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的实践进展、关键问题与推进策略*

陶成煦 完颜邓邓 李佳雯

（1.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2.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0 引言

城乡一体化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城乡完全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城乡之间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过程[1]。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指出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2011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3]首次将“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列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十三五”期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基本建成了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过，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我国城乡之间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仍存在显著差距。城乡居民，尤其是乡村居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仍任重道远。2021年，《“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列为主要任务之首。如今，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已成为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①城乡、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制度研究。曾文[4]对我国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公共文化政策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提出了政策改进方向。周萍等[5]基于《长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分析了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的核心内容。②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实践进展研究。李桃等[6]分析了民族地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的客观依据，并据此提出了建设对策与建议。现有研究对城乡、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作了积极探索，但较少关注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为此，文章从我国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的实践进展出发，利用网络调查法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同时，对首批入选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苏州市进行实地调研，明确我国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期加速我国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进程，提高建设水平。

1 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的实践进展

1.1 政策导向日益明确

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来明确建设的总体方向与重点任务，并获得持续、稳定的助推力。“十三五”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初见成效，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全面推进。但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发展仍然是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以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仅对城乡一体化略有提及，并未对一体化建设内容作全面、具体的要求。进入“十四五”时期，党和政府深刻认识到解决当前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突出矛盾需要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放置到较高的战略高度。2021年，“加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成为《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7]中的总体要求。同年，《“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8]不仅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确立为“十四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还从“深入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机制”“以文化繁荣助力乡村振兴”“创新培育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这四个方面明确了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的主要任务。地方政府也紧跟国家战略要求，相继制定并出台了“十四五”时期的有关规划，如《河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四川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江苏省“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等。其中，有关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的内容比重较之以往的政策文件有了明显提高。如此看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对于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的政策导向已日益明确。

1.2 设施网络逐步建立

公共文化设施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重要依托。健全的服务设施网络则是实现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的关键。“十三五”期间，我国各地均在加快推进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设进程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从主要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来看，2020年，全国有公共图书馆3 212个，文化馆（站）43 687个，省级、地市级文化馆390 个，县市级文化馆2 931个，乡镇（街道）文化站40 366个，博物馆5 452个，艺术表演场馆2 770个[9]。同时，全国各地在广大农村、社区建设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目前数量已超过57 万个，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其中，江苏省率先建成“省有四馆、市有三馆、县有两馆、乡有一站、村有一室”的五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提前实现了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基本形成了城市社区“15 分钟文化圈”、乡村“十里文化圈”[10]。宁夏回族自治区也率先实现了贫困地区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11]。在总分馆建设上，为实现上下联通、资源共享，各地均在加快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建设。目前，全国约94%的县（市、区）建成了文化馆的总分馆制，分馆数量达3.2 万个，93%的县（市、区）建成了图书馆的总分馆制，分馆数量达4.9 万个[12]。202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提请审议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实施情况报告指出，我国已初步建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管理和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升[13]。

1.3 平台体系不断完善

服务平台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要载体，对实现城乡之间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发挥着重要作用。2002年，原文化部、财政部组织实施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下文简称“文化共享工程”）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将优秀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整合，依托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设施，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网、无线通信网等新型传播载体，实现优秀文化信息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建共享，在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底，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初步建成了层次分明、互联互通、多种方式并用的国家、省、地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六级数字文化服务网络[14]。同年，为扩大图书馆资源的覆盖面，原文化部、财政部启动了“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搭建了以各级数字图书馆为节点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建设优秀中华文化集中展示平台、开放式信息服务平台和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以实现数字图书馆服务的全民共享[15]。目前，在该工程的带动下，全国已有35 家省级图书馆、275 家市级图书馆、159 家县级图书馆接入数字图书馆网络体系，各级图书馆的839 个业务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16]。2017年，由原文化部公共文化司指导、发展中心具体建设的国家公共文化云正式开通。国家公共文化云是以文化共享工程现有的六级服务网络和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为基础，统筹整合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三大惠民工程升级推出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总平台、主阵地。同时，全国各地也相继开展了地方文化云建设。“十三五”期间，154 家地方文化云与国家云完成了对接，初步构建了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公共数字文化平台。更为重要的是，2021年2月，文化和旅游部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升级改版基础上搭建的“公共文化云基层智能服务端”正式上线运行。该服务端遵循国家公共文化云统一的技术规范、服务标准进行建设，全国没有自有数字化服务平台的文化馆（站）均可免费下载并使用该智能服务端，构建本单位的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17]。

