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自由是研究生培养的生命线

□ 文/李均

学习自由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基本自由与基本权利。近年来，学习自由缺失现象似乎正在呈“上移”趋势：过去大家总说中小学生缺乏学习自由，而如今连研究生都时常感叹自己没有学习自由了，这种现象令人担忧。

学习自由及其意义

“学习自由”的概念源于德国，德语为Lernfreiheit。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认为，学术自由就是“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而“学的自由”指“学生在教授的正确方法指导下，在专业学习上拥有探讨、怀疑、不赞同和向权威提出批评的自由，有选择教师和学习什么的权利，在教育管理上参与评议权利”。[1]后来美国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把学习自由分为学生选择学什么的自由、决定什么时间学和怎样学的自由以及形成自己思想的自由。[2]学习自由是任何教育阶段学生成长的基本条件。苏霍姆林斯基曾呼吁，“只有当孩子每天按照自己的愿望随意使用5个到7个小时的空余时间，才有可能培育出聪明的、全面发展的人来。离开这一点去谈论全面发展，谈论培养素质爱好、天赋才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3]雅斯贝尔斯也曾说过，“大学生要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并带有批判精神从事学习，因而拥有学习的自由”。他还说，“如果人们要为助教和学生订下一系列的学校规划，那就是精神生活、创造和研究的终结之日”。[4]

对于研究生而言，更是如此。学习自由是研究生培养的生命线，失去学习自由就意味着基本失去全面发展的可能。潘懋元先生认为，研究生与本科生最本质的区别是：本科生在学习中研究，而研究生是在研究中学习。2009 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也明确提出：“研究生的培养必须强化科研导向，促进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工作紧密结合，保证研究生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学习、在科学研究中创新。”笔者认为，无论是研究还是学习，都无法体现研究生教育的本质，而“在研究中学习”有机融合了研究和学习两种性质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活动，是对研究生教育本质的最好阐释。“在研究中学习”是在一种自我选择、自由探索状态下的学习，具有自主性、自适应性、探究性、创造性等特征。如果失去了学习自由，研究生教育就会沦为一种机械化、程序化的训练、操练或规训。如果一个研究生的研究与学习完全依赖导师的设计和安排，要成为优秀学者，不仅是一句空话，更是一句笑话。

研究生学习自由的过去与现实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隶属于西南联合大学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招收的三十多名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生，后来几乎都成为我国学术界的顶尖学者。这个研究所的导师都是鼎鼎有名的学术大师，如陈寅恪、傅斯年、汤用彤、杨振声、罗常培、叶公超、唐兰、郑天挺等，他们培养研究生的经验之一就是“自主学习、自由研究”。正如历史学家郑天挺所言，研究生可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各就意之所近，深入研讨，无所限制”。[5]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文科博士之一的葛剑雄回忆，他的导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好学生不是教出来的，你们得靠自己学。”他最关心的是学生如何超过自己，所以每次听到跟他不同的意见，总是加以鼓励。他说：“我当然要超过钱大昕、王国维，你们更应该超过我，要不学术怎么能进步？”谭其骧先生的另一个博士弟子周振鹤也回忆说：“谭先生从不预设论文题目，全凭我们的兴趣自行选择。我后来自己带研究生，也决不事先将他们的论文纳入自己的科研项目中，而是让他们有自由选择的空间。除非他们没有特别的思路，才给他们提出适当的建议。”

笔者的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潘懋元先生，指导研究生的基本原则就是八个字：“提供条件，自学成才”。笔者追随潘先生30 年，他总是尊重我的选择，给予充分的学习自由，不会干预我的学习，也不会布置不适合我的任务。笔者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都是自己选的题目。在笔者印象中，潘先生对其他研究生也亦如此。潘先生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创见，特别是要自己去选题。学生的想法，只要有价值，哪怕不成熟，他也会鼓励学生大胆地去探索。如果学生的选题不大理想，他也不会一口否定，而是让学生自己再仔细琢磨。

当年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那时的导师对研究生要求最多、最明确的要求就是：“老老实实读书，扎扎实实做学问”，而很少过问学生的学习细节，很少主动给研究生命题，也很少让学生参与他本人的课题。学生遇到困难时也多是尽量自己想办法解决，尽可能地减少对导师的依赖。中国历史文献学创始人张舜徽先生对研究生的定义，很契合当年学术大师培养研究生的情形：“研究生就是自己研究自己生”。

