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隐私管理视域下的“最近三天”可见
——用户隐私边界和个人信息的自我控制

雍 容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201701）

微信自2012年诞生以来，凭借即时免费的特性成为了大多数人生活交往中必不可少的沟通交流工具，这一里程碑式的“社交革命”将用户带入了一个新的互动空间。而微信朋友圈的出现为用户构建了一个现实社交之外的、介于主动与被动之间的交流互动平台。2017年1月，微信6．5．3版本增加了“仅向朋友展示最近半年的朋友圈”功能；2017年6月，这一权限从“半年”扩展到可展示“三天、半年、全部”；2019年又新增了“一个月”的选项。张小龙在2019年腾讯公开课上提到，“最近三天”“最近半年”等功能虽然只是软件应用设置里的一个小小“开关”，却是目前“微信里面最多人用的一个‘开关’”，使用人数已达1亿多人[1]。微信之所以进行朋友圈展示时间的调整，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用户需求，另一方面，是借助平台和技术手段帮助用户进行隐私的自我维护。

一、社交媒体中的隐私风险

社交媒体是人与人之间保持联系和传达个人身份的有效工具，维系网络社交的基础（即自我披露）、对自身信息的分享是人们在社交媒体中与好友交往的关键行为[2]。事实上，如果不披露个人信息，所谓的“友谊”是很难建立的。由于互联网的复杂性以及自我披露的风险，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会避免披露个人信息，但是，这也存在因防止隐私泄露或对信息不可控的恐惧，最终导致在一段关系中失去影响力的现象发生。

传播隐私管理理论阐释了个人通过构建边界来管理私人信息的方法。传播隐私管理理论认为，个人拥有自己的私人信息管理权，并拥有控制信息是否披露以及向谁披露的权利。一旦与朋友共享信息，信息发出者就不能再单独控制该信息的传播。为了维持自身对信息的控制，个人会事先制定隐私规则，并在初始披露后与共同所有者协调信息披露的边界[3]。感知风险是个人披露决定的关键，披露信息面临的风险、接收信息者与自己的关系等，都是用户在做出信息披露决定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边界协调是指披露者构建并监管与接收者共享信息的规则，披露者参与边界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保证对信息的控制力度。完全封闭的边界会给个体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和自主权，开放的边界会使个体获得更多的信息，并拥有更多的社交亲密感。当然，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什么信息在什么时候可以与哪些人分享，这些都是由信息发布者自己决定和掌握的。边界协调通常需要明确的沟通，信息发布者需要事先说明谁有权或无权得到私人信息，比如，青少年经常会对他们的朋友提出关于信息披露的警告：“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但是，在互联网上这种边界很容易被打破，尤其是朋友圈里有你并不熟悉的人时，因此，可能会出现信息接收者违反这种隐含交往规则的情况。而这种潜在的风险会影响用户个人信息披露的意愿，随着信息风险的增加，这种边界协调工作也会增加。

二、社交媒体环境下隐私边界的模糊

人有着强烈的自我表达欲望，渴望被看到、被听到，而这种表达往往需要自我认为安全的情境。研究者Danah Boyd将社交媒体称作有介质的空间（The mediated publics），它与现实中的公共空间相比，有四种独特的属性：永久存在（Persistence）——你在15岁时发出的感慨，到了30岁的时候仍然被保留在互联网上，我们都失去了“被遗忘的权利”。可复制性（Replicability）——字节是可复制的，这意味着你可以从一个地方复制对话或信息，并将它粘贴到另一个地方，也意味着我们很难确定所发表的内容是否被篡改。可搜索性（Searchability）——只需要轻轻敲击键盘，就可以快速了解一个人。隐形观众（Invisible audiences）——在现实空间中我们经常会面对陌生人，可以直观地看到是谁在听我们的表达；而到了媒介公共空间中，观看我们的对象不仅是隐形的，也兼具可复制性、可搜索性，你甚至不知道你的信息何时被搜索或传播[4]。

一方面，过往的朋友圈动态是用户基于当时所处的时空语境和当时“想象中的观众”而发布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语境的消解和“想象中的观众”的变化，朋友圈动态的信息就会面临不确定的风险；另一方面，人们的感受和记忆是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人的情绪或心理也会反映并呈现在社交媒体上。生命历程和生活阶段的变化会使个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变化或情绪波动，比如，个体对工作状态不满就会表现出阶段性的负面情绪，并进一步催生负面信息，这种信息往往会被个体反映在社交媒体的动态之中。同时，在现实空间中，人们可以分辨交谈对象并选择交谈方式和内容，但是，在社交媒体上“观众”是隐形的，人们无法了解“观众”的心理和动机，也无法明确他们对自己所发布的信息的态度。在此情境下，人们就面临着失去对自身发布信息解读权的风险。近年来，新闻媒体在未经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从他们好友处获得朋友圈动态进行报道的案例不断出现，进一步加剧了“隐形观众”向“网络暴民”转化的现象。

