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说艺术持续探索的努力
——谫论李清源长篇小说《箜篌引》

□ 任 动

“我感谢写作，我不能说它挽救了我，但至少，它帮助了我。”[1]写作对于李清源而言，是帮助他面对生存和精神危机的特殊方式。《箜篌引》是李清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清末民初为背景，书写了颍川县明农庄赵家、抱玉寨杨家等几大家族的历史。《箜篌引》的创作显示出李清源对小说艺术持续探索的努力，在其整个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箜篌引》封面

一、时间、空间和人

（一）时间

小说家构思布局一部作品，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时间、空间和人，李清源就是如此。被认为是20 世纪最好的小说家之一的伊丽莎白·鲍温说：“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2]长篇小说《箜篌引》对时间的叙述具体而明晰，时间是其主要组成部分。

“时间在徘徊中倏然而逝，四季的色彩在重雾似的回忆里也简化得只剩下黑白，只有江蓠哼唱的曲子，犹如一条细长的蛇，扭动着青冷躯体，穿过时间的迷雾和浩劫之后的层层灰烬，从窗缝里游进房间，在枕边蜿蜒盘旋，钻进她在抑郁中茫然无助的耳朵。”[3]这是赵云裳对于时间的记忆。“时间变身蜗牛，在墙壁上缓慢挪动，从凌晨时分爬上窗台，横贯光洁的墙面，折过两个拐角，一点点爬到门后，天就黑了。然后绕过房门，再一点点爬回出发的窗台，天又亮了。”[4]这是葛伊莪对于时间的感觉。

赵云裳和葛伊莪都是不幸的女性。经历了家庭败落、父母双亡、哥哥远走他乡生死未卜等一系列变故之后，16 岁的赵云裳得了抑郁症。她仿佛生活在黑暗里，精神时时处于恐惧之中，对时间的感觉变得单纯，“简化得只剩下黑白”。葛伊莪与赵致和的大儿子赵文渊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却被赵文渊的母亲江蓠生生拆散。造化弄人，令人想不到的是，葛伊莪嫁给了赵文渊的弟弟赵文澜。但是，葛伊莪的心依然归属于赵文渊，因此葛伊莪从怨妇的视角看待时间，感觉时间缓慢而沉重。

优秀的小说家都注重叙事时间的选择和运用。单纯、缓慢、沉重，这些赵云裳和葛伊莪对时间的感觉，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基调。著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茨维坦·托多洛夫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则是立体的。”[5]《箜篌引》的叙事时间从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线性时间近半个世纪。时间跨度虽然很大，但故事发生的立体时间，即小说的艺术结构是相对单纯的单线发展，在缓慢的时间推移中，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大都是沉重的，象征了一种小农社会的凝固和社会结构的缓慢地变异，如小说中所写：“明农庄的人常常弄不清自己生活在什么时候。阴阳推演以生昼夜，季节更替而成四时，农耕生活的节奏仿佛犁铧在老牛的拖曳下翻动田土，缓慢得近乎停顿，然而一转眼，千百年也就这样简单地过去。时间犹如绵纸，被揉成皱巴巴的一团，再经温水一泡，软塌塌地黏糊在一起，分不清了前后古今。”[6]

（二）空间

《箜篌引》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无疑是相当宽广的，但小说的主要叙事空间集中在颍川县。李清源是河南禹州人，禹州古称颍川，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颍川县因河而兴。“颍河如同一条青蛇，自嵩岳蜿蜒而来，从两座山的夹缝里钻进颍川县境，曲折游动二十里，从明农庄与集镇之间穿过，向东南方滔滔而去。”[7]同时，“颍川地当南北要冲，历来繁庶，大街小巷商肆林立。”[8]颍川与安徽亳州、河北安国、江西樟树，并称我国四大药都。故此，《箜篌引》中，“颍川县药材行业已极为繁荣，业务庞大的药庄、药行有数十家之多，规模较小的药棚、药铺更是满街都是，四方人士谈到颍川，公认其为中原之‘药都’。”[9]

