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柏坡红色出版的风貌、特征及影响

万安伦?杨绎霏?黄婧雯

【摘要】西柏坡时期的红色出版是继瑞金时期、延安时期之后，我党红色出版事业发展的又一关键历史时期。这一关键时期在我党出版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各类红色出版物层出不穷，出版机构的管理也逐渐呈现系统化、规范化的特征。西柏坡红色出版在出版思想、出版制度、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等方面实现了突破和创新，彰显了鲜艳的革命底色和鲜明的人民立场。对这一时期的出版史进行回顾和梳理，不仅能够总结经验、收获启示，还能够为党和国家现代及未来的出版事业带来诸多借鉴。

【关  键  词】西柏坡；红色出版；出版风貌；出版特征

【作者单位】万安伦，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杨绎霏，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黄婧雯，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出版业繁荣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23@ZH003）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239.29【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3.23.008

西柏坡时期是继瑞金时期、延安时期的又一重要革命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处于解放战争关键阶段，也是新中国成立前紧锣密鼓、大规模肃清敌对势力的重要历史时期。伴随着革命的节节胜利以及各方面的整顿提升，西柏坡时期的红色出版环境相对稳定，且在系统性地对出版事业进行建章立制后，获得了更快更好的发展。

西柏坡红色出版与党的政权建设、军事斗争、土地革命、文化教育活动密切关联。分析西柏坡时期红色出版的风貌、特征及影响，不仅能够总结红色出版的历史和经验，还能加深和拓展对中共党史的学习与研究，同时也对阐释和弘扬“西柏坡精神”大有裨益。

一、西柏坡红色出版的多样风貌

西柏坡时期正处于我党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大决战的关键时期，其出版在内容上显现出强烈的政治性与阶级性，既涵盖了各大战役中的军事信息，又展现了土地革命运动及根据地、解放区建设等相关出版内容；在形式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适配性，根据不同的内容适配不同的出版载体，凸显良好的传播效果。书、报、刊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共同为西柏坡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服务。换言之，出版与正在发生的战事、政务、民生等深刻互动。

1．种类繁多的图书出版

作为新中国建立前的重要时期，此阶段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图书及政策汇编尤为突出。继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编印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后，1947年12月晋察冀中央局在此基础上增补6篇毛泽东重要著作，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续编本。七届二中全会后，《政策汇编》以及中央挑选的12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图书成为党内学习和指导实践的重要材料［1］。这类总结性的政策汇编书籍和经典理论著作为党的建设和新中国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其突出强调标准性和准确性的特点，也使得这类图书在传达党的重要思想和政策方面有了高质量的保障与提升。此外，文艺图书出版百花齐放繁荣发展，为党的思想文化建设添砖加瓦。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对1949年2月23日至8月31日期间出版发行的刊物、书籍等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统计，根据统计数据，在此期间，新闻出版机构共出版发行各类出版物255种、305册、2084万字，印装46.9万份；由周扬主持选编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共收录作家和工农兵群众创作的作品220余篇，作品类型丰富，其中不乏《白毛女》《刘胡兰》《东方红》等名篇［2］。这一时期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开始崭露头角，比较著名的有华山的《英雄的十月》［3］。这一时期也是妇女运动的光辉时期，诞生了诸多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书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解放》《中国解放区的南丁格尔们》即是此类图书的典型代表。这些图书的出版不仅对解放区的文艺创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也为新中国的文艺创作树立了榜样。

2．使命重大的报刊出版

（1）快速融合并出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

西柏坡红色报刊出版最重要的成就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诞生。1948年6月15日，由《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的《人民日报》在河北平山县里庄创刊出版，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头。同年8月1日，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正式转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期号沿用此前的期号，刊号也沿用此前的刊号——407号。《人民日报》创刊后便成为西柏坡时期最重要、最权威的战时信息发布平台。随着北方诸多大小城市获得了解放，许多地方党报党刊得以创刊和复刊，《石家庄日报》便是中国共产党创刊最早的城市报纸之一。1948年10月3日，著名编辑出版家兼报人胡愈之经香港来到西柏坡，毛泽东对胡愈之说，新中国应办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胡愈之经过8个月的筹备，在中央进入北平后的1949年6月16日，便创立了第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思想文化大报《光明日报》［4］。《光明日报》虽然诞生在北平，却受孕于西柏坡。

诸多报刊在西柏坡时期得到了融合与创新，汇合了新的思想，带来了新的出版风尚。各大报刊融汇了政治形势、军事斗争、战争信息、文化知识、卫生健康等多个方面内容，成为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聚合民心团结多数，解放全中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和积极影响。

