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研究热点与演变动态研究

2024-01-10 06:36冯银虎王正薛阳
乡村论丛 2023年6期
关键词:基层治理乡村振兴

冯银虎 王正 薛阳

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被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18-2022年中国知网CSSCI、CSCD和北大核心期刊收录的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基层治理研究命题相关样本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对研究作者、研究脉络和演进趋势等进行可视化呈现。结果表明,该领域相关研究机构主要是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为代表的中部地区高校;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乡村治理”“法治”“基层民主”等具体领域。进一步研究发现,乡村基层治理面临着党建“空转”、治理主体不明确、基础支撑不充分等问题。结合文献计量结果,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研究的路径主要包括民主技术与法治创新推动法治乡村建设、数字赋能促进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因地制宜积极推行乡村基层治理试点等。

关键词:乡村振兴 基层治理 热点分析 CiteSpace

*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22年度研究项目,“内蒙古以县域为载体提升县域城镇化质量路径研究”(编号:XC202212B02)。

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是夯實党执政基础、巩固基层政权的必然要求,也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以及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广大乡村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也面临着一些新困境,例如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人地钱”要素供需失衡问题等,乡村基层治理的任务十分繁重。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不断推广和应用,如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和物联网等,传统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及治理现代化迎来新的机遇。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题中应有之义,抓基层治理不是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另搞一套,而是要搞好结合、相互促进、同步推进。要全面构建“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相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要夯实基层治理这个根基,这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能否更好、更顺利地实施。所以,必须要立足于当地民情,将基层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有效的治理方式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治理体系研究备受学术界关注,呈快速发展的态势,尤其是2018年以来,国内领域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研究相关论文增长明显,极大地推动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学术建构和深层次机理探讨。

本文采用信息可视化的方法和手段,运用CiteSpace软件将基层治理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生成我国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基层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更加全面、直观地呈现“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基层治理”相关研究概况,以期对该领域当下关键问题突破与未来理论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CiteSpace软件是由陈美超教授团队研发的一款应用Java语言的信息可视化软件,可以利用此软件对文献数据样本进行知识图谱绘制及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呈现研究主题的研究热点、研究现状和未来研究趋势,本文使用的CiteSpace软件版本为6.1.R6(64-bit),设置时间节点切片为一年,节点类型分别设置为关键词、作者和研究机构,其他参数为默认状态,可以得出本研究主题的一系列知识图谱。

(二)数据来源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更加可靠,本文选取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CSSCI、CSCD以及北大核心期刊收录的文章作为样本数据,检索时使用高级检索,主题分别输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检索时间范围起始年份为2018年1月1日,结束年份为2022年12月30日,检索日期为2022年12月31日,检索出相关期刊文章共428篇。对这些期刊文献进行挑选,删除新闻报道以及会议通知等无关的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317篇,将这些有效文献以Refworks的格式导出作为样本数据。

二、乡村振兴下基层治理的知识图谱分析

(一)发文量分析

发文量可使阅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特定年份的发表文章数量,高水平文章的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国内学术界对于某一研究命题的热度。图1是2018-2022年期间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研究主题的发文情况。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情况的统计分析,得出近五年来整体的发文数量的变化趋势。相关发文数量由2018年的21篇增长至2022年的110篇,且逐年稳步增长。从可能的原因看,一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推进为国内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方向;二是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实施和推行中,新的研究热点不断涌现,客观上需要理论工作者进行解释分析。可见,目前及今后较长时期,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研究都将是学术研究的热点。

(二)研究作者分析

在作者共现知识图谱中,节点大小表示作者在该研究领域的贡献度,也就是发表文章的多少,各个作者之间的连线表示合作的联系程度。将筛选过的样本文献导入CiteSpace软件中,形成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的作者共现知识图谱。结果表明,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方面各个作者的连线即联系程度不强,本领域高质量发文依旧存在很大空间。对作者发文量分析,结果显示,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领域作者共有134位,其中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作者有3位,发文量在2篇及以上的作者共有15位,仅有1篇发文的作者有119位。具体如表1所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分别是武汉大学的桂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何得桂和杭州师范大学的卢福营。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研究相关文献分布相对较广,全国各地的学术作者都有分布,基层治理方面逐渐衍生出很多新的研究方向。例如,公共资源与基层治理、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等。

