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油气管道项目政治风险扩散效应研究

2024-01-03 12:40邱湖淼宋振骐陈昌志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跨国油气耦合

邱湖淼,张 顺,宋振骐,陈昌志

(1.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科技与产教融合处,四川 遂宁 629000; 2.重庆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南岸 401122;3.山东科技大学 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院,山东 青岛 266400;4.电子科技大学 空天科学技术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1731)

一、跨国油气管道政治风险

跨国油气管道项目从管道的途经区域,包括跨越消费国与资源国之间的油气管道,以及经过消费国、资源国之外还涉及到第三国领土的油气管道。事实上,资源国、过境国和消费国往往都不止一个国家,比如BTC原油管道的资源国,就包括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三国,亚马尔-欧洲天然气管道的过境国就包括白俄罗斯、波兰等国,“联盟”南线干线管道起自俄罗斯,经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个过境国,到达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土耳其等欧洲消费国家。其中,一些资源国兼具过境国的身份,中亚经俄罗斯到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俄罗斯既是过境国也是资源国,一些过境国也是消费国,俄罗斯经乌克兰到欧洲的天然气,乌克兰既是过境国也是消费国[1]。

跨国油气管道项目政治风险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油气管道的政治风险不仅可能涉及到政府的主体行为,也可能来源于政治风险事件和行为,同时也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如图1所示,项目所处政治环境则可以涵盖不同主体和不同风险因素。

本文认为,跨国油气管道政治风险是项目所在外部环境和项目自身的不确定性使项目结果与项目预期目标出现偏差的可能性。

图1 跨国油气管道政治风险示意图

二、跨国油气管道政治风险扩散过程

从能量研究的角度,跨国油气管道项目政治风险能量不断聚积,最后冲破了项目的稳定安全阈值,使得风险能量(风险影响)从油气管道项目中开始扩散。事实上,在风险产生阶段就出现风险的扩散,只是该阶段风险扩散处于隐性阶段,或者说是风险扩散的能量是很小的。项目政治风险扩散阶段是项目风险扩散的显性时期,从时间、空间和强度三个维度同时展开进行风险扩散。

时间维度主要是指项目政治风险是一个持续扩散的过程,扩散速率在不断变化,其间也会由于系统特性而出现项目风险扩散的突变。由于项目政治风险扩散后,由于风险和扩散对象的特性差异,也会出现对一些主体的扩散的时间延迟特性。

空间维度则是项目政治风险扩散在空间范围的延展性,本文主要是从项目、企业和政府三个层面的层层扩散来体现项目风险扩散的空间变化。由于政治风险的涟漪效应和传染特性而出现风险扩散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延伸,越来越多主体受到风险影响。

强度维度则是指项目政治风险扩散的风险能量,即原始项目政治风险的能量有多大转移到其他主体,主要是项目与扩散对象的关联关系以及政治风险扩散系数有关。特别说明的是,项目政治风险可能由于风险能量变化或者其他内外动因而在项目和其他扩散对象中出现风险变异和衍生风险,导致风险强度出现不规律的变化。

图2是跨国油气管道项目政治风险扩散形成后的扩散过程图,首先是跨国油气管道项目W政治风险事件的产生,该风险事件的产生是多个风险源或者风险因素作用的结果。该风险事件进一步作用于跨国油气管道系统,随着时间的增长,油气管道政治风险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干系人因素的影响和项目内部因素的共同扰动作用,这些影响因素彼此之间可能又和政治风险事件发生风险效应,包括风险信息放大和风险耦合放大,导致跨国油气管道政治风险能量不断变化,而项目整体风险熵又可以分为项目自有风险熵(项目、环境)、输入熵(干系人、环境)和效应熵(耦合、信息)三个部分的总和,而这些熵值增大到最终突破了跨国油气管道项目W政治风险扩散临界阈值,使得油气管道项目内部从相对静止的状态变成了激活状态,并出现了几种常见的风险表现形式。

