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与15—17世纪法国城市治理体制的转变*

熊芳芳

14 世纪黑死病的大规模肆虐过去之后，鼠疫在欧洲很快转为间歇性暴发的地方性或地区性流行病。不过，相较于黑死病，历史学家对近代早期地方性瘟疫和流行病的关注相对有限①江晟：《秩序的崩溃：鼠疫对现代早期法国社群结构的影响》，《史学月刊》2022 年第1 期，第126 页。该篇文章主要关注的是频繁出现的鼠疫造成的人口大量死亡和流徙对近代早期法国的社群结构造成的冲击和影响。。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皮埃尔·古贝尔等为代表的社会人口史家在近代早期的堂区档案中发现间歇性瘟疫带来的高死亡率，法国学者才开始更多地关注这一时期的流行病及其影响②Pierre Goubert，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sociale de la France du XVIIe siècle，Paris：EHESS，1982（1er édition 1960），pp. 70-75；Pierre Chaunu，“Le Neubourg，quatre siècles d’histoire normande（XIVe-XVIIIe siècle）”，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17ᵉ année，No. 6，1962，pp. 1163-1164；François Lebrun，“Les crises démographiques en Franc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Annales.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35e Année，No.2，1980，pp.207-208.。其中法国医学史家让—诺埃尔·比拉本于1975—1976 年出版的《人类与瘟疫》一书，对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地区，包括北非和西亚鼠疫的历史进行了综合性的比较研究，至今仍是研究法国和上述地区流行病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③参 见Jean-Noël Biraben，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2 tomes，Paris：Mouton，1975-1976。此外还有莫尼克·吕塞内对1628年里昂瘟疫的个案研究以及对法国瘟疫史的长时段考察，参见Monique Lucenet，Lyon.Malade de la peste，Palaiseau：Société Française d’Editions et d’Informations Régionales，1981；Monique Lucenet，Les Grandes pestes en France，Paris：Aubier Montaigne，1985。。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心态史在法国的勃兴也使得法国学者尤为关注瘟疫对普通人心态的影响，如弗朗索瓦·勒布伦、让·德吕莫等对瘟疫与近代早期人们的心态观念、恐惧等情感之间联系的探讨④参见François Lebrun，Les hommes et la mort en Anjou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Essai de démographie et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Paris：Mouton，1971；Jean Delumeau，La Peur en Occident（XIVe-XVIIIe siècles）.Une cité assiégée，Paris：Fayard，1978。。

不过，与意大利和英国学者对近代早期国家和城市公共卫生政策研究的重视相比，除比拉本和下文提到的一些地区性个案研究外，法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①向荣老师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时期意大利和英格兰的社会应对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文章还对欧洲学界有关鼠疫研究的学术脉络做了细致的梳理。参见向荣：《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与意大利和英国的社会应对》，《世界历史评论》2021 年第3 期；还可参见［英］约翰·亨德森《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1630—1631）》（刘谦译，上海：光启书局，2022年）一书的推荐序和导言部分对欧洲瘟疫史研究的评析。此外，美国学者约瑟夫·P. 伯恩2006年出版的《黑死病下的日常》一书对近代早期欧洲的鼠疫及应对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不过其中论及法国的情况相对较少。参见［美］约瑟夫·P. 伯恩著，欧阳瑾译：《黑死病下的日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福柯权力学说的影响，近代早期城市和政府为应对瘟疫采取的隔离和控制措施往往被视为权力的“规训方案”，构成17、18世纪逐步形成的“规训社会”权力机制的组成部分②［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修订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21—222、235页。。因此，学者们大都倾向于从批判的角度看待这些措施和管治条例。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对城市当局和政府应对瘟疫的举措及其实践机制应给予更为客观的研究和评价③Françoise Hildesheimer，La Terreur et la Pitié.L’Ancien Régime à l’épreuve de la peste，Paris：Publisud，1990，pp.104-106；Joël Coste，Représentations et comportements en temps d’épidémie dans la littérature imprimée de peste（1490-1725）.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peste en France à l’époque moderne，Paris：Honoré Champion，2007，pp.415-416.。实际上，在现代医学对流行病有更为科学的认知之前，传统的医疗手段在各类疫病的预防和治疗上效果相对有限，国家和城市当局是否能根据专业人士提供的建议，采取及时的措施减少瘟疫波及的范围、切断瘟疫传播的路径，可能是控制流行病传染面、减少死亡人数较为有效的手段④Armande Le Roux et Jean-Baptiste Legoff，De la peste à la tuberculose，les hommes face aux épidémies，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Indre-et-Loire：Les Samedis des Archives，2015，p.1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是法国城市治理体制逐步成型的时期，也被视为近代国家形成、国家治理能力大幅度提升的时期⑤Nicolas Vidoni，La police des Lumières，XVIIe-XVIIIe siècle，Paris：Perrin，2018，p.10；向荣：《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与意大利和英国的社会应对》，《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第3期，第8页。。因此，本文尝试探讨在应对15—17世纪频繁暴发的鼠疫等流行病的过程中，法国城市当局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转变以及君主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望与欧洲其他国家相关的研究和探讨形成些许异同对照。

一、15—17世纪法国的流行病及其对城市的影响

15—17世纪，尽管波及范围有所收缩，但瘟疫带来的人口大量死亡，劳动力锐减，土地抛荒，接踵而来的饥荒造成的营养不良等，使得人体对各种传染病和其他疾病的抵抗力进一步减弱⑥Alfred Jay Bollet，Plagues and Poxes.The Impact of Human History on Epidemic Disease，New York：Demos Medical Publishing，2004，p.23.。流感、天花、梅毒、痢疾等流行病与鼠疫一起，构成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反复面对的恐惧和威胁的一部分⑦Jean Delumeau，La Peur en Occident（XIVe-XVIIIe siècles）.Une cité assiégée，p. 98；Armande Le Roux et Jean-Baptiste Legoff，De la peste à la tuberculose，les hommes face aux épidémies，pp.6-10.。不过如布罗代尔所言，当时的医生给出的疾病名称和症状的描述，让今天的研究者很难准确定义当时文本中所指的瘟疫到底属于哪一种⑧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la peste 一词约在1460年左右从拉丁文的pestis一词演化而来，意指传染性疾病、流行病。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文本中的“la peste”并不一定特指鼠疫，也可能指代包括鼠疫在内所有造成较高感染率和死亡率的流行性疾病。当时的文本中也常用grande mortalité（字面意思是“高死亡率”）等来指代让人恐惧的鼠疫。参见Alain Rey，dir.，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Paris：Le Robert，2006，Tome 2：F-Pr，pp.2685-2686。，而且这些流行病经常是结伴而行的⑨［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4—77页。。

