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哲学的当代价值
——兼评《超越现代西方管理思想》

焦国强

一、引言

管理哲学是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在管理实证的各个环节中发挥着向导作用。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管理哲学更倾向于实证分析，缺乏理论研究。中国管理哲学着眼整体，弱化“体用”问题，确立中西多元研究路径，关注世界性的变化带来组织形式的改变，始终追求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在此基础上超越出属于自己的管理理念和方法论，体现出属于东方管理哲学的价值异采。

二、中国管理哲学倡导管理的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科学管理起源于现代，中国管理哲学中的科学性主要体现为科学的管理思维，理论思维的科学性是科学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保有科学的思维去进行决策和处理不仅能提高决策效率，也能最大化实现管理目标。中国管理哲学的科学性首先体现为：实事求是、效率为主。实事求是的理念自建国以来就被广泛引用于各个领域，从实际出发，即独一的管理思维和方法不能用于解决所有管理问题，应在管理实践中视具体问题而做出裁断。正如蒋显荣在《超越现代西方管理思想》（下文简称《超越西方》）一书中谈到“管理思想是一个互补的集合，在集合内，任何一家管理思想都不是别人解决问题的良药，也没有合成的管理思维能够统一解决管理的实践问题”。而效率为主，即是在管理上运用辩证逻辑的思维，融纳分析、归纳、组合等方法，使组织运行效率最大化。这是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之下组织理念转变的体现，效率为主的管理理念作为一只无形之手，使得组织各部门协作更加紧密与完善，也能激发管理的自主性。其次，科学性还表现为：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因为管理活动具有复杂性、特殊性、实践性等特征，因此，需要在管理中联系各种动因和条件，从管理主体出发，掌握客体的运行规律，全面地看待组织面向的实际问题。“管理者在进行决策部署之时，要科学地安排管理客体中人、财、物的关系，同时又要考虑在实现管理目标的过程中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等。”需要注意的是，在管理活动中要把握以人为中心的各组矛盾关系，分清主次，厘清重点。比如，管理者要抓好生产管理，须明晰在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所存在的有利和不利两种因素，从而便宜增扩有利，减抑不利。

不同于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中孔子的“唯天为大”，老子的“惟道是从”等管理法则。他们是基于本原论意义上去寻求一种人们信服的道德的或宗教的权威，令人们发微于一种天命的获得感和认同感，以此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在弘扬科学理性精神的今天，中国管理哲学更加倡导在管理活动中坚持以人为目的，尊重个体的思想、利益和价值追求，即管理活动中的人民性。

一个典型的案例——管理中的人机决策问题。通过借鉴自然科学理论的思维方法，中国管理哲学方法论体现出“人机交互”的理念，这里指人与机器参与决策和管理时的相互关系。机器的运用需要受到人为的监督和调整，反之，机器也能避免人为决策的主观性，提升管理的效率。“计算机在进行决策时能形成决策的程序化、理性化，这排除了人为决策的主观随意性。而计算机技术决策往往又是不完备的，需要人为进行程序设计和调和。”如果在此过程中不尊重人们的意愿和合理的程序诉求，一方面，便很可能会造成机器管理的单一性和不可逆性，造成技术的浪费；另一方面，仅被当作管理客体的人，会失去对组织的信任和期待，降低自我效能感。除此之外，还体现在企业处理劳资矛盾上，当产生劳资矛盾时，要同时尊重劳资双方的利益，不能忽视劳方的正当诉求。《超越西方》中谈到：应以合作代替对抗，使企业间利益共享；以“建设性”冲突的合理斗争解决劳资矛盾，整合劳资双方的需求。对此，公共政策和立法的支持是巩固劳资关系的重要屏障。管理活动的中心始终是围绕着人来进行的，如何在其中体现人们自己的需求，满足自己的愿望，是管理活动得以较好完成的另一种表达。

综合来看，在管理活动中，坚持管理的科学性是组织提升效率、达成目标的基础，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顺应规律以适时地做出改善；坚持以人为目的来进行方法论的应用，是对人的尊重、理解与保护。在这样一个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坚持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有利于组织发挥更大效用，不断完善自我管理体系、超越自我价值。

三、中国管理哲学坚持以人为本的系统组织观

组织结构的概念是指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企业在工作中进行分工协作，在职务范围、责任和权利关系方面所形成的结构体系。基于这样的定义，现代组织结构的设计面向程序化和系统化已成为组织的必然选择。系统性方法是管理活动中管理者从整体上把握组织的过去、现状、方向和目标等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坚持系统组织观，无论对于任何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管理哲学中认为组织的构成要素是人、共同的目标和协作意愿，而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在当代中国的组织结构中，不断强化人的核心地位，不断优化“一般群体”对组织决策管理的参与方式，这里的“一般群体”多指在组织中的非管理层。那么，明确这样的目的，我们便要依据组织中的构成要素进行合理程序化配置。