图2 跨国油气管道政治风险扩散过程图

然后当跨国油气管道项目W的政治风险会通过相关的关联关系向其他主体进行政治风险扩散,而这种风险关联关系往往与风险载体密切相关,主要是由于政治流、经济流而产生的接触载体,以及信息流产生的信息载体两大类,而通过风险载体按照横向扩散路径,即油气管道政治风险向项目扩散,纵向扩散路径,即油气管道政治风险向相关的企业和政府扩散,只是由于不同层级,油气管道项目与企业等跨层主体相对连接距离较长,风险扩散能量损耗更多,往往会出现风险扩散的成本更高、扩散延迟时间更长的特点。

除了扩散作用导致的其他项目、企业、政府主体内部的风险能量发生变化外,这些受到扩散的项目、企业和政府主体也同样受到环境、干系人、主体内部和噪音等因素的作用,而这些因素之间也会发生耦合放大效应,或者与主体的政治风险发生耦合,而主体风险能量突变了该主体的风险扩散阈值后,除了产生衍生风险和风险损失,也会继续向其他相关主体扩散。与此同时,其他受到油气管道项目W扩散风险的项目、企业和政府节点,对于扩散而来的政治风险出现不同的感知和判断并采取不同的风险策略,而感知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其他主体风险能量被动放大。由于扩散风险耦合放大效应的交互作用,使得其他受到跨国油气管道W风险扩散的主体内部的风险能量也陆续增大,直至突破该主体的风险扩散阈值,而突破风险阈值的主体也开始自身的风险的扩散过程。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其他项目、企业和政府主体的风险阈值被突破,进而不断传递给其他相关主体,最终导致风险持续传染扩散效应并形成交互作用。并且会将风险影响溢出能源环境体系,对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主体产生扩散影响。同时这些主体的风险损失又逆向扩散影响到初始风险发生的跨国油气管道项目,最终对油气管道项目产生更严重的风险后果。

三、跨国油气管道政治风险耦合放大效应分析

由于政治风险扩散方式相对比较复杂,影响范围往往也是层级扩散和不断增大。同时在风险扩散全过程中,会产生风险源、风险事件以及其他随机影响因素之间耦合放大效应,比如雪球效应、蝴蝶效应等就是耦合放大效应的体现。

(一)项目政治风险耦合方式及特点

跨国油气管道政治风险耦合是指政治风险事件发生后,政治风险与项目外部环境、干系人或者项目内部及一些其他风险事件要素之间出现的两者及以上的交互作用现象,从而改变政治风险原始风险值的大小,出现了政治风险的能量变化。按照政治风险耦合效果,可以分为强耦合、弱耦合。强耦合是政治风险与其他风险因素之间两个或多个要素出现的非线性作用,使得原有参与耦合的要素的整体风险呈现能量和范围的扩大,出现1+1>2的效果。而弱耦合则正好相反,是多个风险因素耦合作用后出现的风险总体能量降低的情况,即1+1<2的效果,导致风险容易被及时地化解和消除。同时项目政治风险耦合具体特点如下:

1.动态性

动态性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性。由于政治风险本身的动态变化特点,风险因素间的耦合作用也往往呈现动态性变化,在不同时刻、不同范围,不同风险因素会与政治风险进行耦合,而耦合强度和属性也是动态变化的。动态中风险耦合也并非完全没有规律可循,通常一些与政治风险耦合比较频繁或者耦合概率高的风险因素,即使处于不同的环境下,往往与政治风险发生耦合的可能性和程度也会较高。

2.突发性

政治风险耦合可以认为是风险突发性的原因之一,由于政治风险形成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进行耦合往往具有突发性和难于预测性的特点。突发性本质是风险能量不断聚积的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突变过程。而风险耦合往往是政治风险突变的诱因,由于原有的单个风险能量并未导致政治风险的扩散,但是风险耦合过程会出现风险能量的扩大甚至是激增,导致风险能量突然变化并出现突变效应而发生扩散。油气管道政治风险往往会有多个风险源,风险事件间相互耦合而导致政治风险能量的突变。因此可以视为项目政治风险突变效应包含于耦合效应之中。