中世纪造成人们心理恐慌和拒斥的麻风病在15世纪逐渐消退，16、17世纪只零星出现，感染人数不多①Jean Vitaux，Histoire de la lèpr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20，pp.52-58.。后世学者推测，巴黎城在15世纪可能多次遭受过流感的侵袭，不过死亡率并不高。1414年的流感让整个城市好几个星期处于瘫痪状态，高等法院也停摆了一个星期②Jean Favier，Paris au XVe siècle，Paris：Hachette，2e édition，1997，pp.55-56，p.56.。1510 年和1580 年，在巴黎造成“死者无数”的疫病也可能是流感，不过当时人称之为“百日咳”（coqueluche）。1412 年巴黎可能还发生过一场致死率很高的传染病，也许是“痢疾和其他好几种疾病”叠加影响的结果③Les Ordonnances faictes et publiées à son trompe par les carrefours de ceste ville de Paris pour éviter le danger de peste 1531，précédées d’une étude sur les épidémies parisiennes par Achille Chereau，Paris：Léon Willem，1873，pp.13，56-58.。

不过与天花相比，流感和痢疾都不算严重。感染天花的死亡率一般在10%左右，严重的时候也可能达到30%—60%。18世纪晚期的统计数据表明，2岁以内儿童感染天花的致死率高达66.8%，3—4岁儿童的致死率在15.4%左右④Scarlett Beauvalet-Boutouyrie，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à l’époque moderne.Démographie et comportements，Paris：Belin，2008，pp.364-366，pp.364-368，pp.66-67.。15世纪的文献中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到天花。1418年、1422年、1433年、1438 年、1445 年巴黎多次暴发天花，儿童的致残率和死亡率非常高。根据当时人和巴黎主宫医院（Hôtel-Dieu）可能略有夸张的记录，1418年的天花疫情在5个星期内造成5万人死亡，3个月左右造成10万人死亡；1438 年暴发的天花致使5 万人死亡⑤Jean Favier，Paris au XVe siècle，Paris：Hachette，2e édition，1997，pp.55-56，p.56.。17、18 世纪，感染天花的人数占到人口总数的10%，大约每3到6年就会暴发一次。法国国王路易十三（1612年）、路易十四（1647年）都曾感染过天花，1774年路易十五更是死于天花感染⑥Philippe Albou，“La variole avant Jenner（XVIIe-XVIIIe siècles）”，Histoire des Scicences Médicales，Tome XXIX，No.3，1995，pp.228，233-235.。1668 年的兰斯、1670 年的巴黎、1711 年的蒙彼利埃均曾遭受过天花肆虐。1716年和1723年巴黎暴发的天花，分别造成1.4万人和2万人死亡⑦Scarlett Beauvalet-Boutouyrie，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à l’époque moderne.Démographie et comportements，Paris：Belin，2008，pp.364-366，pp.364-368，pp.66-67.。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流行病中对人口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黑死病之后仍然频繁暴发的鼠疫。从1347年到1670年，地方性或地区性鼠疫在法国几乎没有中断过，平均持续一到五年。根据让—诺埃尔·比拉本的统计，1347 年到1722 年间，法国总共暴发过26 轮大规模鼠疫、11 轮小规模鼠疫。他将1347 年到1536 年视为第一个时期，平均每11—12 年暴发一轮，间隔期从6 到13 年不等，包括16 轮大规模鼠疫和8轮小规模鼠疫。1536年到1670年作为第二个时期，平均每15年暴发一轮，间隔期从7到23年不等，包括9轮大规模鼠疫和3轮小规模鼠疫。从17世纪40年代起，鼠疫在法国暴发的频度和波及范围都有了较大的缓和。第三个时期仅有一次大暴发，即经历了五十年左右的间歇期后，1720—1722 年在法国南部的马赛和普罗旺斯暴发的鼠疫，这也是近代早期法国最后一次大规模鼠疫⑧Jean-Noël Biraben，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Tome Ⅰ：La peste dans l’histoire，pp.118-121，pp.381-385.。

有时候鼠疫同一年会在多个城市或地区暴发。16 世纪如1502 年、1516 年、1518—1519 年、1521—1523 年、1531 年、1545 年、1563—1564 年、1580—1588 年、1596 年等年份均有超过20 个城市遭受鼠疫之患⑨Jean-Noël Biraben，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Tome Ⅰ：La peste dans l’histoire，pp.118-121，pp.381-385.。17 世纪规模最大的三轮鼠疫受影响的城市更多：第一轮从1600 年间断持续到1616 年，1606 年是高峰点，有104个城市受到影响，死亡人数在30—40万左右。第二轮从1617年间断持续到1642年，受三十年战争的影响，军队将鼠疫带到了欧洲多个地方。法国的高峰点在1628—1632年，有579个城市受到影响，死亡人数高达160—240 万。第三轮从1643 年间断持续到1657 年，高峰点在1651 年，受波及的城市有79个，死亡人数在22—33万左右⑩Scarlett Beauvalet-Boutouyrie，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à l’époque moderne.Démographie et comportements，Paris：Belin，2008，pp.364-366，pp.364-368，pp.66-67.。

勒鲁瓦·拉迪里①或译为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指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各种流行病在欧洲的传播与人口扩张、稠密的公路网络和城市网络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②［法］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一种概念：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14—17世纪）》，载［法］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著，杨豫、舒小昀、李霄翔译：《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页。。尤其是城市人口更为密集、流动性大，传染性疾病传播的速度更快，因此瘟疫对城市的影响要远大于乡村地区。1490年到1725年间，巴黎有56年发生过鼠疫，直到1625年之后才有所缓解；图卢兹有38 年发生过鼠疫，接近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马赛有21 年发生过鼠疫③Joël Coste，Représentations et comportements en temps d’épidémie dans la littérature imprimée de peste（1490-1725）.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peste en France à l’époque moderne，pp.29-30.。1493—1640 年，贝桑松曾发生40 次鼠疫灾害，奥尔良也有22 次之多④［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第82页。。笔者根据比拉本提供的年度数据进行的统计表明，里昂在1490年到1670年间有27年发生过鼠疫，其中1580年到1587年间有6年均受鼠疫之患。1627年的鼠疫也一直延续到1631年才有所缓解。大西洋港口城市南特在1485年到1670年间有50 年遭受鼠疫之患，其中1485—1489 年、1495—1502 年、1529—1535 年、1545—1548 年、1595—1597年、1601—1603年、1636—1639年等多个年份鼠疫均持续2年以上才有所缓解⑤Jean-Noël Biraben，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Tome Ⅰ：La peste dans l’histoire，pp.380-388，p.384.。

