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酒园诗话》中的比兴诗学

张琬力

【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上，“比兴”是一个具有多义性和历史流动性特征的审美范畴。从先秦起，有对“比兴”从经学立场的诠释与文学立场阐发的两条脉络。清初，面对前代七子诗学与竟陵派诗学师古与师心的偏颇，贺裳的《载酒园诗话》强调运用“比兴”来调和与平衡师古与师心的关系。本文试从“比兴”的内涵以及探索贺裳《载酒园诗话》中比兴诗学观念的内涵及其所有的特质，并分析此影响。

【关键词】比兴；《载酒园诗话》；李商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獻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48-003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8.012

一、比兴诗学观念的内涵

（一）先秦时“兴”的内涵

“诗可以兴”和“兴于诗”是先秦以“兴”论诗的源头，一方面这标志着“兴”进入了诗文艺术领域，另一方面凸显出了“兴”的地位与作用。“兴于诗”和“诗可以兴”的对象为《诗三百》，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段论述提出了中国文论的重要术语—— “诗可以兴”。在《诗三百》中，如《邶风·泉水》“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诗句描绘的是泉水流入淇水的样子，“兴”嫁往异国的女子思念卫国之情，通过诗句展示的不仅是水流的样子，还有深一层的“情”与“理”在其中，即《诗三百》的原作者在创作时没有“兴”的概念，是阐释者“能通其意于言之外”。由此可知，“兴”那种引类譬喻，感发情志等作用并非《诗三百》本身的诗句直接实现的，而是依靠读者的联想感发。

孔子以“兴”论诗的另一处表述，可见于《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用包咸的注释对这句话解释道：“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 ①邢昺的《论语注疏》也说：“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起于《诗》也……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既学诗礼，然后乐以成之也。” ②各家对“兴”的注疏都集中于一个“起”字，同样是注重《诗》启迪人心、感发志意的作用，是对用诗方法的概括。如果说“《诗》可以兴”是从作品的角度论说《诗》具有感发志意的功能，“兴于《诗》”则是从读者的角度谈论读《诗》者应该利用《诗》的这一功能修身养性。

总之，孔子眼中的“兴”当是一种具有重要地位的用诗方法，它虽然较为晦涩，不好把握，但只有领悟其引譬连类、感发志意的精髓，才可以进一步“观、群、怨”，通过赋诗言志实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③的最终目标。孔子对兴的论说，为后学比兴之“兴”的阐释提供了基准。

（二）魏晋时“比兴”的内涵

对“比兴”之义，解释的较为系统的是南朝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中专列《比兴》一篇，对比兴的主旨及异同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刘勰解释“比”说：“比者，附也。”又说，“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说明比是通过鲜明的形象去表明难以直陈的事物或道理。刘勰认为，文学要用形象来达意，而创造形象时用比，既要鲜明生动，又要贴切事理。《比兴》篇所举的许多例子，如“麻衣如雪”“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等，既生动贴切，又把抽象的情理具体化。还有如“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通过“比”来达到美刺、教化百姓的作用。《比兴》篇说：“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即要能够引起下文。又说：“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从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刘勰认识到“兴”具有联想作用，正是通过联想，才能使“称名也小”的事物寄寓“取类也大”的情理。④

刘勰一方面继承了汉儒的经学正统观念，强调用比、兴来反映社会、美刺政教、教化百姓的社会功用，但他同时又在当下文学自觉的理论气息影响下注意到了诗歌创作的自身规律，发掘了比、兴在“附理起情”方面的艺术价值，使得作为表现手法的比、兴和思想情感的表达之间紧密联系起来。和汉代的学者相比，刘勰对比、兴的理论阐述更加全面和清晰。

魏晋时期在比、兴研究中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是钟嵘。他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又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⑤

在钟嵘这里，诗之“六义”第一次变为“三义”，即赋、比、兴。同时，它们的顺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兴”排到了“三义”之首。“六义”中“风、雅、 颂”所代表的美刺教化的内容被抹去，“兴、比、赋”作为三类诗歌艺术表现手法被突出强调。其中钟嵘对于兴的解释尤其具有创新意义——“文已尽而义有余也”，有限的文字可具有无限的审美效果。对于这点，从审美创造的角度来看，是要求诗人在创作时尽量含蓄蕴藉，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从审美接受的角度来看，则是指读者细读作品时充斥着多种艺术想象。

如果说刘勰对比、兴的论述还带有经学的气息，那么钟嵘则摆脱了儒家诗教的藩篱，侧重从纯文学的角度来阐释比、兴。在他的理论体系里，经世致用的儒家经学和吟咏情性的诗文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因而诗歌不应该再局限于政治性功能，而是要表达更丰富的文学内涵。从他“诗有三义“的论述中，透露出了把赋、比、兴完全当作诗歌艺术表现方法的观点。这也就是说，汉代比附政治的比兴阐释模式在钟嵘这里已经彻底消失。

二、《载酒园诗话》中的“比兴”