李清源在《箜篌引》中建构的“颍川”，就如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墨白笔下的“颍河镇”等一样，既有现实和历史的依据，又充满作者的想象和艺术重构，从而成为一个充满象征和隐喻的叙事空间，体现出李清源对故乡历史的回望和思考，并以此向挚爱的故乡致敬。小说中的几大家族、诸多人物便在颍川一一登场，在这块古老而又诡奇的土地上，以明农庄和抱玉寨为主要舞台，各自演绎恩爱情仇、离合悲欢。恰如古华将其长篇小说《芙蓉镇》的创作意图，设定为“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10]一样，颍川是《箜篌引》中诸多人物亮相的舞台，而人物的不同命运同时也反映了颍川的社会生活及其变迁。

（三）人物

人物是小说最核心的要素。《箜篌引》以赵氏家族为核心，串联起赵家的姻亲、师友、故交、奴仆、仇敌等各色人物。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众多，且大都有独特个性，不少人物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赵家最先出场的是赵致中，随后进入读者视野的赵家其他人物的生活与命运，也是围绕赵致中展开。赵致中“是天生坏坯子，据明农庄人自己讲，他刚学会走路，就开始欺负所能欺负的一切人。”[11]长大以后，赵致中成为颍川最大恶霸，“赖皮里的赖皮、恶棍中的恶棍，颍川县黑白两道无可置疑的龙头。”[12]但是，其弟弟赵致和却与他截然不同，为人处世更是大相径庭，赵致和是《箜篌引》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

赵致和一度和同窗好友杨修礼、简明一起，被称为颍川县“三条著名的光棍”[13]。和江蓠婚后，赵致和尽管方正得近乎迂腐，被妻子江蓠戏称为“迂圣人”[14]，但最终成为颍川学界的一代宗师，备受人们的推崇。赵致和书房里悬挂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15]实际上，赵致和的生活举止都是在践行读书耕田，理想人格即是忠臣孝子，他刚直无私，所作所为让很多人为之动容，“赵致和在赈灾中的表现感动了叶萱。她从来没见过如此纯粹的好人，心里头只有天底下的受苦人，事事为他人着想，而不是先盘算自己的好处。她认为他根本就是菩萨的化身。”[16]

长篇小说《箜篌引》的题目来自同名古代乐府诗歌。小说的扉页上即是《乐府诗集》中《相和歌辞·箜篌引》这一古诗的引用：“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李清源对这首诗的解读是：“那是一首古乐府，名叫《箜篌引》，作者是一名狂夫的妻子。狂夫欲渡大河，河水湍急，极是危险，其妻在后阻止，狂夫不听，执意而渡，结果溺水身亡；其妻甚是悲伤，遂弹箜篌作歌，成此歌谣。”[17]古乐府《箜篌引》表达的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李清源小说《箜篌引》中的很多人物亦是如此，比如赵致和。赵致和是颍川赈济会的发起人之一，带头拿出自家的粮食开设粥棚，赈济灾民。“于是集镇上就有了一个粥棚，赵家的粮食源源不断地通过粥棚进入灾民的辘辘饥肠。”[18]但在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大灾之年，仅凭个人之力是无济于事的。赵致和带头打开自家粮仓，开仓放赈，但是其他的士绅对此并不积极。赵致和于是骑头驴子四处奔走，挨家拜访乡里大户，游说他们捐粮赈饥，结果呢？“大家尽管不情愿，出于对赵家的尊重，还是捐出一点粮食以表心意。赵致和东颠西跑十几天，募到七十二斤三两小麦和四十三斤六两七钱谷子。”[19]募捐到的粮食少得可怜，简直是对赵致和的嘲讽和侮辱，但即便如此，赵致和赈济灾民的意志也毫无动摇，这和古乐府《箜篌引》中的狂夫一样，赵致和也是“狂夫”一员，可爱而又可敬。

老举人梁如海道貌岸然，“把全副身心都奉献给了淳风复礼的伟大事业。然而遗憾的是，经梁举人之手，一共兴建了二十七个贞节牌坊，他们梁家却无缘这一殊荣：他的四个儿子身体都很健康，在他寿终正寝之前，儿媳妇们守寡的可能性都不大。”[20]为此梁如海一直忧心忡忡，郁郁寡欢。三儿子梁鼎天死于非命，对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梁如海来说，“儿子惨死固然可悲，但家里终于有了个寡妇，只要培养得宜，早晚会获得旌表，那可是载入县志、荣耀千秋的事。这一悲一喜相互折冲，梁举人就节哀顺变了。他把全部心血都贯注到三儿媳身上，誓要将她塑造成寡妇的典范。”[21]用儿子的死换取儿媳成为寡妇，目的则是得到一个贞节牌坊，这简直就是对礼教杀人的最好注脚，让我们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狂人打开历史书仔细查看，终于发现满纸满页都写着“吃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封建制度。梁如海就是其中的一个“吃人者”，封建礼教的帮凶和刽子手。

