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视角下《刺杀骑士团长》与《了不起的盖茨比》比较研究

张 雷

（东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大庆 163000）

村上在他的随笔中毫不掩饰表达了对菲茨杰拉德的崇拜，高度评价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称赞它“美得无以复加，而且完美无缺”[1]（P10）并认为这是对他真正有重要意义的小说，甚至“好像已经成了自身骨格的一部分。”[2]（P10）比较村上和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村上对菲茨杰拉德作品在主题意蕴、艺术风格、叙事策略等方面的继承与发展。村上虽然非常推崇菲茨杰拉德等美国作家，作品中也有大量的欧美文学元素，但其作品中仍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东方气息和创新之处，这也是二者的差异。

一、基于叙事视角的比较

村上春树在《刺杀骑士团长》中运用不同的叙述视角，并在自由转换视角中对故事和人物展开多元审视，启发多重思考。村上春树除了初期几部小说，大部分长篇小说基本都是用第三人称进行叙事的，此次《刺杀骑士团长》又重新启用第一人称叙事，不得不说是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一种致敬。同时这种叙述视角多样性特征也给《刺杀骑士团长》带来了灵动和“既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3]（P10）的冷静姿态。“我”和免色涉、秋川真理惠三个完整独立而自成一体的叙述视角，就如同《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和盖茨比、乔丹贝克三个叙事者一样，它们相互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作品文本，最终呈现出不同视角者眼中看到的复合世界。

《了不起的盖茨比》主角虽然是盖茨比，但是作家并没有以盖茨比为第一人称进行讲述，而是巧妙地设计了尼克这一角色，尼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讲述他所见所闻——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纽约郊外的盖茨比的悲剧。尼克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故事的重要参与者。《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春树更是贯彻了这一理念，甚至没有给主人公一个名字，贯穿小说自始至终都称“我”。“我”作为叙述者和尼克一样，采取了冷静客观的旁观态度，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来讲述故事；作为关键参与者，“我”和尼克一样也在故事中登场，是连结免色涉和秋田、连结那幅画和不为人知的历史的纽带。小说一开始就是36 岁的“我”回忆被妻子出轨背叛后，独自远游，后来在田原郊区的山中所经历的8个多月的独居生活。在整个故事中“我”既是讲述者，也是参与者，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也会随着“我”的视角目睹故事的整个过程。给次杰拉德为了使《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讲述更加客观理性，在整体运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型视角的基础上，也采用了第三人称外聚焦型视角，让“我”以外的角色来叙述，让故事情节更丰满。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第四章中，菲茨杰拉德把贝克作为故事叙述者，把尼克转换为听众，和读者共同回顾盖茨比和黛西第一次相识相恋的浪漫故事，让读者体会到和主人公尼克一样的身临其境的感受，进一步理解盖茨比不惜一切代价迫切想追回那段美好岁月和情感的原因。而村上春树在《刺杀骑士团长》中，也在整体上运用了第一人称内聚焦型视角，同时也在局部章节融合了第三人称外聚焦型视角。在《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春树用大量篇幅让免色涉作为叙述者，“我”则转为听众，由免色涉向“我”和读者讲述他和秋川生母的凄美爱情故事，及他被逮捕入狱后的那段囚禁的时光；其次在秋川真理惠讲述自己孤身闯入免色家中的惊险经历时的紧张、恐惧和疑点重重；最后通过雨田政彦作为讲述者向读者透露的自己的父亲雨田具彦的不为人知的充满伤痛的过去和不幸福的原生家庭成长历程。这几个人物虽然是第三人称，却在某个契机跳过主人公，成为了叙述者，这种多元叙述聚焦的模式，克服了固定采用一种模式的缺陷和局限，灵活转换叙述主人公，使人物性格特征更鲜明，把内心世界的诸多复杂、难忘、恐怖、沉痛的情绪和故事娓娓道来，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巧妙地丰富了故事情节。文本叙事的多视角设置和多元聚焦模式是《刺杀骑士团长》给读者留下不朽印记的重要元素，也借鉴了不朽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事技巧。综上所述，村上在叙述聚焦方面确实接受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影响，然而，在菲茨杰拉德的基础之上，村上在第三人称视角叙事方面，可以说是对菲茨杰拉德的延伸和超越。