3.非线性

线性关系在很多领域的风险研究中是很少见的,大多数风险研究表明政治风险发生耦合后,造成的政治风险能量变化及影响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加,而是非线性的。风险因素对政治风险耦合作用贡献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有的风险因素可能形成很大的正向作用影响,而有的风险因素可能形成很小甚至没有对政治风险产生影响,还有的风险因素可能产生负向影响。但正是政治风险与风险因素的相互耦合,就如同杠杆效应,使得原始政治风险出现放大和缩小的非线性作用结果。比如,俄罗斯对乌克兰断气事件既有乌克兰橙色革命后的脱俄倾向,也有俄罗斯对低迷油价的变相干预,更有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地缘政治斗争的需要共同促使了俄欧天然气管道的断气风波的出现和扩散。

因此,项目政治风险耦合在风险扩散的全过程一直存在,是政治风险扩散过程的一种重要效应,特别是风险扩散形成阶段,是风险增大并开始扩散的重要诱因。许多风险因素或者风险事件对跨国油气管道项目及其他主体作为影响对象,不断与政治风险发生耦合作用导致管道项目风险能量增加并产生衍生和变异风险。而风险耦合效应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

(二)项目政治风险耦合放大机制分析

如图3所示,在跨国油气管道项目政治风险扩散过程的耦合效应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耦合分析能较为清楚地认识政治风险扩散过程的风险耦合参与对象、耦合条件、耦合效应等[2-5]。

图3 跨国油气管道政治风险耦合机制

当跨国油气管道项目(相关主体)某一政治风险事件发生后,首先该政治风险产生风险能量,当风险能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政治风险由宏观静止的状态变成动态的风险流,而该事件的风险能量在油气管道项目不断聚积,此时油气管道项目政治风险也会与其他风险主体、风险源、风险事件、风险载体互相渗透,发生风险耦合效应。

本文认为与政治风险耦合的风险因素主要分为四个大类。一是人的风险举动,包括主体的行为风险、关联风险等,比如项目运营企业、参股方、融资企业等。二是项目的风险行为,主要是项目主体在风险管理技术方面出现的问题,自身脆弱性和内在属性导致的风险因素,比如项目企业风险管理水平弱,对政治风险判断失误以及应对不力等。三是环境的风险状态,主要是指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和信息环境中的风险因素,这里的环境影响因素不仅包括项目政治风险的风险源,也包括其他一些环境风险因素,虽然不一定导致政治风险的形成,但是会参与风险的耦合。四是其他因素,包括一些风险事件和其他突发或者未知要素,这些因素之间或与政治风险作用产生耦合效应。比如,突发的群体性事件、经济危机等,都可能加剧政治风险,并出现耦合作用。

跨国油气管道政治风险耦合效应正是政治风险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也可能是这些因素的耦合作用于项目政治风险,虽然彼此的耦合关系十分复杂,但是借助触发器的原理,可以认为政治风险与这些因素之间出现了耦合震荡,而震荡往往就会呈现出风险强耦合和弱耦合的效果。

弱耦合效果发生后,原始政治风险的能量会随之下降,风险的威胁也会进一步降低,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政治风险在油气管道或者相关主体消失,即政治风险被控制和化解。比如2011年,缅甸北部局势大变,缅甸北部地方武装威胁袭击中缅管道,而我国政府则继续施加对缅北的影响力,缓和缅政府与缅甸地方的关系,确保中缅管道安全。

而通过两个或者多个风险要素的作用,耦合触发器被激活,就出现了政治风险的强耦合现象,使原始的政治风险能量不断增大,随着时间推移,超过了油气管道项目政治风险扩散阈值,使油气管道项目的风险状态被激活,同时风险耦合也可能对油气管道项目产生更严重的风险损失并诱发新的衍生风险。耦合放大效应也是油气管道政治风险扩散的关键影响因素。环境、干系人和项目自身等众多因素及相互作用都会成为项目政治风险扩散的联合助推器。而强耦合往往也会出现风险能量的突变而诱发的蝴蝶效应,以及风险能量叠加的雪球效应等。

油气管道项目发生政治风险耦合后,到达一定的风险能量,会继续向其他主体进行风险扩散,在扩散过程中也会发生政治风险的变异甚至衍生出新风险,而直接的结果就是对其他扩散对象,包括起始的油气管道项目带来更复杂的风险影响。比如,俄乌斗气事件虽然表面是天然气供应的下降和暂停,但其产生的影响引发了下游欧洲国家的供暖困难,哄抢电设备和煤炭,砍伐树木,启用核电站以及其他民生问题等一系列衍生风险事件。

