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应对

罗会钧 查云龙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沙 410083)

作为一种模拟人类智能行为的颠覆性技术形态,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有可能推动人类社会运行模式和发展形态发生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并对全球治理施加复杂影响,甚至改变全球治理的内涵与形式,引发全球治理的“治变”。近年来,学界已对全球治理“智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人工智能对全球治理的冲击、人工智能在全球治理中的价值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认知。不过,系统研究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转型的成果还不多,对中国因应的思考也有待进一步加强。鉴于此,本文拟基于人工智能对全球治理的影响,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适应性变革,并就中国应对提出初步建议。

一、 人工智能对全球治理的初步影响

当前,人类社会正快速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如何维护世界安全、如何增进人类福祉的复杂治理问题。在人工智能影响下,全球治理进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期。一方面,人工智能将释放巨大能量,从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等领域赋能全球治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为全球治理带来新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挑战,对全球治理有效性、适应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智能作为全球治理的新变量,将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全球治理的面貌。

(一) 加深全球治理的不平等性

国际政治理论强调人类社会是相互依存的整体,但在结构上的权力并不平等,一般认为,全球治理中的权力是向发达国家和精英群体倾斜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鸿沟”会拉大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及社会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差距,进而加深全球治理的不平等性。

一是加深了全球治理“精英—大众”间的不平等矛盾。人工智能具有高专业门槛特征,普罗大众难以实质性参与治理进程,精英治理成为全球治理实践的逻辑必然。在人工智能时代,掌握核心科技资源的创新技术人才成为技术精英,作为知识权威占据了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领域,同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一道左右着全球治理的走向。资源和信息的不对称可能引发利益分配不均,将精英群体和社会大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上升为社会结构化对立。从逐渐疏离到强化对立的过程事实上成为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反智主义思潮获得发展空间。反智主义是一种特殊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主要表现为对知识权威及其所追求的价值观的敌意和不信任,具有强烈的反理性、反精英色彩,学界普遍认为反智主义的兴起与社会阶层结构的嬗变高度相关。(1)阚道远、梁靖宇: 《欧美反智主义的兴起: 一个社会阶层结构嬗变的视角》,《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2卷第4期,第82—93页。在人工智能领域,专家的意见显得格外关键,而反智主义的核心诉求就是反专家及专业知识,随着人工智能负面问题的不断暴露,反智主义对精英阶层的理念和技术专家的知识的攻击恐将日趋激烈。反智主义已经成为社会大众对精英治理不满的一个发泄口,反智主义的激烈度直接反映着“精英—大众”不平等矛盾的强度。

二是加深了全球治理“中心—外围”的不平等矛盾。全球治理存在着“中心—外围”的结构性矛盾,虽然中心国家的权力大于外围国家,但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多元主体基于一定的价值认同基础,来达成全球一致的行动。实践证明,处于权力结构从属地位的治理主体也有清晰的价值主张,然而,当西方世界视西方价值观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全球价值共识时,并没有满足多元主体不同的价值诉求,这对外围国家来说是极不平等的。可见,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全球治理“中心—外围”的分化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居于权力结构中心的国家可能将获得全球治理中的“寡头垄断权”。在国际政治发展中,不平等不仅来自政治、经济或文化的实力,更来自科学技术的支配性权力,技术上的“高人一等”是最不容易被超越的优势,因而是更稳固的权力来源,也最受霸权国的重视。人工智能时代,科技霸权将进一步激发西方世界的优越感,其构建“以西为尊”的全球文明与价值秩序的企图将更为强烈,这对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二) 加剧全球治理的“泛安全化”问题