16、17 世纪频繁暴发的瘟疫确实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心理冲击，也造成了部分地区人口短时间的大量死亡，甚至社群结构的瓦解⑥16、17 世纪的鼠疫在法国不同地区造成的死亡人数和死亡率等具体数据，可参见江晟：《秩序的崩溃：鼠疫对现代早期法国社群结构的影响》，《史学月刊》2022年第1期，第127—129页。。不过要注意的是，流行病并非造成近代早期法国人口危机最主要的原因。16 世纪晚期和17 世纪上半叶的人口危机（如1587 年、1596—1597 年、1626—1632 年、1636—1637 年、1649—1652 年）通常是瘟疫、饥荒和战争三重“大灾祸”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⑦Jean-Pierre Bardet et Jacques Dupâquier，dir.，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de l’Europe， Tome Ⅰ，Paris：Fayard，1997，p. 239；Joël Coste，Représentations et comportements en temps d’épidémie dans la littérature imprimée de peste（1490-1725）.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peste en France à l’époque moderne，p.31.。1562 年法国宗教战争爆发，军队的迁徙和流动使得鼠疫波及的城市从1561 年的7 个迅速增加到1562 年15 个，1563—1564 年达30 个以上⑧Jean-Noël Biraben，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Tome Ⅰ：La peste dans l’histoire，pp.380-388，p.384.。1628—1632 年波及法国五百多个城市和地区的鼠疫也伴随着饥荒和战争。1628 年里昂鼠疫暴发的前一年，气候因素导致整个地区的农业歉收。尽管市政官员采取了预防措施，提前采购粮食以应对饥荒，但由于长期供应里昂粮食市场的勃艮第地区也遭遇农业歉收，无法为里昂提供更多的粮食供应，粮食价格迅速增长，城市中大部分人面临饥馑的威胁，显然更易遭受瘟疫的侵袭。与此同时，路易十三和黎塞留发起的对新教堡垒拉罗谢尔（La Rochelle)的征服以及镇压罗纳河沿岸的叛乱，都要求里昂提供财力和人力支持，不仅让里昂城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资源雪上加霜，而且军队的途经和驻扎加快了鼠疫在里昂地区的传播。1628年时里昂人口约为7 万，1628—1629 年城市中死于鼠疫的人多达3.5 万，短时间内夺走了城市一半以上的人口⑨Monique Lucenet，Lyon.Malade de la peste，pp.19，43-46.。1635 年，西班牙军队将鼠疫带到了法国北部的弗兰德尔和阿图瓦，然后进入皮卡迪。黎塞留派遣一支军队前去围攻科尔比，这支军队被感染后又将鼠疫带到了法国东部的多尔地区（Dôle）。战争、瘟疫和饥荒的交织影响，使得法国东部的弗朗什—孔德地区在1635 到1644 年间损失了50%—75%左右的人口，洛林地区为60%，阿尔萨斯地区为50%，香槟地区北部为30%、南部为40%。在洛林地区，受影响最大的城市南锡，1628 年时人口为1.6 万，1645 年仅有5，000 人左右①Scarlett Beauvalet-Boutouyrie，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à l’époque moderne.Démographie et comportements，pp.68-70，pp.68-69.。

不过，与中世纪晚期的黑死病相比，近代早期的鼠疫造成的死亡率明显偏低，尽管不排除个别地区高于50%的死亡率，但16、17世纪感染鼠疫的死亡率一般在25%左右②Scarlett Beauvalet-Boutouyrie，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à l’époque moderne.Démographie et comportements，pp.68-70，pp.68-69.。这种死亡率的差异也引发了研究者对黑死病所称的鼠疫与近代早期的鼠疫是否属于同种类型流行病的争议，如腺鼠疫和肺鼠疫之争③［美］约瑟夫·P. 伯恩著，欧阳瑾译：《黑死病下的日常》，第11—13页。。此外，除1720年马赛瘟疫外，1670年之后，鼠疫在法国和欧洲逐渐消退。无论是鼠疫暴发的源头，还是其消退的原因，在学界都有着广泛的争议④有关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鼠疫传播主要载体的争论，拉迪里对英国历史学家J.F. 施鲁斯伯里（J.F.Shrewsbury）所代表的“老鼠派”和法国医学史家让—诺埃尔·比拉本为代表的“跳蚤派”的观点做了对照。参见［法］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一种概念：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14—17世纪）》，第39—44页。。不过，对近代早期鼠疫相对较低的死亡率及其逐渐消退的原因的探讨中，不应忽视的一点是，伴随着以鼠疫为主的流行病的反复出现及其对城市共同体带来的冲击，15—17世纪法国的城市当局和君主政府逐步将流行病的防治视为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公共卫生措施，对于预防或阻断瘟疫的传播、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或许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二、城市当局应对流行病的防治理念和方式

黑死病暴发以来因受英法百年战争的困扰，相较于意大利，法国的一些城市到百年战争结束后才开始将应对鼠疫等流行病的防治作为市政管理职责的一部分。西尔韦特·吉尔贝对法国香槟地区马恩河上的沙隆（Châlons-sur-Marne）⑤现在的香槟沙隆（Châlons-en-Champagne），法国东北部城市，大东部大区马恩省的省会城市。的研究表明，15 世纪中叶这里才开始对那些可能危及城市公共秩序的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比如与瘟疫相关的防治和卫生问题等。在保存下来的15 世纪的市政记录中，1455 年第一次提到了沙隆城发生瘟疫。根据记录，沙隆城相继在1455—1457 年、1466—1467 年、1479年、1483年、1494—1497年、1503年、1516—1517年、1521—1522年遭受瘟疫侵袭。在1455年的记载中，“一场大瘟疫和死亡”“笼罩了”沙隆，在沙隆城盘桓了三年之久。1464 年似乎有疫情再起的征兆，不过一直到1466年，沙隆市政委员会才下令禁止来自洛林和巴鲁瓦（Barrois）的人进城。但可能是为时已晚或是禁令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当年9月9日瘟疫再度暴发。1476年夏末附近地区疫情再起，市政委员会下令禁止周围乡村中的农民进城赶集，沙隆城或因此得以幸免⑥Sylvette Guilbert，“À Châlons-sur-Marne au XVe siècle：un conseil municipal face aux épidémies”，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23ᵉ année，No.6，1968，pp.1283-1286.。类似的禁令在16、17世纪成为瘟疫暴发时的常规性操作。

法国中部的上奥弗涅地区自黑死病之后多次暴发瘟疫。15 世纪上半叶这里持续受到战争的侵扰，面对1414—1416 年、1423—1439 年间的瘟疫，城市市政官们束手无策。到15 世纪下半叶，一些市镇开始出台基本的防疫措施。如1465 年8 月，上奥弗涅的勒皮伊（Le Puy）、芒德（Mende）等地暴发瘟疫，蔓延到圣弗洛（Saint-Flour）教区下属的几个地区，圣弗洛的市政官即刻遣送其仆从到全城的各个客栈，严令他们不得留宿任何来自上述地区的人，同时下令关闭城门⑦Marcellin Boudet et Roger Grand，Documents inédits sur les grandes épidémies.Étude historique sur les épidémies de peste en Haute-Auvergne（XIVe-XVIIIe siècles），Paris：Alphonse Picard et Fils，1902，pp.55-56.。普瓦蒂埃、昂热等城市的市政档案也显示，市政当局大都从15 世纪下半叶开始针对瘟疫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如封锁城门、对受感染的住宅和街区进行隔离等①Robert Favreau，“Épidémies à Poitiers et dans le Centre-Ouest à la fin du Moyen Age”，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Tome 125，livraison 2，1967，p.351，pp.354-355.。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城市当局出台的应对瘟疫传播的举措，首先建立在对瘟疫传播载体的控制上。根据部分医生和当时人的经验和观察来看，人无疑是瘟疫的主要携带者和传播者，接触了感染瘟疫的人或其用过的物品会有致命的危险②［美］约瑟夫·P. 伯恩著，欧阳瑾译：《黑死病下的日常》，第31—32页。。因此每当疫情暴发时，城市当局的反应首先是实行封锁，禁止被感染地区的人入城。从疫区外逃会造成瘟疫的散播，此类看法在15、16世纪逐渐成为常识。