三、朋友圈边界的泛化：朋友圈的关闭与公开

佩特罗尼奥指出，在一定的情景之下，我们试图比较自己的需要和周围人的需要。对我们而言，隐私十分重要，因为它能够把我们自身和他人区分开来，会令我们觉得自己是个人信息的合法拥有者[5]。一方面，在不恰当的时间把私人信息披露给不恰当的人，或者披露得过多，或是向他人做过多妥协，都含有风险；另一方面，披露也会带来丰富的回报，比如，与关系中的另一方更加亲密。因此，保密和披露之间的平衡就显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它在人们的关系管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社交媒体环境下隐私权的边界泛化

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传播范式，受众的信息输出能力在逐步增强，微信好友不断通过自我披露来进行自我展示，以完成社会认同，相比于传统的人际交流，人们更倾向于在线的自我表露。人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新鲜有趣的话题、独到的见解以及工作学习的近况，可以说，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了做某些事的目的，比如，排几个小时队去买网红零食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为了发到社交媒体上。但是，这样频繁的动态更新也存在着诸多风险，比如，随手拍的窗外风景会透露自身所在的小区甚至楼层，这种“隐私即公开”的云端化生存带来了很多安全隐患。

在互联网环境下，个人领域的“私密性”正在受到冲击，甚至衍生出微信朋友圈是否属于公开领域的讨论。微信整合了人际交往中的强关系、弱关系连接，这样的连接模式增加了信息非自愿公开的风险。试想当你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原本只是想在朋友圈里向好友倾诉一下，结果却被他人截图传至其他网站，在此情境下，个人便失去了对自我信息的把控。

“圆形监狱”是建筑学理论，18世纪由英国学者边沁提出。福柯进一步发展了“圆形监狱”的理论，他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并将“圆形监狱”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社会[6]。当前互联网发展导致的隐私泄露问题与“圆形监狱”的内核类似，用户将个人动态发表在朋友圈的行为类似于将信息上传至公开透明的“牢房”供人随时阅览，朋友圈中的好友、亲属甚至只聊过只言片语的陌生人，都可以通过这个透明的“牢房”对用户的生活状态进行“监视”。在互联网的“圆形监狱”中，用户可以“监视”他人，但是，也被置于他人的“监视”之下，只要信息被主动披露出去，那么用户将失去对这些信息的把控。

（二）对朋友圈中“边界”的讨论与“错失恐惧症”

佩特罗尼奥认为，在传播过程中，关系的各方需要不断地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边界进行管理。在这里，“边界”是指愿意和对方分享的思想、感情与不愿意分享的思想、感情之间的“边界”。随着社交媒体对公众生活参与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社会联系也越来越依靠于社交媒体，但是，这种对电子媒介的过度依赖会对人们产生一些负面的心理影响，“错失恐惧症”就是代表之一，其英文名称“Fear of Missing Out”（FoMo）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现象，即对于失去联系的恐惧。用户会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调整“边界”，但完全关闭朋友圈，用户则容易陷入“信息焦虑”与“错失恐惧症”中。比如，当下的人们与朋友的关系早已变成一条条看不见的数字纽带——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将线上平台作为维系情感的纽带，若是完全放弃朋友圈就意味着放弃了一条大多数人用来保持联系的方式；当他人聊起同事或朋友在朋友圈中更新的最新状态时，个人也许会陷入茫然的状态之中，这种“信息局外人”的困境会加剧个人的被孤立感和获取不到信息的失落感。

在信息社会，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首要动机是获取信息，而关闭朋友圈就相当于切断了自己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的渠道，所以，人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可以有效控制信息的方式。基于此，微信推出的“最近三天”可见功能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自我呈现需求，同时也能够保护用户的隐私权。在信息社会中，用户对个人信息的让渡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微信平台的这一做法可以很好地从中进行“调和”。

四、“最近三天”可见是信息控制权与“边界”控制的回归

（一）“数字化节制”下个人空间感的强化

微信朋友圈的本质是社交媒体中的个人主页，可以说是一个多媒体在线身份的展示。Papacharissi将个人主页描述为“一种精心控制的表演，通过表演来达到最佳的展示效果。”[7]用户通过微信朋友圈频繁地分享个人信息，展现自己的心理变化和生活轨迹，随之而来的就是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界限的崩塌，导致自身面临隐私泄露的风险。朋友圈虽然具有私人性质，但是，随着用户对微信使用范围的扩大，朋友圈范围早已超过了用户所能接受的社交维护范围。