安全始终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但学界对安全概念及适用范围的分歧与争议却是史无前例的。所谓“泛安全化”就是泛化安全概念及适用范围,这种滥用安全概念的行为实质上不承认安全议题有边界,追求的是“绝对”的安全状态。尽管过度安全化并不鲜见,但在人工智能影响下,全球治理“泛安全化”的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应用的当下,安全问题再一次实现“C位出道”,维护人类社会安全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核心议题。首先,发展安全的人工智能成为全球治理的前沿领域。2023年3月,世界著名的安全机构——生命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发布了一纸题为《暂停大型人工智能实验的公开信》(Pause Giant AI Experiments: An Open Letter)的请愿书,呼吁所有AI实验室立即暂停至少6个月的时间,不要训练比GPT-4更强大的AI系统。包括“人工智能教父”杰弗里·辛顿、特斯拉和X(原名为推特)CEO埃隆·马斯克、图灵奖得主约书亚·本希奥等人纷纷签字,表达支持和关切。人工智能引发的安全挑战和风险,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安全性的担忧。暂停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旨在技术层面来解决包括如何发展人工智能、如何使用人工智能,以及如何监管人工智能等问题,目的是发展安全、可信、可靠和可扩展的AI技术。其次,霸权国在安全泛化论域下追求自身“绝对安全”。在安全上,美国的目标是确保美国保持人工智能发展应用的领先地位和垄断收益,保持世界霸主地位,打压潜在大国的发展。“只许美国创新,不让别国进步”的科技霸权主义甚嚣尘上,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择手段地发动“科技冷战”、拉起“数字铁幕”,将人工智能发展应用上升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这种将技术政治化、泛安全化的错误行为,严重干扰全球发展和安全合作,对全球治理进程和各国人民福祉造成严重冲击,消极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再次,在人工智能时代,“安全碎片化”问题越发凸显,对监管的要求越来越高。一方面是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碎片化带来的算法多样化的挑战,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终端和产品的碎片化带来的攻防不对等挑战。这种“孤岛式”碎片化带来的安全隐患,对全球治理的负面影响是巨大且显而易见的,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规则、路径和效果都难以走出碎片化的状态。最后,当前人工智能还处于起步阶段,所探讨的都是潜在的问题,对其进行准确画像还很困难,但是从发展趋势看,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成为全球治理的现实问题,对全球治理能力形成考验。

(三) 加重全球治理的失灵危机

全球治理失灵即治理在全球层面失去效力,反映为各类全球性问题挑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全球治理赤字日益严重、世界秩序日益失调的状态。(2)秦亚青: 《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4—18页。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将进一步释放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积蓄的巨大能量,受益于此,人类社会得以将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全球治理领域,扩大全球治理供给,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治理效果自然增强,相反,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全球治理失灵的风险在上升。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要求更为充分的国际合作。在丛林法则下,自主性是国家生存的原则,因此全球合作不充分是“自然状态”。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空间依然难以开拓。一是政治博弈的介入加剧了全球战略分歧。面对新的时代背景,全球治理规则竞争成为争夺全球治理权的关键,这将在极大程度上加剧国际竞争并激化大国矛盾。当前,不同国家对人工智能显然有不同的战略利益解读,目标上的分歧正制造国际社会的分裂,破坏国际合作,成为阻碍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向纵深推进的最大挑战。二是大国领导力缺失将制约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今天的超级大国并没有将重心放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上,而是视人工智能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超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缺位消解了世界各国的努力,即便新兴大国就全球治理发挥新的领导力量,也只是在弥补大国退出造成的领导力缺口,并没有增加领导力总量,因此全球领导力赤字呈现整体上升的趋势。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适应性要求也更高。全球治理需要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新趋势,方能有效应对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但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适应性不足。一是全球治理体系未能体现权力的消长和分布变化。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权力发展趋势出现两大新变化,一方面,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重塑了全球权力结构格局,另一方面,权力不断从正式制度向非正式制度流散。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体现这些变化趋势,将会影响守成国与新兴大国的互动,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的制约因素。二是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现有治理方法和手段也存在失能的风险。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过治理体系和能力更新的速度,由于人工智能自身算法不可控,以及应用场景和领域不通用,因而技术监管的难度极高。今天,各种习俗、惯例、文化和价值理念等非正式制度对全球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大,(3)薛安伟、张道根: 《全球治理的主要趋势、诱因及其改革》,《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1期,第94—107页。但全球治理还没有适应这一变化,治理手段的创新不足,治理能力的迭代优化也远未实现。总之,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治理的面貌,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做出适应性改革变得更加迫切。

