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说话家数考异

2024-01-03 03:00李庆西
书城 2024年1期
关键词:五代史影戏傀儡

李庆西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讲“宋之话本”,讲到宋人“说话”原初之分类,有这样一段话:

宋都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甚多,市井间有杂伎艺,其中有“说话”,执此业者曰“说话人”。说话人又有专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五)尝举其目,曰小说,曰合生,曰说诨话,曰说三分,曰说五代史。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第四章“说话的家数”,开头即介绍北宋汴京瓦肆中的“说话”科目,亦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开列以下五项:

讲史    说三分

小说    五代史

说诨话

都是取自《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条,都举述五个科目,鲁迅未举“讲史”,胡士莹则少了“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入?鲁迅不提“讲史”,应该不会是疏漏,“说三分”和“说五代史”皆是讲述前代兴废争战之事,亦自涵盖“讲史”之义。胡士莹不取“合生”,是认为它不属于说话家数,这一点他书中有专门阐析。但细想之下,这样的分类还是让人颇有疑问:鲁迅为何不以“讲史”之名统摄“说三分”“说五代史”?胡士莹将“说三分”“五代史”与“讲史”“小说”等相并置,是否概念混淆?

当然,他们各自举述的五个科目都是转录孟元老之说。

且看《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这条怎么说。其原文如下:

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教坊减罢并温习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称心等。般杂剧枝头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悬丝傀儡张金线。李外宁。药发傀儡张臻妙。温奴哥。真个强。没勃脐。小掉刀筋骨上索杂手伎浑身眼。李宗正。张哥。逑杖踢弄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王颜喜。盖中宝。刘名广。散乐张真奴。舞旋杨望京。小儿相扑杂剧掉刀蛮牌董十五。赵七。曹保义。朱婆儿。没困驼。风僧哥。俎六姐。影戏丁仪。瘦吉等弄乔影戏。刘百禽弄虫蚁。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毛详。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刘乔。河北子。帛遂。胡牛儿。达眼五重明。乔骆驼儿。李敦等杂班。外入孙三鬼神。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教坊钧容直。每遇旬休按乐。亦许人观看。每遇内宴前一月。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作乐。杂剧节次。

以上引文取自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此书初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印行),有句读,未作正式标点。此条断句相当不易,难在名物之称鄙俚而不易考识,文中所举瓦肆伎艺名目甚多,鲁迅、胡士莹合计摘取的六项“说话”科目之外,还有小唱、嘌唱、杂剧、傀儡、散乐、舞旋、影戏等十余种。邓先生在自序中感叹此书“难施句读”“断句以伎艺饮食为最难”。近百年来,治小说者考索“说话”故实,多引用“京瓦伎艺”文句,诸家标点颇有分歧。此书标点本注释本出版甚多,对照来看各本断句和文辞释义差别很大。

如,开头提到的“孟子书”,或以为是讲述孟子故事的说话节目。邓注本于此无注,胡士莹先生判定此为人名,《话本小说概论》援引丁特起《靖康纪闻》及王明清《挥麈后录》记载,认为孟子书为主管京瓦伎艺的东都乐官。不过,邓先生将此句断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应该说得通。有些本子将“主张”与后文连缀,断为“主张小唱,李师师……”显然不妥。“主张”一语,通常释为主理、主持、主事之义。有人认为这里的“主张”指杂剧中的“末泥”(男主),即谓张、孟二人扮演主角,这样解释自是另成一义,想来亦通。以下“诚其角者”,邓先生怀疑“诚其”为“都城”之讹,不免过度臆测,此语只是称赞李师师数者确是角儿。邓注本将此挪入后文,断为“诚其角者嘌唱弟子张七七……”乃误。

又如,“教坊减罢并温习”一句,我见过的几个本子都未予注释,堪称征引最为繁富的伊永文笺注本(中华书局2021年),亦未置一语。再如,“小掉刀”“耍秀才”之类,究竟是人名(艺名,或以伎艺为绰号)还是伎艺名称(科目),不易断定。这些不必细说。我关心的是其中有关“说话”科目与人名的陈述,尤其是“讲史”“小说”和“说三分”“五代史”诸项,从各家断句标点看,这些名目与从艺者人名往往对不上。

如按邓之诚句读,“讲史”艺人有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数者,“小说”是王颜喜、盖中宝、刘名广等人。邓注本自序提到其注释取证得到孙楷第(其谓“友人孙子书”,孙楷第字子书)的帮助,但此处断句并未承袭孙先生。之前,孙楷第曾在《宋朝人说话的家数问题》一文中摘引“京瓦伎艺”条,作标点如下:

……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孔三传,耍秀才,諸宫调。毛详、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其余不可胜数。

孙先生此文作于一九三○年,据说当初在《学文》刊出时这段引文“说三分”“五代史”处有断句之误,俞平伯先生曾撰文指谬。这不去说它,我这里引自其《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已是订正的文本。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二章亦摘引“京瓦伎艺”条,与孙先生标点大致相同,不另赘录。