(三)研究机构分析

通过对于本领域内研究机构的分析,可以比较全面地把握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研究的机构贡献程度和发展现状。利用CiteSpace软件运行节点类型选择研究机构,获得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研究机构共现图谱。由上述知识图谱可以进一步得到具体发文量情况,结果如表2所示。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研究主要涉及135个研究机构,且发文单位主要集中于高等院校。分析其各自数量,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发文数量为17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发文数量为6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发文数量为5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3个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为3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8个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均为2篇。从数量来分析,可以发现该领域的发文状况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高校,因为自身的政策优势,可以对该领域的热点问题尽早开展研究。二是研究机构之间联系不够紧密,是该领域研究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应积极创造主要发文单位间的良好交流合作。

三、研究熱点分析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利用CiteSpace软件的关键词共现功能可以清楚直观地观察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状况。在界面运行时节点类型选择“keywords”,时间切片选择“1”,运行可以得到如图2所示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中节点大小表示该关键词即研究热点出现的词频高低,节点年轮的颜色及厚度则表示关键词出现的时间段和关键词在该时间段内出现的频次,连线数量以及粗细程度表示各个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程度强弱。该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共生成关键词节点(N)230个,连线(E)415条,紧密度(density)为0.0158。图2中可以清楚看到主题关键词为乡村振兴,其余关键词有:基层治理、乡村治理、基层党建、新时代、党建引领、村民自治、脱贫攻坚、精准扶贫。这些关键词一定程度代表了该领域近五年来主要的研究热点。

通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进一步分析,对词频与中介中心性进行排名,中介中心性用来衡量该领域内某一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的联系程度强弱。统计数据如表3所示,得到此领域高频关键词,词频在10次及以上的关键词有“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乡村治理”“基层党建”“新时代”“党建引领”“村民自治”。关键词中介中心性以乡村振兴(0.94)、乡村治理(0.89)、基层治理(0.47)、新时代(0.46)、村民自治(0.31)、脱贫攻坚(0.15)、党建引领(0.11)等为主,通常意义上讲,中介中心性大于等于0.1,说明这些关键词中心性较强,之间的联系程度较为紧密。表3中所示的关键词也进一步说明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基层治理研究是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形成的,也需要更多行之有效的治理手段和方式。

(二)关键词聚类共现图谱分析

为了更为直观地了解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在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基础上,使用CiteSpace的聚类分析功能,采用LogLikelihood-Ratio为算法,对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研究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由此生成关键词聚类共现图谱。如图3所示,得到10余组有关于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研究的聚类标签,其中每个聚类编号的编码越小,说明聚类内包含的关键词更多,在该领域研究中有更重要的地位。这些聚类关键词代表有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乡村治理、基层民主、法治、乡贤、党建引领、空转、文化治理、村民自治等。根据各聚类子簇的内在联系和侧重点,可以将10个聚类分为六类,第一类是关于研究主题的聚类簇,主要包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和乡村治理;第二类是关于基层党组织的聚类簇,主要包含党建引领、空转等关键词;第三类是关于乡村自治的聚类簇,主要包含村民自治、基层民主;第四类是关于乡村法治的聚类簇,主要包含法治、乡村精英;第五类是关于乡村德治的聚类簇,主要包含乡贤、文化治理;第六类是关于研究背景的聚类簇,主要包含新时代、城镇化。