1.4 新型服务逐步探索

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对传统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需要对传统服务进行变革与拓新。2021年3月，《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7]提出要“创新拓展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同年12月，《“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18]也要求创新打造一批“小而美”的城市书房、文化驿站、文化礼堂、文化广场等城乡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截至2021年9月，全国已建成城乡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近1.3 万个[19]。其中，浙江省嘉兴市的“智慧书房”、江苏省常州市的“秋白书苑”以及广东省韶关市的“风度书房”较为突出。浙江省嘉兴市的“智慧书房”利用信息化和智能物联实现无人值守和读者自我管理，通过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配送，在服务体系内实现文献资源的“一卡通行”“通借通还”和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以智慧空间、智慧服务、智慧管理和智慧阅读理念，将其打造成城乡居民的知识中心、学习中心、交流中心、信息中心、展示中心和体验中心[20]。2020年底，嘉兴市已形成以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为依托的城乡一体智慧书房建设体系[21]。江苏省常州市的“秋白书苑”首创“政府+社区+企业”合作共建机制，由街道无偿提供经营场地，市图书馆负责图书资源配送，街道与社会力量共同装修、购置设备，后期运营管理及相关费用也由社会力量承担。2020年底，常州市围绕构建城乡一体、均等普惠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求建成9 家“秋白书苑”[22]。广东省韶关市的“风度书房”秉承“一馆一特色”的设计理念，深挖本地历史文化资源和风土人情，利用现代智能设备和网络技术实现了身份证识别、自助借还图书等功能，与县图书馆总馆之间实现了信息实时交互，形成了城乡十分钟文化圈[23]。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城乡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仍属小范围实践，且主要集中在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西北部地区的实践进展较为缓慢。

2 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中的关键问题

尽管我国在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上有了诸多进展，但仍然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为了解实践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笔者对我国相关统计资料进行了整理与分析，同时课题组成员也于2022年6月29 日至7月1 日、8月29 日，对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第二图书馆、吴中区郭巷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吴中区江湾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昆山图书馆展开了调研。结合相关资料与调研结果，笔者认为我国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存在以下问题。

2.1 服务标准体系的落后与僵化

完备的标准体系是实现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的基本前提，其能够提供具体的行动依据，发挥基础性、引领性作用。从现有政策以及调研情况来看，我国在此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两点问题。第一，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标准缺位。尽管进入“十四五”以来，“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在政策中的占比已有了明显提高，且政策内容也愈发全面、清晰，但现有政策仍较少提及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虽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子集，但作为数字时代服务的新兴产物，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与传统公共文化服务截然不同，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也绝不等同于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进一步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有关部门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24]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国家标准进行了更新，但其内容与2015年版的国家标准大体相同，并未对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提供量化指标。正如昆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所表示的那样：尽管一直朝着实现城乡服务一体化而努力，但由于缺乏标准，基层服务机构对具体实施实践还是感到迷茫。第二，现有关标准难以适应乡村的现实情况。早在2015年，我国就出台了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各地也制定了相应的服务实施标准，不过，相关标准却未考虑城乡之间的需求差异。在调研过程中，昆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就表示目前相关执行标准虽一致，但由于城乡实际需求不同，服务资源的统一调配造成了资源内容无法契合当地实际需要，从而使标准落实变得困难重重。