揆诸当下，一些研究生（包括一些博士研究生）的学习自由少得可怜，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奢望。据笔者观察，当前研究生学习自由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习过程课题化。研究生学习属于一种综合性、多样性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训练过程，但现在常常被课题或项目绑架。一些导师硬性要求学生要参与自己的课题，并明确要求学位论文题目必须从他的课题中选择。个别导师甚至将学生是否愿意参与其课题，作为是否接纳其作为弟子的基本条件，这样就直接剥夺了研究生选择学什么和怎么学的自由。一些学生从入学开始就接二连三地帮导师做各种课题，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毕业，有的甚至延续到毕业以后；有的学生为了顺利拿到学位，只能被迫选择自己并不感兴趣的导师课题作为学位论文，以致研究过程味同嚼蜡，甚至度日如年。

二是师生关系雇佣化。由于一些导师把研究生学习视为帮其做课题，这导致师生关系从教育关系、指导关系沦为某种程度的雇佣关系。多年前，就有某些研究生称其导师为“老板”。如果说，当年这类称呼还是带有一点儿诙谐意味的话，如今那就是师生关系的真实写照了：导师就是老板，学生就是其廉价的雇工。既然是雇佣关系，那学习自由又从何谈起？

三是工作负荷超载化。与多年前的研究生相比，如今的研究生真的很辛苦。很多研究生除了要被迫参与一些课题外，还要上很多课、开很多会、参加很多活动。关键是很多的会和活动并非学生自愿，而是硬性要求必须参加，否则就可能失去参与奖学金评审等机会。据我了解，很多研究生每天连轴转，疲于应付各种并非自选的动作，以致根本没有相对整块的时间读书、思考和写作，更不要说去追求学术上“闲逸的好奇”了。

四是指导方式家长化。有一些导师因为对研究生“不放心”，把研究生当成没长大的孩子，事无巨细都过问，甚至对其选什么题目、做什么论文、干什么事情都要干预。这种不放心，虽然初衷可能是关心，但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变相的精神控制，导致一些研究生觉得自己没有丝毫自由选择的空间和时间，这样对其身心成长特别是创新精神的发展是不利的。

保障学习自由是对研究生教育本质的回归与尊重

早在2000 年，笔者就曾撰文阐述了学习自由的意义：“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和大学生的身心特点以及学习自由对高等教育的重大意义，决定了学习自由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理性。”“学习自由是对学生主体性的充分尊重，没有学习自由，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独特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就不可能体现出来，具有创新能力、独特个性和高度责任感的人才也无法造就出来。”[6]但二十多年过去了，学习自由在各类教育中并未得到明显的重视，甚至存在不断被侵蚀的危险，这是令人颇感遗憾的。石中英教授说过：“学习自由的丧失，也就意味着学生在学习过程被异化了，不再是学习的主人，而成了学习的奴隶；不再是学习的主体，而是只等待被种种知识、道德所规训的‘对象’。”[7]显而易见，近年来，研究生学习自由的缺失已经严重异化了研究生教育，研究生不再是学习和研究的主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研究生教育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应对全球人才竞争的基础布局”，强调“坚持创新引领，增强研究生使命感责任感，全面提升研究生知识创新和实践创新能力”。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第一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的顶层设计、整体部署、协同推进，为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显而易见，新时代研究生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尊重研究生教育的本质和规律，让曾经的学习自由在研究生培养中得以回归，使研究生能有更多自我选择、自主发展的机会，从而能成为自己学习乃至命运的主人。如前文所述，研究生教育的本质是“在研究中学习”，而自由从来都是任何研究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康德说过：“自由就是自决，自由在于人内在地自我决定和自觉自愿地行动，不受外力强制与束缚”。卢梭说过：“自由的本质和核心是自主”。萨特说过：“人的自由是选择的自由，人就是在许多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创造自己的本质，从而决定了自己未来的命运”。这些大师的话，至今听起来仍振聋发聩，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笔者认为，当前研究生学习自由缺失的问题应该引起培养单位、导师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因为这对研究生的培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研究生学习自由缺失已经是一种顽疾，涉及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一顽疾，首先要处理好研究生教育中各类关系的张力平衡，如总体设计与个性选择、导师指导与学生自主发展、课程学习与学术研究、导师课题与学位论文等关系。在此基础上，把学习自由尽可能多地还给研究生，多给研究生一些自由的时间、空间和选择权，少一些设计、规划和管理，否则就难以培养真正有使命感、责任感及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