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建人民军队的先声
—— 从铁甲车队、叶挺独立团到工农红军

蒋建农 黄叶坤 刘潍豪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众所周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但是，在“正剧”开始之前，还有一个从酝酿到揭开序幕的过程。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就以开展工人运动为主要工作，联合其他各革命阶级共同致力于民主革命，在工作内容上以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会、农会及发展党的组织为主，在很长时间内无视或轻视军事运动，认为那是舍本逐末。后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不仅批评了陈独秀等人放弃革命领导权、不肯在国民革命中掌握主动的做法，而且特别指出：“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1]47

在工农运动遭到反动势力强烈反抗和残酷镇压的情况下，中共开始重视掌握军事力量。而中共开展军事斗争，始于参与创建黄埔军校、主导开展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在广州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驱逐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振寰部、第二次东征以及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等军事行动中，都有共产党员的身影，中共由此培养起最初的一批军事人才。当时，中共也直接掌握了一些武装力量。从1924 年8 月起，中共广东区委先后建立了广州工团军、广东农民自卫军、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等三支工农武装。但这三支队伍枪械很少，人员大多未经正规训练，以声援工农运动为主要目的，只能维持秩序和产生一定威慑作用，基本没有军事上的战斗力，远远称不上正规军事部队。

随着国共两党关于国民革命的分歧日益扩大，特别是随着与国民党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愈演愈烈，中共广东区委开始酝酿组建由中共独自领导的军事力量，以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共撑国共合作大局，于是就有了铁甲车队的改组和叶挺独立团的创建。这是中共创建人民军队的先声。

一、铁甲车队的前世与新生

对于铁甲车队的成立，以往的研究多将其原因归为中共广东区委对建立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的自觉，至于具体的建立过程则语焉不详，一般都笼统地以“中共建立了铁甲车队”一笔带过，表述得也不确切。其实，铁甲车队在中共介入之前已经成立，而中共所做的仅仅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组。

铁甲车队，又称甲车队、钢甲车队，指以装甲车为主要火力装备的部队。1924 年8 月23 日，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训令中说：“着蒋校长将扣留之械内，交李縻将军驳壳枪一百七十五枝、手机关枪十八枝及两项足用之子弹，为甲车队之用。”[2]348这里的“甲车队”由苏联航空顾问李縻负责，隶属于大元帅府航空局。1924 年夏李縻来到广州，担任航空局顾问。孙中山的外交顾问“陈友仁以李縻富有机械制造专门学识，呈请委任办理甲车事宜”，于是李縻被任命为航空局甲车队队长。[3]这说明广州政府至迟在1924 年8 月即着手建立铁甲车队。

甲车队创设之后，主要的工作是保护铁路。1924 年9 月初，孙中山在筹备北伐的过程中“命李縻将军设备钢甲车四架，北江两架，东江一架，佛山一架，为保护车路兼载宣传队为沿途宣传之用”。[4]529-530他起身前往韶关时，又对蒋介石表示：“且敌人已来窥翁源、河头，欲断我省韶铁路之交通。我日内往韶关，则此铁路之防备，更为急要。务望将手机枪同驳壳枪一齐交与卢振柳带回，俾李将军得以配备后方防卫。”[4]531孙中山十分看重甲车队在保护铁路上的作用。前述8 月23 日致蒋介石的训令发出后，蒋介石推诿敷衍，并未依令拨付军械给李縻。孙中山于9 月4 日、9 月8 日连发两函给蒋介石，措辞严厉，催其速办。[4]529-531

当时社会上赞许李縻“创设各路甲车以来，屡次战事，深资得才”。[3]孙中山亦称赞李縻“专长甲车战术”。[4]531孙中山很看重李縻在运用甲车上的能力，但李縻毕竟是航空局顾问，执掌铁甲车队非其主业，如再负责保护铁路，恐力不从心。是时为筹备北伐，拥护孙中山北伐的大量军队集结于韶关。9 月25 日，孙中山考虑到“连日两路北伐大军云集，交通上仍须灵敏，始利军行”，“特在粤汉路组织铁甲车队，以俄人卑连氏为处长，委卢振柳为大队长，铁甲车队员约两连，其编配以机车一辆，挽铁甲车二辆，中辅一等客车一辆，每日当川来往韶关省城”。[5]铁甲车队以卢振柳为大队长，并配有俄国顾问，规格颇高。如此配备，当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其保卫铁路的能力。孙中山在10 月11 日为将苏联新近运抵的8000 支枪押运至韶关事复函蒋介石，仔细叮嘱他沿途如何确保枪支安全，并特意点明“其他一路，则甲车与数百人便足，可由学生任之”，[4]544足见孙中山对铁甲车队的信赖。遗憾的是，卢振柳在担任铁甲车队队长后无所建树。1924年秋，广州局势紧张，社会上风传陈炯明部即将反攻广州。卢振柳任职没几天，10 月10 日，广州商团陈廉伯、陈恭受等发动叛乱，开枪屠杀参加庆祝双十节游行的群众。当时广州的主要驻军杨希闵部和刘振寰部态度暧昧，且成尾大不掉之势。而卢振柳执掌的铁甲车队的表现深负孙中山所望。孙中山急令蒋介石、廖仲恺、胡汉民等平叛，并派遣在韶关的北伐军一部回师广州。15 日，商团叛乱被平息。

商团叛乱给中共组织一支由自己主导的军队提供了契机。关于中共组织铁甲车队的具体过程，周士第回忆：“事前，中共两广区委①中共广东区委兼管广西等地的党务，时人又称其为两广区委。与孙中山先生商量，说要建立一支革命队伍，孙中山先生同意了。”[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写到，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这年十一月初商得孙中山的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7]93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在其随军笔记中记载：“铁甲车队系用俄国资金装备起来，完全听命于俄国总顾问。”[8]58这或许可以解释孙中山为什么同意由中共主持改组铁甲车队。

1924 年11 月12 日，大元帅府大本营发布命令，以卢振柳兼任大本营卫士队队长。[9]476学界多以此作为中共领导组建新铁甲车队的开始。①参见李登峰：《从铁甲车队到叶挺独立团——简述中国共产党第一支正规部队的组建过程》，中共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澳门文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合编：《叶挺独立团研究文集》，澳门文史资料工作计划有限公司2006 年版，第9 页。笔者认为，新铁甲车队应是在稍晚几日成立的。11 月13 日，孙中山动身北上。据《广州军务院日志》记载，18 日，廖仲恺与加伦商议黄埔一期毕业生分配事宜，商定五人去孙中山卫士队，“五人到铁甲列车上”。[10]73周士第则回忆：“这时正值黄埔军校第一期快毕业了，周恩来同志便从黄埔军校中调了徐成章、赵自选和周士第三人，另从外面调了廖乾五、曹汝谦二人，一共五人，负责进行具体组织工作。”[6]1-2这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广州军务院日志》的记载。12 月1 日，廖仲恺再次与加伦会面。加伦告诉廖，有12 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被派往装甲部队。加伦认为，“这将从思想上加强（并更加牢固地密切）装甲部队同在黄埔军校组建的新型革命军队之间的联系”。[10]84从上述材料看，中共改组铁甲车队的时间，当在11 月18 日至12 月1 日之间。