二、 人工智能背景下全球治理的转型趋势

虽然当前学术界对全球治理仍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一般认为,全球治理是指多元化、多层次的治理主体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秩序,增进彼此利益、促进共同发展。全球治理至少应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手段”三个核心要素也已是基本共识。面对人工智能革命性冲击,全球治理面临着智能化转型,未来全球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模式等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一) 全球治理主体的权力结构发生深刻转型

全球治理格局以国际权力格局为基础,主体权力分布消长变化是全球治理转型的动因和主要内容。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可分为主权国家行为体和非主权国家行为体两类,各主体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一般来说,主权国家行为体全球治理权高于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发达国家高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工智能会加速全球化进程并加剧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性,全球治理主体权力结构将出现新的分布。从主权国家主体来看,在智能时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所占的全球份额逐年增长,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从非主权国家行为体来看,一是非国家行为体的数量愈来愈多,二是领域专业化趋势明显,三是能力和影响力更强,成为全球治理主体结构中的最大变量。

第一,主权国家的权力消长与互动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国家实力对比变化会引起国家间权力再分配,而权力转移是全球治理格局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在人工智能影响下,权力转移进程将加速。一方面,中国有望保持对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据普华永道的测算,由于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和应用,中国有望成为人工智能的最大受益国之一,总获益相当于7万亿美元,占据全球增长比例的44.3%(见表1)。(4)Pricewaterhouse Coopers,Sizing the Prize,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analytics/assets/pwc-ai-analysis-sizing-the-prize-report.pdf, April 19, 2023.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将会助推发展中国家经济适度发展。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认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受益并不均衡,领先的人工智能国家可以额外获得20%至25%的净经济效益,而发展中国家能获得约5%至15%的经济效益,实现自身积累。(5)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Notes from the AI Frontier: Modeling the Impact of AI on the World Economy,” September 4, 2018,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artificial-intelligence/notes-from-the-AI-frontier-modeling-the-impact-of-ai-on-the-world-economy, April 26, 2023.随着总体实力的不断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已成长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的重要力量,全球治理主体结构出现历史性变化。

表1 2030年人工智能对全球GDP的影响(按地区划分)

第二,以科技巨头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治理权在快速增长。在人工智能时代,参与全球治理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人工智能行业的领军企业等非主权国家行为体的权力有所扩大,尤其是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高科技跨国公司是新科技革命最主要的载体,对科技发展起着其他组织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技术、资金、市场三大方面都有优势的跨国公司便有着超级权力。(6)蔡翠红: 《高科技跨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探究》,《人民论坛》2019年第34期,第34—37页。在人工智能深度影响下,这些企业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将大增。一方面,高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发展布局、技术创新、推动完善国际规则和标准等方面有很大的话语权,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的知识权威;另一方面,它们还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撑和科技服务,是全球治理智能解决方案的技术提供者。虽然全球治理的核心机制仍由主权国家来主导,但仅靠各国政府已很难圆满解决人工智能时代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未来,以人工智能巨头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跨国协调角色,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全球治理的成效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治理各类主体的充分合作。

(二) 全球治理对象从“确定性风险”走向“不确定性风险”

不确定性是当前国际政治的特征之一,也是全球治理发展的主要表征。(7)一般认为,不确定性是指事先不能准确知道某个事件或行为的结果,表示未来发展的可变性和偶然性。国际问题研究语境下的不确定性通常是指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的那些难以确切认知或不可有效预测、没有规律和必然性可循的现象、状态、结果和趋势。参见吴志成: 《保持战略定力应对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变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年第10期,第41—45页。全球治理不确定性的出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是加剧全球治理不确定性的重要诱因和加速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特征的新风险正在深层次上推高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出乎意料”的新挑战层出不穷,“黑天鹅”事件逐渐成为新常态,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影响下,全球治理的传统风险也不断聚集联动,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可以说,人工智能时代是全球治理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的时代。

