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的学科维度

张文玉,孟宪平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文化哲学的学科维度是指文化哲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它所关涉的内容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当代文化哲学主要研究与文化相关联的深层内容,如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其理论内容涵盖了当今文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其实践内容与人们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文化哲学的学科维度在于对人们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事项做出文化视角的分析。这一内容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又具有特殊的表现。

1 西方学界文化哲学的学科关怀

西方社会文化哲学大致沿着思辨的路径向前延伸,在启蒙时期就有自然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派别。18世纪,意大利维科和德国赫尔德认为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文化的进步乃是历史的必然和规律。文化哲学术语产生于19世纪末巴登学派的新康德主义,相继出现了各种思想指向的文化哲学。传统的自然科学、数学以巨大惯性推动了哲学的科学化进程,与此相对立的非数学化的“诗化哲学”,经帕斯卡、维科、康德等人的理论建树而获得巨大发展。帕斯卡强调“几何学精神”与“微妙的精神”的本质区别,认为人的特征在于其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关于人的心灵的问题不能用几何学的精神来分析,根据几何学体系建立起来的道德哲学因此经常存在悖论。

文艺复兴是西方近代文化哲学的思想之源和迈向文化之门的重要阶梯,它在理论上建立了一种较为合适的文化哲学表达形式,没有哪一种西方文化能够完全撇清启蒙主义的影响。启蒙思想家的大部分精力建立在对现实的批判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哲学不应该以抽象的知识悬浮在社会之上,它应该是处理和批判现实社会的方法。他们抱着对人类进步的智慧的坚信,抱着对摆脱传统的僵化之物的坚信,抱着对澄清思想迷雾和解脱人类困苦的坚信,提出用进步思想推动人类的自我提升和自我完善。伏尔泰认为历史哲学就是人类理性历史的科学,不需要关注那些琐碎的和被歪曲的事实,历史学家的兴趣在于探索文明运动是沿着怎样的道路和阶梯起步的。这意味着可能有对历史不辨真伪和照单全收的倾向,社会个体、历史事实和偶然事件不是启蒙主义关注的重点,由“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构成的民族文化、社会制度和社会习俗,是他们注目的要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化”活动具有了独立存在的权利。伏尔泰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把历史捆绑在哲学之上,历史学科的方法成了哲学方法论的起源。启蒙主义者是那个时代文明的保护者,面对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他们开出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药方”,认为通过人类理性的张扬可以使人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利益及活动方式,并能够自觉协调社会的利益关系。其核心主张是把人培养成“国家公民”,克服行为中不够理性的状态,摆脱现实生活中文明问题的困扰,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理性高度。启蒙学者的理性不是沐浴神性光辉的“永恒真理”和“天授思想”,而是感性与经验的结晶,经验之外的事物无权享受真理的称号,它所主张的哲学就是批判哲学。他们用“思想的试验”解决如何理解自然的问题,“思想的试验”是指个体栖息于特殊的情景中时,文明丧失了本应具有的特征,人除了按照“自然方式”生存以外别无他法,自然规律成了人生存的唯一规律。这些个体也会像小市民一样生活和行动,变化的只是布景和服装。