“在大清这个礼仪之邦，到处都是道德高尚的圣贤信徒，因为饱受礼教熏陶而对男女之事富有瑰奇的想象。”[22]梁如海也是如此。他虚伪透顶，“身为颍川县士绅领袖，梁举人既是道德楷模，又是老谋深算的实干家。自然之道，一阴一阳，所以为人处世，他都有两副面孔。”[23]梁如海的两副面孔具体表现为，表面上以道学家自居，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实则男盗女娼，满脑子卑鄙肮脏念头。“梁太太过世后，梁举人立志不再续弦，要过淡泊宁静的晚年生活。可是每当夜深人静，儿子们房间里的窃窃私语弄得他心烦意乱、辗转难眠，以至于不得不悄悄来到他们窗户下，窃听他们是不是在讲什么大逆不道的话……”[24]梁如海表里不一、内外相悖的道学家面孔，在上述娓娓生动的叙述中，被层层剥离，只剩下肮脏的躯壳与同样肮脏的灵魂。

作者对梁如海的反感是显而易见的，故而在小说中对这一人物形象极尽讽刺之能事。比如，颍川大旱，“为了寻求抗旱之方，梁举人殚精竭虑，绞尽脑汁。他利用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渊博的学识，提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抗旱办法。”[25]行文至此，我们会对梁如海为抗旱的不遗余力、殚精竭虑，表示赞叹，但是他所提出的抗旱办法却荒谬透顶，极端反科学、反人性，“他从阴阳学说里得到启发，认为持续干旱是因为阳亢阴衰，建议全县男人都藏到地窖里，而让女人顶着月经带昼夜不停地在外面走动。他又从五行学说里获得灵感，上书知县，要求全县人同时鸣金敲锣五天五夜，因为从五行上来说金可以生水。之后他又从孔子‘上天有好生之德’这句话得到启示，既然上天好生，那就一天杀个人，直到上天心软看不下去，就会降雨以制止杀戮。”[26]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毛骨悚然，如果按照梁如海的法子抗旱，不仅无益于抗旱，还会给更多的人带来伤害，让人们饱受多重灾难之苦。

长篇小说《箜篌引》作者李清源

二、对清代官场黑暗的深刻批判

《箜篌引》对清代官场黑暗的深刻批判，穷形尽相，入木三分，堪称晚清“谴责小说”的回响。

赵致中的父亲赵敬则是京城都察院有名的学术大师，一度被认为是清代的文化栋梁，因得罪了慈禧太后而被判斩立决，罗列的罪名可谓是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任地方官时强奸幼女，在都察院性侵同僚，对孔圣人画像手淫，并有不可救药的恋兽癖。”[27]看似荒谬夸张，却引人深思。就如颍川知县刘继儒内心所思：“京报上罗列的罪名固然骇人，但他知道那不过是朝廷整人的手段：朝廷要除掉某个人，不光消灭肉体，还要毁掉名誉。”[28]晚清官场的黑暗，太后的专权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大清国官场如市，想做官就得花钱买。”[29]清朝卖官鬻爵之风严重至极，因为是花钱谋缺，所以，“当官不图财，就好比青楼里的妓女接客不要钱，天底下没有这么蠢的人。”[30]新官上任之后，穷尽其能，极力搜刮，以致民怨沸腾，民不聊生。赵致中的爷爷赵维孝，“生于贫穷，长于贫穷，因此知道金钱的可贵，历任京外各官，都在不犯王法的前提下力所能及地捞钱。”[31]赵维孝时刻不忘力所能及地捞钱，最后终于在山东盐运使任上发了大财，“于是在老家大买田地，大兴土木，建起一个四进八院五十多个房间的庄园。……决定叫它‘明农庄’，以示不忘农耕根本。”[32]赵家的发达，也是建立在掠夺他人财富基础上的。