一旦瘟疫进入城市内部，感染和死亡带来的恐慌会使人们大量外逃，擅离职守的情况极其常见。15世纪，普瓦蒂埃及其邻近地区的城市发生瘟疫时，富有的城市居民和教会官员都纷纷避居到自己的乡村居所中，较为穷困的城市居民无处可去，只得逃到附近的树林中避难③Robert Favreau，“Épidémies à Poitiers et dans le Centre-Ouest à la fin du Moyen Age”，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Tome 125，livraison 2，1967，p.351，pp.354-355.。1463年图卢兹高等法院因瘟疫退避到阿尔比，1474 年迁往雷维尔（Revel），16、17 世纪也曾多次因疫情逃离图卢兹。波尔多高等法院分别于1473年、1545年、1546年、1555年和1585年多次因疫情退避到里布讷（Libourne）④Jean-Noël Biraben，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Tome Ⅱ：Les hommes face à la peste，Paris：Mouton，1976，pp.162-164，p.166.。

尽管16、17世纪很多城市均颁布法令禁止城市居民在瘟疫暴发时外逃，以避免疫情的扩散，但此类禁令的不断重申也说明实际执行的困难。1580年7月28日，巴黎城下令禁止司法官员和所有城市显贵在疫情期间外逃，在人们无视法令的情况下，巴黎市政府于8 月22 日和11 月15 日再度重申禁令。1598年5月30日，里昂的市政官给亨利四世写信，要求他将城市官员的职守固定下来，因为瘟疫时期大部分居民和市政官员外逃，加上高死亡率，导致城市混乱无序，根本无人维持治安。国王回复说，他会要求健康官员们不得擅离职守，作为嘉奖，特允许这一职位可以继承⑤Jean-Noël Biraben，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Tome Ⅱ：Les hommes face à la peste，Paris：Mouton，1976，pp.162-164，p.166.。一直到17 世纪，此类法令仍缺少实际执行的手段和方式。1628年里昂暴发瘟疫时，大量人口外逃。国王的特派官们来到这里后，发现“从瘟疫暴发到现在三月有余，法庭的主职官员们都逃离了城市，但凡条件好一点的商人和居民也都逃走了，城里只剩下穷人”⑥Monique Lucenet，Lyon.Malade de la peste，pp.74-75.。

与此同时，受瘟疫之苦的城市内部也会颁布各种有关公共卫生的法令，限制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尽量减少聚集性行为，比如出席葬礼或举行宗教游行等。出于相同的顾虑，集市、学校、澡堂等也会被关闭。1467年，香槟总督建议减少沙隆城内居民聚集的场合，市政委员会最开始没有当一回事，最终还是照办了：部分学校被关闭，市政当局下令禁止光顾澡堂或举行聚集性活动。城市中的穷人、乞丐、麻风病人也可能被视为可疑的对象，遭到驱逐或隔离⑦Sylvette Guilbert，“À Châlons-sur-Marne au XVe siècle：un conseil municipal face aux épidémies”，pp.1288，1291.。

从沙隆的例子还可以看出，盛行于黑死病之后的“瘴气论”也已为市政人士所了解。早在1348年黑死病传到法国北部之际，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便责令巴黎大学医学院调查瘟疫的起源。巴黎大学医学院给出的解释是，受不良星相组合的影响，地表和水中受臭气污染的水蒸气感染了各种物质以及空气。被污染的空气又通过呼吸或热水浴进入人体，从而使那些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致病。“腐臭的空气是致命的”这一瘟疫来源说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⑧Annick Le Guérer，Les pouvoirs de l’odeur（Nouvell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Paris：Odile Jacob，1998，p.55.。尽管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医生们一直对瘟疫的接触传染说和空气传播说争论不休，但此类论说和观察被综合起来应用到了应对瘟疫的各种防治举措中，即尽量避免接触染上瘟疫的人，远离受污染的、腐臭的空气⑨［美］约瑟夫·P. 伯恩著，欧阳瑾译：《黑死病下的日常》，第29—32页。。

对澡堂日益加以限制的做法，便糅合了两种理论。15世纪以来，每逢鼠疫暴发，医生们就会抨击澡堂和公共浴室。他们认为，人的身体不可避免会在这些地方发生直接接触，传播瘟疫，已经染病的人可能会带来疾病的进一步传播。而且，洗浴会让皮肤受热，毛孔张开，空气和水中有害的东西会乘虚而入。16世纪法国著名的王家外科医师昂布瓦兹·帕雷①昂布瓦兹·帕雷（Ambroise Paré，c.1510-1590），16世纪法国著名的外科医生，多次作为军医随军参战，相继担任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的首席外科医师，被视为法国现代外科与病理学之父。也认同有臭味的空气是瘟疫和疾病的主因，他向市政当局提出的建议中便包括禁止开放澡堂和浴室，“因为人从里面出来时，毛孔是张开的，这时候受鼠疫污染的蒸汽就会立刻进入人的身体，甚至会立刻导致死亡，这样的情况很常见”②Ambroise Paré，Traité de la Peste，de la Petite Verolle & Rougeolle，avec une briefve description de la Lepre，Paris：Chez Gabriel Buon，1580，p.51.。到16世纪，类似的禁令逐渐成为正式的官方行为。1510 年到1561 年鼠疫暴发时，巴黎的司法长官便多次颁布法令，禁止人们前往澡堂和浴室，违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鲁昂于1510年、贝桑松于1540年也颁布了类似的法令③［法］乔治·维伽雷罗著，许宁舒译：《洗浴的历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页。部分地方的理解和翻译参考了法文原著（Georges Vigarello，Le propre et le sale.L’hygiène du corps depuis le Moyen Âge，Paris：Seuil，1985）。。

从预防的角度来看，腐败的空气、成堆的垃圾、污水横流的街道被视为瘟疫和各类疾病滋生的源头，应加以清理。因此在城市内部，清理垃圾、清扫街道等公共卫生举措逐渐成为重要的防疫手段。15 世纪昂热的市政档案中提到：“为了缓解困扰这座城市的瘟疫和高死亡率带来的严重不便，鉴于城内居民不待在自己家里，不分白天晚上随意在街道上丢弃垃圾和秽物，导致整个城市受到严重的污染，经商议决定，无论什么人，只要是在城里拥有住所的居民都要闭门不出，由特派官严格监管……”④Robert Favreau，“Épidémies à Poitiers et dans le Centre-Ouest à la fin du Moyen Age”，pp.352-353.1484年沙隆市政当局出台的道路清洁法令中提到要清扫所有“厩肥、垃圾、粪堆和其他可能带来恶臭和污染空气的东西”。早在1478年，香槟总督和沙隆的市政官便从每个街区选出一个地方，要求人们每周都将垃圾用车运到这里，集中堆放和清理。1484 年疫情期间方式有所改变，由市政当局雇人雇车去每家每户门口清理垃圾，但每户需支付1 德尼（denier）的费用⑤Sylvette Guilbert，“À Châlons-sur-Marne au XVe siècle：un conseil municipal face aux épidémies”，pp.1288，1294.。城市清洁问题在近代早期日益受到王室的重视。1539年弗朗索瓦一世颁布的《关于维护巴黎街道的管理条例》开篇便指出：“巴黎城郭内外，无论此前还是现在……污泥、粪便和垃圾堆积，臭不可闻且毒虫横行，已招致诸多疾病和死亡，侵害人体，朕心甚痛。有鉴于此……极有必要尽快筹措物资，施以补救，于吾等挚爱之巴黎城郭，亦是吾国最首要显赫之城行善治之道。”⑥“Ordonnance de police sur l’entretien des rues de Paris”，Paris，novembre 1539，in F.A.Isambert，J.Decrusy et M.Armert，Recueil général des anciennes lois françaises，depuis l’an 420，jusqu’à la Révolution de 1789，Tome Ⅻ，Paris：Belin-Leprieur et Verdière，1828，p.651.