同时,管道项目政治风险扩散到其他主体后,会继续发生政治风险的耦合效应,只是不同主体的政治风险的强度以及受到外界的风险影响因素不同,风险耦合的时间节点、效应、形式会出现不同,当其他主体风险阈值被突破后,又会继续向相关主体进行扩散。

跨国油气管道项目政治风险耦合的本质是油气管道项目内外部的风险因素(风险事件)主要是干系人风险、项目风险、环境风险因素以及其他风险事件在油气管道项目或者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并发生风险因素之间的耦合,导致油气管道的政治风险能量变化。而在各类风险耦合中,政治风险因素的耦合也是其中影响最大、最复杂的一类耦合,不仅是由于政治风险自身的风险特性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关系和许多不同的政治诱因的共同作用,而且政治风险的耦合后果往往也是最严重的。以中亚天然气管道为例,由于该地区的政治体制漏洞,使得贪污腐败事件时有发生,其产生的政治风险往往会影响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而中亚各国的资源争斗,三股势力和大国博弈又会与国内的政治环境相互作用耦合,使得中亚管道项目原始政治风险更加错综复杂。

因此,跨国油气管道项目政治风险与各类风险因素、风险事件的耦合是十分复杂并动态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当参与风险耦合的风险因素增加后,即更多的因素加入耦合后,往往会出现更严重的风险耦合效应,即风险能量快速增加,并且不断向其他主体进行扩散,并使更多主体参与风险耦合之中。而其他风险因素之间也会发生耦合,并通过作用效果影响项目政治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的强度。

四、跨国油气管道政治风险信息放大效应分析

项目信息放大效应往往不是在风险源头产生,而是在风险扩散对象身上产生,与风险信息化、风险主体感知、风险态度等因素有关,主要是信息化导致的风险放大。比如羊群效应、破窗效应等。

(一)项目政治风险信息放大原因

跨国油气管道项目政治风险信息放大效应在本文可以从两部分进行解释,一部分是可以被量化的事实风险,或者理解为是政治风险事件的初始风险量,比如俄罗斯天然气管道断气造成的事实风险。而另一部分是由于各种主观因素,扩散载体(信息)和油气管道项目等主体差异导致的实际认知风险,也成为感知风险。而感知风险与事实风险的差异正是风险放大的源头[6]。事实风险是风险事件客观产生的风险后果和影响,但是在油气管道政治风险事件发生后,而油气管道项目政治风险相关主体,包括企业、组织、民众和项目本身对政治风险发生后的感知和理解可能由于政治风险信息不对称或者失实,其他内外部动因的干扰,以及风险判断能力较弱等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对政治风险评估产生感知放大或者失误,出现了感知风险与事实风险的差异,最终导致油气管道项目等相关主体的风险应对行为失当,出现了风险的实质放大并产生了高于正常预期的风险损失。

除此之外,风险接受对象的知识局限、信息不对称、信任缺失、责任悬置、群体-个体应对非理性都是政治风险放大的原因。

(二)项目政治风险信息放大机制分析

图4是跨国油气管道项目及相关主体政治风险信息放大机制,从政治风险事件的形成到风险信息放大并产生风险损失或者衍生风险的过程,就是政治风险放大效应的体现[7-11]。

图4 跨国油气管道政治信息风险放大机制

政治风险除了实质对管道项目产生影响外,也会依附于信息载体不断向油气管道项目及其他相关主体进行扩散和传播。其中政治风险在这个过程往往会转化为信息风险,不仅涉及政治风险本身,也由于信息化过程的信息量变化,特别是虚假谣言的泛滥,并通过媒介、新兴媒体等载体向其他主体扩散,比如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政治冲突风险,网络媒介大量报道,并出现俄乌斗气事件在信息网络中被夸大和过分解读,并对油气管道项目主体产生不同的影响。