周士第认为：“当时大元帅府尚有一支卫士队（队长卢振柳），有些资料也称之为铁甲车大队。但该队与我们铁甲车队完全是两回事，互相间没有任何关系。”[6]2笔者认为此说法不够确切，卢振柳任队长的铁甲车队与中共改组的铁甲车队是有继承关系的。可资佐证的依据有三：一是12 月16 日，廖仲恺亲自代拟大元帅命令，要求廖乾五等人率领“大本营铁甲车队开赴广宁保护农会，剿办匪徒”。[11]894这说明铁甲车队此时已经改由中共方面执掌。二是周士第本人忆及，1924 年12 月至1925 年1 月，他和廖乾五、徐成章等奉中共广东区委之命率铁甲车队的两个排去广宁镇压地主武装，因地主炮楼坚固，不得已请中共广东区委与廖仲恺、胡汉民协调，“派了大元帅府卫士队队长卢振柳率领卫士队，带‘七生的五’大炮一门，于一月九日前来广宁协助铁甲车队镇压反动地主”。[6]14这再次说明，卢振柳此时已经与铁甲车队没有关系了。三是加伦的笔记明确记载了卢振柳因处理此事不当被召回大元帅府并被拘留的经过。他写道：“为了支持农民自卫军，支持与之共同行动的铁甲车队，派出了大元帅的卫士队共250 名士兵，携带一门大炮和一个爆破组。”[8]60这也说明卢振柳出任卫士队队长后，与中共主持的铁甲车队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铁甲车队的全称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 年7 月1 日，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铁甲车队也随之改名为国民政府铁甲车队。”[12]107中共主导的铁甲车队，起初较卢振柳任队长的铁甲车队人数少了一半，设有队长、副队长、党代表、政治教官、军事教官，下设三个排，每排三个班，并配有军医、卫生员、军需、通讯员、号兵、勤务兵、文书（司书）、炊事班等，“总共编制一百三十六人。另外，中共两广区委经常临时派一些人来受训，全队人数经常有一百五十人左右”。[6]2后来，铁甲车队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收编了负责保卫机场的飞机掩护队（人数与铁甲车队相近），改造留用一个排长，更换两个排长，由周士第兼任其队长，赵自选任党代表。[6]23-25这不仅使飞机掩护队也成为中共掌握的武装，而且使铁甲车队的兵力增加了一倍。另据周士第回忆，1925 年1 月9 日奉命携大炮到广宁协助铁甲车队攻击地主炮楼的卢振柳，政治态度右倾，不仅迟迟不肯炮击地主炮楼，而且勾结当地地主，处处限制打击农民自卫军，纵容地主武装屠杀农民。广宁农民协会归纳了卢振柳的五条罪状，电告当时在北京的孙中山、国民党中央和全国各团体，要求将其撤职查办。中共广东区委还派彭湃向廖仲恺、胡汉民介绍情况，并进行交涉。1 月21 日，“大元帅府将卢振柳调回广州，留下的卫士队交由第一连连长谢升继②原文如此，应为谢星继。代理，并派廖乾五同志兼任卫士队的党代表。又经过我们一系列的统战工作，以后也将卫士队争取过来了”。[6]14-15这段回忆，一方面说明中共主持的铁甲车队与原铁甲车队队长卢振柳在对待农民运动的立场和态度上有根本区别，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主持的铁甲车队在拱卫中枢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关于铁甲车队队员的来源，周士第的回忆是“从各地调来一批工人、农民、青年”，另有“少数来自大元帅府的卫士队”，[6]2如一排长莫奇标、三排长高超。曾参加铁甲车队的魏鉴贤回忆：“铁甲车队士兵的主要来源：一是从农民运动发展较快的广宁、四会、花县、五华等地方的农会介绍来的；二是从第二届农讲所毕业生中转过来的，如魏权、徐麟章、周廷恩等；三是从青年学生中挑选来的。此外，还有一些是从大元帅府的卫士队转来的。”中共铁甲车队还得到了苏联顾问的帮助。除前述加伦从黄埔一期毕业生中抽人加入外，驻广州的苏联顾问团也很关心铁甲车队，军事顾问沙菲爱夫经常到队里来了解情况，指导工作。[12]100，105在铁甲车队参加第一次东征时，曾有苏联顾问鲁达阔夫参与。①参见《苏俄派驻广东参与东江战事之军官姓名表》（1925 年5 月2 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47 页。

铁甲车队配备有较好的武器，“军官配有手枪（驳壳枪），队员一律是日本造的‘三八式’长枪”，“每排还有一挺手提机关枪”。当然，最重要的装备还是铁甲车。铁甲车“加装了旋转炮塔，炮塔上装备有一挺机关枪”，“又有装甲保护，火力强，速度快，对敌有很大威胁作用”。[12]101，106铁甲车队的名声很大。北伐军围攻武昌时，“预备各攻城利器”，其中就包括从广东运来的20 余辆铁甲车。攻城指挥部知道叶挺独立团“有一大部分是以前铁甲车之能手”，等到铁甲车运到后，“即派人到独立团挑选能手”，以备攻城。《广州民国日报》在报道中乐观地表示：“闻刻下即将以之攻城，俾和飞机大炮一起动作，武昌不难即下云。”[13]

铁甲车队是中共领导组建的正规军事力量。中共广东区委十分注重对铁甲车队的领导。周恩来亲自从黄埔军校选调共产党员徐成章（同时是中共广东区委委员）担任队长，选调周士第（1924 年12 月在铁甲车队经徐成章、廖乾五介绍入党）、赵自选担任见习官（二人后来分别升任副队长和军事教官）；又选派共产党员廖乾五、曹汝谦分别任党代表和政治教官。据周士第回忆，铁甲车队最初有党员5 人，在“帮助广宁农民运动和讨伐杨刘后，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有莫奇标、高超、李海涛及周廷恩等人”。[6]6另据魏鉴贤回忆，除军官党员外，士兵党员有十几人。士兵党员每个月参加一次或两次中共广东区委组织的党团活动及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铁甲车队还设置了以廖乾五为组长的党小组，直接隶属于中共广东区委。党小组每周召开一次生活会，“一切事情，请示报告以至干部调动和配备等，都是向区委陈延年、周恩来等同志请示作出决定的”。[6]6

除了开展严格正规的军事训练外，铁甲车队每天坚持进行两个小时的政治教育，晚上还要组织关于工农运动、反帝反军阀、社会发展史、三民主义和国内外形势等的讨论，方式多样，既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觉悟，又活跃了部队生活。铁甲车队纪律严明，尤其注意群众纪律，关爱工农。铁甲车队废除了军官体罚士兵的制度，倡导友爱平等的官兵关系，官兵的伙食标准都是每人每月6 个光洋，每天有队员代表轮流监督协助管理伙房，每月公布伙食费。[14]4-5在业余时间，铁甲车队还开展唱歌、演戏、打球等多种文体活动，队员们在阅览室可以看到各种革命书刊。铁甲车队的日常训练和生活大大有别于其他军队，这是其能够形成顽强战斗力的原因之一。

相对于原铁甲车队，中共主持的铁甲车队在职能上既有沿袭又有拓展。其一，原铁甲车队保护铁路的职能，中共主持的铁甲车队依然肩负。第一次东征时，铁甲车队派出一个排，“保卫广九铁路广州至石龙段的安全和掩护东征军，负责铁路沿线巡逻，保证火车正常行驶”。该排“在攻占铁路沿线敌军据点的战斗中，以铁甲车先行，掩护步兵夺取车站攻占据点，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12]105-106其二，铁甲车队驻扎在广州大沙头，周边是一些核心要害机关，它实际上是拱卫大元帅府（国民政府）和广东省政府、苏联顾问团、飞机场等重要机构和场所的中枢卫队。杨希闵和刘振寰叛乱时，正是由于铁甲车队的及时掩护，驻穗各党政机关和苏联顾问团才得以安全撤离到河南（珠江南岸）。可见，中共主持的铁甲车队是名副其实的“大元帅府（国民政府）铁甲车队”。其三，这一时期，铁甲车队最重要的职能逐渐转为支援工农运动。在中共主持铁甲车队的这一年间，铁甲车队先是支援广宁农民运动，在那里作战十余次，武装农民自卫军、开展减租减息，逗留两个多月，有力地支援了西江地区的农民运动；继而支持省港大罢工，队长徐成章改任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委员长并兼任纠察队总教练（队长一职由周士第接任），赵自选、莫奇标、高超等任教练，大大提高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战斗力；再就是与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一起，直接投入武装反击港英当局的沙鱼涌战斗（铁甲车队在这次战斗中伤亡20 多人），为广东工农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支持。

新生的铁甲车队，虽然人数不多（收编飞机掩护队后有约300 人），存在的时间不长（仅一年），但已初步显示出人民军队的特质。除前文述及的党的领导、特有的部队构成和政治教育、内部的民主和纪律建设等之外，其人民军队特质还体现在与工农群众的密切联系上。正如1924 年12 月25 日周士第在广宁县2000 多名群众自发举行的欢迎铁甲车队的集会上所言：“我们兵士，和农民是处在同一阶级，利害相同，农民得胜利，更是兵士得胜利，总要大家联合起来，才能够成功。”[14]22-23这充分表明，铁甲车队是一支来自工农、热爱工农、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的人民军队。据周士第回忆，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给学员讲话时，曾高度评价铁甲车队在支持工农运动、平定杨刘叛乱、肃清广州右翼势力和封锁香港斗争等方面的重要作用。[6]27