客观地说，在清朝，赵维孝这样的官员，和其他官员相比，还不算太贪。比如在颍川，“现任知县姓秦，是实授官，做过布政使的幕僚，精明强干，捞起钱来六亲不认，心狠手辣。”[33]作为一个县的父母官，秦知县的精明强干，不是用在谋求发展、民生福祉等方面，而是用在拼命搜刮上，并且“捞起钱来六亲不认”。秦知县只是此类清朝官员的一个缩影，清朝官员大抵如此，比如颍川的另一个知县，“县太爷从此热衷上了过节日，除了春节、端午、中秋、重阳之类传统佳节，还开发出各种各样的寿诞庆和纪念日，诸如孔子与大清历任皇帝诞辰，父、母、妻三族人等的生日与忌日、拔牙纪念日、合卺纪念日、上任周年纪念日，等等，每个节日都要遍邀士绅，大张旗鼓欢会一番。在这些庄严肃穆的节日之外，乡绅们还时常收到富于创意的请柬，比如，县衙的一头公猪生了一匹骡子，桃树上长出来一条鱼，大堂后的一块石板在它自己身上刻了一首诗……这些都是千年难得一见的盛世祥瑞，必须隆重庆贺。于是县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沉浸在欢庆的气氛里。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庆祝会之外，知县还用天才的脑袋想出无数派捐加税的理由。”[34]知县时刻想的都是巧立名目，收敛钱财，置民生于不顾，于是社会日益凋敝，民众处于水火之中。《箜篌引》中的描写可谓触目惊心：“被大旱蹂躏的不止颍川一县，也不止河南一省，甘陕晋冀鲁诸省无不深受其害，整个帝国北部几成焦土。赵致和从京城回家的路上，到处都是怀饥待死之人。他骑驴走到冀豫边界，被一群饥民拦住去路。饥民抢了他的驴子，当场杀掉平分，因为分得不够均匀，又开始持械相斗，两个不愿吃亏的人被同伙打死，然后也被大卸八块平分掉了。失去驴子的赵致和在侍女搀扶下继续南行。走到卫辉府一个驿亭，赵致和实在走不动，遂依亭而卧，让侍女叶萱去找水。他在饥渴交迫中沉沉睡去，被过路的饥民当成死人，抱住大腿狠咬一口。赵致和在剧疼中尖叫醒来。饥民发现搞错，难为情地笑一笑，像只垂死的耗子缓缓爬开了。”[35]这是天灾，也是人祸，是清朝诸多官吏横征暴敛的结果。

“颍川地面，三山三岗四分平，平地尚可开渠，山地和岗地只能望天收成，半年不下雨，农民就得吃糠。从去年春天至今，颍川全境没下过一滴雨。再加上兴建寨堡，抵御流寇，佃户已家家断粮，小农也朝不保夕。”[36]受灾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人们满心指望官府能体恤民情，减免赋捐，但官府对民众的灾情熟视无睹，还是一味地强行征收。对于官员们来讲，“征收得罪百姓，不征收得罪上司，百姓的死活与你无关，上司却掌握着你的乌纱前途。既然避免不了得罪一方，你选谁？”[37]作为一个地方的父母官，竟然认为百姓的死活与己无关，一心只顾前途，这样的官员应该“不如回家卖红薯”了。

颍川历任知县，刘继儒好像是一个例外，他不敛财，也不横暴，为官算清正。但也是一个被官场、官职等异化的人。清朝以孝治天下，官员父母去世，按照规定要离职丁忧。恰在刘继儒等待升迁调令之时，其母不幸仙逝，怎么办？“刘继儒深思数日，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瞒丧。”[38]刘继儒为了升迁，不惜“瞒丧”，可见也是志在做官，为了官职，伦理常情、仁义道德、礼义廉耻等，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清朝的绝大多数官员横征暴敛，贪腐成风，刘继儒之辈虽不捞钱，但一心为官，不顾其他，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四面楚歌之中，也是历史的必然。此种情形，必然引发官民矛盾，底层与官府势同水火，民众对官员苦大仇深，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把总被土匪斩首剥皮的噩耗传到县城，大街小巷到处响起清脆的鞭炮声。”[39]官员把总被杀，民众鸣炮庆贺，可见官民矛盾之深。

三、一部有深度的小说

《箜篌引》是一部有深度的小说，除了文学意义，还有很强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意义。

（一）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先生说：“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40]《箜篌引》也有关于此方面的叙述：“作为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同时又是宗族领袖的乡绅，对乡村社会具有巨大影响力。他们依靠财势和家族关系，维持着地方秩序的平衡稳定，并借助这种平衡稳定的地方秩序，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地位。因此，对他们来说，地方秩序至关重要。”[41]小说阐述了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乡绅，而不是主要依靠法律。揭示了乡绅在维持乡土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乡绅尽力维持乡土社会秩序的深层次原因，这与费孝通的理论可谓遥相呼应、彼此验证。