当下几乎所有的组织都呈现一种程序得当、系统全面的新型组织结构，并且得到不断地完善。中国管理哲学在此基础上围绕着人建构组织系统，在组织运作中体现为：工作专门化、角色分工化、权责一体化、决策权威化、层级精简化等等。工作专门化是指专人负责组织拆解的每个专门项目，可以培养组织成员工作的专业性，提高效率，这是尊重人的差异性；角色分工化，是指组织依据不同的工作对象和内容划分为不同的职能部门，同属人员进行集中工作。提升效率的基础上，也使得组织成员之间情感距离进一步拉近，满足了人的社会性；权责一体化即权限和责任的一体化，组织成员须明确自身岗位的职权，明确自身在组织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和对应的上下级，通过层级关系来反应出权责机制，是“一般群体”参与管理的一种方式；而精简层级则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和任务实施效率，减少阻力，利于决策目标的快速达成。决策权威化则是指组织要根据权威来进行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超越西方》中对“权威决策”持肯定态度。代表权威的是那些越接近群众思维的专家。因为是接近群众思维的专家来代表权威，所以，这里既能够反映人民的立场，又避免因“无知”和个体利益考量带来的决策负面因素。当然，我们在对这些专家的选任上也需要重视。

所以，坚持以人为本的系统组织观，不仅会在发展中促使组织结构要素更加齐全，而且组织管理系统会更加趋于完善。系统化的组织使管理面向全面性与协调性的统一，而以人为本的理念则使管理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和超越性。

四、中国管理哲学超越西方人性假设理论

上面提到，在管理中，人是组织构成的第一大要素，是管理客体的中心，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所以，“人性”在管理中是不容忽视的。理性和人性是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两极，人不仅受理性的支配，而且被情感、直觉、记忆和想象所左右。人性管理和理性管理是并存的，管理中的人性关怀是人性管理不得不面临的人道抉择。《超越西方》中关于“人性”的论述是基于麦格雷戈的人性假说理论，这项理论认为，通过对人性的预测和假设，可以推测人性的发展，稳定劳资关系，制定管理策略，创造个人与组织目标的统一性等。以科学假说为理论依据，这种人性假说体现为基于现实人性条件的一种人性预设，再以这种预设去实施组织的管理策略。值得赞扬的是，人性假设理论还具有动态发展性，即可根据有效条件的变化和个体行为的变化来调整预设。可以说，麦格雷戈的人性假说理论，把握住了管理工作的核心，使人于情感上易于接受，管理方法愈加趋于“人性化”设计。这在一定程度上利于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将更加适用于个体自主性不断增强趋势之下的需求层次的多样性。然而，这种理念虽然在管理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导致了资本主义工具理性膨胀之下人的主体地位的衰落。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管理哲学延续了数千年的领导群能智慧和处世学问，人文精神与中庸思想早已深深地贯穿在管理发展过程之中。例如，东方人自古以来都将“和”内化于国家和社会治理当中，“和”即温和、和睦、和谐，通过“和”来促成人们彼此间情感相依。中国儒家的“仁政”思想，便是以统治者的道德自律来施行仁政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理想状态。“通过推行教化，使‘仁义礼智’‘长幼有序’‘天人合一’等思想深入人心；法家以法律权威来进行赏善罚恶。”这种符合时代特征的集权制管理思想深刻体现着“民为邦本”，表明在封建社会，依然需要保持对民众人性关怀的基础上去达成管理目标。又如《中庸》之中呼吁的“大同社会”，就是强调天地之间人人平等，阐明了人类有天赋的特性，因而能够自然的弘扬道德。这些管理思想都体现出了更高级的组织管理理念，比起对于人性的驾驭和控制，中国管理哲学先尊重人的管理主体地位，顺从人性，包容人性的多层次样态，再引导个人追求集体功业与自我修行的统一，以此来达到管理的目的。

相较之下，中西方对于人性管理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在管理实践过程中有不同的体现。西方的人性假说理论看到了管理工作的核心，认识到理解“人性”对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但终归只是为了通过控制人性来达成管理目标，并未从根本上理解人性关怀的意义。中国管理哲学延续了古代中国的人文精神，传承并发扬了各家思想精髓，包容人性，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使个人在组织中得到平等地培养和对待。因此，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中国管理哲学都实现了理念的超越，展现了几千年文明古国强烈的爱人情怀与责任担当。人性管理在管理领域中是不可或缺的，需要在管理实践中化为管理核心与灵魂的一部分。这样于组织而言，不仅能凝聚力量发展各项事业，增强合作导向，减少冲突。于社会而言，个体的价值得到一定实现，社会发展的基础会更加趋于稳定，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和谐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