1925 年11 月，铁甲车队结束沙鱼涌战斗回到广州后，周恩来对廖乾五说：“我们要建立一支在我们党直接领导下的正规军队，现在要准备一批干部组建独立团，你们铁甲车队大部分同志都要到独立团去，还要从黄埔军校抽一部分同志去，但主要还是你们铁甲车队。”[14]55随后，铁甲车队100 多人，基本上都加入了叶挺独立团，“均提级使用，队员可任班长，班长可任排长，排长可任连长”。[6]38-39铁甲车队是组建叶挺独立团的骨干力量。

二、叶挺独立团的创建与崛起

学界在论及叶挺独立团建立的原因时，大多引用周士第的回忆：“中国共产党从平定商团，第一次东征、扫平杨刘，肃清郑润琦等右派武装，第二次东征各次战役的经验中，更加感觉到必须建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由我们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力量。于是决定建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以叶挺同志为团长。”[6]38周士第的回忆无疑是极其珍贵并富于权威性的。需要补充的是，筹建叶挺独立团是在中共主持铁甲车队一年之后。此时，中共在国共合作阵营中的斗争对象，既有西山会议派等国民党老右派，又有渐成气候的国民党新右派；而通过领导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以及在广东深入开展农民运动，中共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认识，愈加深入。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而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等也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对中国革命的任务与对象、领导阶级、主力军、同盟军、革命阶段等重要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4 年冬，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军事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这是中共成立以来第一次设置专门领导军事的机构。

周士第所说的建立中共直接掌握的武装“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力量”，不是泛泛之言。①周士第在另一篇回忆中称：“1925 年秋冬，中共两广区委和周恩来、陈延年等同志……深深感到必须建立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中坚力量。”参见周士第：《叶挺同志革命斗争片断》，中共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西江地区大革命时期史料选编（二）》，2003 年版，第3 页。其实，在筹建铁甲车队时，中共就已经有这样的打算，“即通过铁甲车队的建立，除了自己可以直接掌握一支武装外，还可以培养训练我们的干部，日后派去各地开展革命工作”。[6]2如前所述，铁甲车队在拱卫广州政府中枢和支持广东工农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叶挺独立团同样显示出发挥这样作用的能力。据茅盾回忆，1926 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当晚，毛泽东找到苏联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要求动员所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依靠驻防在那里的叶挺独立团，进而开会通电讨蒋，指责其违反党纪国法，予以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其党籍，同时争取第一军王柏龄师以外的军官士兵和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军的力量。此建议虽得陈延年的赞同，却因季山嘉的坚决反对而未果。[15]341-342周恩来当时也有类似的动议。“中山舰事件”的消息传到肇庆后，叶挺认为必须反击，要求“全团官兵枕戈待旦，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战斗”。[14]69他还指明“中山舰事件”是“反革命搞的”，并将蒋介石指为“第二个陈炯明”，独立团官兵则纷纷表示要坚决斗争。[16]96这充分反映了中共组建叶挺独立团的初衷和在其组建后对它的倚重。

关于组建叶挺独立团的经过，周士第忆及：中共广东区委“经过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负责人，黄埔军校党代表汪精卫，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兼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等人商议，决定在第四军第十二师建立三十四团，调第四军参谋处长叶挺同志为团长”。[14]52事实上，叶挺独立团的建立，固然是中共广东区委努力的结果，而叶挺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没有他，该部队的成立就不可能得到张发奎、陈可钰、李济深等上级长官的支持和默许，中共主导组建三十四团（叶挺独立团）的局面也不可能出现。

张发奎曾详细描述了叶挺成为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的由来。1925 年11 月21 日，张发奎部即第四军第一独立旅扩编为第十二师，副军长陈可钰兼师长，张发奎任副师长并实际主持。此时叶挺在第四军军部任参谋处长，正因婚事而苦恼。叶挺追求李秀文多年，李秀文的父亲却迟迟不允，后李父要求叶挺必须成为团长才可完婚，于是叶挺便寻求张发奎的帮助。叶挺与张发奎都是客家人，是广东陆军小学堂校友，后又在孙中山警卫团共事，分任第二营和第三营营长，关系密切。故此，张发奎推荐叶挺出任三十四团团长。[17]84-85这段回忆看似只是一则花絮，但表明作为主官的张发奎的举荐是叶挺就任团长的必要前提。

团长的任命还需得到军部的批准，而此时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对叶挺的共产党员身份心存顾忌，恰好有意让叶挺离开军部。据胡华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当着李济深的面说：“当时叶挺在李任公的第四军当参谋处长，李任公不愿意有一个叶挺这样的共产党员在他身边，就对叶挺说，给你一个团，你到前方打仗去吧。这样才成立了由一个共产党员当团长的独立团。”周恩来说完，李济深“笑笑”，未对周恩来所说提出异议。[18]489据曾任第四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陈公培（吴明）回忆：“在第二次东征后（第二次东征结束时间是1925 年11 月下旬——引者注），叶挺同志奉李济深命令，将梁鸿楷（因涉嫌参与刺杀廖仲恺而被解职——引者注）手下一个团改编，成立了第四军的独立团。独立团的干部是来自党所掌握的以周士第任队长的铁甲车队（因广东境内已平静，铁甲车队不再需要）。”[19]230另据周士第口述，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问李济深为什么在肇庆成立独立团，李的回答是当时“赞成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赞成革命军队帮助农民打地主，所以同意在肇庆建立第四军独立团”。①参见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藏周士第谈话记录，谈话时间为1977 年4 月26 日、28 日，谈话地点为广州军区招待所。笔者以为，基于李济深当年的政治态度，这不过是一种托辞。但无论如何，没有李济深的批准，独立团是无法成立的。

此外，叶挺与陈可钰也有着良好的关系，深得其信任。陈可钰原是孙中山警卫团的团长，叶挺在其麾下任营长，二人相识已久。北伐出征时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留守广东，副军长陈可钰指挥第四军开赴前线，他对叶挺所部在北伐中的扩充持宽容态度。②北伐军占领武昌后，陈可钰在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信中称赞叶挺“人甚英勇，品质俱佳，入湘以来，努力独多”。

叶挺独立团的建立，从其作为中共领导组建的军事力量的角度看，靠的是中共广东区委的努力。同时，建立一支中共领导下的正规军事力量是时势影响下的必然选择，即使不是叶挺独立团，也可能是其他的某个团或某个师。而最终成功建立起叶挺独立团这样一支隶属于第四军第十二师的正规部队，则更多得益于叶挺本人的作用。叶挺与张发奎、陈可钰的良好关系，以及李济深对叶挺共产党员身份的顾忌等因素，成就了叶挺独立团的建立。

张国焘曾回忆说，当时叶挺的“中共党籍又未为人所觉察”，[20]134这一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如前所述，李济深同意叶挺任团长的一个原因就是顾忌其中共党员身份，不欲其留在军部。张发奎也了解叶挺的中共党员身份。早在1925 年9 月叶挺刚刚由苏联回国时，张发奎就问叶挺是否是共产党派其去苏联的。叶挺则毫不掩饰地表示，“在上海认识陈独秀后就加入了中共，于是去了莫斯科”。[17]85③据聂荣臻回忆，叶挺和他于1924 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又于1925 年2 月转至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叶挺“由廖仲恺先生派到苏联学习”，在此期间，“由王若飞等同志介绍入党”。他们于当年9 月回到上海后，才见到陈独秀。见《聂荣臻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32—37 页。刘华清、张震代表中央军委撰写、发表的纪念文章《一代名将 革命先锋——纪念叶挺同志诞辰100 周年》则明确提出，叶挺于1924 年12 月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见《人民日报》1996 年9 月10 日，第3 版。张发奎并没有因为叶挺的中共党员身份而有所顾忌，当叶挺推荐周士第担任团参谋长时，他即便“知道周士第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否决这一任命。张发奎表示，他信任叶挺，对叶挺推荐的干部一概照准。当然，这种信任也是有保留的，张发奎“也安插一些军官到叶团”。[17]85