而政治风险信息化后也会受到油气管道内部和外部动因的影响,它可能不是某一个单独因素引起,可能是很多因素交织起来,主要是一些难以预见的风险源、风险事件和突发情况,包括制造风险诱因、模糊风险信息、混淆油气管道项目等主体的风险判断力、组织力和行为力的干扰因素。比如,缅甸2011年政权变更风险发生后,缅甸也不断放宽媒体管控迎合西方的诉求,而中缅管道也在主流媒体中成为西方国家抨击的对象,掠夺资源、破坏环境、政府勾结等标签层出不穷,而美、日领导人也陆续对缅甸的访问,解除部分制裁,增加援助等行为,不断对缅甸施加影响力,进而阻碍中国在缅甸的能源投资项目。

而风险主体的感知差异就是风险放大的主要原因,油气管道项目政治信息风险在媒介传播过程中,首先对油气管道产生作用,而由于油气管道项目主体对政治风险的认知不同,当然也受到自身的文化、制度、利益相关性、风险抵御力、风险掌握程度等多因素的交叉影响,致使项目不同主体对政治风险的感知理解也存在差异,而感知差异还源于主体自身属性、污名化等。而通常说的感知风险放大,也就是指政治信息风险在项目主体出现的高风险感知效应与低事实风险相悖,出现了事实与感知对立,为政治风险的最终放大制造了条件。比如北溪管道提出和运营各个时期,乌克兰和波兰并不单单认为是天然气输送和经济利益问题,而是坚信该管道是对两国地缘优势的削弱和减少能源供应的潜在风险,使得其对北溪管道极力反对,并积极与有关各方斡旋和施压。

由于油气管道项目相关主体对政治风险的感知变化,导致了项目主体对政治风险认识与事实风险出现了差异,认为风险的严重性、破坏性和延续性都超出了目前的实际风险状态,并且有持续恶化的趋势或者低估了政治风险的危害,而这些主体对政治风险的误判或者出于其他目的和动机,导致相关主体在对政治风险的处理上,出现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等现象。而可能进一步导致越来越多主体进行仿效和出现不当行为的羊群效应、破窗效应等,使得风险影响不断扩大。比如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中石油对苏丹独立后的政治环境预判不足,也未针对性实施风险应对措施,最终出现了新政府勒令中石油强制生产,驱逐中方负责人等情况出现。

油气管道项目政治信息风险的负面效果产生后,会直接对项目主体进行影响,而项目主体往往会通过自身的风险防控体系、机制和风险储备金等对政治风险的破坏施加影响和限制,但是项目主体风险行为的失当或者不作为,都会导致政治风险能量的增加。出现风险的感知放大或者风险低估后的实际放大等。而此时,其他风险要素与当前政治风险产生了相互作用,使原始政治风险的危害不断放大。比如中缅油气管道运营期间,民众以生态破坏为由对项目进行小范围抵制,而中石油企业主打与政府的交流沟通,而忽视了与民众的沟通对话,导致外部势力和民间组织不断煽动和造谣,导致民众对中缅管道的反对浪潮不断扩大。

油气管道项目政治风险不断放大之后,对油气管道将产生更大的损失和影响,而政治风险能量不断增加,当达到扩散阈值后就开始向其他主体扩散,在不断扩散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影响的风险主体越来越多,甚至覆盖了某一个行业、区域甚至国家范围,导致政治风险的影响范围很大,同时由于政治风险与其他风险因素在各扩散主体间不断耦合、交织、放大,最后导致发生的风险后果往往远超出之前的预期。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其他项目、企业和政府的风险阈值被突破,进而不断传递给其他相关主体,最终导致各层级风险持续扩散并形成交互作用。同时巨大的风险损失又逆向扩散影响到初始风险发生的跨国油气管道项目,最终对油气管道项目产生更严重的风险后果。

五、结论

跨国油气管道政治风险扩散会出现耦合放大和信息放大两种主要效应,风险耦合主要是政治风险与干系人、项目、环境和其他因素四个大层面内部的影响因素的相互耦合作用,在不同时段产生的耦合效果也是不断变化的,而耦合更多地发生在政治风险及其政治相关的环境之间。政治风险放大往往是政治风险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信息偏差,以及风险接受主体的从众效应以及风险感知差异共同作用产生。政治风险放大也是衍生风险和变异风险产生的诱因。同时项目政治风险的扩散不仅依托项目的商业经济属性,也会通过政治关系流和信息流进行扩散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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