除出台有关城市公共卫生的法令外，城市当局还逐渐将聘请专门的医生治疗和照看病患等职责视为己任。实际上，在当时从医人数有限的情况下，要聘请一位专职医生并不容易。据学者们估计，13世纪下半叶整个法国从医者人数不超过400人；到15世纪晚期，这一群体大概在二千人左右。15世纪，人口约1万人左右的马赛，平均每一千人有4.8名医生，比例算是相当高了；设有医学院的蒙彼利埃每一千人也只有3.8名医生；图卢兹每一千人只有1.6名医生⑦Caroline Darricau-Lugat，“Regards sur la profession médicale en France médiévale（XIIe - XVe）”，Cahiers de recherches médiévales ［En ligne］，No.6，1999，pp.7-8.。在应对感染率和死亡率高的鼠疫等流行病时，小城市并不一定有专职的医生，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从邻近地区聘请医师。以沙隆为例，1443 年市政委员会商议后决定以30锂（livre）的年金聘请一位名叫尼古勒·卡多（Nicole Cadot）的医师照顾城里患病的穷人。1455—1456 年市政委员会聘请了两位医生，均由市政当局支付薪俸，但只限于疫情期间。从1465年开始，市政委员会开始聘请一位长期服务的专职医生。1483年还临时请了一位外科医师菲利普师傅（Philippe le Barbier①Barbier的原意为“理发师”，13世纪主要指从事理发和放血之人。14世纪，一些理发师除放血外又获得了清理和治疗各种肿块、脓包和伤口的权利，理发师和外科医师的职业逐渐合流。15 世纪，越来越多的理发师开始自称理发师—外科医师（barbiers-chirurgiens），以将其职业区别于单纯的理发师。这些理发师—外科医师主要依赖于实践经验医治病患，不同于毕业于医学院的外科医师和医生（médecins）。黑死病之后，为应对频繁暴发的地方性或地区性瘟疫，理发师—外科医师在城市中的重要性大为提升。可参见Danielle Jacquart，Le milieu médical en France du XIIe au XVe siècle，Genève：Droz，1981。）。1484 年，市政委员会又尝试以年金的方式邀请巴黎医学院的医师让·马约里（Jean Majoris）等人留在沙隆②Sylvette Guilbert，“À Châlons-sur-Marne au XVe siècle：un conseil municipal face aux épidémies”，pp.1291-1293.。尽管这些做法因为市政资金所限时断时续，但足以说明市政当局一直在想办法为人口不多的沙隆城留一位常驻的专职医生，以应对疾病和瘟疫。15世纪下半叶，普瓦蒂埃、昂热等条件好一点的城市基本都聘有一位专职医师，由市政府支付薪俸。1486 年之后，昂热拥有了两名专职医师，“专门为该城及安茹地区居民提供必要的服务”。罗贝尔·法韦罗评价说，此前面对瘟疫时大部分人都选择逃离，“这是安茹地区第一次以理性且自主的方式抗击瘟疫的努力”③Robert Favreau，“Épidémies à Poitiers et dans le Centre-Ouest à la fin du Moyen Age”，pp.351，367，p.356.。

在法国，伴随着医生群体的日渐职业化和世俗化，正是从15世纪开始，医生与城市公共生活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作为城市中的公众人物，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升④Caroline Darricau-Lugat，“Regards sur la profession médicale en France médiévale（XIIe-XVe）”，p.14.。这些医生和外科医师不仅负责在疫情期间医治和照顾病患，同时也会为市政当局应对瘟疫提出具体的防治建议。根据昂热市政档案记载，1457 年3 月27 日，市政当局授权多位外科医师“对一位名叫纪尧姆·勒芒的死者进行尸检，以查明其猝死的原因，并为即将面临的情况给出预防措施”⑤Robert Favreau，“Épidémies à Poitiers et dans le Centre-Ouest à la fin du Moyen Age”，pp.351，367，p.356.。根据巴黎市政档案的记录，1500年巴黎行政长官（Prévôt de Paris）写信给巴黎医学院，询问现在的情况是否有瘟疫暴发的迹象。医学院的医师回复说是的，瘟疫已经在巴黎好几个地方出现，不过他们建议最好不要宣扬，“以免在民众中引起恐慌”。于是医学院任命了两名医生负责诊治病患，由市政当局支付报酬。1510年巴黎再度暴发传染病，这一次是参与法国市政治理的另一重势力高等法院⑥巴黎作为王国首都与其他城市的管理模式有所不同。与巴黎市政管理相关的立法大都出自王室敕令或巴黎高等法院的决议，主要由夏特莱法院执行，协同巴黎市政府参与城市治理。关于高等法院与法国近代早期城市治理的研究，可参见庞冠群：《高等法院与法国旧制度下的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让巴黎医学院任命6名医生以及6名外科医师，专门负责照看和治疗城内的病患。根据建议，1510年11月16日巴黎行政长官颁布法令，针对感染者居住过的房屋，要求“在痊愈后，将一捆麦秆放到房子的窗户边或其他更显眼的地方至少两个月”，避免其他人随意靠近，受到感染⑦Les Ordonnances faictes et publiées à son trompe par les carrefours de ceste ville de Paris pour éviter le danger de peste 1531，pp.19-20.。

比拉本认为，16 世纪下半叶法国的一些城市在应对瘟疫的过程才开始逐渐采取一种积极的“干预主义”政策⑧Jean-Noël Biraben，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Tome Ⅱ：Les hommes face à la peste，p.164.。不过，从上述市政管理职责的扩展及其实践来看，或许这种相对积极的干预主义政策在15 世纪下半叶便已有迹可循。面对瘟疫的反复侵扰，城市当局的应对逐渐变得主动起来，日渐将防止瘟疫传播、维护城市公共卫生、聘请专门的医师医治和照看病患、为市政当局提供防疫建议等视为市政治理职责的一部分。尽管这些措施还不成体系，大多数情况下可能缺少真正执行的手段和资金，但流行病的频繁侵袭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15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市政管理职能的拓展。