叶挺独立团的组建时间和第一独立旅扩编为第十二师的时间应该是一致的，即1925 年11 月21 日。①第四军纪实编纂委员会编：《第四军纪实》，1948 年版，转引自曾庆榴：《铁军风采——叶挺独立团述论》，广东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1996 年版，第48—49 页。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所习称的“叶挺独立团”这一旗号，在北伐开始前并未公开打出来。据时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秘书的饶卫华回忆：“独立团始建时，还不是公开的，而是半秘密的。该团初建时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那时是一九二五年初冬。但我们党内叫他们是四军的独立团。直到第二年北伐担任先锋队时，才公开打响独立团的旗号。”[14]51张发奎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1926 年春，李济深令张发奎派叶挺的三十四团先行北上，“卅四团被改编为独立团，向湖南开拔”，同时另外编组了由许志锐任团长的三十四团。[17]95另据叶挺侄子叶春城回忆，独立团的“团部设在督办署，署大门挂上一面‘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团部’的蓝底白字的直牌，这时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后不久正式改编为第四军独立团”。“据该团军需处长陈卓立说，在改编大会上由第四军李济深军长亲自宣布成立独立团，并授予独立团旗帜印章给叶挺团长。”[14]73

当时国民革命军实行“三三制”，三连一营，三营一团，“一个团必须配备大约一千六百人的战斗部队”。[17]85叶挺独立团除了3 个营外，还有一些直属队，北伐出征时“全团人数有二千一百余名”。[21]21

张发奎部原为建国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的部队。叶挺担任团长后，“把原来的官兵都遣散了，重新在湖南、广西两省招收农民，还有各地工厂、矿山的党组织介绍部分工人作为兵员的基本成分”。[22]9与此同时，周恩来“从铁甲车队、黄埔军校毕业生、安源煤矿工人和农民运动干部中选派优秀共产党员到独立团当骨干”。[14]48其中，铁甲车队是叶挺独立团骨干力量的首要来源，“有近百人由队长周士第同志带队，到叶挺独立团当骨干”。[14]55周士第则明确指出，独立团是“以铁甲车队全部和从黄埔军校抽调一部分人员作骨干，从广东、广西、湖南招募士兵组成的”。[6]38这就是说，叶挺独立团实际是由铁甲车队扩编而成的，除飞机掩护队以外的全部铁甲车队成员成为组建叶挺独立团的基础。不少黄埔军校学员参加了叶挺独立团。首先，铁甲车队原本就有一些黄埔军校学员，已随铁甲车队进入独立团。其次，“中山舰事件”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被迫离开。他们大多有黄埔经历，经过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举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的培训后，大部分人员被周恩来派往叶挺独立团，[23]95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曹渊。再次，北伐途中，独立团占领湖南浏阳后，接到中共广东区委的通知，要求其增设一个准备担负特殊战斗任务的特别大队和一个补充营。同时，党派出许继慎（黄埔一期）等30 多位营、连、排级干部到独立团工作，中共广东区委的通知就是由他们带去的。叶挺顶着陈可钰、张发奎的压力，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以侦探队、监视队、担架队为基础成立了特别大队，并在中共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招募新兵，组建起补充营，任命刘明夏为特别大队队长、符克振为补充营营长。[6]62，116最后，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恰逢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毕业。时任中共湖北区委军委书记的聂荣臻后来回忆，林彪就是在这时被分配到独立团任见习排长的。[24]48另据范树德回忆，“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时，分配20 个人去第四军独立团”。[25]315-316这些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良好军事素养的军事人才以及许多经过实际斗争锻炼的工农先进分子的加入，是叶挺独立团强大战斗力的保证，同时也加强了党对叶挺独立团的领导。

叶挺独立团“没有国民党的组织，只有共产党的组织”。[14]49独立团起初只有20 多名中共党员。叶挺亲自抓部队的党建工作，逐渐将党员发展到100 多人。独立团党支部设有干事会（支委会）和6 个党小组，吴季严（陈独秀的外甥，后脱党）任书记。该支部不属第四军政治部管，而是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干事会的叶挺、吴季严、周士第和董仲明（董朗）等有事就直接向中共广东区委的周恩来、陈延年等请示汇报。[6]115当时“周恩来亲自过问排以上干部的任免、人员补充和重大军政训练问题，并亲自编定干部和新兵训练计划，向官兵进行政治教育，经常听取叶挺的汇报和予以指导”。[23]86此外，周恩来还“经常委托组织部长穆青同志到肇庆检查独立团的工作”。[14]61独立团北伐抵达武汉后，则是向军委系统的聂荣臻汇报工作。[14]67可见，叶挺独立团是完全处在党的领导之下的。

中共广东区委对叶挺独立团的要求是：“加强军事政治训练，迅速培养成一支最可靠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6]41但部队编成之初，官兵来自各个方面，政治觉悟不一，作风和生活习惯各异，100 多名铁甲车队成员尚不足以改变全团官兵各自的积习，打骂士兵、官兵分灶、军官贪污和内部争执不和等情况大量存在。为此，中共广东区委有针对性地向独立团提出：只有统一的意志才有统一的行动，只有团结才有战斗力，而党的团结决定全团的团结。为此，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发扬民主，每周开一次党小组会，会上除讨论工作以外，还要开展互相批评。同时，还要加强政治教育，提高官兵觉悟，注意发展党员，严禁打骂士兵、贪污和官兵分灶而食等现象。叶挺亲自落实这一指示，从查处贪污、打骂士兵的典型案例着手，撤销了一个连长和一个排长的职务，严明纪律，改善官兵关系。独立团党支部则针对许多士兵按照在旧军队的习惯使用假姓名、假籍贯以便当逃兵时躲避查处的问题，编写了政治教育提纲，深入开展思想教育。提纲明确：独立团是革命军，是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的，是反帝反军阀的，是为人民谋利益、保护人民利益的；只有保护人民、爱护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有战斗力，才能战胜敌人。提纲强调：过去之所以离家当兵，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掠夺、封建军阀的压榨和地主豪绅的剥削，农村破产农民无法谋生。现在做革命军人是最光荣的，不应该用假姓名、假籍贯。如果为革命牺牲了，其家属还会得到革命政府的抚恤。[6]41-43在肇庆期间，独立团每天上午和下午各设一节政治教育课。此外，独立团内除了党组织，还设立了青年团支部和少年先锋队组织。经过持续、深入、细致、多样的思想教育，严格的军事训练和严明的纪律约束，全团官兵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党的组织和领导力得到加强，全团战斗力大大提高，官兵团结友爱，出现了“课堂和操场上有官兵之分别，休息时亲如兄弟，官兵一致”的新气象。[14]76叶挺独立团帮助开展西江农民运动，有力支持了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农运工作，在处理高要惨案、支援新会农军剿灭地主武装等行动中，与铁甲车队一样显示出人民军队本色。通过这些行动，叶挺独立团锻炼了官兵们的实战能力，为出师北伐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早在1925 年底，中共湖南党组织就确立了利用湖南军阀唐生智与赵恒惕的矛盾来争取唐生智，以准备迎接北伐的工作方针，先后派夏曦和王基永与唐生智联络，取得了唐生智对广州国民政府的支持。1926 年3 月，唐生智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改编所部为国民革命军。[26]59-60同月，唐生智率部驱逐赵恒惕，宣布代行省长职权，后在吴佩孚指使的叶开鑫部逼迫下退守衡阳，请求广东和广西方面出兵支持。是时，广州国民政府仍在为是否北伐而举棋不定，国民党各派系之间小动作不断，所思所想均为派系利益的最大化，置革命大局于不顾。而蒋介石则正忙于出台《整理党务案》，以限制中共并抬高自己，无暇顾及北伐事宜。

“5 月1 日，叶挺率领的独立团由肇庆、新会出发，到达广州，准备出师北伐。”[14]15510 日，李宗仁也来到广州，策动国民政府北伐。据李宗仁回忆，他在广州多番活动，却四处碰壁，只有李济深十分支持其北伐主张。李宗仁便建议李济深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抽调两个师先行北上”，以促使广州国民政府早日北伐。李宗仁同时表示：“第四军主力远戍西江、高州、雷州、琼崖等处，集中需时，而叶挺独立团驻防广州，朝发命令，夕可开拔，应使叶团先行，以壮前方士气。”[27]234李济深欣然同意，其主张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顺利通过。于是，叶挺独立团便率先北上，成为北伐先锋。出征前，周恩来专门到叶挺在广州的住地叶家祠，召集独立团连以上干部会。他以“饮马长江”鼓励大家，并特别指示他们：“现在有些军不愿意派部队打头阵，但是只要你们独立团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因此，你们的任务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打胜仗。”[28]25学者曾庆榴认为：“叶挺独立团之能率先北伐，固然是受国民政府的派遣，也是共产党人主张北伐、支持北伐的政治态度的鲜明体现，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北伐问题上的体现。”[29]379