（2）宣传土地改革内容的报刊出版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根据解放区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土地改革政策。为推动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进一步发展，1947年10月10日颁布执行经全国土地会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晋察冀日报》首先全文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公布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和《全体农民起来，平分土地》的社论［5］。这些文件、决议、社论，对于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给予了及时、准确、有效的政策解读和现实指导，不仅密切了党群关系，还为广大群众指明了土地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为土地改革运动向纵深发展提供政策依据。《晋察冀日报》还及时公布和纠正了土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1946年5月4日《五四指示》发布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处于向新阶段过渡的局面［5］。因此，《晋察冀日报》對土地改革的实际情况与政策解读的报道大量增加，并在1947年一年之中对晋察冀解放区土地改革进行了集中报道；除了加大宣传力度，还不断地通过对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度分析，梳理和总结土地改革运动以来晋察冀边区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发展和调整过程中，这些针对性极强的出版内容，保障了土地改革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3）以群众需求为主的报刊出版

在促进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可满足当时群众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类报刊不断涌现。1947年4月，《战线》以“晋察冀中央局”名义复刊，成为西柏坡时期重要的出版物，“对于统一和提高北岳区党员干部的思想和马列主义水平，推动边区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6］。在经济政策宣传、指导经济建设方面，《卫生建设》《自然科学界》等刊物在西柏坡时期刊登的指导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的文章，为根据地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科学支持和理论支撑，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求知需要，也搭建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平台［7］。在文化生活方面，不少刊物（《中国青年》《晋察冀画报》等）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喜闻乐见的文化信息，也为人民群众在补充新知和提供教育等方面拓展了更多渠道，满足了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与渴求获取新知识、新观念的急切愿望。

3．在继承中发展的其他出版形式

西柏坡时期承继了中央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广泛利用各类出版载体的创新精神，传播速度快、出版方式灵活的小册子、传单、布告依然是这一时期红色出版的重要补充形式。如淮海战役前制定的关于整个战役总方针的《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便是通过油印成小册子传达到一定级别的军政主官手上。几乎与淮海战役同时，平津战役将布告、传单类的出版物大量印刷出版。在对天津发起总攻、即将解放平津之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为宣传对平津等城市的约法八章的指示》，并将该指示大量印刷，广为张贴布告，印成传单批量散发。这些布告、传单、印制文件在宣传纪律、鼓舞士气的同时，也为广大民众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性质以及我军战事的节节胜利提供了便利。

与此同时，西柏坡时期解放区的摄影和画报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晋察冀画报社出版《晋察冀画报》，刊物中大量英雄人物的宣传，军民之间和谐关系的记录等内容，为这一时期的出版工作增添了色彩。画报每期以一个中心话题为主，配有简单的文字介绍，版面设计美观大方，内容形式生动活泼，制版印刷精良，深受广大军民喜欢。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固定的刊物，晋察冀画报社还印刷出版了一些小型的摄影传单，具有指向明确性和携带便利性的特点，如《清风店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只要放下武器，就保证安全》等［2］。

二、西柏坡红色出版的主要特征

西柏坡时期处于解放战争中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的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红色出版在出版思想、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和出版制度等维度具有鲜明的党性特征，也呈现鲜明的红色底色。

1．出版思想：人民性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因而西柏坡红色出版在出版思想上，坚决贯彻落实人民性旨归，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纳入出版工作的主要考量之中。毛泽东在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8］西柏坡时期，我党在出版物的可读性和可获得性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语言风格追求生动通俗和幽默风趣，便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和理解我党的一些方针政策，同时也为普罗大众获得新知识和确立新思想提供便利和渠道。如《新华日报》（太行版）以五言小诗的形式，将农民农耕生产与支援前线等党的奋斗目标紧密结合，号召大家勿忘团结奋斗，为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其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生动活泼，无不体现西柏坡红色出版思想深刻的人民性。

2．出版载体：多样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批现代软质出版报刊、书籍出版，面向社会大众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深远。”［9］西柏坡红色出版对于出版载体的采用，大多为软质出版的载体形式，通过发送电讯稿沟通信息、利用报刊刊登社论进行宣传传播。同时，还印制了一些宣传单和小册子，根据内容和对象的不同，设置不同的开本和页码，以方便传递和阅读。除通用的软质出版载体植物纤维纸（包括一些质量较差的土纸）外，还因陋就简，利用房屋墙壁、木板、石块等硬质出版载体书写标语口号，其出版载体软硬结合、丰富多样。

3．出版符号：通俗性

西柏坡红色出版主要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展示，其呈现形式依赖于书报刊、宣传单等载体。这类出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出版符号体现出通俗性和简易性的鲜明特征，更容易被人民大众接受和理解。1948年12月9日，《新华总社经中央批准关于用语的指示》中指出：“我们一切发表的文字，必须以最大多数的读者能够完全明了为原则，因此，无论我们编辑、我们的造句文法或我们的选词用字，都必须使人人能懂，然后我们所宣传的内容，才有可被人接受的可能性，望此后发稿时切实注意。”［10］