（二）人性的洞察

赵云裳曾问哥哥赵文津，世上到底有什么是真的？“赵文津依旧陶醉在自己出神入化的戏法里。‘假。’他说，‘只有假是真的。’”[42]假亦真来真亦假，真与假是相对的。赵文津曾说：“爱国本来就是一门生意，有利起早，无利盼黑。”[43]“在大清国，真打实干永远斗不过弄虚作假。”[44]在大清国如此，外国人也一样，法国神父到颍川传教，一手发经书，一手发铜钱，他对信徒说：“要让人跟自己走，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有便宜占。”[45]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借助于小说中的人物及其话语，李清源对世道人心的洞察，对人性秘密的揭示，深刻幽微，力透纸背。

君子之泽，三世而斩。“赵家从赵维孝发家，到现在正好第三代，自从不务正业的赵致中开始当家，富不过三代的谶语就在赵成脑子里挥之不去。”[46]俗语云，富不过三代。其实，其他诸多方面的情形也大体如此，比如，忠诚也不过三代。管家赵成，其子福荣，皆对东家忠心耿耿，但第三代赵仲安却起了叛逆之意。赵仲安不满于下人的地位，不安于奴才的身份，为了报复东家，在土匪史青山夜袭抱玉寨时，赵仲安偷偷打开了寨门，让赵家几遭灭门之灾。还有赵庆，原是江湖漂泊的乞丐，16 岁时被赵致中收留。“乖觉伶俐，赵致中交代他办事，总是办得又快又好，因此深受宠爱。”[47]赵庆开始也没有辜负赵致中，拼尽全部才华、时间和精力，掌管经营赵家的保泰药庄，为赵家的中兴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忠心耿耿，为了赵家的利益，竟然可以和妻子宁红锦闹翻。但最后也是因为一些琐事，和东家产生龃龉，负气出走，以致客死他乡。人心的险恶，人性的复杂，尽在小说的细节中得以呈现。

赵致和一心为民，忙于赈灾，其妻江蓠却对他的赈灾不感兴趣，因为江蓠想到的是：“大哥豁出身家为乡民拼命，却被为之拼命的乡民出卖，尤其令她无法接受。”[48]这就把读者引入了另一个向度的思考，那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无数先进知识分子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启蒙。底层民众如此的愚昧、麻木、觉悟低，对他们进行启蒙，是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归宿。刘军博士说：“如果我们要给李清源作品归类的话，可归入认知型小说。这一类型的小说作品，提供给读者的往往是认知的视野和维度，读者必须经过静心思考方能了悟作家的心思所在。认知、审视、批判性反思，皆需要思想力要素加以支撑……正是通过具体生活场域以及这场域中人的存在状态的刻画，李清源的小说抵达了对人本存在透视的宽度和深度。于是，在阅读接受层面，文本中一种特有的力度透显出来。”[49]可以说，《箜篌引》类似鲁迅的《药》，是一种典型的认知型小说，因为它们都给读者提供了认知的视野和维度，并直指传统文化、人伦等的痼疾所在，并大力鞭笞。它们的创作旨归也是一致的，那就是抵达对人本存在的透视，即所谓“破而后为之立。”

（三）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

艺术表现上，魔幻现实主义是《箜篌引》的一大特色。小说中大量魔幻与现实相交织的情节，亦真亦幻，虚实相映，让读者耳目一新。赵致中的太爷爷赵积善原本是穷困潦倒的私塾先生，后来因为儿子赵维孝科场的一帆风顺，遂成为颍川城乡绅民婚丧嫁娶争相邀请的贵宾，于是，“赵老爷成了闻名全县的饕餮……他变得一天到晚不能离开食物，没有鸡鸭鱼肉，粗茶淡饭也行，但一定要吃饱……某夜三更他被饿醒，吃光了家里的东西依旧不够，开始啃自己的胳膊。邻居们被尖厉而凄惨的哭声惊醒，跑到他家查看，只见老头两只手臂鲜血淋漓，一边疼得放声大哭，一边无法控制地啃食胳膊上的肉。”[50]赵老爷因饥饿而啃食自己的胳膊，即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李清源自述：“我喜欢的作家有三个，苏轼、马尔克斯、博尔赫斯。”[51]马尔克斯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为李清源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马尔克斯及其魔幻现实主义对李清源创作产生影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有学者说：“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试图借助魔幻来表现现实，而不是把魔幻当成现实来表现。”[52]比如，杨玉成因得罪神棍赵文津而遭其疯狂报复，致使母亲杨老太太一命归西。这就是借助魔幻来表现现实，赵文津阴险狠毒、下流无耻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具有现实的真实性。