三、流行病防治的系统化与治理主体的转变

16、17 世纪，随着市政管理职能的发展，在应对瘟疫时，城市当局采取的应对措施日渐系统化。首先体现在仿效意大利的经验，建立专门的医院和隔离所，对传染病人进行隔离和医治。此类做法在中世纪的麻风病防治中已得到较为普遍的使用，但一般由修道院和教会负责。中世纪晚期，出于对管理效率和治疗效果的考量，城市中的主宫医院逐渐由市政接管①Caroline Darricau-Lugat，“Regards sur la profession médicale en France médiévale（XIIe-XVe）”，p.10.。频繁暴发的鼠疫等流行病使得主宫医院不敷使用，市政当局开始建立专门的医院和隔离所，隔离病患并尽可能为患者医治。15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鼠疫病院模式被引入到法国，与之同时传入的还有四十天隔离制度。1474年，在市政参事雅克·卡伊（Jacques Cailles）及其妻子的赞助下，里昂建起一所专门的鼠疫病院；1515 年、1544 年又建起两座医院。为了避免对城内居民造成影响，这三座医院均建在索恩河和罗纳河交汇处的小岛上，通过小舟运送病患。马赛则在1476 年将先前的麻风病医院转成了鼠疫病院。16 世纪，波尔多、蒙彼利埃、图卢兹、特鲁瓦、普瓦蒂埃、兰斯、第戎、亚眠等城市均相继建起鼠疫病院②Jean-Noël Biraben，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Tome Ⅱ：Les hommes face à la peste，pp.171-173，p.170.。

巴黎城最初一直由建在西岱岛上的主宫医院收治传染病患者。查理八世发动意大利战争的第二年（1495年），军队将梅毒从那不勒斯带到了法国，并很快散播到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1497年，为了限制梅毒在巴黎的传播，巴黎市政府下令在圣日耳曼市郊建立了一所专门的隔离救治所。1508年梅毒再次肆虐时，市政府对圣日耳曼的隔离所进行维修，并将感染的妇女从主宫医院转移到这里进行单独隔离③Jean-Pierre Babelon，Paris au XVIe siècle，Paris：Hachette，1986，p.173.。16世纪上半叶弗朗索瓦一世原本打算新建一所专门的鼠疫病院，但由于财力不足未能实施。直到1607年，亨利四世下令在塞纳河右岸城外修建一座主宫医院的附属医院，即圣路易医院，专门收治传染病人④Françoise Hildesheimer，La Terreur et la Pitié.L’Ancien Régime à l’épreuve de la peste，pp.46-47，p.45.。

16、17世纪，法国一些城市建立隔离救治所的做法变得日益普遍。以法国南部的罗德兹（Rodez）为例，为了隔离被瘟疫感染的患者，最初市政官员满足于临时性的解决方法，如将一些较为偏僻的农场和磨坊作为病患隔离所。1518年，城市当局决定建立一所专门的隔离所，称之为“bodomie”⑤Françoise Hildesheimer，La Terreur et la Pitié.L’Ancien Régime à l’épreuve de la peste，pp.46-47，p.45.。16、17世纪很多城市都修建有茅屋或棚屋之类的隔离所，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名称。北部的奥依语区一般称“loges”，南部的奥克语区一般称“cabanes”。沙特尔、亚眠、图卢兹、里昂等分别在1499 年、1545 年、1557 年和1564 年建起隔离所；圣布里厄（Saint-Brieuc）、迪涅（Digne）、阿尔比和兰斯等为应对17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瘟疫，也纷纷建立起隔离所。蒙彼利埃市政委员会为应对1629 年来势凶猛的鼠疫，甚至用木头建起了一座庞大的临时隔离所，病患、疑似病患和康复者根据身体状况居住在不同的区域⑥Jean-Noël Biraben，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Tome Ⅱ：Les hommes face à la peste，pp.171-173，p.170.。

弗朗索瓦兹·伊尔德塞梅认为，市政当局逐步取代中世纪的教会和修道院，成为建立和维持专门的医院和隔离所的责任主体，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鼠疫等流行病的防治基于的理念与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密切相关。在笔者看来，除了城市公共卫生问题外，鼠疫等流行病给人们带来的恐慌和逃离等行为，以及进行大规模的封锁和隔离都对城市的公共秩序和正常运转造成极大的影响，这也是市政当局不得不应对和加以管治的问题。尽管在瘟疫暴发时，这些医院和隔离所可能远不能满足城市所需，而且因为市政资金有限，一旦疫情结束后有些设施可能就会被弃置或荒废，不过此类做法至少说明在16 世纪前后，城市治理实践中市政承担的职责在不断扩大。正如伊尔德塞梅所指出的，即便这些隔离所和医院的禁闭和隔离性质多过治疗，但我们更多地要从市政当局试图尽可能保护城市共同体公共健康这一治理理念出发来衡量其效用①Françoise Hildesheimer，La Terreur et la Pitié.L’Ancien Régime à l’épreuve de la peste，pp.45，48.。

其次，一些城市开始设立专门的公共卫生机构以及专职的卫生官员。图卢兹于1515年设立专门负责健康问题的官员，确保在疫情暴发时城市的清洁卫生措施得到遵守。由于瘟疫频发，这一临时性职位逐渐固定下来，在17 世纪初演变为市政常设官职②Jean-Luc Laffont，“Le service de la voirie toulousaine sous l’Ancien Régime”， Siècles ［En ligne］，No. 14，2001，p.5.。巴黎在1531 年也设立了健康长官（Prévôts de la santé），在多名副手的协助下，负责探访患病者，尽快将病患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并监管健康管理条例的执行情况③Les Ordonnances faictes et publiées à son trompe par les carrefours de ceste ville de Paris pour éviter le danger de peste 1531，pp.27-28，pp.84-93.。1577年3月，里昂设立公共健康署（Bureau de la santé），由4名城市显贵组成，在8位医生的协助下，负责拟定和颁行与瘟疫防治相关的法令，并监管各种违法行为。他们由此构成疫情期间城市居民“行为准则的制定者”。自1628年瘟疫起，里昂公共健康署改由6名特派官组成，其中2位市政官员负责确保有关公共健康的法令和条例得到遵守；另外还包括1 名医生，3 位城市有产者和1 位前城市执政官，各司其职④Monique Lucenet，Lyon.Malade de la peste，p.95.。1638 年公共健康署又增加了3 位城市有产者或商人，共同负责城市的公共健康问题。从16世纪80年代开始，里昂在疫情时期的管制条例开始向公众宣布。这些条例会被张贴在每个街区十字路口的墙上，并由专门的差役高声宣读，敲锣打鼓提醒大家注意。在疫情时期，公共健康署要求每个街区选出一位街区长，负责监管本街区居民的行为，作为市政当局和居民之间的中间人。街区长之下再设“四户长”（quaterniers）或“十户长”（dixeniers），负责每周两次巡视所辖区域，并及时记录和上报居民健康情况⑤Lucie Mailhot，“Les débuts de la santé publique à Lyon à travers la littérature médicale de 1570 à 1650”，Mémoire de master，Université Lyon Ⅱ，2013，pp.78-79，82-83.。16、17世纪，很多城市遭遇流行病时都采用这种层层负责制的做法。

与此同时，随着市政当局应对流行病治理经验的不断累积，城市颁布的瘟疫防治条例也日渐完善。梅毒在巴黎肆虐两年之后，巴黎高等法院召集夏特莱的官员（即巴黎行政长官及其副手）和巴黎主教一起商量应对之策。1497年3月6日巴黎高等法院的登记册中记载了商议制定的管治条例，一共有10条，其中当局试图通过赠资遣送和收容的方式减少城市中梅毒患者的数量。该条例写明由高等法院登记后，交由巴黎行政长官执行。不过显然这些措施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因为1498年6月巴黎行政长官抱怨说，梅毒仍在肆虐，应该下达更严格的禁令，“印刷后张贴，并在巴黎的各个十字路口当众宣读，以免有人假装不知道，所有身患梅毒的人都必须离开城市……”⑥Les Ordonnances faictes et publiées à son trompe par les carrefours de ceste ville de Paris pour éviter le danger de peste 1531，pp.27-28，pp.84-93.

