。”吉训明说。

又是一年金秋，到了收获的季节。

拿到“正研究员”的电子职称证书时，刘桂友还有点恍惚。“职称评审告一段落，是不是能歇口气了？”记者问他。

“应该还不行，要等这些成果落了地。”他似在告诉记者，又像鼓励自己，“但这一天不会太远。”

编者手记：

今年以来，医学科研领域不断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核磁共振仪实现国产化；超声骨刀打破国外垄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分子探针性能全面优于国外水平……

不仅是这一时一域。在自主创新攻关的路上，每攻克一个卡点、痛点的背后，都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夙兴夜寐的奋斗。

北京市正在用一系列政策破除制约科研工作者发展的藩篱，激发创新创造的动力，一种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日渐清晰。

万类霜天竞自由。让每位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在奔赴国家战略的征途中轻装前行，奔忙不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