一是人工智能发展应用中存在较大的技术风险。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尚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也普遍被称为第二代人工智能阶段),存在不可解释,不可预测,以及鲁棒性差等问题,这会导致部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后果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本身具有不安全性,且很难被预先发现或者觉察,改变其算法模型中的任意一个权重、结点或层数,可能都会对整个模型的表现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人工智能算法的不安全性,导致人工智能在实际使用中处于不可控状态,由于数据几乎不可避免会混入误差,导致计算结果病态化,在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而缺少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计算结果和实际情况会出现很大偏差,所以人工智能的行为决策也往往不可靠。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系统的非鲁棒性使其易受攻击。如果有人恶意利用智能系统鲁棒性差的缺陷来对算法进行攻击,就将导致基于该算法的人工智能系统失效,甚至可以做出诸如“深度造假”等一系列破坏行为。与传统的公共安全(例如核技术)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不同,人工智能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依托,无需昂贵的基础设施就能造成安全威胁。以较小的技术难度就能造成较大的安全风险,这是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严峻现实。人工智能之于人类社会还是个新生事物,人们对它的发展规律和特征的认知还不甚明确,但深度学习算法的不透明、不可控以及不可靠等弊端带来全球治理议题的不确定性,无疑将增加未来全球治理的难度。

二是人工智能可能会深刻改变全球性问题的表现形式并加大其复杂程度,进而增加全球不稳定因素,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应势增加。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下,全球发展存在诸多结构性矛盾,人工智能发展应用的负外部性将从多个方面加深这些现有矛盾,增加了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首先,大国博弈会因人工智能而加剧,导致冷战思维沉渣泛起。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视人工智能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力图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先机,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导权。例如,美国为维护本国的战略利益和垄断利润,从政府层面出台各种技术封锁、胁迫、制裁等措施以限制和打压中国科技的发展,便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心态,不利于大国关系的稳定,也不利于全球的安宁与发展。其次,人工智能会进一步导致保护主义抬头。在人工智能时代,逆全球化思潮上扬的势头有增无减,世界不确定性大增。当前西方国家普遍将人工智能发展与国家安全利益挂钩,因此其推行保护主义的政治动机更强、保护主义的手段更多,措施也更坚决,既防止外国相关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又防止本国高技术产品对外出口,既有经济手段更有行政手段。最后,数字鸿沟会扩大,导致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具有资金和技术积累方面的优势,可快速利用人工智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并利用技术赋能来吸引传统制造业回流,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原因,难以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相关产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使得南北矛盾加剧,全球不稳定因素增加,全球治理面临巨大风险。

(三) 全球治理模式加速向敏捷治理转型

人工智能时代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在增长,加深了全球治理有效性不足的矛盾,对现有全球治理模式造成巨大挑战。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快速更新迭代的特征,且技术本身已经超越传统治理模式的覆盖范畴,这就使得既有的全球治理模式“招架无力”。适应治理客体的时代性变化,提升治理适应性和灵活性应成为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方向,敏捷治理为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新的选择。(8)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将敏捷治理定义为:“适应性强、以人为本、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决策,政策制定也不再局限于政府,而是越来越多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努力。”参见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发布的白皮书: World Economic Forum, Agile Governance Reimagining Policy-making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January, 2018,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Agile_Governance_Reimagining_Policy-making_4IR_report.pdf, October 18, 2023.