邓注本是以“讲史”“小说”二目连下读,而孙楷第、胡士莹引录俱连上读,故“讲史”列名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小说”则是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因断句不同,人名全都舛位。究竟孰是,没有证据可以裁定。晚近的伊永文笺注本此处标点与邓注本断句相同。我见过其他几种本子,有的沿袭邓注本断句,有的则按孙、胡两位先生引文标点。

举述以上这些例子,是要说明“京瓦伎艺”条句读及训释难度极大。面对这样的文本,近百年来几代专家学者并未形成一致的意见。

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说三分”“五代史”被视为与“讲史”并列的科目?

其实,细审孟元老原文,其叙述有不同层次。自“张廷叟、孟子书主张”至“李敦等杂班”,乃概述瓦肆勾栏演出;其后“外入孙三鬼神,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数句,应是补述教坊乐户之外的伎艺名目。“讲史”为日常勾栏节目,“说三分”“五代史”是零散进场的卖艺者,所以有此前后并置的表述。

我觉得不能忽略“外入”一语转折之义。“外入”,有注家释为:原在巷头出演,后入勾栏。但据字面理解,“外入”应是区别于在瓦舍设有固定作场的乐户官伎。后文“诸棚看人”之“诸棚”,可以是室内场所,也可以是街面临时搭建的演出摊位。百戏众伎演出场所称作“棚”,实由来已久。隋文帝时,都邑百姓热衷角抵之戏,多于街头搭棚开演。大臣柳彧上奏请禁绝之,曰:“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凌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隋书·柳彧传》)其谓“高棚跨路,广幕凌云”不免夸张,却表明那是当街搭建的戏棚。至北宋“民物康阜,游乐之事甚多”之时,勾栏瓦舍成为固定的作场,体制内东西教坊和钧容班那些名伶达伎大抵相当于注册艺人,但演艺市场如此发达,自然不乏“外入”的市井路岐之辈。

有些标点者(如伊注本)以“外入”属上,断句为:“……李敦等杂班外入。”这样处理恐未妥。杂班,乃杂剧之散段,是一种搞笑逗趣的节目(见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伊注本引赵彦卫《云麓漫钞》一条不甚切当),也还是乐户的表演。邓注本此处属下读,断为“外入孙三鬼神……”便是另起的叙述语气,后文又另举数事,需要这样一个纽结。这里提到的“孙三鬼神”,不好说是一门独立的伎艺还是附于杂剧或傀儡戏之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谓:“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按,一种诗赞形式的说唱),大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不过,在《武林旧事》所列五十余种伎艺人中,“鬼神”已是单立一项。周密的南宋淳熙叙事距离孟元老所忆北宋崇观间已逾七十余载,这中间会有许多变化。至于“文八娘叫果子”,亦可归属“嘌唱”一类,《都城纪胜》谓:“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当然,最重要的“外入”节目应是“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当时市瓦说话唯独这两项留有传世文本,一般认为今存《三国志平话》和《新编五代史平话》就是宋代说话人所用之话本。

不过,“五代史”之说,或另有一义。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专门讲到此语,将之释为“胡闹之义”(卷六“五代史”条)。张先生举述元杂剧曲词数例,说明其无厘头耍闹之趣。如石君宝《风云紫云庭》:“我唱的是《三国志》先饶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续添八阳经。”又,贾仲明《对玉梳》:“每日间八阳经便少呵也有三千卷,五代史至轻呵也有二百合。”又,张国宾《罗李郎》:“上长街百十样风流事,到家中一千场五代史。”五代十国乃延续唐末方镇割据之分裂时期,梁唐晋汉周迭代纷纭的杂乱叙事,被用作胡扯闲篇的代名词自是一种比拟。北宋汴京瓦肆的“五代史”跟这是否一个意思,不易判定。

孟元老所记尹常卖之演出,应归入讲史一路的说话家数,还是另外某种语言类节目?究竟孰是,如果不能从字面上判定,不妨存疑。

其实,《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载录的“讲史”“小说”诸目,与其称之为“说话”,不如说是其时诸色伎艺中的某个行当。孟元老夸说“京瓦伎艺”,主要说的是教坊乐户,最后归结于“杂剧节次”,所述在于宋杂剧和由诸宫调蕃衍的各种伎艺。

细看此条行文,“外入”之前,述介杂剧、般杂剧、小唱、嘌唱、傀儡、影戏、逑杖、杂手伎等各种伎艺,并未讲到“说话”一门。按鲁迅的梳理,那时的“说话”大多包含在杂剧里边。宋杂剧确实是“杂”,混杂了散乐、队舞、百戏、杂手伎和各种滑稽表演,实不同于后来戏曲形式臻于成熟的金院本和元杂剧。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中,鲁迅说:“宋建都于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因之很多,市井间有种杂剧,这种杂剧中包有所谓‘说话’。”这就是说,“京瓦伎艺”所谓“讲史”“小说”诸目就是杂剧中的“说话”,或是作为杂剧台词的某种表演形式,而后边提及“外入”的“说三分”(“五代史”)才是不依附其他门类的说话科目。