2.2 服务资金的投入失衡与不足

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这一系统工程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有力保障，但我国城乡文化和旅游事业费的投入长期处于失衡与不足的状态中。从全国范围来看，笔者对我国相关统计报告中的数据进行了整理，得到历年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城乡投入情况（如图1 所示）。整体来看，我国文化和旅游事业的投入总额在逐年攀升。2016年，国家对县及县以下的投入首次超过对县以上的投入，并保持持续增长，但城乡之间投入总量的差距仍然存在。2003 至2021年，国家对县以上的总投入为5 180.73 亿元，而对县及县以下的总投入为4 887.76亿元，二者相差292.97 亿元，这一差距将同样反映在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投入上，并且在短期内很难弥补。例如，2020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新增的数字资源购置费与电子图书分别为3.74375 亿元、9 580.21 万册，而主要服务于乡村地区的1 559 家县图书馆的新增数字资源购置费与电子图书分别为0.23271 亿元、1 585.92 万册，仅占总量的6.22%与16.55%[25]。此外，受近年经济发展的影响，地方财政资金收紧，民生支出渐增，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资金势必被压缩。在调研过程中，昆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前最大的困难在于资金短缺，近几年的财政投入在不断缩小，2022年还将压缩10%。昆山市作为我国经济最强的县级市，其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投入上都捉襟见肘，可以想象我国其他县级市的财政投入会更不乐观。

图1 我国历年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城乡投入情况

2.3 服务设施分布不均且管理水平较低

作为服务的主要载体，服务设施的均衡分布是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依托。尽管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我国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已逐步建成，但是城乡公共数字文化设施分布仍然处于不均衡状态，具体表现为在设施分布上市级优于县级，县级又优于乡镇街道。以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例，作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开展农村文化娱乐、科技普及、技能培训等活动，提升农民文化素质、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打通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等具有重要作用。截至2021年底，我国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超过57 万个，基本实现了全覆盖[12]。但是，各地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分布情况并不一致。据不完全统计，“十三五”时期，河南省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达到46 017 个，覆盖率为99.97%[26]，而黑龙江省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仅6 608个，覆盖率为75%[27]。从地方内部来看同样如此，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达1 325个，覆盖率为97%[28]，而贺州市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627 个，覆盖率仅88.7%[29]。同时，基层服务设施还存在诸多管理问题。昆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表示，疫情防控期间，“24 小时图书馆”实行8 小时限时开放制且安排专人值守。但是，部分乡镇地区的“24 小时图书馆”没有贯彻执行，存在全天开放且无人值守的情况。更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市第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各级财政独立，各级公共文化设施之间的管理同样处于分割状态，农家书屋并未接入统一的管理系统，因此尚未实现与其他图书馆资源的互联互通。

2.4 服务人员的数量与素质偏低

保障乡村地区拥有与城市地区同等水平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离不开专业化、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尽管近年来我国对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升，但受制于区位条件、生活质量、经济水平等因素，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人才存在的问题仍然较突出，同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城市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形成了强烈反差。以群众文化机构为例，2020年我国乡镇文化站数量虽多，但平均从业人员却很少。笔者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后发现（如图2 所示），2020年全国乡镇文化站从业人员有10 余万人，但文化站平均从业人员数仅为3 人，而省、区、直辖市群众文化机构的平均从业人员数高达59 人，二者相差56 人。在人员素质上，乡镇文化站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普遍较低。同样以群众文化机构为例，2020年我国省区市文化馆平均每馆配有48 位专业技术人才，而乡镇文化站仅有1 位专业技术人才。此外，随着城乡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乡村人口流失日益严重，直接导致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人才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从业人员平均年龄在40 岁以上[30]。针对上述问题，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人才梯队建设问题十分严峻，不仅从业人员年龄结构出现断层，而且缺乏综合性人才。昆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当前每年能够招收三位编制人员实属不易，且专业对口人员极少。

图2 我国群众文化机构平均从业人数和平均专业技术人才数

2.5 服务利用程度与利用效果不佳

开展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满足城乡居民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因此，衡量实际建设成效的关键在于服务是否能令城乡居民满意，主要体现为服务利用程度是否足够高。随着我国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层次化和个性化特征，加之市场上网络数字资源日益丰富，“保基本”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利用程度较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较于城市，乡村的服务利用情况更不容乐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长期秉承着“城市化”的文化嵌入理念，即按照城市居民的使用习惯与特点设计服务[31]，导致乡村居民对服务产生了陌生感与疏离感。在调研过程中，昆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地服务对象以老年人与未成年人居多。其中，老年人更偏好阅读纸质刊物，对数字资源了解不多且使用上存在困难。在阅读智能柜的使用上，居民更多是为了纳凉。苏州市吴中区江湾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数字农家书屋闲置现象较为普遍，通过电脑终端进行阅读的人寥寥无几。另外，在服务宣传上，昆山图书馆以往虽开展了“三下乡”活动，但围绕数字文化资源的下乡宣传推广活动几乎没有，仅定期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电子书。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各文化机构的宣传活动普遍存在广度与深度不足的问题，虽然多次通过新闻媒体宣传过该中心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但都成效不佳，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利用程度不高的问题由此可见一斑。在笔者看来，对于常住人口以老年群体和未成年群体居多的乡村地区而言，线上推广服务的实际成效极为有限。