本文认为敏捷治理是基于智能技术新特征而对传统全球治理模式进行的改良,这是一种以加强多元主体合作、完善顶层设计、实现关口前移为主要内容,允许政策快速迭代以适应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的新型治理模式。敏捷治理的治理理念更先进,治理机制得到了完善、治理目标实现了提升,有能力在更加不确定的情境下处理纷繁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当前,敏捷治理仍是一种摸索阶段的治理模式,但其基本框架已经清晰。

一是重视多元合作,强调社会共治。敏捷治理追求构建多层次的治理体系,包括政府部门、头部企业、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用户群体等多元主体参与,显然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要比单一维度的治理模式更能适应前沿科技所具有的快速发展迭代、日益复杂化等特征。(9)范旭、刘伟: 《“敏捷治理”: 重塑前沿科技领域治理体系》,《国家治理》2020年第35期,第28—31页。在敏捷治理模式下,头部企业要主动承担主体责任,通过建立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等形式加强内部审查,并且针对法律法规的出台加强与政府乃至学界的交流。(10)《薛澜教授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治理论坛: 人工智能迈向敏捷治理,需建立政府企业间互信》,2022年9月2日,http://aiig.tsinghua.edu.cn/info/1296/1637.htm,2023年10月18日。敏捷治理的多元参与强调整体协同治理,有利于调动多主体的治理积极性,有利于提升治理水平,但需要指出的是,各主体在多元合作的敏捷治理框架内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仍要强调政府的引导作用。适合企业做的部分,政府要尽快放权交给市场,在需要政府主导的领域,政府要加强宏观把控的能力,因此,传统治理模式向敏捷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是建立政府和市场的新型合作关系。

二是加强顶层设计,填补治理盲区。为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复杂性挑战,要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人工智能对全球治理的影响是个“新生事物”,没有可以参照的经验,可以说是盲区。顶层设计的优先等级应该从人工智能治理逐渐扩展到受人工智能影响的其他全球治理领域。人工智能治理的原则框架是从零开始的,一方面要在广泛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提出,另一方面要全面回应人工智能治理的关切,同时也应该快速反应、及时发布章程,以免规章制度滞后。自2017年以来,美国、中国、英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已陆续发布人工智能发展原则和治理准则,随着实践的推进,全球范围内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准则和战略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各国和地区不再仅局限于制定宏观层面的指导战略,而是日益细化至各个具体层面。近年来,美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头雁,为了确保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出台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立法和规章显著增加。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规则既要全面、精准、专业,又要快速反应及时发布,这对顶层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实现对治理目标的趋近,必须加强政策的前瞻性,要允许规则试错并允许规则快速迭代。这是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规则顶层设计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三是加强源头治理,治理关口前移。提高危机事件早发现能力是有效治理危机源头的关键所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模式将发生较大转变即由事后治理向事先预警转变。(11)沈本秋: 《大数据与全球治理模式的创新、挑战以及出路》,《国际观察》2016年第3期,第15—27页。传统全球治理在方式上采取事中事后监管并重、以事后监管为主的路子,很难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等困境,而治理前置就是变事中事后监管为源头治理。由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化特征造成了风险预见和管理上的困难,治理前置和源头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灾难性风险的情况下,事后监管措施变得无效;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发展具有隐蔽性和分散性、人工智能应用后果具有不可预知性,又让事中监管变得难乎其难。(12)马修U.谢勒: 《监管人工智能系统: 风险、挑战、能力和策略》,曹建峰、李金磊译,《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7年第3期,第45—71页。治理前置需要让包括治理对象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实时监管中来,实现专业化、全天候、全场景的监控,并完善预案体系,为快速发展中的任何变化做好持续准备。源头治理和事前监管是治理的一种手段,既强调“治理重在源头”,但也不轻视“末端治理”,而是要摸清治理全流程各环节的关系联结,确保全球风险得到良好的解决。虽然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刚刚起步,人们对敏捷治理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但与传统治理模式相比,敏捷治理模式能以更强的灵敏度和适应性来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类全球风险挑战,其作为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新模式的趋势日渐明朗。

三、 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应对

作为颠覆性技术形态,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加强全球治理以妥善应对人工智能的影响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我们可以根据已有认知,摸索人工智能背景下全球治理的应对之道。中国既是全球性大国也是人工智能发展大国,如何在未来全球治理进程中更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值得期待。