二、基于叙事时间的比较

纵观村上春树40余年的小说创作，他的大多数讲述并没有预先的、周密的计划，基本都是想好小说开头的情节和场景，之后顺其自然地凭直觉信笔创作下去。他在访谈中也提到：“如果事先想好怎样写的话，象征的自由空间将会受到限制。”[4]（P10）《刺杀骑士团长》是以主人公第一人称视角追忆往事来构建整个故事的，除了开头部分后面的章节虽然在整体上遵循了故事的时间顺序，但依然在大量细节上持续采用了倒叙、预叙方式。这种叙事时间视域中倒叙方式的运用，可以说也是借鉴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事方式。

《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小说若按照故事时间叙述的话，自然顺序该是：1890年盖茨比诞生；1906年盖茨比奋斗历程；1907—1912年盖茨比与科迪相遇并在他的指引下成长；1916年去军队服役；1917年与黛西邂逅相恋；1919年黛西嫁给汤姆，盖茨比伤心欲绝，计划夺回爱人；1922 年6 月尼克搬到纽约长岛西卵区，和盖茨比成为邻居，尼克去表妹黛西家拜访；1922年7月21日，时隔5年，盖茨比终于和黛西重逢；1922年9月19日盖茨比被威尔逊杀害，含冤而死，黛西却和汤姆连夜离开东卵，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通过这种自然时序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在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创作中，以上自然时间顺序被打乱了。与盖茨比相遇相识的故事由叙述者尼克讲述，盖茨比与黛西的恋爱情况则通过乔丹贝克讲述出来，又在聊天中通过盖茨比回忆呈现了他和黛西的爱情故事，通过与山姆的谈话了解了盖茨比的奋斗和财富积累经历，最后通过盖茨比父亲的介绍，知道了盖茨比的童年。从这些叙述时间来看，小说时间倒错明显，观察这些时间倒错，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即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包含了内倒叙和外倒叙。

《刺杀骑士团长》在第一章就交代故事的时间跨度大概9个多月的时间。这样就明确了下文就是对这9 个多月故事的回溯。“我”没有提及人物登场年份，然而却可以从文中所提供的线索进行推断。首先，根据小说结尾的311东日本大地震，可以知道叙述时间点是2011年。文中说这一年秋川真理惠已经高中二年级了，而在和秋川相识的那9个月时，她还是一个初中一年级女生，可以推测出中间间隔了4年。因此可确定，小说是我在2011 年的时间点，回忆那段2007 年的3 月到2008 年年初的往事。第二章则将故事时间定位在了4年前3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的黄昏，回忆的画卷自此铺开。主体部分是在回溯发生在田原郊区山谷9个月的经历。从妻子柚突然提出无法再继续和“我”生活下去开端，以“我”重新回到妻子身边收尾，这让倒叙的时间完美闭环。其中村上在借鉴了菲茨杰拉德的倒叙手法基础上又做了更加深入的探索，在倒叙模式作为叙述时间核心的前提下，小说角色在故事内部仍在不断进行回顾追忆，即倒叙体的小说中就出现了关于若干角色的若干局部分支倒叙，不断延申和交错。这些情节通常时间跨度很大，使小说具有更多元广博的叙述时空，扩大了小说内容的广度。“我”和妻子柚相恋的过往便是利用这种分支倒叙呈现的。第二章讲述妻子向“我”提出离婚申请后，“我”失意落魄地逃离居住的城市，辞职，漫无目的地驾驶在不知道名字的一个个陌生的异地。茫然地旅行至4月末，沿着太平洋海岸线往南行驶，我一边开车，一边回忆，倒叙“我”和妻子柚最初邂逅的情节。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住进了大学同学父亲，也就是有名的画家雨田具彦留下的老宅里，老宅位于神奈川县小田原市郊外的家中，“我”在他家的棚顶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幅被隐藏多年、包装完好无损的名为“刺杀骑士团长”的画，这幅画就出自这个老宅子的主人。雨田具彦为了悼念在维也纳留学期间死去的爱人和同伴，以刺杀纳粹高官未遂事件为素材，借用西洋歌剧《唐璜》中角色形象，将当时难忘的沉痛体验，画入了名为《刺杀骑士团长》的日本画。对于雨田具彦来讲，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在现实中无法言说的事情，在图画中得以倾诉；用语言无法诠释的内容，将其创作成一副蕴含深意的画。“画面上流淌着真实的鲜血，具彦将多个个人的历史悲剧融入进了画中。”[5]（P10）