类Ⅰ 乡村振兴战略带动基层治理研究

关于研究主题的聚类簇包括聚类#0、聚类#1、聚类#2,其中包含的关键词主要有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乡村治理和脱贫攻坚。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同样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重点是落实到每个村庄的实际运行中去,更偏向于社会治理。从整体时间线来看,自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基层治理的相关问题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乡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社会治理的重心持续向基层下移,乡村基层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蒋国河和刘莉(2022)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全方位、全领域的衔接,乡村治理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讨论的基层治理问题。贫困治理涉及国家与农民之间围绕脱贫攻坚建构起来的系统性基层治理事务,当然也属于乡村治理范围。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引领之下,学者们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探索,龚维斌(2022)认为,两年多的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定姿态,乡村发展也持续向好,表明乡村基层治理成效总体较好,通过疫情大考同样也提升了我国基层的治理能力。李燕凌和高猛(2022)在文中提及农村基层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因此,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努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好愿景。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乡村振兴的引领下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是完善基层治理结构、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关键举措。

类Ⅱ 基层党组织

关于基层党组织的聚类簇包括聚类#7、聚类#8,包含的关键词有党建引领、空转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展开工作和提高凝聚力的重要基础,对于我国基层治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样农村基层党组织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行的引导主体,肩负着国家政策落实、政治方向引领、地方资源对接及深化等众多职责。新时代以来,基层党组织体制建设逐渐完善和健全,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党建工作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中心工作,也是乡村治理中耦合乡村多元治理力量、促进乡村善治的重要引领。国内学术界众多专家学者们也关注党建工作,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党建工作的理论基础、体制建设和实施路径等方面。例如,田毅鹏与苗延义(2020)认为党建参与乡村治理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体建设和强化公共性建设,有利于构建基层多元共治的格局。刘双和余智勍(2023)在文中提及应当将农村基层党组织与乡村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明确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基层党建的引领对于乡村治理有正向促进的作用,反过来讲,在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落实的过程中,党建工作的引领力也得以不断深入人心,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刘伟和王柏秀(2023)认为,在不断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应重构党组织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联系,构建党社共同体,构建二者相互促进的共同体。

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工作过程中,一些地区“空转”状态的出现需要引起重视。赵秀玲(2019)在文中提到乡村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空转”现象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农村政治治理的“空转”,主要表现为用形式主义对待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规定;二是治理方式的“空转”,主要表现为农村基层投机取巧应对上级交代的各项任务;三是治理思维的“空转”,表现为许多乡村干部的惯性依赖和懈怠情绪。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工作思路,在近几年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在新形势下出现的基层党组织“空转”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例如,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为解决基层党组织空转问题,树立“抓党建、兴产业、强治理、促发展”的基层工作导向,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组织谋划作用,为基层工作增添了新的动力。正宁县近几年持续开展党建强基础补短板的一系列行动,以村为单位督促各级党组织对上一年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落实,并对2023年基层党建的任务工作同时安排到点。分类持续抓促,建好、管好、用好各级党组织党员活动室,对各领域党支部软弱涣散的实际情况进行摸排,将日常整改提升行动纳入日常工作。全县范围内展开“党员示范户”命名挂牌行动,充分激励党员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将党建引领落到工作实处,促成了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建设。

类Ⅲ 乡村自治

关于乡村自治的聚类簇包括聚类#3、聚类#4,包含的关键词有村民自治、基层民主等。乡村振兴中基层治理的实施需要充分考虑到当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乡村自治要求发挥全部村民的积极性,激发基层参与治理的内部活力,最终增强全体村民的参与感和幸福感。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国内学术界认为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逐步实现了乡村社会结构和话语体系的重塑,乡村自治因此面临一系列变革和创新。在乡村自治中村民逐渐变为“数字自我”,并在提升鄉村自治主体治理能力、精准定位治理内容、实施有效治理手段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传统乡村治理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由此数字赋能乡村自治已逐渐成为乡村振兴新的重要着力点。