叶挺独立团于5 月20 日进入湖南，6 月初即占领攸县县城。首战渌田、黄茅铺，独立团以一个团战胜了敌人六个团，打出了军威，也坚定了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决心。战斗胜利的消息传到广州后，6 月5 日，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正式通过“北伐案”。[6]1117 月9 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举行北伐誓师大会。随后，叶挺独立团进攻醴陵，参加汨罗江会战，奇袭汀泗桥，攻克咸宁，大战贺胜桥，血战武昌城，一路势如破竹，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后，国民政府委员蒋作宾称赞道：“第四军是铁军，完全是民众中间说出来的，民众已十分认识第四军是他们的军队。”[30]叶挺独立团则被誉为“铁军的铁拳头”。[31]1927 年1 月，武汉粤侨联欢社定制了一块高1 米、宽0.5 米、正面镌刻有“铁军”两个大字的铁盾牌，将其赠送给第四军。叶挺奉命代表第四军接受了这块铁盾牌。

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缘何能够战无不胜，成为声名远扬的一支劲旅？除了北伐是人心所向、北伐军整体军政素质较高以及苏联及其顾问团的支持之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中共党员和党组织作为全团中坚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叶挺在独立团初次与敌作战前进行动员，指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又是北伐先锋队，我们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北伐中的第一次打仗，我们一定要打胜。”[6]56在独立团，中共党员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在其他工作中率先垂范；党组织则开展思想教育，鼓舞士气，严明纪律，搞好与沿途民众的关系。1926 年9 月5 日，独立团在围攻武昌之役中负责进攻通湘门。第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在战前对官兵们说“我是营长，我先扒城，你们继上”，[32]20表现出冲锋在前的模范带头作用。1926 年冬，叶挺在独立团干部会议上总结北伐战斗经验，指出独立团之所以“能够建立这样的伟大战功”，“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独立团是共产党的军队，因为有了共产党，我们才能成为铁军”。[21]410共产党员和党组织使独立团具有与其他军队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和强大战斗力，即使在已经普遍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的国民革命军中也独树一帜。

其次，军队政治工作发挥了很大效用。国民革命军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和中共的参与下组建的。这批新军队被灌输以革命精神，有主义有信仰，不为私人军阀所有，与旧军阀部队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北伐前国民革命军的各个军均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军、师、团均设党代表，军、师设政治部。团以下虽然一般不设政治部，但各团、营、连都设政治指导员或党代表与干事各一人，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北伐途中，由著名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任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员陈公培（后脱党）、周逸群率领300 多人的宣传大队随军行动，开展战时政治工作。在叶挺独立团隶属的第四军，先是由来自中共广东区委的罗汉担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北伐前夕由原铁甲车队党代表廖乾五接任此职。①北伐出师前，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至第五军的党代表均由汪精卫兼任，实际负责的是各军的副党代表。他们中除第五军副党代表为国民党左派李朗如外，其余均为共产党员。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黄日葵也是共产党员。独立团原本就有干事会，北伐开始后又在营里设立分支部，并在各连设立了政治指导员。[22]9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33]380亲身感受了北伐军精神面貌的苏联顾问拉德克维奇，在给莫斯科方面的报告中指出：“第四军中政治工作做得最好。那里有许多共产党的指挥员，其中有一个被我们称为共产党员团的独立团，因为该团团长、部分军官甚至士兵都是共产党员。由于有这个独立团，再加上在军中开展了政治工作，所以这个军非常团结，士兵群众政治觉悟很高，军队也明白工人运动的重要性。第四军由于夺取了一系列的胜利，所以获取了‘铁军’的称号。”[8]458-459

再次，部队得到了湖南、湖北两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工农群众与作为人民军队的叶挺独立团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叶挺独立团中有不少官兵原是工农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坚决支持工农运动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而广大工农群众支持叶挺独立团，也是自然而然的。在渌田、龙家湾之战中，叶挺独立团不谙地形，多亏当地农民引路。攸县、醴陵两地工农运动开展得较好，当地民众全力支持叶挺独立团，为独立团描绘地形、递送情报、运送补给、安置伤员。关于汀泗桥之役，张发奎承认：“虽然我们的兵士勇气可嘉，但若没有当地农民相助，我们是过不了河的。汀泗桥之役树立了民众援助国民革命军的一个样板。我们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17]1029 月，独立团和其他北伐军部队围攻武昌城，久攻不下。据周士第回忆，为减少伤亡，独立团从安源动员了几十名矿工在通湘门车站附近帮助挖坑道，抵近城池。工人们冒着弹雨，日夜轮班，不断掘进。在城内敌军派出敢死队企图破坏坑道的危急时刻，工人们拿起枪与独立团战士一起进行反击。周士第感叹道：“安源工人此次同独立团并肩作战，表现很勇敢，很有纪律性、组织性，真是拿镐是劈开大地的劳动英雄，拿枪是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后来有一部分安源工人参加了独立团。”[6]83正是由于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们的鼎力支持，叶挺独立团才能在北伐中势如破竹，捷报频传。

最后，全团官兵发扬了一往无前的战斗作风。叶挺独立团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与其战斗作风有密切关系。这种战斗作风是在北伐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贺胜桥战斗中，时任二营营长的许继慎胸部负伤，子弹穿过肺部，但他仍继续指挥战斗，坚持到援军到来。叶挺感慨道：“我深深感觉到，每次战斗中，当我下了命令之后，我就跟着你们大家走了。比如，攸县的占领就是排长万献廷同志在指挥我，贺胜桥战斗最后阶段就是第二营指挥我，而不是我在指挥他们。”[21]411为主义、为民众而战的独立团将士，拥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当武昌久攻不克时，攻城指挥部决定各团组织奋勇队。叶挺在确定奋勇队时，各营均表示不怕牺牲，最后选定第一营为奋勇队。正式攻城时，第一营的官兵奋勇向前，前仆后继，有191 人牺牲，营长曹渊也力战至死。在北伐中作战牺牲的独立团军官，除第一营营长曹渊和侦探队队长（牺牲时为第二营副营长）赖元良外，还有莫奇标、吴兆生、胡焕文、高超、李海涛等5 位连长（均为原铁甲车队的排长、班长）。叶挺独立团出师北上时有2100 余人，在北伐中共伤亡1200 余人，排以上干部伤亡60 多人。[34]70-71张发奎也承认叶挺独立团在围攻武昌时“居首功”，并称赞叶挺“是一员勇敢的斗士，他的部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17]106据1927 年1 月编印出版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追悼阵亡将士大会特刊》记载：“入湘以来，叶团每战皆列先锋，其作战之勇，军纪之佳，牺牲之巨，为各军冠。”1927 年初，独立团在武昌洪山修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攻城阵亡官兵诸烈士墓”，墓碑上刻有“精神不死”“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等铭文。据周士第回忆，叶挺排除干扰，反复争取，最终在墓碑上成功刻下了“无产阶级的牺牲者”字样。[6]85-88这正是对独立团的性质即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彰显。

三、人民军队从这里走来

在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成立前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还主张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都建立同独立团一样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部队”。[6]41①据胡华回忆，这番话是“解放后总理亲自对周士第同志讲过的，周士第同志也告诉过我”。参见《胡华文集》第4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489 页。当时党主要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至第六军、广西的第七军、贺龙任师长的独立第十五师以及冯玉祥的国民军等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同时在工农运动发展得较好的地区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这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而其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还是叶挺独立团。

如前所述，叶挺独立团的功绩已经铭刻在北伐战争的历史丰碑上了。同时，作为中共领导组建的第一支成建制的军事力量，它对后来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和发展壮大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它是新型人民军队的孵化器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中共对独立掌握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有了愈加深刻的认识。1926 年11 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演说，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他认为“军事在中国现在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同时“应当学好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35]97，98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和指示，当时就深得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赞许。毛泽东后来解释说，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33]542这是他当时力主组织中共自己的军队和在八七会议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这一重要论断的依据。此外，与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长沙马日事变使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受惨重牺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27 年5 月，叶挺率领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两团均有原独立团官兵作为骨干）和中央独立师（主要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组成）迅速出兵平定夏斗寅叛乱，没有使其造成大的危害，稳定了武汉的局势，使武汉国民政府得以继续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与经验，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并更清醒地认识到独立掌握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不久，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五月指示”，强调要“建立绝对忠于革命的部队，在革命基础上改组全军，密切军队和工农组织的联系，配备军队干部以及把雇佣军改变为正规革命军”。[36]213这促使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大扩充和发展独立掌握的军队的力度。