在互联网时代，微信上的交往对象已经不仅限于朋友和亲人，而是更偏向于一种“总体上的交往对象”，即不仅包括朋友、亲属，也包括一般的交往对象，甚至没有多少来往的陌生人，此时的朋友圈更像是各种关系的“杂烩”[8]。人们已经逐渐习惯将朋友圈当作记录自我与“窥探”他人的平台，也不约而同地认为有义务将人生大事在朋友圈“公开”，比如，本身应属于二人的恋爱故事，在互联网的浪潮下变成了一种应当置于微信好友之中的公开的议题，甚至在不在微信朋友圈公开恋情成为了判断一个人在感情中是否忠诚的考量标准。人们日常讨论、交谈所涉及到的他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也来自于他人在微信朋友圈的动态。一旦动态开始共享，这些信息就不再完全属于分享者一人，而是成为微信列表中的好友的共同信息。

佩特罗尼奥提出了“信息拥有者”的概念，他认为，那些与我们共享了个人信息的人，一旦成为了某些信息的“共同拥有者”，就会围绕被分享的信息创造出一个达成共识的边界[9]。这个概念强调个人信息的发布者要和“共同拥有者”协商关于信息的披露规则，包括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向何人透露哪些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微信朋友圈的信息双方并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边界”问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人认为朋友圈的信息就是针对好友的私密信息，不应截图外泄；也有人认为微信朋友圈早已脱离了只有家人、朋友组成的小圈子传播，它是由许多社会关系组成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媒体属性，应当被看作是公共场所。

基于这样的争论，用户亟需将“边界”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边界”所有权指私人信息的原始所有者可以对发布的私人信息的进一步表露做出独立决定，个人表露的信息既是可以协商的，也是可以控制的。因此，用户可以通过设置微信朋友圈“最近三天”可见来再造“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感，继而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微信朋友圈“最近三天”可见作为社交媒体中“数字化节制”的手段之一，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建立起了一道屏障，弥补了用户缺失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二）聚焦当下的即时展现与社交进度的回归

社交媒体的公开性和数据的可保留性，意味着发出的信息会随时被他人找到并解读，一些失去语境的朋友圈动态面临着被误解的风险，一些抱怨、不满的言论更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此外，人是不断成长的，回头去看自己曾经的发言和表述，或许会感到尴尬和羞愧。

随着社交媒体对社会生活影响的不断加深，尤其是人们在互联网上认识的人逐渐增多，微信朋友圈便成为人们线下见面前对彼此的第一印象，也成为他人了解自己的一张名片。但是，由于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在缺乏共同意义空间的情况下，他人很容易对自己的动态进行有偏差的解读，比如，一句在愤怒中发出的情绪宣泄会使他人对自己产生暴躁、易怒的初步印象，而这又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完全关闭朋友圈则意味着在互联网上完全封闭自我，会让对方疑虑这个号是不是“小号”或怀疑使用者的身份。此外，由于微信上也存在“仅聊天”的功能，即不对他人开放朋友圈，但是，这会让他人感到被轻视或被防范，反而会让他人产生负面印象。

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与人之间交往、建立关系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人们是在不断的交往和试探中逐渐向对方吐露自己的信息，展示出个人的真实状态，也是在与他人建立起信任关系后才会产生信息交互关系。而在社交媒体中，人们的交往出现了新的场景，线下面对面的交往模式逐渐转移到了线上，使得人们的交往更具中介化的特点。微信朋友圈打破了人们交往“由浅入深”的发展模式，临时添加的好友也可以通过浏览我们过去的朋友圈动态来了解我们的“历史”，而这种先入为主的认识会影响到之后的交往，为个人形象的塑造带来障碍和不确定因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最近三天”可见的设置正是对朴素的线下交往的回归，助推人们的交往回归到正常的发展逻辑中，使得每个人的交往都遵循线性的社交进度。

五、结 语

自我信息披露有助于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人们的关系也往往是在一次次深入对方的“私人领域”后变得更加亲密；与此同时，也在无形中增加了隐私泄露和被误解的风险，自我表露和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难以得到平衡。微信朋友圈的“最近三天”可见功能不仅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也带来了微信空间“边界”重建的可能。不过，“最近三天”可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个人信息的“边界感”，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交流的无奈与个人展示的不适应。如何通过新技术来构建新的“边界”共识，还需要在发展和实践中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