1531年出台的巴黎瘟疫管治条例较之1497年的法令规定更为细致，也是目前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16世纪城市瘟疫管治条例之一。该条例一共15条，主要内容如下：居民家中如有感染或死亡的情况，“要用木十字在窗户或显眼的地方做标记”；恢复期的病患或家中有病患的居民外出时，“要在手中拿一根白色的荆条或木棍”；禁止所有人前往病患或死者居住过的房屋和房间；禁止出售衣物布料等，以免被这些可能接触过瘟疫和瘴气的东西感染；禁止所有人光顾浴室；在举行宗教仪式时禁止乞丐和流浪汉进入教堂；禁止麻风病人和居民交谈；禁止理发师和外科医师将血污等泼洒到街道上或塞纳河中；医生治疗过病患后禁止与健康的居民接触；只有伺马倌才能屠宰马匹；要求所有人铺砌自己门前的道路，并保持清洁，及时清理房屋内部及其周围的垃圾和腐臭物；禁止从窗户向外乱扔秽物；禁止屠户或家禽贩子等随意将牲畜散放到城里，必须在城外养殖；四户长和十户长应尽职尽责等。每个条例后面都写明了违反条例的惩罚措施，并要求印刷后张贴到巴黎各街区的十字路口，遣差役高声宣读①条例全文参见：Les Ordonnances faictes et publiées à son trompe par les carrefours de ceste ville de Paris pour éviter le danger de peste 1531，pp.114-141。。

与1531 年巴黎的管治条例相比，法国东北部色当城（Sedan）现存的1596 年瘟疫管治条例的规定更为细致。该条例于1580年拟定，1590年和1596年多次修订印刷，是目前保存下来的瘟疫管治条例中最为完善的文本。条例一共有50条，几乎涉及到城市应对瘟疫和防疫、管治的方方面面，而且市政当局要求将条例印刷后分发给“家中的父亲和主事人”，较之在十字路口张贴宣读又进了一步。条例的第2—17条涉及城市的公共卫生管理，包括清扫房屋，每天要烟熏消毒；清洗街道，及时转移秽物和垃圾，清理排水沟等。第18—20条规定了条例的具体执行人和执行方式。由市政长官和军人负责，加上一名医生或外科医师，称“健康特派员”（commissaire de santé），由临时设立的健康署或健康委员会统一管理。下设街区长、道路长等作为城市民兵，负责监管和维持秩序，每天登记和上报疫情。第21—24条规定了对患病者和密接者的隔离措施，并严令所有违反规定的人会受到惩罚，甚至可能被判处死刑。第25—26条对病患和穷人的援助所需的物资采购如何供应和付款做了说明。第27—30条详细说明了招募医生、外科医师和药剂师的方式及他们的权限。第31—34 条明确了看护病患、处理尸体的方式，对死者住过的房屋要进行通风、消毒，然后封闭四十天。第35—43 条则明确了城市所辖附近村庄防治瘟疫的组织方式，要求所辖村庄必须拟定病患和死者的名录或登记册。第44—48条明确了如何照管和资助穷人及其资金来源（如征收特别税）。最后两条分别论及疾病的宗教原因及其预防，以及医学上的预防措施。若埃尔·科斯特指出，这一管治条例可能囊括了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法国城市在流行病暴发时可能采取的绝大部分措施，除了没有提到16 世纪在法国很多城市已经普遍推行的“健康证”（billets de santé）制度②Joël Coste，Représentations et comportements en temps d’épidémie dans la littérature imprimée de peste（1490-1725）.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peste en France à l’époque moderne，pp.417-426，pp.40-52.。

城市当局应对流行病的治理手段除了实际经验的累积和借鉴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医生等群体提供的智识支持。尤其是印刷术普及后，16、17世纪大量有关鼠疫、天花和梅毒等流行病的医学论著和防治手册获得王室授权出版或不断再版。科斯特对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1490 年到1725 年间出版的与瘟疫相关的书籍或小册子进行的统计表明，以法语写作的著述共计191种，263个版本；以拉丁语写作的著述共计286 种，356 个版本，其中只有53 种著述是法国作者，绝大部分拉丁语著述都是意大利和德国作者。在172 种可以确定作者身份的法语著述中，有115 人是医生，占67%；有22 人是外科医师和药剂师，占13%，也即80%的作者均为医学从业者。这些著述大部分都是应时而生的产物。263个法语著述版本中，239 个版本（占91%）均为疫情暴发之年出版。这些著述有些本身便是应王室或市政当局的要求所作，目的在于维护王国和城市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同时满足普通民众应对瘟疫时自我治疗和防护的需求③Joël Coste，Représentations et comportements en temps d’épidémie dans la littérature imprimée de peste（1490-1725）.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peste en France à l’époque moderne，pp.417-426，pp.40-52.。

此类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客观上推动了近代早期常规医疗知识的普及，同时也为城市当局应对瘟疫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建议。如昂布瓦兹·帕雷在1580年再版的《论鼠疫、天花和麻疹，兼对麻风病的简述》（1568 年初版）一书的扉页上便写明，此书“谨献给巴黎的市政长官们”。在第11 章，帕雷为负责城市治理的市政官员们提出了详细的瘟疫防治建议（De l’office des magistrats et officiers publiques，qui ont charge de la police），包括清理街道和房屋，清除城市中的垃圾和秽物；保持河流、水井和喷泉的洁净；禁止出售腐烂的食物；关闭澡堂和浴室；派遣医生、外科医师和药剂师及时为病患诊治；将病患送至专门的地方进行治疗或要求其居家隔离；关闭城门，禁止来自疫区的旅者入城；有过死亡病例的房子应在门窗上做标记；接触过病患的人和医生外出时手上要拿标识物；尽快掩埋死者等等①Ambroise Paré，Traité de la Peste，de la Petite Verolle & Rougeolle，avec une briefve description de la Lepre，pp.51-55.。可以看出，此类建议在上述瘟疫管治条例中均有相应的体现。

尽管瘟疫管治条例的拟定和出台本身不能说明其实际的执行情况，尤其是大部分城市的机构和人员在上一轮瘟疫消退后便形同虚设，再次遭遇瘟疫时，往往不能及时应对新的情况。不过，此类管治条例的逐步完善和体系化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早期法国在城市治理理念和实践上朝向专业化方向的发展。