（一）贺裳重视“比兴”的背景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的文学是对时代的反映。明代诗坛流派众多，其中七子派主张“诗必盛唐”，公安、竟陵派主张表现诗人的真实情感，不同流派的诗人们都倾向于将自己的观点推向极致。明末清初之时，面对复古派强调师古与性灵派师心的矛盾，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有多处论及“比”“兴”，希冀通过“比兴”来对这二者之间进行调和，即通过“比兴”来达到“学古人用心之路”。

面对明末清初的诗坛，贺裳反对以盛唐为标的、以复古为手段的七子诗学，认为他们是“蹈袭陈言”，反对他们在拟古时只“求之词句”，一味在字句与形式方面进行蹈袭，而缺少对自我性情的抒写。汉魏诗歌是学习古体诗的模范，模仿学习近体诗的范畴自然就落在了唐，其中初盛唐已被七子“坏为恶道”，中唐又被公安派糟蹋，“戏谑嘲笑，间杂俚语”，于是，剩下的唯一选项便是晚唐诗歌了。由此可见，贺裳对七子学习对象及形式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后来选择晚唐诗歌作为比兴诗学的典型范本提供一种言说便利。

其次，便是从天启、崇祯以来，泛滥开宗宋的诗学风气。在贺裳看来，诗学的正宗谱系，从《诗三百》算起，中经屈宋、汉魏、延至三唐，便已宣告结束，宋元以后的诗歌，因为只讲赋法，比兴尽失，“无复体格，亦不复锻炼深思”“方言俗谚，信腕直书” ⑥。故而缺乏“比兴”的宋元诗歌已经出离了诗学的正轨，后人不应该再就其中取式。

（二）比兴诗学观念的特质

贺裳对于“比兴”是这样定义的：“夫兴非流连花鸟、叙述情景止也。虽然，《三百篇》孤臣、独子、羁臣、思妇之所为，而可识鸟兽草木之名，则流连以叙述，奚其病？顾‘关关’‘交交’‘依依’‘灼灼’，以为兴比，则有其义，以入咏焉，亦赋矣。无所为，兴与比，抑所为赋，止因词摭事，非感专而摅词，故于兴比赋指微而体远，风、雅、颂又可无置论。” ⑦贺裳在对比兴赋的阐释中，没有像前代的学者将“兴”“比”单独释义，而是认为三者相差并不大，如“关关”“交交”等只有通过比兴，才能有联想之义。不然如果只是诵咏它的话，只会是铺陈其事而已。虽对“赋比兴”的释义进行区分，但他着重强调“比兴”的重要性，认为作诗如果“敷陈多于比兴，蕴藉少于发舒，求其意长笔短，十不一二也” ⑧。

在《载酒园诗话》中可以发现贺裳对比兴诗学特质的描述：首先强调了比兴诗学表现为句子的多重意义。在此不仅表现为字词连缀成诗句的字面义，还有更为深层的隐含义等待读者挖掘。在其盛唐篇分析韩翃诗句“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时，从字词表面上看，只是在写汉成帝时王氏五候的故事，而根据分析“日暮”即为傍晚，“汉宫”是借古讽今，实指唐朝的皇宫，“五侯”一般指东汉时，同日封侯的五个宦官。这里借汉喻唐，暗指中唐以来受皇帝宠幸、专权跋扈的宦官。这两句是说在寒食节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不能点灯生火，但是皇宫却例外。尽管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宫中的人们却已经忙着分送蜡烛了。除了皇宫之外，那些地位较高、深受宠爱的臣子们也能够分享这份殊荣。诗人对这种腐败的政治现象做出委婉的讽刺。这里即为贺裳所说的“寓意远，托兴微，真得风人之遗” ⑨，诗中蕴含着言外之意的旨趣。还有“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骏马日行三万里本就是不可能的，是一种“无理”的体现，这句诗歌借周穆王遇仙人西王母的神话，并试图以此来讥刺皇帝求仙本就是一种虚妄。全诗虚构了西王母盼不到周穆王重来，可是穆王却终究没有来，暗示穆王已故的故事情节。这其实是诗人对晚唐最高统治者迷信神仙之风极盛的一种批判。从表面上读这句诗感觉到它的荒谬与无理，但透过文字，了解其背后借古讽今的深层意义，更能得“风人之遗”。

其次，在各个句子构成篇章之中，其篇章结构的意义也是多重的。这其实也是将句子意义多重性的扩展化。一首诗歌如果只是字词上的铺陈，也做到了整体结构上的一气呵成，但如若在里面缺少比兴的使用，那么诗歌的意义就会陷入一种单一化的境地，见山即为山，见水即为水，失去了灵动兴发之妙，诗歌也就随之减价。在分析欧阳修的诗歌时，贺裳评价他的古诗与乐府，叙事抒情“滔滔汩汩，累百千言，不衍不支，宛如面谈” ⑩，是文字的堆积成为一句句诗歌，累积成为各种篇章。因为“苦无兴比，惟工赋体” ⑪，而造成“意随言尽，无复余音绕梁之意” ⑫的结果，这是贺裳对欧阳修的评价，也可看出贺裳对比兴的推崇，使用比兴后其意义是丰富多样的，可以有“余音绕梁”之感的。