启蒙时期的一些艺术家认为,人类的历史不是作为文明的历史被言说,而是作为“精神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甚至是“苦难的历史”出现,“精神生长的历程”被作为文化的热点而受到关注。赫尔德的历史哲学突破了当时的既定模式,他试图把文化发展的历时性描述与理性哲学联系起来。他认为,超个体的理性是普适的、自发的和积极的力量,作用于现实的每一个角落,并使世界具有“世界和谐”的特质。这也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的重要源头。赫尔德认为,人类发展经历了“先天形态”的生长和“后天形态”的生长,后者是人的“二次生长”或“再生”过程,这就是文化,相当于耕种前平整土地,是人类最初的启蒙。文化和启蒙的链条能够延伸到世界的边缘,接受启蒙的民族与野蛮的民族之间的差别不在素质上,而在数量上。追求每个人的幸福以及“人道精神”就是文化的目标,而文化哲学就是要研究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探索人道精神是哲学的真正任务”。赫尔德的唯理论与当时法国的经验论,在解释历史问题时明显站在不同的队列上,他把对人类命运的探索作为一种责任,进而承担对人的关心的责任,使“文化史”成了“自然史”的延伸。他还进一步提出,民族之间差异的原因就是文化差异,文化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更不能用等级来确定文化的优劣,所有的文化都拥有平等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按照赫尔德的观点,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并不意味着新的文化把旧的文化排挤掉,这种关系只会促进人类朝幸福和人道的方向前进,似乎每一种文化都能为人类进步尽绵薄之力。但是,我们对于赫尔德关于文化没有优劣之分的观点有一些保留意见,从历史和现实看,存在一些被人们认为是不良文化的内容,我们的观点是文明没有高低之分,文化有优劣之别。启蒙主义者的某些思想体现了文化哲学的初生状态,尽管他们的愿望只是把古希腊罗马的传统从神秘主义牢笼中解放出来,但在实际上不自觉地接受了理性主义路线并运用到对历史、社会和人的认识中,后来的实证主义哲学也发端于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认为,启蒙运动的纲领把世界从蒙昧中解放了出来,摧毁了诸多神话的禁忌,用知识的力量打破了神话的力量。

人文主义、历史主义、理性主义是西方“古典文化模式”的基本要素,其中,文化被解释为自由地、历史地发展着的理性的人的存在领域。文化作为理性的人的本质的发展,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把发生于中世纪和近代交界处的两个重要进程融汇在一起,祛除了神学的魅影,实现了文化的世俗化,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发展,又把文化与自然分开了。“在人类社会的分析中,人本身是一个生命单位,对于这种精神生命单位的分析因此成了我们的主要任务。”[1]世界历史的进程,似乎出现了两条线路:人类社会的进程与自然世界的进程。“人文主义、历史主义、理性主义勾勒出文化的界域,毫无例外地受制于人类理性的文化界域。这些界线内所涵盖的一切,表现为某种单一性、同质性,都被‘理性之光’所普照。”[2]古典主义文化模式认为,在科学、道德和艺术形式中,文化的产生拥有同样的理性,但在实践中却赋予文化以独特的形式和规律,对所有文化构成的理性统一体的认可,就是古典主义文化哲学的实质。这种古典文化哲学大体上是浪漫主义的,它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文化带来的焦虑和危机,崇拜进步的历史乐观主义态度是西方古典文化模式的重要表征。它在生活中确立了一个范本或标尺,同时,还带有欧洲中心论的痕迹,其中的悖论和矛盾都可以在欧洲文化中心论中找到。今天,我们反对的西方普世价值观,也能从中看到其影子,西方社会中理性与精神、科学与宗教、法律与道德、局部与整体的内在断裂,也可以从中找到端倪。

