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琵琶行》译者风格研究
——以许渊冲及宾纳英译本为例

秦满蓉 孙霞

(沈阳化工大学，辽宁 沈阳 110142)

清代著名诗人、诗歌批评家沈德潜有云:“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1]。”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诗学的集中体现”[2]。 白居易是创作数量、传播广度均居于首位的唐朝诗人，其中，现实主义长篇叙事诗《琵琶行》是其著名的作品之一。 诗中描绘了琵琶女高超的演奏技艺和她不幸的遭遇。 时至今日，《琵琶行》仍具有极高的时代与研究价值。 目前，《琵琶行》英译本引来大量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其中绝大部分学者聚焦一位译者的翻译美学探析，少数提及翻译传播与译者思想，但基于多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对比研究仍属凤毛麟角。 因此，文章将基于自建语料库，通过对比《琵琶行》威特·宾纳与许渊冲两种英译本，采取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从词汇、句子两个层面考察其翻译风格的异同，并探讨造成差异的原因，以期为未来的中国古代典籍翻译实践提供参考，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

一、 语料库翻译学及译者风格

语料库翻译学是建立在语料库语言学和描述翻译学的基础上的翻译学分支学科，运用语料库的研究方法，观察大量的翻译现象或事实，从而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并系统分析翻译过程和翻译本质。 语料库翻译研究始于20 世纪90 年代，Mona Baker 在论文“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启示与应用”(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中提出要用语料库方法研究翻译，其后建立了第一个翻译语料库(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标志着语料库翻译研究的诞生[3]。 近年来，语料库翻译学深化了对译者风格和翻译共性等问题的认识，同时也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探索语言变化、建设基于翻译语料库的多模态口译语料库等。其中，译者风格研究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胡开宝认为:“译者风格是指由于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而形成的稳定且区别于其他译者的翻译个性[4]。”因此，打破传统翻译风格研究模式，将语料库与译者风格研究结合，克服了一般传统研究的主观性与片面性，依据大量语料考察与数据统计的优势，增强了研究结果的效度与信度。

二、 研究方法

文章选取来自不同国家的译者的译本作为语料:《琵琶行》汉语原文本和许渊冲英译本、宾纳英译本，创建了两个平行语料库，从而将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进行关联，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并利用WordSmith 4.0、AntConc 4.0.3 等语料库分析软件分别从词汇、句子层面对语料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检索和分析。 词汇范畴涉及的参数指标为: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句子范畴涉及的参数指标为:句子数量、平均行长。

三、 研究过程与结果

(一)词汇范畴

1. 类符/形符比

在语料库翻译学中，文本的词汇丰富度一般通过类符/形符比表现，可以反映文本的词汇量和用词的变化性[5]。 形符是指语料库中的总词数，而类符是指不重复出现的词数。 词汇的丰富度随着类符/形符比(TTR)的增大而提高。 然而，随着文本篇幅的增长，类符数量变化较小，形符数量却不断增加。因此，使用标准类符/形符比(STTR)来衡量词汇丰富度。 由于《琵琶行》的形符数少于1000，故将本研究中的标准类符/形符比的固定值设为100。

如表1 所示，宾纳译本的STTR 为73.00，许渊冲译本为75.50，这说明许译本用词比宾纳译本变化性更大、更为丰富。 同时，许译本的形、类符数也低于宾纳译本，足见其没有通过增加字数来丰富译本，而是利用词的灵活性来达到这一目的；宾纳则尽可能地扩大文本长度，以降低译文的阅读难度。 宾纳译本的形符数比许译本多了近100 个形符，这表明宾纳译本对源语言有更多的解释，能够深刻地阐释语言内涵及意义，换言之，宾纳更加倾向于意译。 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 因此，通常情况下，汉语的英译文本要长于原文本，两位译者的译文形符数均体现了这一特点。

表1 两译本类符/形符比

2. 词汇密度

词汇密度是研究译者风格的另一重要指标，能够反映文本的阅读难度、所承载的信息量以及语料的句法显化程度。 Ure[6]和Stubbs[7]认为词汇密度可以通过统计实词形符数在总形符数中的比例得出。 因此，本研究借助AntConc4.0.3 对两英译本中实词总数及其所占比例进行统计。

Laviosa[8]的研究表明，英语源语语料库的词汇密度要高于英语译语语料库，源语、译语的词汇密度分别为54.95%，52.87%。 表2 数据结果显示，许译本的词汇密度要高于宾纳译本。 同时，宾纳译本的词汇密度低于Laviosa 得出的词汇密度值，这表明宾纳译本中功能词比例较高，即宾纳考虑到读者接受程度，通过增加功能词以简化译文，使译语容易被读者读懂。 许译本由于其词汇丰富性和变化性可能增加了阅读难度，但其文本信息承载量较大，对原文语义表达较为准确。 这也反映出，作为外国译者，宾纳对原文本的理解不如母语为汉语的本土译者。

表2 两译本词汇密度

(二)句子范畴

平均句长是句法层面的翻译语言特征之一，是总形符数除以句点标记(包括句号、问号和感叹号等)的个数得出的数据[9]。 由于文章研究对象为诗歌，因此笔者采用平均行长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句子层面数据统计

翻译实践中，原文本句子总数通常少于译文句子总数。 表3 显示，许译本句子总数为47，大于原文本句子总数，符合译文趋向显化的特点。 而宾纳译本句子总数小于原文本，这表明宾纳采用了改写策略，对译文进行省译。 平均行长可以反映诗歌语句的复杂程度，即平均行长越大，语料的复杂程度越高。 数据表明，宾纳译本的平均行长为10.45，许译本为9.73。 由此可见，宾纳译本的句子复杂程度更高，但同时也表明译者注重原文信息的表达与传递。从译者国别的角度来看，中国译者的译文平均行长小于西方译者的译文，说明后者句子复杂程度高于前者。 这是因为在英语语法形式的影响下，西方译者追求语法的完整性，以至于译文平均行长较大。

四、 原因分析

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与其翻译原则、个人身份等因素息息相关。 主观上，译者的主体性对译文的影响较大。 许渊冲认为:“我们要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音美，还要在传达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形美；努力做到三美齐备。[10]”在许渊冲看来，翻译是通过改写原文，从而发挥译者与目的语读者的交互主体性，使译文尽量带给目的语读者以原文的审美快感。 因此，许译本的STTR、词汇密度均高于宾纳，但平均行长却低于宾纳译本。 目的语文化与源语文化往往存在差异，为了避免目的语读者从其本身文化角度出发，对文本造成误读，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注意语言文化的相互传递。 因此，宾纳更多地关注目的语读者，多采用意译的策略。

客观上，译者个人身份影响译文。 作为西方译者，宾纳受英语语言、思维、文化的影响，译文句式较为复杂，缺少文化内涵。 但其也充分发挥了译入语优势，具体表现为恰当地使用简单词汇、英语语言的句法功能词等，提高译文的可读性。 许渊冲是中国本土译者，译文词汇密度大，阅读难度较高。 但却充分展现了中国诗歌的形式韵美与思想内涵，再现了源语文本的特色，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五、 结论

文章对《琵琶行》两个译本在词汇、句子两个层面的分析，探讨译者风格的迥异。 研究表明，许渊冲译本用词丰富灵活，句式结构多变；而宾纳译本用词简单，翻译风格略为固化(倾向于意译)。 两种译本都十分优秀，对中国诗歌的翻译与传播具有借鉴意义，并促进中国传统思想的传播，从而提升中国在世界精神文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