国内专家们对于乡村自治的研究有着更深入的探讨。例如,严飞(2020)通过对乡村自治的功能及作用进行分析,得出乡村自治的重要性:一是乡村自治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主动性,二是乡村自治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条件,三是能够缓解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四是各地的基层治理能够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此外,乡村自治需要协商民主的参与,将协商民主纳入到基层自治治理体系中,最大化地认可乡村自治的合法性和调动群众的积极参与。任路认为,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包含的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着重关注的是村民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协调,最终达到真正的村民自治。乡村自治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农民创造更好生活的必然选择,是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可以这样说,乡村自治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组织力量和保障。苑体强(2017)提及,当前乡村自治在治国理政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已经得到了各级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建设好维护好乡村自治这一重要渠道,能够实现基层治理和村民自治的更好衔接。

类Ⅳ 乡村法治

关于乡村法治的聚类簇包括聚类#5,包含的关键词有法治、法治乡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法治建设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促进乡村法治建设进步的重要推动力,而乡村法治建设反过来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现实基础。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行过程中,法治乡村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同时也面临一些困境。因此,如何用法治手段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更好地实施,从法治角度关注乡村振兴,已成为国内学术界重要的研究课题。王东(2020)提及,乡村法治建设中面临以下困境:一是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无法真正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主体性作用;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法治化建构机制不够完善,治理主体亟待区分清楚,同时权力的行使存在不规范性;三是农村法律运行不够通畅,法律的权威性受民风习俗的影响没有完全树立,法律难以成为社会的行为规范。胡胜(2018)认为需要将法治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要想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乡村治理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逐步健全农村法治建设的长效机制,提高农村法律意识,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

类Ⅴ 乡村德治

关于乡村德治的聚类簇主要有聚类#6、聚类#9,包含的关键词有乡贤、文化治理。乡村政治模式发展至今,政府与群众之间不信任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赵军义和李少惠(2019)认为乡村文化治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如公共文化服务不到位、基层组织服务低效、当地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村民文化生活过于单调等。治理有效是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内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善治前提和重要基础。新乡贤作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其作用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乡贤和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乡村的发展、治理、稳定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解决当前乡村治理中出现的问题时,新乡贤以及新乡贤文化能够更好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吕霞和冀满红(2019)认为乡贤一般指对于乡里公共事业有一定贡献和品德高尚、得到人民群众高度认可的这类人。所以乡贤对于乡村社会的感情能够感同身受,能够理解村民的实际需要,了解乡村发展的机会和劣势,并且基于自身文化知识的培养,他们愿意并且有能力在政府和村民之间搭建更好的交流平台,树立良好的中介形象,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姜官颖和郭文永(2016)认为乡贤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乡贤文化根植于农村,包含着许多优秀文化基因,而新乡贤文化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建设的守望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农村的重要引领者和实施者。近年来,乡贤文化的再造率先体现在我国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江苏等,各地在不断探究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值得借鉴的实践经验。广东岭南地区利用当地浓厚的文化底蕴,成立“乡贤咨询委员会”,将原族群内凝聚力和互助意识较强的理念深入人心,在解决邻里和家族问题中作用日益显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成立的乡贤研究会经过发展,如今已经促成区乡贤研究会、乡镇乡贤参事会、村级乡贤参事会的三级联动,进一步奠定了乡村基层治理工作格局,乡贤参与化解各类矛盾纠纷4100余起,调解成功率高达98%。该模式被《光明日报》誉为“上虞经验”。可见,通过新乡贤的回归和积极参与,能够引导当地村民转变思想,整合村内外的有效资源,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提升村民的组织化程度,真正为其解决问题,形成文化相连、利益相关的公共价值群体,充分发挥新乡贤及新乡贤文化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类Ⅵ 研究背景