或许,原先的“说话”不仅寄附于杂剧,亦在傀儡和影戏之中,从上引《都城纪胜》数语可知,宋时上演傀儡戏亦按话本演绎烟粉、灵怪、铁骑、公案故事(据《梦粱录》,影戏亦如傀儡,见后)。据此推想,前述“讲史”之孙宽/李慥数者,“小说”之王颜喜/李慥数者,很可能就是各种傀儡和影戏的配音演员。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百戏伎艺”述介傀儡与影戏,比《都城纪胜》更详细,可知其叙事门类与“讲史”“小说”颇同—

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如悬线傀儡者,起于陈平六奇解围故事也。……更有杖头傀儡,最是刘小仆射家數果奇,大抵弄此多虚少实,如巨灵神姬大仙等。……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闰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

《梦粱录》介绍汴京、临安两地瓦肆娱乐,以“妓乐”“百戏伎艺”“角抵”和“小说讲经史”四则分述。所谓“妓乐”,指教坊传习的杂剧、散乐、舞旋、嘌唱等,以及市井诸宫调等入曲说唱的节目。“百戏伎艺”指踢弄、筋斗、上索、斫刀蛮牌、杂手艺诸项,亦包括傀儡和影戏。“角抵”,即相扑,《东京梦华录》所述“小儿相扑”应是其中一种。《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有“女飐”(女子相扑,往往作为角抵比赛的开场表演)一项,亦属此类。最后“小说讲经史”条,才是关于说话者的介绍,大约南宋临安瓦肆中,“说话”作为一种伎艺已是自立门庭,至此“讲史”“小说”等科目才剥离了杂剧、傀儡和影戏。之前汴京时期,纯粹的“说话”,也许只是“说三分”(“五代史”)等少数个例。

鲁迅、胡士莹各据《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条概括的“说话”五科,并未作为一种定则。事实上,他们自己书里主要采用吴自牧《梦粱录》“小说讲经史”条所载四科之说。

《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撮述“小说讲经史”条,定为小说、谈经、讲史、合生四科:

说话者,谓之舌辨,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

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又有“说诨经”者。

“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

“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

这里就去掉了“说三分”和“五代史”(包含在“讲史”之中)。对比《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条被人视作“说话”的科目,这四家中多出“谈经”一门。“谈经”又称“说经”,此目不仅载于《梦粱录》,亦见《都城纪胜》,又见《武林旧事》。鲁迅是将杂剧作为“说话”的起源,而前辈学者另有一种意见,认为“讲史”与“小说”都是从“说经”“说参请”这儿发展起来的,如郑振铎就讲过,宋人“说话”源自盛唐以前佛寺中讲唱的“变文”(《宋元话本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收入《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郑先生《中国俗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六章专门讲变文,说及从寺庙讲唱到市井说话的过程。

孙楷第《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斟酌鲁迅之说,对四科之家数来源做过梳理,可资参考。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综核各家之说,认为“四家之内意见一致的是小说、讲史和说经三家”(《武林旧事》就只举“演史”“说经诨经”“小说”三家),剩下一家找什么填补,则是诸说纷纭。胡先生提出自己的四家分法:一、小说(即银字儿);二、说铁骑儿;三、说经(说佛书、说参请、说诨经);四、讲史书。以笔者鄙见,将“说铁骑儿”单列一家,理由似乎并不充分,“讲史书”多半也是士马金鼓,但胡先生认为它说的是本朝抗金之事(如《中兴名将传》和杨家将故事等),不算是历史。其实,他这意见与《都城纪胜》开列的四家完全相同。所谓四科之论,学界前辈各有其说,各自厘定的科目并不一致。胡先生《话本小说概论》对此有详细介绍,此不赘述。

孙楷第、胡士莹认为《梦粱录》的四家数大体承袭《都城纪胜》“瓦舍众伎”的分法。就成书年代而言,《都城纪胜》早于《梦粱录》。据耐得翁自序,其书付梓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而吴自牧序下自署“甲戌岁中秋日”—这是哪个“甲戌”,引出后人许多猜测,也成了一个考证的题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有“梦粱录”一条,以甲戌为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这好像也太晚了些。此际入元已有五十余载,吴氏每每提及“今杭”,不像是叙说前朝之事,笔下风俗人物,山川城池,竟犹历历在目,抚今忆昔却丝毫不见元时景物,这都不好解释。但如果挪至前一个甲戌,则是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也比《都城纪胜》晚了二三十年。

二○二三年七月三日整理,十一月十三日訂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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