2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学科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是关于社会未来发展目标的文化阐释,是涉及到人的解放的宏大学术和现实叙事,注重从历史视野、当代视野和全球视野审视文化问题,将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核心问题来审视,既体现了面向时代的现实要求,也体现了文化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产生和发展中,构建了独特的理解方式和学科体系:一是把文化哲学看成社会主体对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理性反思,是内在于哲学各领域的一种哲学范式,文化哲学是在以人为主体的哲学基础上展开的。二是文化哲学关注文化的存在空间、文化的物质世界、文化的社会基础,人的身体和心灵、精神世界都是“存在”的状态或表现,“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存在”是其中的要点。三是认为文化哲学不是纯粹理性思维,而是“上下求索”的心理哲学,是哲学的形而上思考与现实文化结合的产物。它从价值角度预设和研究现实生活,追问人的行为根据、存在依据、生活意义和前途命运等问题,人的解放是其中的脉络、主线和目标。四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是随着新的文化存在方式及其对人的影响而产生的,是具有独特视角的文化元哲学设定,在整体上转换了对哲学学科的理解。上述理解方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上的创新,它以回归生活世界本质为主要意向,在关注传统哲学的理论的、思辨的、本质主义的、宏观的研究范式的同时,力求实现向实践的、多元的、开放的、总体性、相对性的文化研究范式转变。其中包含着文化哲学发展的逻辑必然,在与现代西方哲学形成承递关系的基础上,开辟了文化哲学研究的新路径。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作为新的哲学范式,具有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从人的存在深入认识剖析文化哲学范式的哲理性,以及从思考解放的价值维度领悟文化哲学范式的功能性,这是有别于文化学、文化科学、文化价值论和文学艺术批评的重要表现。它在哲学范式上要求以哲学方式面对文化问题,在文化对话与融合中充实和完善自己,它经常以文化的经验描述为基础,试图找出文化运行的内在规律,并关注文化的价值问题和审美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重要规定是通过对文化意义的不断反思和追问来揭示特定的文化问题,也是一种功能性哲理范式,它超越了本体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的实体性哲学范式,把对象世界看成是与人密切关联的实体,以及与符号化活动息息相关的内容。这种哲理范式摆脱了直观、外在和僵化等弊端,其中的文化形式并不是给定之物的映像,而是人类精神的外化形式和创造能力的外显。这种范式实质上是一种思维范式,对象世界及其认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人的符号化活动中不断生成的,人通过文化创造不断确证自身的能力和存在,确证人类文化创造中不可或缺的价值。文化哲学研究就是对“终极问题”的追问,使其自身在文化系统中成为具有没有功利效用的内容,这种表面上似乎没有效用的学科不能视为毫无意义,它不能当饭吃但却能提供照亮人生前程的精神食粮,哲学是构建终极关怀的“经纬线”和“意义纽带”,正是在这个基调上我们看到文化哲学范式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具备特殊的协调机制、沟通机制和开放机制,既要有克服文化的“原子化”的说服力,又要有打破文化霸权主义的解释力。这样的品格要求文化哲学经常秉持一种批判精神,通过对现实批判进行文化重构为文化发展提供符合理性的和社会需要的基本价值准则,在总体性的思维观照下实现对具体文化的批判,这是一种“批判之批判”,其目的是实现意义的澄清和解放,并通过意义的澄清和解放达到克服人的分裂和实现人的解放的愿望,关注生活世界的统一是文化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基础。

因此,在文化哲学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进一步表达了人们对生命、生活、未来的深层次追问,厘清文化哲学的问题域限,进而推进和深化当代文化哲学研究,其中蕴含着哲学理论范式的重要转换和跃迁。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产生之前,自然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人类学范式分别承担着人类自我理解的任务。自然主义的人类学范式把人看成是自然物,宗教神秘主义的人类学范式把人看成是上帝的创造物,理性主义的人类学范式把人看成是理性的存在物。实际上人的存在意义远非如此,理性主义对人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看来,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在于人是文化的存在,人能够以精神的劳作进行文化创造,也通过文化的创造确证自我的存在。一方面,人类能够通过精神活动赋予对象世界以现实意义,使对象世界变成符号化的意义世界;另一方面,人又要融入符号化的意义世界之中,通过符号化的意义世界确证人的存在。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给人带来益处的同时也让人堕落了,他对“科学和艺术的复兴能够改善道德窘境”的说法提出质疑,并把上流社会的道德样本与饱含大自然气息的淳朴样式对立起来,以科学面貌出现的文化,是人身上一切随性的隶属于心灵的以及道德上完美之物的死敌,它只能以猎奇心态为人类的恶习和冲动服务。这是一种伤感主义哲学倾向,被马克思称为“毫无想象力的虚构”,这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个体”本身就包含着18世纪的资产阶级个体,启蒙思想家的任务就是寻找公平社会制度的依据。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对社会发展秉持乐观态度,认为人通过符号化活动创造了诸如语言、历史、神话、科学、宗教、艺术和哲学等丰富的文化形式,并以文化展现确证了人类的理想性和创造性。人创造文化并寓于特定的文化中,人通过文化创造实现自我创造,就这个方面说,真正的人的哲学不是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或者是宗教哲学,而是根植于人的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3 新时代中国文化哲学的学科定位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深处的文化模式在遭遇现代价值观念时,无法保持过去的淡定和潇洒,但是,主动拥抱现代还是被动适应现代,是大有区别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不仅要洗刷过去的惰性和慢节奏,还要在速度和质量上扭转已经存在的时空滞差,并且还承担着既要克服西方工业文明的局限又要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心路的责任。中国传统社会转型中的文化传统和价值重构,表现出全方位、全维度的文化冲突,精英层面的文化是面对这种冲突的前沿阵地,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之间的张力进一步铺展。一方面科技力量和技术理性对社会财富进行创造性贡献的同时,也把社会结构的裂变问题摆在生活的前台;另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化能力的提升中对人文精神进行肯定的同时,也把人格分类以及人自身的矛盾提高到日常位置。这种现象也在中国社会中产生出一种应激效应,一些人期待从原有的文化精神中寻找出路,新儒学的出现以及保守主义的“卫道”举措,表达了对文化转型的忧思或拒绝。后现代主义的崛起是引起文化冲突的另一个因素,张扬主体、消解主体或结构主体,成为它们应对文化转型的说辞。