3 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策略

3.1 制定服务一体化国家标准与地方具体实施标准

为使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有据可依，我国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构建建设标准。第一，制定全国基本标准。国家标准旨在保障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居民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方面享有基本、均等的权益，发挥“兜底”作用。我国应围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内涵与特点，立足现阶段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的重点与任务，确定基本建设内容，制定相关标准并补充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之中。目前，国内有学者从资源建设、技术、管理、服务4 个方面构建了17 项公共数字文化标准，其中服务标准具体包括资源发布服务、检索服务、应用服务和其他服务[32]。不过，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过程较为系统、复杂，标准体系所涵盖的内容也应更为丰富。从服务体系的要素来看，既有宏观要素，也有微观要素，前者主要包括设施、环境、形式、内容、评价等，后者则有基层设备、资源开发、平台建设、信息推送等。因此，服务一体化建设标准要着眼于服务建设的各项要素，体现标准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同时也要适应服务一体化建设动态发展的需要，凸显标准的科学性与开放性。第二，制定地方具体实施标准。地方之间，尤其是地方城乡之间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水平以及实际需求上存在差异，国家基本标准的建立也并非要求各地在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上齐步走。《“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8]提出的“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就包括完善和提升省、市、县三级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服务目录）。因此，各地应制定符合城乡实际的服务建设实施标准，并组织专家、居民围绕当地经济、人口、服务水平等对实施标准进行论证，以契合当地实际。

3.2 提高乡村财政帮扶力度并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

为缩小城乡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上的投入差距，我国应提高乡村财政帮扶力度并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具体而言，一方面，我国应在加大城乡文化事业费投入力度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县及县以下文化事业费在城乡总投入中的比重。同时，地方政府应将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纳入财政预算，并确保适当的增幅。2020年6月，《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33]从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以及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涉及的事项方面协调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不过，从当前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的任务来看，该方案需进一步明确以下相关事项：一是方案较少涉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应结合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的主要内容，确定中央与地方各自应承担的建设任务与投入比例。二是方案目前根据地方财力划分了五档并确定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担比例，但仍应考虑地方之间以及地方城乡之间的复杂情况，采取更为灵活、多样的划分方式。相应地，地方政府也应进一步明确省、市、县在财政投入上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我国历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专项资金主要涵盖平台建设、资源建设、服务推广三个方面，但这对于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这一系统工程而言显然是不够的。笔者认为未来需依据城乡服务一体化的建设内容以及实践进展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进行拓展与调整。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政府因经济低迷降低非民生类开支无可厚非，但不能一味缩减文化开支以致损害城乡居民的基本文化权益，而应在摸清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使用情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节省支出。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参与对推进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至关重要。我国应优化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投融资渠道，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公共数字文化设施建设，通过项目补贴、定向资助、政府购买、贷款贴息发行债券等多种方式，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多元投入机制[34]，同时，激励措施也应向参与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的社会力量倾斜。