北伐军攻占武昌后，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北伐军进行扩编，第四军被扩编为第四军和第十一军。此时，中共对独立团的领导机关已经由广东区委改为中央军委。当时中央军委部分成员和湖北军委合署办公，以湖北军委名义行文。1926 年10 月23 日，湖北军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独立团已经派人去湖南招募新兵，枪支不成问题，下级军官不够，请广东方面派送的军官还没有到。[37]15-16这反映出中共方面急切希望以在北伐中战功卓著、声名远播的独立团为基础，扩充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最终，第四军新建第二十五师，第十一军副军长朱晖日兼师长，叶挺任副师长并实际主持，李硕勋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该师下辖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五团，由原叶挺独立团的军官作为骨干。如在叶挺兼任团长的七十五团，一营营长孙一中、三营营长练国梁，以及一度任副营长的袁也烈和蔡晴川，均来自独立团。而七十三团最多地保留了独立团的老底子，是共产党员最多的一个团。据张发奎说：“在廿五师周士第的第七十三团，多数军官加入了中共，叶挺把这个团移交给周。”[17]1381927年3 月25 日，叶挺由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转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21]257第二十四师下辖七十团、七十一团、七十二团。一批原独立团军官和黄埔军校毕业生，以及中共选派的党员、进步青年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被充实到该师，如刘明夏（原叶挺独立团特别大队大队长，时为共产党员）为七十一团团长；许继慎由七十三团参谋长转任七十二团团长，宛旦平、黄克健、袁也烈分别担任该团的三个营长；董朗为七十团一营营长。第二十四师还成立了教导队，为党训练干部。1944 年朱德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明确指出“叶挺独立团，后来发展为二十四、二十五两个师”。[38]1241927 年4 月19日，武汉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随后，七十三团等以原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的部队沿京汉路及其两侧北上。叶挺则担任武汉卫戍司令，率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留守武汉。为加强武汉防务，叶挺除了给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发放了3000 多支枪外，在平定夏斗寅叛乱后，又组建起第二方面军警卫团。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集团之所以不敢立即步蒋介石后尘，国共合作局面之所以能在武汉继续维持，二期北伐部队之所以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在河南胜利前进，两湖工农运动之所以能继续发展，甚至中共五大之所以能顺利召开，中共中央机关之所以能在武汉安全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叶挺指挥的中共武装是那段时间武汉的主要军事力量。

学界在叙述秋收起义时，很少提到起义的主力军——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源自叶挺独立团这一重要史实。朱德曾明确指出该团起初“也是从独立团派出的干部组织的”。[38]123据刘型回忆，因武汉国民政府发动二期北伐，武汉兵力空虚，于是叶挺向张发奎提议成立警卫团，最初以“各地不能立足的农民、学生暴动分子，一部分安源矿工（约一个连），武汉失业工人，以及叶师一部分老兵为主组成”。“军官除见习排长是黄埔五期学生外，其他都是四期及四期以前的学生。这个队伍党员最多（士兵中还无党员），所以这支部队成了秋收起义反抗武汉政府叛变革命的一支军事力量。”[39]130-131据何长工回忆，该团“是叶挺独立团的一个营改编的，是我们党彻底领导的。秋收起义以这个团为基础，从武昌出发三千多人”。[25]538实际上，警卫团由从叶挺任师长的第二十四师抽调的一些连队，以及黄埔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陈浩（后叛变）率领的第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新兵营组成。据张宗逊回忆，他当时被分配至该新兵营，“新兵的成份多数是马日事变后逃到武汉的湖南农民和农运干部”。[40]21据杨立三回忆，他作为第二十四师的新兵招募委员，从安源招募了100 多名矿工组成一个连，连长为黄赞。该连隶属于新兵营，新兵营后被编为警卫团第三营。[41]129警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营（第四营实际未能入列），成员多是由中共党组织介绍来的，连、排长中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营、连指导员几乎都是共产党员。[25]31

酝酿成立警卫团时，叶挺提议由七十三团参谋长卢德铭（接替许继慎任此职）任团长。经时任第二十五师参谋长的张云逸劝说后，张发奎表示同意。①张云逸曾任第十二师参谋长，与张发奎有旧谊，两人是广东陆军小学堂同学。卢德铭是黄埔二期毕业生，在肇庆时即为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曹渊牺牲后继任一营营长，后由七十三团参谋长转任警卫团团长，秋收起义发动时任起义军总指挥。曾任叶挺独立团十一连政治指导员的范树德（时为共产党员），出任警卫团团附兼辎重队队长。该团一营营长余洒度（黄埔二期，时为共产党员），在卢德铭去武昌向中共湖北省委请示工作之际，接任团长，秋收起义发动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该团参谋长韩浚（时为共产党员），在秋收起义发动时任起义军副总指挥。在党的领导关系上，警卫团直属于中央军委。卢德铭就职前，时任中央军委秘书的聂荣臻与他谈话，要求他掌握好这支部队，扩大党团员数量，提高全体官兵的革命觉悟。[31]警卫团是武汉卫戍司令部下属的主要部队之一，起初的任务是守卫武汉国民政府。1927 年7 月，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第二方面军则东征讨蒋。警卫团因尚未编齐，暂留武昌。南昌起义爆发后，警卫团乘船东下，准备赴南昌响应起义，途中得知南昌起义大军已经南下，同时去路被追随汪精卫的张发奎部队阻断，便辗转至湘赣边界修水一带驻扎，之后作为主力参加了秋收起义。

（二）它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骨干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毅然投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伟大斗争。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部署和领导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先后发动。由叶挺独立团扩充发展而来的部队成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主力军。随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第二十四师一部在海陆丰地区的活动，则有力地配合了广州起义。

1927 年7 月15 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随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在严峻形势下，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当时由中共掌握和受中共影响的计划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主要有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7000 余人，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一个营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400 余人，蔡廷锴任师长的第十一军第十师4500 余人（其中第三十团为中共所掌握），再就是叶挺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5500 余人和由周士第率领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3000 余人。②参见《南昌起义前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兵力概况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版，第585 页。另据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所附的《参加南昌暴动兵力概要表》，第二十五师参加起义的部队有5000 人。参见《南昌起义》，第159 页。在参加起义的队伍中，由叶挺独立团扩展而来的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受党的影响最大、人数最多、装备最好，且久经战阵，战斗力最强，是起义的主力部队。

按照八七会议的精神，9 月9 日，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队伍共5000 余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四个团。第一团由原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大部及平江工农义勇队和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等组成。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三团由原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组成。另有起义前夕收编的云南军阀残部一个团，编为第四团。可见，秋收起义主力是由叶挺独立团扩充发展而来的原第二方面军警卫团。

广州起义的主力是叶剑英率领的第四军教导团。[19]228该团主要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组成，内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它不直接源于叶挺独立团，但与其有重要渊源关系。该团前身是1927 年5 月编组而成的中央独立师，由国民党左派侯连瀛任师长、共产党员恽代英任党代表，曾在担任武汉卫戍司令的叶挺率领下，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由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组成的这支学生军，初经战阵，一度慌乱。叶挺立即以严厉的纪律进行约束，使其迅速成长为一支有生力量。后成长为井冈山红军将领的刘型和陈伯钧，就是因为在平定夏斗寅的战斗中表现英勇，被共产党员游雪程等介绍入党的。后来该部队被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南昌起义时该团也奉中共指示东进参加起义，途中却被张发奎缴械。当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为保护这支革命力量，主动兼任团长，故此该团改称第四军教导团。在叶剑英的率领下，该团南下广州，成为发动广州起义的核心武装。值得注意的是，该部被张发奎缴械时，有些人趁乱逃离，之后参加了秋收起义，成为井冈山斗争的骨干，其中著名的有游雪程、徐彦刚、吕赤、陈伯钧、王良等；还有些人则追赶上了南下的南昌起义军，如陈毅、郭化若等。由叶挺独立团扩充发展而来的部队虽然没有成建制地参加广州起义，但参加南昌起义的叶挺部队，在南下广东重建根据地的斗争中，播撒了革命火种，鼓舞了广东人民的革命斗志。其中，少数军事骨干参加了广州起义，如南昌起义前后相继担任第二十四师参谋长的徐光英和蔡申熙，在广州起义时分别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和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叶挺更是被推举为工农红军总司令，参与指挥广州起义。此外，原铁甲车队军事教官赵自选，作为工农赤卫队第六联队的指挥官参加了起义，并担任起义中诞生的红色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的代理土地委员（土地委员为彭湃，未到任）。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军转战海陆丰，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师。曾在叶挺独立团任连长的陆更夫和在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的袁国平，分别担任该师的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以上种种，均反映出叶挺独立团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和影响。