(一)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新规则的竞争,增强规则制定的国际话语权

规则制度改革是全球治理转型的核心内容,西方国家一直以国际规则为手段主导全球治理进程。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国能否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首要条件是其能否在制定全球治理的新规则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若只是一味地接受游戏规则,则只能扮演全球治理的边缘角色,无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主动作用,并通过更加合理的规则去约束他国。(13)庞中英、王瑞平: 《全球治理: 中国的战略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第57—68页。作为新兴发展大国,被动参与全球治理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也不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利益,中国要抓住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规则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在全球治理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当前,国际新规则制定的竞争已经升级,中国可以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则来凝聚新的“北京共识”(14)“北京共识”的概念最早是美国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概括,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效仿的成功榜样。本文借用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全球治理规则的全球适应性。,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战。本文初步将中国倡导的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核心主张概括为三方面原则,即安全原则、福祉原则和共享原则。

安全原则是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该原则最先运用于机器人学,指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不得危害人类,在全球治理视域下,人工智能对安全的影响非常广泛,既包括人工智能技术自身的安全隐患,也包括人工智能诱发的全球经济、社会、国防、国际政治等多方面安全问题,安全原则的应用也逐渐覆盖人工智能影响下的全球治理全过程。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之于全球治理是一个全新的且难以妥善解决的安全挑战,不论是克服人工智能算法本身的不安全性还是加强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治理都将是长期任务。福祉原则即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服务并促进人类共同福祉和利益。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除了能增加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外,还能不能解决其他重大全球性问题,以提升人类整体福祉?例如帮助人类走出经济发展困境,以及利用“人工智能+”助力全球气候治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等全球治理。以福祉原则来指导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强调的是要建设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共享原则是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全球治理成果应该由全人类共享。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将带来可观的全球财富增长,但是财富在国家间的分配将更加不平衡,人工智能技术采用率高的国家受益多,反之则受益少,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拉大国家间经济总量和质量的差距。共享原则表明,只有不断提升边缘群体的适应性,消解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性,才能真正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全人类。

作为世界上人工智能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推动构建科学合理的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规则体系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探索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则,能够为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提供重要借鉴。

(二) 以丰富的中国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实践,助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

全球治理的开展离不开充分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有效性不足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赤字居高不下,而全球治理赤字的实质则在于全球治理供需结构的不平衡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随着新型公共产品的不断涌现,中国已经从全球公共产品消费大国转向了供给大国。(15)曹德军: 《中国外交转型与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5期,第33—35页。面对人工智能时代更加不确定的全球治理形势,国际社会势必要筹集更多优质的全球公共产品,以妥善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作为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大国,中国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源、案例、理念和规范等全球公共产品,助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

第一,坚持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相互促进,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促共建是由国内问题国际化和国际问题国内化双向运行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16)方世南: 《大变局下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2021年第Z1期,第24—27页。在人工智能时代,各类全球性问题交织互嵌趋势更加明显,全球有效治理越来越有赖于各国内政的协调。未来全球治理对象将向纵深调整,这就意味着全球治理深入到各国内部,对各国内政进行调整,以解决大量的跨国性、全球性问题。(17)蔡拓: 《全球治理的反思与展望》,《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108—113页。应对好内部挑战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关键。中国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国家治理是通过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不断增强国家治理主体的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18)许勇、黄福寿: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治理: 定位、逻辑与实践》,《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4卷第3期,第60—66页。一方面,中国人工智能治理的效果直接关乎全球治理的效果,就人工智能技术治理而言,要减少负外部性、提升正外部性,至少不出现风险外溢,同时要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背景下推进全球治理的新方案。另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头雁效应”巩固发展优势,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增强自身的全球治理能力。中国只有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全球治理的能力,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并发挥好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第二,不断丰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实践,展现全球治理的胜任力。中国在扩大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上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考虑不同议题领域对公共产品的差别性需求,量体裁衣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二是要在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基础上,充分挖掘私营部门贡献公共产品的巨大潜力,通过加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等方式,鼓励更多非政府主体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三是在扩大公共产品供给规模的同时,也要促进全球公共产品分配机制的优化。显然,扩大各类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关乎一国的经济科技实力,而分配问题则是事关利益如何实现的政治问题,如何优化公共产品分配是对中国参与引领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胜任力的最大考验。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要着眼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的目标,高质量供给理念制度类公共产品,为自己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长远制度性安排中赢得更加有利的地位和角色。人类社会发展到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性挑战已不再是以一国之力就能应对的,而是需要各国的通力合作,因此,在贡献全球公共产品问题上也要处理好能力与责任的平衡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硬实力仍需加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很突出,在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方面,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既尽力而为、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同时也要注意量力而行。