3.3 密织城乡服务设施网络并提升设施的管理水平

要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遍布城乡的每一个角落，首先，我国应密织城乡服务设施网络并提高基层服务设施的管理水平。一方面，我国应对广大乡村地区进行走访、调研，基于人口、交通、地理等因素，科学规划布局服务设施，依照城市服务设施建设的标准，构建城乡“十分钟文化圈”。其次，乡村服务设施建设应充分尊重当地的生态环境与自然风貌，将设施“嵌入”乡村生活的图景。除了使服务设施凸显当地乡土气息之外，还可充分利用当地原有的公共场所，将其改造为服务设施，甚至让有条件的家庭提供相关服务以打通服务的“最后一米”。在此方面，部分城市已有相关实践。2018年，佛山市图书馆启动“邻里图书馆”项目，将图书馆“分馆”开在市民家中，为公众提供文献借阅、数字阅读等服务[35]。再次，要贯彻落实《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中的有关要求，积极建设乡村地区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提高数字化服务水平。例如，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重点打造的新华乡综合文化站，其通过联通其他各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视频教学系统，实现了以点带动辐射全县的目的[36]。最后，要加强城乡间的信息网络、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公共数字文化设施在资源、交通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针对设施管理问题，当地政府应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定期对服务设施运行管理情况进行督查，并将结果向社会公示。此外，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对现有的服务设施管理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年来，社会各界广泛呼吁对公共文化设施实行统一管理，但仍存在不小的现实阻碍。不过，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在一体化背景下，构建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统一管理平台已不成问题。相关部门及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应通力合作，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汇集、分析城乡范围内所有服务设施的相关数据，对其实现精准、动态管理。

3.4 扩充乡村服务人员队伍并培育其专业能力

为使乡村地区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人员队伍具备与城市地区同样的服务能力，首先，我国应开展面向乡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调查，对人员编制进行摸底，科学、合理地配备补足或调整扩充相应专业人员及岗位编制的数量[37]，落实人员编制和福利待遇等，提高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岗位的吸引力。其次，要持续、深入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岗位的服务模式，采取“上挂下派”“社区+义工”等方式补充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人员队伍。再次，为提高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人员的服务素养，一方面，要加强人员培训。虽然近年来各地均举办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培训班，但仍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培训内容以讲座为主，实操环节较少。二是尽管目前有地方开展了线上培训，但整体仍以线下培训居多，不仅参与人数有限且各地培训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受疫情影响，线下培训活动已面临停摆。例如，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的培训活动就已暂停近两年。三是较少对培训效果展开评估。未来，我国相关单位应丰富培训内容，不仅要更加贴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还要设计相应的技术实操环节。同时，要整合全国统一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线上培训资源，使之系统化、全面化，以能被全国城乡不同水平的服务人员广泛应用，并加强培训效果评估。省域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可定期开展服务人员的经验交流活动。另一方面，我国可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人才培养纳入职业教育体系，为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储备专业人才。最后，要定期对服务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对能力突出的人员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

3.5 建设本土化特色服务体系并优化服务推广活动

为保证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一体化的最终成效，一方面，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应按照“区级一品牌，一镇一亮点，一村一特色”的要求，深度提炼并彰显当地特有的文化内涵，提高乡村居民对服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为此，昆山市围绕当地昆曲这个特色资源，打造了众多特色服务项目，如联合喜马拉雅开设“雅韵昆山”电台，建设昆曲特色场馆，举办全国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利用网络平台举办“大美昆曲”系列讲座等[38]。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则在构建地方特色艺术数据库的同时，从“年轻人讲老手艺”的视角，打造了“品苏”慕课。未来我国乡村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要树立主人翁意识，发扬自身特色，实现从“被动接受文化”到“主动生产文化”的转变。另一方面，应对原有的服务推广活动进行优化。近年来，我国多地开展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公共数字文化进万家”活动，但线下活动大多是在城市基层开展，线上活动则因乡村居民根本不曾知晓相关活动信息，抑或不会使用甚至没有智能终端而无法参与。因此，在服务推广方式上，乡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有必要以家庭为单位，对当地居民家庭进行走访并加强服务推广，以帮助居民更好地获取与使用服务资源。例如，帮助居民掌握运用智能终端访问服务资源的方法，同时对于有服务资源使用需求，但缺乏相关设备且不便到馆（站）的居民，可考虑向其出借设备。另外，活动还可借助新兴科学技术成果，如三维技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增强活动的吸引力与趣味性。在服务推广内容上，要紧密结合乡村居民关切的热点问题，如乡村振兴、农业种植、病虫防治、农村致富等。除了线上推送电子书以及线下投放阅读智能柜外，还可在线上、线下增加视频、音频、图片等更多形式的服务推广内容，以提高服务利用率。

（来稿时间：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