（三）它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火药”

毛泽东十分看重叶挺独立团及受其影响的军队在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中的作用。他在1927 年8 月初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在该计划中，毛泽东提出从“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认为“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42]48 月18 日，他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43]20毛泽东把拟调一两个团的兵力作为暴动“发火药”的想法写进了给中央的报告。但中央23 日的回信对此进行批评，指出其计划“偏重于军力，好像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44]326收到中央回信后，毛泽东和湖南省委进行了认真讨论。30 日，毛泽东代表湖南省委复信中央，再次强调要把军事行动与工农群众的暴动结合起来，并解释说暴动的主力是工农，调两个团是辅助工农力量之不足。[44]377毛泽东对原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的信赖，是他后来能够通过浏阳文家市会议和三湾改编，将以警卫团为主的秋收起义队伍改造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本力量的思想认识基础。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遇挫，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与敌血战，伤亡很大。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和七十三团团长黄浩生（声）、参谋长袁也烈等，根据师党委会的决定，离队寻找中央请示行动方针。[22]14-15而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则坚持留在部队，将七十三团余部编为第一营、七十四团余部编为第二营、原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编为第三营，号称工农革命第一师，[19]318转战闽赣粤湘边界，发动湘南暴动。1928 年4 月下旬，该部队辗转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这样，同是出自叶挺独立团的两支部队，最终成为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后来开创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四军的骨干。①这两支部队被编为红四军的三十一团和二十八团，也就是长征时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占腊子口的红一团、红四团。在领导井冈山的斗争一年后，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42]13-14

南昌起义后南下的第二十四师在叶挺率领下转战至潮汕一带，遭敌重兵包围，激战后严重受挫。七十团团长董朗（黄埔一期毕业生，早在叶挺独立团驻扎肇庆时就担任参谋、干事会组织干事）和师党代表颜昌颐①据萧克回忆，“至于颜昌颐，起义时我不知道他是二十四师的党代表”。参见《南昌起义》，第271 页。阳翰笙则回忆，他在起义军行至临川时被任命为第二十四师党代表，但任职时间很短，9 月起义军到汀州后就改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参见《阳翰笙选集》第5 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年版，352 页。另有材料说，起义军行至上杭时，雷经天任该师党代表。这里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将颜昌颐作为第二十四师党代表。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25 页。，率该师余部1200 多人突围抵达陆丰东南部，先与中共东江特委取得联系，进而接到中共南方局从香港发来的指示，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董朗为师长兼四团团长，颜昌颐为师政委兼四团党代表。该部队在海陆丰地区开展武装斗争，配合彭湃领导的农军取得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1927 年11 月中旬，中国最早的县级苏维埃政权分别在陆丰和海丰成立，之后开始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第一次将土地革命付诸实践。红二师后来会同广州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分武装②广州起义余部退出广州后在花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于1928 年1 月初到达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和红二师会师，在东江地区坚持斗争。，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之外的又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海陆丰根据地。

（四）它是人民军队的摇篮

叶挺独立团是中共领导组建的第一支成建制的军事力量，但就军事指挥关系而言，它毕竟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所以至多算是双重领导，还不能说它是由中共独立领导的。而由叶挺独立团扩充发展而来的部队，则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主力军。南昌起义完全是在中共领导下发动的，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稍后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更是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毫无疑义，在严格意义上，它们是中共独立领导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而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中的作用，则是极为关键的：一是肇其始；二是为主力红军提供了最初的基干队伍；三是为各路红军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骨干和杰出的指挥人才。除前文所述董朗等在海陆丰建立的红二师、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四军之外，中共在创建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所组建的各路红军中，都有来自叶挺部队的官兵担任骨干。具体情况如下。

琼崖根据地：铁甲车队的首任队长徐成章，于大革命失败后在海南组织武装开展革命斗争，任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总指挥。曾任叶挺独立团运输队队长的符节，于1928 年2 月任琼崖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在海南开展革命斗争的还有曾任铁甲车队文书、叶挺独立团一营书记、七十三团军需主任的周廷恩和南昌起义时任二十五师党代表的李硕勋③1931 年夏李硕勋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后，赴海南指导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当时海南属于广东省。，他们都是在海南牺牲的。

鄂豫皖根据地：黄麻起义的发动者、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副总指挥吴光浩和刘光烈，均曾在叶挺独立团任连长。后来被中央军委列入新中国36 位军事家行列的许继慎和蔡申熙，均在鄂豫皖红军中担任重要军事领导职务。许继慎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在叶挺独立团任二营营长，扩编后先任七十三团参谋长，后任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在随叶挺平定夏斗寅叛乱中居首功。周恩来曾评价他说：“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与他有很大的关系。他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军。”④许继慎纪念馆：《许继慎纪念馆陈展设计与布局大纲》，第20 页，转引自梁汝森：《铁军铁拳头：黄埔军校出身的叶挺独立团官佐》，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60 页。蔡申熙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北伐时在第四军第十二师任营长，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参谋长。1931 年1 月，鄂豫皖地区的红一军（许继慎为军长）和红十五军（蔡申熙为军长）在商南合编为鄂豫皖红四军，以后发展为红四方面军。

左右江根据地：叶挺独立团扩编后任第二十五师参谋长的张云逸、曾任叶挺独立团排长的许卓，于1929 年12 月11 日和邓小平等领导发动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许卓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并在邓小平离队去中央汇报工作时任代理前委书记。来自叶挺独立团的袁也烈和宛旦平则参加了稍后举行的龙州起义。起义后成立了红八军，下辖两个纵队。袁也烈任第一纵队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后由邓小平安排任第一纵队党委书记；宛旦平任第二纵队纵队长。另外，曾在第二十四师任团党代表的雷经天也参与领导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

湘鄂西根据地：出自叶挺独立团的有两位战将。一位是孙德清，又名孙一中，黄埔一期毕业生。北伐开始时在第一军任连长的他调任第四军独立团，攻克武昌后任七十五团一营营长，南昌起义时升任七十五团团长，后在湘鄂西根据地任贺龙所部红二军团参谋长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另一位是参与创建海陆丰根据地的董朗。他于1929 年初奉调到上海，同年6 月被派到湘鄂西地区，先后担任湘鄂西红四军参谋长、红二军参谋长，为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湘赣根据地：李天柱曾为叶挺独立团排长，在汀泗桥战斗中身体六处负伤，后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作为红四军第二纵队纵队长参与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1930 年11 月调往湘赣边任湘东独立师师长，1932 年2 月任红八军代理军长、军长，后任湘赣军区副总指挥。蔡会文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新兵营任连党代表，秋收起义后随朱毛红军转战，作为红三军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1932 年10 月调任湘赣军区总指挥、总政委兼红八军政委。萧克作为第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的连政治指导员和连长，参加了武汉国民政府的二期北伐和南昌起义，在经历湘南起义和井冈山、赣南闽西的斗争后，于1932 年10 月调往湘赣苏区任红八军军长，后任红六军团军团长。上述三位从叶挺部队开始其军人生涯的红军将领，是湘赣苏区鼎盛时期的主要军事指挥员。

叶挺独立团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铁军”的荣誉，第四军的番号由此广为人知。人民军队历史上，先后有三支红军部队以“第四军”的番号命名，即井冈山根据地由朱德、毛泽东统率的红四军，湘鄂西根据地由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由徐向前、曾中生指挥的红四军。抗战时期建立的由叶挺出任军长的新四军，其全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这仍然是要借重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所创造的声望。