社会转型中的文化传统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文化哲学是在文化冲突中以探寻文化出路展开的,其目的是要适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中国农业文明漫长而又成熟,农耕时代“天人合一”和伦理中心主义文化精神,周而复始的和自在自发的传统日常生活图景塑造,构成以经验、习惯、常识和宗法血缘关系为特征的文化模式。这种传统的文化模式同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民主的文化模式不一致,由自在自发的经验式活动向自由自觉的理性化活动转型,要求人成为自觉的和成熟的文化主体。发达工业社会造成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危机,促使中国文化哲学转变关注方向。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相冲突,工业文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了人的创造能力和本质力量,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固性和保守性也明显表现出来。文化自信主体的变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技术、生活有关,在技术的观照下,人们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力量,过去理性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也陷入深层的文化危机和文化冲突,日益加深的异化困境以及社会生态的恶化,凸显出工业文明的实践局限和思维缺陷。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和生态哲学批判,促使经验型文化模式向理性文化模式转型,消除价值冲突和理念错位是中国文化哲学的紧迫任务,也决定了要从文化冲突的背景上定位文化哲学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哲学的认识与研究,大致有三条路径:一是运用现代西方文化哲学理论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现象从文化视角进行分析,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深刻而又辩证的,但也有一些过度引用西方理论的现象,甚至用西方文化哲学理论判断中国社会的文化事项的是非,这对于我们繁荣哲学社会是一个不小的阻力。二是运用中国古代文化哲学看待中国社会事项,但又有不同的倾向,传统儒家比较保守,道家比较超脱,佛教尽管不是中国本土的,但中国化的佛教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强调彼岸的文化态度,与我们倡导的积极进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完全一致。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建立的文化哲学体系,主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做出符合党的理论和政策的分析,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和实践中的文化矛盾作出分析,这是我们倡导和鼓励的方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借鉴西方文化哲学理论,发扬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思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哲学研究分为文化范畴论、文化自信论、文化符号论、文化边界论、文化话语论、文化规律论、文化价值论、文化动力论等方面。它们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哲学的基础内容,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视角。其中,文化范畴、文化自信、文化符号、文化边界是文化的外部型构和特征,文化规律、文化价值、文化动力是文化的深层内容,这种“表里山河”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构成有机关联的形式。

文化哲学的学科维度不是随意设置的,每一个时期的文化哲学为自己设定了明确的学科目标和任务,西方文化哲学、中国古代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在学科维度上,它们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自身的特殊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哲学必须站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对当下文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做出全面的阐释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