三、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比较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叙述者——尼克，他一边诉说故事一边陈述评论,我们从文本中可以窥探到他的性格特质。菲茨杰拉德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独立价值观、敢爱敢恨的年轻人。比如他在介绍汤姆时写道:“自从纽黑文那些岁月以来,他有了新的变化。此时已30来岁,体格强健,头发是草黄色的,嘴巴流露出坚毅,显得目空一切。两只傲慢的眼睛占了脸部的统治地位,让他总显得咄咄逼人的样子”[6]（P11）。尼克这个人物在讲述故事时,会带有自己的感情色彩，把汤姆的狂妄大胆地描绘出来。而尼克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也由尼克讲述故事的倾向性呈现出来。菲茨杰拉德借尼克的逻辑和价值观来引领读者的观念,由于尼克自身的逻辑和深度,作品的主题和深意也随之表现出来。村上春树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法,《刺杀骑士团长》中的“我”和尼克很相似，既是故事叙述者，也是故事中的人物。正如尼克是连结盖茨比和黛西的纽带，“我”则是免色涉与秋川真理惠的纽带，盖茨比为了与黛西见面，主动接近尼克，并开始了交往示好，拜托尼克帮他们安排见面。《刺杀骑士团长》也有与此相仿的情节，免色出重金拜托我给他画一幅肖像画，其实是为了接近我，让我安排他和自己的女儿秋川偶遇，并且在初次见面时对免色紧张、不知所措的情节描写不可不说是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致敬。但是与《了不起的盖茨比》稍有不同的是，他并不以叙事者的主观想法作为评价基准，并没有表述“我”过多主观色彩的想法,而是让“我”以一种冷静中立的语气去讲故事。村上春树赋予了“我”一种遇人遇事都带有批判性眼光的特质，不妄加评论,也不主观臆断,尽量用客观中立的角度去评判，只评判人的具体行为和语言，不对本质定性。叙事者尼克和“我”的不同思想折射出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文化背景的差异。菲茨杰拉德和村上春树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过往体验经历的不同,作家赋予叙事者的性格也就有了差异。

四、从逃离到回归的文学转变

村上从小受到家庭氛围影响，自小便养成爱好读书的习惯，但他并不喜欢日本文学，阅读的大多是世界文学选集。他的创作中也或多或少的一直带有菲茨杰拉德、雷蒙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诸多西方文学家的影子。在小说《发条鸟年代记》之前的十余年，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都贯穿着脱日本化、反传统的风格和叙事技巧。村上作为日本作家，其作品中却有意逃离本土文学风格，创作中包含很多荒诞性、悲剧意识、直觉主义等美国现代写作风格，以及小资情调、西餐和大量爵士乐、古典乐等西方元素。成名后他开始反思这种文学创作历程，他谈到：“写完《发条鸟年代记》以后，不知为什么，我日甚一日地、特别想应该赶紧回到日本。既没有什么特别思念的东西，也不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回归，只是觉得作为小说家，我应该待的地方还是日本。”[7]（P11）《刺杀骑士团长》作为小说题目，本是西方歌剧曲目，却被在画家雨田具彦绘成了一幅传统日式画卷，虽不是纯正的日本古典画，可它也是在与不同国家文学美术形态抵抗和冲突中迸发出的独特艺术形式，可以看作是一种和洋折衷的作品。“从音乐到绘画的题材转变，标示着村上小说作为日本现代小说的复活。”[8]（P11）还有贯穿小说中对季节的更替、时光的流逝的敏感，夜深人静时房子周围虫鸣中夹杂的若隐若现的摇铃声，借助画里骑士团长复活的理念显形等非自然力量的存在。“对于日本文化产生归属感，之前几乎未曾出现的日本本土文化终于在《刺杀骑士团长》中得到认可。村上提高了日本文化的比重，不再只是一味地追求西洋文化。”[9]（P11）这些叙事情节都让读者体会到了寂寥、幽玄、无常等东方文学审美理念，呈现了村上在创作《刺杀骑士团长》时回归本土文学的倾向。

结语

《刺杀骑士团长》与《了不起的盖茨比》都是第一人称视角进行的叙事,都是后现代文学视域下描写了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中青年的迷茫和社会问题。村上春树后期开始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和接纳菲茨杰拉德文学风格和叙事技巧,在此基础上村上春树也逐渐开始回归本土文学，将日本传统文学的叙事特征融入其中，既展现了西方文学的叙事魅力又透露出幽玄的东方气息。“从欣赏、借鉴,到接受、超越。村上对西方的文学借鉴与接受为文学创作开辟了一个成功的典范,使本土文学不仅能与西方文学完美的融合,而且为文学创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10]（P11）总之,村上春树对菲茨杰拉德的模仿和借鉴源于他对菲茨杰拉德叙事技巧和文学理念的肯定和推崇，他对菲茨杰拉德不只是文学手法的接受,更有超越和创新，逐渐回归本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