关于研究背景的聚类簇主要有聚类#3,聚类#1,包含的关键词有新时代、回归、城镇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城镇和乡村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城镇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繁荣的支撑,乡村的振兴也离不开城镇的有力辐射和带动。新时代以来,我國城镇化快速推进,发展的质量日趋提高,城市带动乡村的能力也在逐步增强,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振兴的推行与实施。应充分认识到城镇化发展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把乡村实现现代化纳入到城市化的总体框架中,乡村振兴是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进行的过程中实现的。乡村振兴离不开城镇化发展的引领,乡村振兴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村庄重组、农民城市化等现象。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让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充分发挥城乡各种资源互补和彼此支撑的作用。

四、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基层治理研究知识图谱分析,我国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基层治理研究发文量从2018年起开始呈现井喷式增长的态势。这一领域的研究机构主要是以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为主的中部地区的高校,但是没有形成相关的系统性研究机构群体。本领域研究热点伴随时代阶段的变化更新迭代,与社会发展的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乡村治理”“法治”“基层民主”“党建引领”等领域。依据本研究工具可以比较清楚直观地呈现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研究的状况,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一定的借鉴价值,但在前期筛选文献等环节不可避免地会注入一定程度的主观因素,可能会造成一部分有价值的文献被排除在外,无法充分覆盖所有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在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更多的学者进行进一步深入探究。

通过对2018-2022年样本文献关键词聚类分析、发展进程探索以及热点演变的相关分析,笔者认为,未来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治理研究的路径选择主要有民主技术与法治创新推动法治乡村建设,数字赋能促进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因地制宜积极推行乡村基层治理试点县建设等三个方面。

(一)民主技术与法治创新推动法治乡村建设

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直接关系到我国基层政权的稳定与否,需要不断推进法治创新。一是持续开展科学民主的立法工作,夯实制度依据。以《乡村振兴促进法》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基层立法,明确乡村基层主体的角色定位和权责范围。各级职能部门应切实担负起职责使命,加强统筹协调,打造服务型政府,充分体现对于基层自治组织的维护、保障和监督,限制政府对于基层治理的直接干预。二是通过技术创新赋予乡村治理更多的治理能量,提高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效率。将民主与法治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刚性建设层面来推动民主法治建设,如积极畅通并拓宽民意表达渠道,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通过软性建设层面的意识形态宣传使得民主法治价值观深入民心,积极营造尊重人民群众、尊重法律的良好社会氛围。三是积极打造本地法治文化品牌。各地应因地制宜,坚持将法治文化与民族文化、非遗文化等地方独有的文化深度融合,用文化力量提高法治素养,推动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二)数字赋能促进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相关技术的普及应用,其在推动乡村治理自主化、现代化、细致化的优势逐渐显现。数字乡村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方向,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如经济、生态、文化和民生等。促进乡村数字治理水平提升,需要从以下三方面持续推进:一是树立数智治理的治理理念,培养农民的数字素养。在乡村持续推进数智化教育,利用多种信息媒介和学习平台,加强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于数智化的认识,从源头提升村民的数字素养。二是不断丰富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打破各个部门之间的数字壁垒,借助数字技术将部门权责具体化。同时针对不同的乡村,采取因地制宜的赋能方式。例如,城郊融合类村庄要加强智慧养老、智慧医疗等场景的应用,加强城乡之间的交流沟通;特色保护村庄要加强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赋能,利用数字技术打造全景式文化体验,推动文旅产业融合。三是积极开展数字乡村评价体系研究。制定相对全面的数字乡村评价体系,通过实证评估识别数字乡村治理中的短板和不足,推动指标体系更加健全、科学化。

(三)因地制宜积极推行乡村基层治理试点县建设

总结典型村庄治理和实践经验。在政策引领下适度推行乡村治理试点村庄,鼓励在试点区域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现代化治理乡村样板。同时利用好互联网技术,加快乡村治理试点的推广,宣传乡村治理的各种典型示范村,营造良好的乡村治理舆论氛围。各地政府应充分吸取东中西部地区典型案例的经验,循序渐进找到适合自己的乡村基层治理模式,为全国乡村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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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内蒙古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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