最后，比兴诗学追求审美的内向性。贺裳说“诗忌闹”，忌“带粗豪气”，因为诗歌一入粗豪，就无韵度可言，无韵度就会陷入宋诗的俗调中去，即将诗歌的意义通过比兴蕴藏于其中，这就会使诗歌呈现出内向式的审美，因而反对粗豪、高声大气。以苏轼为例，其才气极高，詩歌中常含有对人生思考的“理趣”在，但因其追求豪迈飘逸的诗风，贺裳评其诗文“多粗豪处、滑稽处、草率处” ⑬，而此“皆诗之病”。由此可见，豪放与高声大气等外向型的审美形态在比兴诗学中，是不受欢迎的。

与此相反的是，比兴诗学追求的是“情深词婉”的表达方式，通过辞不迫切的诗歌语言来呈现一种意已独至的含蓄之美。因而，它在表意上就会采用一种非直至的、带有强烈的敛藏特性的方式。“中晚人好以虚对实，如李义山〔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皆援他事对目前之景。” ⑭用“七夕笑牵牛”来对照“来对照“六军同驻马”，没有将所有的实事全部写出，而对玄宗迷恋女色、荒废朝政的典型概括，表意上是有所侧重、有所敛藏的。

三、比兴诗学的影响

（一）提升李商隐及其所代表的晚唐诗的地位

贺裳虽未直接点明，但他将对李商隐诗歌的内涵进行了重新解释，赋予进新的意义，提高了李商隐诗的价值与地位。李商隐作诗爱用僻典，诗的整体意旨往往隐晦难懂，又用艳辞书写，故北宋初年后，很少有诗学团体或流派愿意将其作为诗歌正统来进行推奖。至明清之际，以贺裳为代表的比兴论者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上，以比兴思维来诠解李商隐的诗学内涵，掘发出其中所隐喻的君臣遇合、政教美刺之义，证成了其“善学老杜”的具体指向。在李商隐篇时提到，“义山绮才艳骨，作古诗乃学少陵” ⑮，赋予了他一种诗学正统的权威性。正如叶燮在《原诗》中讲到，“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 ⑯而在此之中李商隐是一个代表。

对李商隐的艳诗作品的推崇，即是对其诗歌创作运用比兴手法的推崇，在诗话一编“艳诗”中，“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宜强作以备体。李献吉一代大手，轻艳殊非所长，效义山作无题曰：〔班女愁来赋兴豪〕，〔豪〕字戆甚。” ⑰在此，贺裳指出，仿照李商隐作主旨多重、意义丰富的无题诗并非是李梦阳的长项，并将李商隐的无题诗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去欣赏的，“此义山寄托之词，而意味深远”。⑱

在对创作落花题材的宋莒公兄弟与余襄公的诗歌作品评判优劣时，贺裳直接点出，“此皆祖于义山咏蜂：〔宓妃腰细难胜露，赵后身轻欲倚风〕” ⑲，他们三首诗歌作品都是受到了李商隐对蜂的吟咏的影响，李商隐在描绘蜂时“思路至此，真为幽渺”，不只局限于对蜂的样貌、生活习性、状态等的刻画，而是写河洛之神宓妃的腰细、赵飞燕身轻倚风，此诗也是借咏蜂寄寓幕府寂寥、怀想京华之情与远离妻室之恨，都可看出贺裳对李商隐诗歌的推崇。

（二）美刺精神的复兴

从孔子开始阐述“兴”时，诗歌就在“兴、观、群、怨”的模式下与政教产生了密切的关联。到汉代，儒者又通过比兴的链接，将诗歌与美刺进行了直接的捆绑。而后在文学自觉的魏晋时期，刘勰一方面继承了汉儒的经学正统观念，强调用比、兴来美刺政教、教化百姓的社会功用，但他同时又发掘了比、兴在“附理起情”方面的藝术价值。钟嵘将“兴”创新性释义为“文已尽而义有余也”，使得诗歌美刺政教功能逐渐走向式微。直到明末清初的比兴诗学，才在恪守经典与正统的原则下，重新将“诗人之旨”与“指论时事，颂美刺恶”关联起来，从而再次引发了一股以诗歌干预政教的诗学思潮。

注释：

①（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486页。

②（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487页。

③（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525页。

④李笑野、张晶：《中国诗学》，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294-295页。

⑤（南朝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7页。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⑰⑱⑲贺裳：《载酒园诗话》，载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37页，第193页，第407页，第324页，第401页，第401页，第401页，第415页，第223页，第361页，第213页，第217页，第201页。

⑯叶燮著，蒋寅笺：《原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86页。

参考文献：

[1]贺裳.载酒园诗话[A]//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2]叶燮著，蒋寅笺.原诗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李笑野，张晶.中国诗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

[4]蒋寅.论贺裳的《载酒园诗话》[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4）：58-61.

[5]黄卓颖.论明清之际的比兴诗学——以朱鹤龄、冯班、贺裳、吴乔四家为例[J].文艺理论研究，2017，（05）：5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