不过在17世纪，有两个重要的现象对中世纪晚期以来由城市商人和显贵等寡头群体主导的市政权力提出了挑战，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瘟疫治理的权力主体从城市转向了君主政府和国家。一是自16世纪晚期以来，国家权力逐渐渗透到市政事务中，开始控制城市市政官员的构成和遴选；二是随着17 世纪监察官制度的普及，市政管理被置于由国王任命的省级监察官的直接监管之下，城市的自主权被极大地削弱②参见洪庆明：《近代早期法国历史进程中的城市化与城市角色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尼古拉·维多尼将1663 年视为法国城市治理实践的一个转折点。为应对1662 年肆虐法国北部的瘟疫，1663 年4 月30 日巴黎高等法院印发了一份“关于清洁巴黎城市及近郊一般性条例的决议”（Arrêt de la Cour de Parlement portant règlement général pour le nettoyement de la Ville & Fauxbourgs de Paris）。该决议共29个条款，主要关注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其重要性不在于文本内容有何新颖之处，而在于它是由国王直接下令，经巴黎高等法院同意后，对居住于王国首都城郭内外的居民做出的强制性规定。维多尼指出，这一做法意味着君主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要求巴黎的城市居民都必须参与到维持良好的秩序和公共安宁的行动中，对各自所属的社会空间进行良好的管理③Nicolas Vidoni，La police des Lumières，XVIIe-XVIIIe siècle，pp.48-50.。为了维护王国的秩序和首都的秩序，君主进一步明确了他对王国及其首都的统治权和治理权。

不过在笔者看来，君主强化其作为城市治理权力主体的意图早在上文提及的1539 年《关于维护巴黎街道的管理条例》中便已有所体现，只是彼时君主尚缺少推行其政令的手段。1668 年路易十四颁行的《为防止瘟疫在疫区外扩散的禁令》可能更为深刻地体现出了在应对瘟疫的过程中，国家机器的强势介入。禁令规定：如果不严格遵守禁止逃离疫区的规定的话，政府将动用军事力量对相关城市和周围的村庄进行完全的封锁和隔离；所有从疫区离开的居民须在附近的乡村中进行四十天的隔离，由三个守卫监管；四十天之后，由一名医生或外科医师诊断过后没有问题才能离开，隔离的住所要立刻进行消毒；进入任何一个城市都需持有健康证④禁令全文参见：Ordres à observer pour empescher que la peste ne se communique hors les lieux infectez.Ensemble quel ordre on doit tenir dans une ville qui en est infectée，Paris：Frederic Leonard，1668。。18世纪，由国家主导应对流行病的斗争成为常态⑤Christine Nougaret，“La lutte contre les épidémies dans le diocèse de Rennes au XVIIIe siècle”，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Tome 140，livraison 2，1982，p.216.。1720年马赛和普罗旺斯地区暴发鼠疫后，王室政府在1721 年颁布的《受传染性疾病影响的省区及相邻地区需遵守的预防性指令》中规定，如果有居民胆敢强行突破封锁线，“地方官员毋要迟疑，可直接派驻军队压制和威胁……如果他们还敢有其他行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开火”⑥Instruction sur les Précautions qui doivent estre observées dans la Provinces où il y a des Lieux attaquez de la Maladie contagieuse，et dans les Provinces voisines，Paris：L’imprimerie royale，1721，p.2.。国家暴力机器的介入以及此类强制性法令的频繁出台，或许是部分学者对17、18世纪的瘟疫防治举措给予较多负面评价的主要原因。

余 论

14 世纪的黑死病带来的冲击太过猛烈，当时的城市当局和其他群体对此都束手无策，只能消极应对。黑死病和百年战争过去之后的15—17 世纪，在经受间歇性鼠疫等流行病不断侵袭的过程中，法国一些城市应对瘟疫的态度逐渐从消极转为主动，瘟疫的防治被逐步纳入到市政治理的权责之中。15世纪下半叶以来，这种责任主体的转移实则在于鼠疫等流行病的防治所基于的理念和方式与城市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等“公共利益”问题密切相关。从15世纪下半叶到16、17世纪，无论是建立封锁和隔离以减少瘟疫传播的范围，还是注重城市清洁卫生治理，以净化瘟疫滋生的环境，抑或是聘请专职医师医治病患，建立专门的医院和隔离所、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并出台日益精细化的瘟疫管治条例等，市政当局应对瘟疫日渐系统化的举措和实践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近代早期法国城市治理范围的扩大和治理手段的发展。17 世纪下半叶，伴随着绝对君主制的发展和国家机器的强化，瘟疫治理的主体又从城市当局转移到了君主及其代理人手中。国家力量的介入无疑在很大层面上带来更具强制性和一体化的瘟疫管治措施的发展，尽管我们不宜过高估计这种权力的绝对性及其可能的实践效果①通过考察1666—1670 年间中央政府与地方省区和城市共同应对瘟疫时的互动情况，雅克·雷维尔指出，科尔伯建立起来的信息收集和传递系统确实比较有效，很快就掌握了巴黎周边受瘟疫影响的城市和区域的相关信息，并制定出了全力保住首都的中央与地方协同控制瘟疫扩散的方案。但是由于地方官员有基于地方利益层面的诸多考量，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这套体制的运作效率。参见Jacques Revel，“Autour d’une épidémie ancienne：la peste de 1666-1670”，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Tome 17，No.4，1970，pp.966-967，971-972。。

15、16 世纪的瘟疫防治实践同样也有其心态文化后果，尤其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近代早期人们的卫生和健康观念。科斯特从疾病文化史的角度指出，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为瘟疫的预防、救治和管理设定标准和话语表征主要来自三个主体，即专业医生、教会和市政当局。医生和教会通过各种途径宣扬其各自创立的有关瘟疫的表征，尤其是关于瘟疫的源头、预防和救治的方法等；市政管理者则从不同层面将这些话语表征转化为治理理念，并努力付诸于实践②Joël Coste，Représentations et comportements en temps d’épidémie dans la littérature imprimée de peste（1490-1725）.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peste en France à l’époque moderne，p.131.。这三重主体均可视为应对瘟疫的实践者，在相互关联中规制着瘟疫频发时代城市共同体的生活，也形塑着人们的心态观念和日常生活实践。比如，出于对瘟疫和疾病的恐惧，以及维护公共健康和公共秩序的目的，城市环境和清洁卫生问题日益受到城市当局、君主政府和社会人士的关注，也成为近代早期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又如瘟疫暴发时，城市当局强令关闭澡堂和浴室的行为，强化了洗浴行为的危害性。随着人们对瘟疫和疾病的认识日渐深入，对水的恐惧也变得越来越普遍。16、17 世纪，洗浴日渐被视为一种可能让身体虚弱、疾病内侵的不良行为，有损于健康。在乔治·维伽雷罗看来，瘟疫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影响了人们对于身体机能的想象，并衍生出一种新的洁净观念，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卫生习惯之中，即通过干洗和勤换内衣保持身体的洁净。直到鼠疫在法国消退后的18世纪30年代，洗浴行为才在贵族阶层中再度兴起③［法］乔治·维伽雷罗著，许宁舒译：《洗浴的历史》，第66、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