四、人民军队的军魂

从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到组建叶挺独立团，从在北伐中担任先锋到攻克武昌后扩建为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五师，从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二期北伐、平定夏斗寅叛乱到发动南昌起义，这支部队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一批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军校学员和工农运动骨干不断汇入，使之成为英雄辈出的队伍。他们之中，有的人在北伐途中就英勇牺牲，有的人是中共独立领导创建人民军队的参与者、见证者，更多的人则成为了人民军队的中坚力量，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军魂。

1944 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说：“现在的林彪、周士第、陈毅、聂鹤亭、肖（萧）克等同志，都是独立团出来的。”[38]123事实上，在铁甲车队、独立团、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以及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战斗和工作过的红军将领还有很多。民主革命时期，来自这些英雄部队的为革命而牺牲的英杰，除前文述及的赵自选、廖乾五、徐成章、曹汝谦、许继慎、蔡申熙、孙德清、卢德铭、吴光浩、刘光烈、董朗、颜昌颐、袁国平、李硕勋、许卓、陆更夫、周廷恩、蔡会文、李天柱、符节、宛旦平和曹渊、赖元良、吴兆生、胡焕文、莫奇标、高超、李海涛等之外，还有：孙树成（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大队长，后接替在平定夏斗寅叛乱时负伤的许继慎任七十二团团长）、王尔琢（第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李鸣珂（第二十四师教导队中队长、中共前敌委员会警卫营营长）、刘畴西（第二十四师营长）、蔡协民（第二十五师连政治指导员）、辛焕文（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张子清（警卫团三营副营长）、宛希先（警卫团连长）、何挺颖（警卫团干部连政治指导员）、伍中豪（第二十四师新兵营连长、警卫团连长）、黄赞（警卫团连长）、陈毅安（警卫团辎重队副队长）、裘古怀（第二十四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毛泽覃（继任第二十四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曾士峨（警卫团连长）、陈龙鹤（黄埔四期，朝鲜人，警卫团成立时加入）、徐杨（警卫团班长）、游雪程（脱离第四军教导团后进入警卫团，任班长）、吴高群（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刘炎（警卫团战士)、李振森（铁甲车队排长）、黄华然（铁甲车队班长）、杨林（又名毕士梯，朝鲜人，独立团第三营营长）、贺声洋（在肇庆时任独立团二营营长兼中共党小组组长）、练国梁（独立团机枪连连长、七十五团营长）、符克振（独立团补充营营长、七十三团营长）、郭焕彩（独立团三营副营长）、周子昆（铁甲车队队员，独立团排长、连长）、刘治志（独立团排长、连长）、韦一平（独立团连长）、张应南（独立团排长、连长）、蔡晴川（独立团监视队队长、七十五团三营营长）、张堂坤（独立团担架队队长、七十五团代理团长）、游步仁（第二十五师参谋处长）、黄克健（七十二团二营营长）、陈守礼（七十二团教导队队长）、张子良（七十三团连长）、毛挺芳（独立团排长）、胡筠（独立团政治宣传员）、叶全（又名叶辅平，叶挺胞弟，独立团军需主任）等。

新中国的开国将帅中，也有不少人来自这些英雄部队，主要有：林彪（独立团见习排长）、陈毅（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聂荣臻（第十一军党代表）、粟裕（第二十四师教导队班长，南昌起义时任警卫队班长）、谭政（警卫团文书）、张云逸（第二十五师参谋长）、许光达（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任七十五团代理连长）、萧克（七十一团连政治指导员、连长）、周士第（铁甲车队队长、独立团参谋长、第二十五师师长）、张宗逊（第二十四师新兵营排长、警卫团第三营连长）、陈士榘（警卫团战士）、黄永胜（警卫团班长）、杨立三（警卫团排长）、聂鹤亭（独立团排长）、谭希林（独立团排长，后在警卫团任排长、副连长）、彭明治（独立团排长、七十三团连长）、赖毅（警卫团班长）、谭家述（七十二团通讯班副班长）、韩伟（安源矿工，后加入独立团，又入警卫团任班长）、唐延杰（独立团二营战士）、杨梅生（警卫团战士）、袁也烈（独立团六连连长）、李逸民（第二十四师教导队政治指导员）、廖运周（七十五团团部参谋）、王云霖（独立团医务上士）、黄序周（七十一团营长）等。此外，还有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主要有：陶铸（第二十四师七十一团连长）、欧阳钦（独立团见习参谋）、何长工（警卫团班长、排长、参谋）、梅龚彬（七十一团政治指导员）、阳翰笙（又名欧阳继修，第二十四师政治部秘书①据曾任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的陈子坚回忆，“在到达抚州时，上级（记不清是革委会总政治部还是军政治部）派来一位叫欧阳继修的同志（共产党员）到师政治部任秘书职务（中校秘书）”。参见《南昌起义》，第279 页。）、雷经天（第二十四师团党代表）、靖任秋（第二十四师政治部组织科长）。

叶挺独立团对人民军队的创建所发挥的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是其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雏形。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铁甲车队和独立团中都有党的组织。据武汉国民政府二期北伐时在前线入党的萧克回忆，他所在的第二十四师“的党组织情况是，团一级设支部，营设党小组”。[19]266而在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建立党总支部，营建立党支部，连建立党小组”。[6]99毛泽东主持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朱德、陈毅在大余整编把党、团员充实到基层连队，就是对叶挺独立团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红四军成立后，“军一级设军委”，“团设团委，营设营委，连设支部，排班设小组，军部设特支”，[45]469健全了党的组织，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8 年11 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与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他认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42]30

二是建立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1927 年周士第在《四军周报》上发表文章，在解释“保护人民是我们的目的”时写道：“‘保护人民’并不是不拉夫、不筹饷、不扰民，就算够的；是要将压迫人民的剥削人民的最凶的帝国主义和军阀即人民一切的敌人完全打倒，使人民的利益得到确实的保障，人民的痛苦完全解除。”他在文章中喊出了独立团官兵的心声：“我们是人民的铁卫兵！”[30]陈毅在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时也指出：“人民武装必须要有坚强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必须依靠人民，由人民自己来建立。”[19]320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将“做群众工作”作为红军三大任务之一，后来又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就是对人民军队为人民这一宗旨的传承和发展。红军没有雇佣性质，它为本阶级利益而战。红军“在过去困难当中能继续奋斗，实由于士兵自知当兵是为的自己及工农大众，不是为的饷银而当兵”。[45]467

三是发扬军队内部民主。无论是铁甲车队还是叶挺独立团，都充分发扬内部民主，定期公开账目，对官兵采用一致的伙食标准，节余的伙食费由官兵平分，严惩贪污和吃空饷，并利用党团组织开展政治训练和民主教育。井冈山红四军继承了这些优良传统，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制度。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内战时期的中国红军，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46]1038人民军队实行的“官兵一致”原则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即“三大民主”制度，其源头就在于此。

四是养成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战斗作风。毛泽东曾高度赞扬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的战斗作风和战术。1937 年，他在和英国记者的谈话中指出：“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他认为，国民革命军之所以养成灵活主动进攻的精神，主要是因为“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33]3801947 年4月19 日，在叶挺独立团成长起来的林彪，在东北民主联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他指出，中共领导的军队，具有“勇猛果敢迅速顽强的作风”，“这种作风主要在于政治的原因外，也来源于叶挺同志的独立团。中央苏区和鄂豫皖区红军的作风，都受了叶挺独立团影响。北伐时期，他是一贯的急行军、强行军，当时从广东一直打到武昌，都是他的急行军打先锋，打死仗打硬仗，他在纪律上是很严格的”。

五是无条件地执行党交付的政治任务。无论是维护国共合作大局、支援广东工农运动，还是作为北伐先锋斩关夺隘，又或是在革命危难之际义无反顾地揭竿而起，投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洪流，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47]86这一根本的建军原则。

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重要参与者，周恩来在追悼叶挺的挽词中明确称其为“人民队伍的创造者”。[28]3这不仅是对叶挺个人的褒奖，更是对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作为人民军队的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则在总结中共从事军事斗争的历史时指出：中共在成立之初，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建军队的重要性，“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33]547-548

铁甲车队、叶挺独立团以及由其扩充发展而来的部队，在民主革命的浪潮中挺身而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推动了中国革命进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的坚定决心，并为其后解决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和最终武装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开创性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