(三) 推动智能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改革,搭建全球治理新框架

对于不同议题领域的治理活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尚未发展出成熟的统筹协调机制。(19)刘宏松: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1卷第1期,第25—35页。在人工智能时代,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改革并搭建良好的新机制新框架,是推进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的重要举措。

一是积极推进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新要求。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脱胎于美国主导的霸权稳定体系。(20)何帆、冯维江、徐进: 《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19—39页。新形势下,一系列长期积累的矛盾和新出现的问题,放大了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不公正不合理性。全球治理体系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主要表现为西方大国处于全球治理的核心地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一方面,西方大国通过掌握全球治理权来维护和实现自身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霸权利益与主张,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却仍得不到有效保证甚至受到挤压。真正的多边主义要求所有受治理机制影响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协商过程。①因此,推进现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必须监督和防止发达国家“公器私用”,保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时代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改革方向是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营造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的制度环境。要推动改革重要全球治理组织决策层的产生机制,让发展中国家更广泛更有效地参与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决策机制中来,发挥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此外,还要加强现行国际治理机制的约束力和制度执行力建设,提升现行国际机制在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性问题时的能力和效率。

二是要建立新机制新框架,对现行国际机制进行有益补充和完善。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越来越有赖于高效的多边合作机制,加快构建全球治理新机制,实现对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有益补充,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一方面,要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新的有效沟通对话平台。新的对话平台以各国平等对话关系替换以往“中心-边缘”的支配关系,做到信息对称,充分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发展利益。新的对话平台必须是区别于传统领域的专业平台,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学界专家以及科技行业的领军人物提供深度对话与交流的渠道,探讨智能时代的全球性机遇与挑战,凝聚智能时代全球治理共识。另一方面,是要打造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新机制。根据智能时代全球治理新形势,构建针对性实效性更强的专门机构与机制,实现对现行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如法国、加拿大、德国、美国、日本等15国于2020年6月成立的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便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治理机制建设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未来可以设立类似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人工智能监管机构,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制定人工智能治理的规范性框架。中国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大国,在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合作中大有可为,为提升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国各界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治理相关议题和进程的早期参与,保持与全球的认知同步和建立共同的话语体系。(21)伊莱克利·伯利兹、鲁传颖、悟思·盖瑟等: 《人工智能,呼唤全球治理机制创新》,《人民日报》2018年4月19日,第23版。

结 语

虽然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还处在弱人工智能阶段,但其对全球治理的深刻影响已经展现,加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适应性改革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分析了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趋势,对中国应对做了初步探讨。受人工智能的影响,全球治理的不平等危机、“泛安全化”危机以及治理失灵危机都在升级,全球治理进程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治理的转型成为势所必然。为推动全球治理健康发展,维护好全人类的福祉,全球治理体系有必要尽快适应世界格局的历史性变化和全球性问题的新特征,实现由传统治理模式向敏捷治理模式的飞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人工智能发展大国,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为加强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改革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全球治理的内涵与形式也不断发生着历史性变化,未来,要做好人工智能发展新趋势和世界局势新变化的前瞻性研究,对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要有所准备,推动全球治理取得更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