赵文津与王知县闹翻以后，使用手段，给王知县戴上一顶前写“通敌卖国”，后书“名教罪人”的纸糊高帽子，“纸白如雪，字红如血，两种鲜明的颜色对比强烈，触目惊心。这顶帽子犹如孙悟空头上的金箍，牢牢套在王知县头上，他尝试了各种方法，脑壳都快搞破了，依旧无法去掉。”[53]后来多亏赵致和斡旋，赵文津才告知王知县破解之法。小说中运用鲁迅《故事新编》式“油滑”戏谑的语言所作的描述，显然是非常态的、“魔幻”的，其目的是使“人类内心便会生活在一种岌岌可危的恐惧感与灾难感之中”[54]，从而为小说笼罩了一层阴冷的气氛。同时，也意在告诉读者：“文本中这些似真非真、似幻非幻的叙述提醒试图以‘真实’理解文本、破解历史的读者，历史仍存在诸多我们无法认知、无从解释甚至是连想象力都无法企及的黑洞。”[55]

小说是叙事类文学最重要的文体。耿占春说：“叙事就是‘讲故事’。如果说叙事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基本功能，讲故事就是叙事的一个核心功能。”[56]而“对讲故事和听故事的着迷似乎是自古至今一个不变的心理渴求”[57]。关于小说的故事性，一直颇受诟病，一些作家甚至认为故事对于小说而言，是最浅层次的元素，从而提出淡化故事，解构情节的创作理念。笔者却赞同耿占春的观点，小说的叙事其实就是“讲故事”。解志熙教授也认为：“虽然20 世纪以来不断有人宣判故事的死刑，但事实上迄今为止，‘讲故事’仍然是小说艺术的核心，从这个角度说，小说家就是故事家，小说亦即故事。”[58]在笔者看来，本质上讲，小说就是故事，小说家也应该是故事家。李清源的很多小说，包括《箜篌引》都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愉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色的故事。毋庸置疑，“李清源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而讲故事的方式又显得质朴而先锋、纯粹到极致、极致到别出心裁。”[59]可以看出李清源不愧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一位出色的故事家。

《箜篌引》所讲的故事不仅跌宕起伏、逶迤曲折、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还显得诗意盎然、妙趣横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说的叙事语言。李清源写小说，语言很有诗性，极富汉语的绚烂美感。例如：“杨修仁登上寨门，望着寨前混乱拥挤的赵家人众，报应的快感如同除夕连绵不绝的烟花，在心头灿烂绽放。”[60]“婉仪依旧穿着丧服，脸色憔悴无比，密集的鱼尾纹从眼角一直爬到了颧骨。然而这一切并不足以掩盖她的美，反而因为憔悴显出一种让人心碎的娇柔，仿佛凄雨下的海棠，掌心揉碎的桃花。”[61]李清源的小说语言也很魔性，颇有“黑色幽默”味道，极具陌生化效果。比如什么叫“怒发冲冠”？我们在《箜篌引》里看到了生动的艺术呈现：“简明听得气血翻涌，三尺二寸长的辫子犹如一条捣火棍，在脑勺上倒竖起来。”[62]对语言的驾驭而言，李清源的功力是强劲的。

结语

谈到《箜篌引》，张翼说：“它的创作期长达十年。”[63]《箜篌引》2019 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按照张翼的说法，这部作者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应该从2009 年就已经开始写作了。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可见的李清源小说最早发表于2012年。”[64]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箜篌引》尽管晚于《苏让的救赎》（2015 年）、《走失的卡诺》（2016年）等，但在创作时间上要早于《苏让的救赎》《走失的卡诺》，或者与之创作于同一时期，应属李清源的早期作品。而《箜篌引》所凸显的独特个性与出色价值，则充分说明了李清源较高的文学天分，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从已有作品中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李清源是一个用心的、讲究的写作者。”[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