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史笔说道义

黄西蒙

五代十国是唐宋之间一个非常短暂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除了个别割据政权能保证相对的和平与安宁，其他地区的百姓大多处于痛苦与挣扎中，其混乱与黑暗程度毫不亚于五胡十六国时期。

这是一段极难书写的历史，也是宋代人必须直面的历史。北宋时期有新旧两部五代史，前一部为官修五代史，其监修是曾在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四朝为官的薛居正；而后一部五代史则是私人著作，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有趣的是，欧阳修凭借一己之力书写的《新五代史》，在后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亲历者”薛居正主持的官修《旧五代史》，这是为什么？

北宋初年，宋太祖开宝年间，朝廷下令编修一套关于五代十国的史书。当时，曾在四朝为官的薛居正，就成了监修五代史的最佳人选——五代史上的很多人物，他直接或间接地都接触过，很多历史事件，他也亲历或旁观过。北宋宰相范质修撰的《五代通录》等史书，也为薛居正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可以直接作为蓝本来用。因此，这套五代史只花了一年时间，就修撰完成了，后世称之为《旧五代史》。

長达一百五十卷的《旧五代史》，将大量笔墨放在五代政权人物的书写上。跟以前的正史体例相似，光梁唐晋汉周五个中原政权的皇帝的本纪，就占据了大量篇幅。还有很多列传，分别属于五个朝代的各自史书中。对当时的人来说，这套五代史算是比较全面和精致的作品了。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还算出色的官修正史，却在宋代之后，变得愈发边缘，甚至几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直到清朝乾隆年间的学者邵晋涵，从《永乐大典》等资料里辑出了这部五代史，才让其部分面貌，重现于世人面前，这也让《旧五代史》成为最后一部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史书。

究其原因，就在于欧阳修《新五代史》的名气和权威性，后来远远超过了《旧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二十四史里最后一部私人著史，这也使得这部史书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喜欢《新五代史》的读者，会十分推崇欧阳修在五代人物和事件上的个人见解与评论，但也有不少批评者，认为欧阳修时常大发议论，凭着个人喜好来臧否人物。

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确实有其独特的诉求和精神寄托。欧阳修认为五代十国充满了各种违反人伦天道的事情。因此，欧阳修认为那些不符合道义的人物和事件，根本不值得大书特书，哪怕是帝王将相，也要对其事迹进行删减和批评。

相比《旧五代史》原本的巨大体量，《新五代史》堪称删繁就简的写作，内容更加精简，有不少微言大义的内容，堪称春秋笔法。众所周知，五代之乱，始于唐末乱局，但最关键的一环，还是朱温灭唐。不论以当时的观念还是后世的眼光来看，朱温其人其行，实在算不上光明磊落。但在传统道德观念彻底崩坏的乱世里，朱温这样的人却能不断逆风翻盘，直到夺取唐朝的天命。

《旧五代史》在叙述朱温发迹的历史时，对其出身和能力，有着非常离谱的吹嘘，想方设法神化了朱温，说有次看见朱温在睡觉的时候，他的身体变成一条红色的大蛇。显然，这种描述是为了佐证朱温获得天命的“合理性”。讲起朱温的故事，欧阳修却没有薛居正那么“客气”。他直接删去了所有关于朱温奇人异象的内容，还十分辛辣地指出“温尤凶悍”。

欧阳修这样写的出发点，是基于内心的道义感，按照儒家礼法观念，认为朱温是人伦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毫不留情地指出朱温并不是值得人们推崇的成功者，而是个人和家庭的失败者。

《新五代史》里有一篇《一行传》，专门记录在乱世里洁身自好的君子的故事。

在欧阳修看来，五代十国是个混乱和荒唐的时期，要做君子，就更难了。翻遍史书，竟然只有五六个洁身自好的人。这样说看似偏激，但考虑到当时能够有名声和地位的人，很难在“逆淘汰”的乱世机制里混出名堂，欧阳修再从中找几个典型人物，最后只选出五六人，也未必是夸张之辞。欧阳修推崇的几位君子，包括郑遨、石昂、程福赟、李自伦。他们或是大贤大孝之人，能够在诱惑面前保持节操，或是品行高洁之士，宁可辞官归隐，也不愿趋炎附势，为五斗米折腰。

《新五代史》里有不少列传，都打破了政权和官职的限制，按照人物的品性、特质来分类，有点像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分类方法，刺客、酷吏、佞幸、游侠等都有专门的列传。欧阳修的分类，则是一行、死节、死事、伶官等列传。

比如著名的《伶官列传》，表面上看是写伶官，实际上是在分析后唐的衰败原因。后唐庄宗李存勖，继承李克用的遗志，建立后唐政权，一时风头无两。但是，李存勖在事业巅峰之时，没能继续开创伟业，甚至一统天下，反而耽于享乐，沉溺于宫中伶官的戏剧表演，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还要跟伶官混在一起，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更离谱的是，李存勖非常宠幸伶官，景进之类的伶人，竟然都被提拔为朝中重臣。李存勖不得民心，最终从巅峰堕入谷底，兵败身死。

欧阳修写就《新五代史》，就是要让五代十国的历史，成为北宋朝廷的镜鉴，从前朝败亡的历史中汲取教训，让帝王变得仁义，守秩序，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或许正是这样的著史心理，才让《新五代史》即便面对诸多争议时，依然有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在读书人心中，它与《史记》的笔法有颇多令人共鸣之处，历史不再是冰冷史料的堆砌，而是在光明与黑暗中不断演进的鲜活生命。

（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