此时，出版符号还与插画攝影工作和画报工作密不可分，图片带来生动的视觉效果，给识字不多的军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比如：《人民画报》第三期画报全是木刻与漫画，用大众喜闻乐见和通俗易懂的形式传达战事信息；华东画报社出版的32开《战士文化》画报四期，刊登新闻照片、漫画、连环画等，发到连队，给紧张的战斗生活带来生动活泼的气息［2］。

4．出版技术：适配性

经历由石印向铅印的过渡之后，西柏坡时期的出版技术逐渐开始以铅印为主，但有时也采用较为原始的石印甚至油印技术。当时人民日报社只有两台印刷机，其中一台是由原在国民党报社工作，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保顺秘密送到解放区的。印刷机非常破旧，发动机是从敌人汽车上拆下来的，经常出现缺油、故障等问题。一旦出现问题，报社的编辑们以及西柏坡村民便会轮流拧摇印刷机，从而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相较于敌对势力更为频繁的破坏和更为严酷的封锁，西柏坡时期的出版环境应该说相对稳定，出版技术也较为先进，因此出版发展相对迅速。

5．出版制度：系统性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新闻出版工作制度的全面建设，并从登记许可制度、新闻出版审查制度、新闻宣传政策制度等方面进行出版制度的系统性建设与完善，对各种出版物的标准和要求做了统一性规制。这一时期的新闻出版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前一次重要的制度性奠基。

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明文规定，各地的党报要执行由各地负责人看大样制度，要对党报进行审查［11］。报刊审查制度为我党掌握政治话语权和出版导向把关提供了制度保障，是一次思想工作的重要政策调整。在陆续解放的各大小城市中，接管原有城市的中外新闻出版机构等问题亟须明确新的指导思想和制度规制。中共中央在《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中，做了诸多明确指示和规约，为接管城市的旧有新闻出版事业和改造原有的新闻出版制度，提供了临时约法性质的法规支持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明晰办法。

三、西柏坡红色出版的重要影响

西柏坡红色出版对于开拓全新的出版事业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不仅对促进当时的军事斗争、革命进程有着直接影响，还为新中国未来的思想文化走向提供了探索的空间。

1．整合機构组织，强化中央领导

经历了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的新华社，在西柏坡时期得到了更快的成长，其发展速度堪称迅速。新华社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新闻机构，也是重要的出版组织，此时已在全国各解放区建立分社，形成网状化的通讯渠道，搭建了党中央和人民、党中央和军队之间的信息传递桥梁。西柏坡时期，随着战争和时局变化，新华社派出随军记者或记者团，成立了相应的前线分社和野战军总分社，并在各兵团和军队建立分社和支社，极大地扩大了新华社的组织规模与业务范围，为出版工作团结了力量。在内容宣传方面，这一时期的新华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一些及时更新的军事信息和稿件电讯为战局的胜利吹响了号角。因《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一度担负着中共中央机关报、通讯社、广播电台的集成任务，成为党中央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主要舆论工具。

新华书店自创立以来，在全国各地呈现遍地开花的形势，各大分店逐渐构建庞大的书店系统。在此时期，新华书店得到了党中央的进一步重视，1948年6月，华北新华书店和晋察冀新华书店合并成立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华北新华书店总店“不仅为全华北区服务，还为中央、为全国服务，而且得天独厚地及时受到中央指导，并最后统一于中央领导之下”［12］。同时，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相关机构从编印发等方面对新华书店进行全面整合。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新华书店“全部人数为8123人，其中职员3373人，工人4750人，分店108处，支店589处，印刷厂29处”［13］。由此，新华书店奠定了成为全国统一出版发行机构的基础。

2．坚持走群众路线，极大推动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

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新闻出版工作与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是西柏坡红色出版的重要特质，并对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坚持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走群众路线，既体现在西柏坡红色出版工作的各个环节，也体现在各种不同的出版形态中。从图书、报刊等传统出版形态，到摄影图片出版、漫画出版等新型出版形态，其内容生产都紧紧围绕工农兵群众的军事斗争和生产生活。出版工作者非常注重与人民群众的双向互动，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体现在改进后的出版工作中，西柏坡红色出版由此成为连接党群关系的重要纽带。这也为新中国出版工作树立了一以贯之的价值导向。

在群众路线的指导下，西柏坡红色出版对当时革命和解放事业的支撑与助推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开辟了第二个战场。如渡江战役前，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说法不胫而走。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针对这一消极思想，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霹雳声音，全面争取人民的支持。此外，西柏坡红色出版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保存也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共党史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史料文献，为波澜壮阔的革命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记录。

西柏坡红色出版多是为解放战争中的英雄人物树碑立传，也有对典型错误事例进行批评的报道。这样正反两方面宣介，增加了民众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同时也可实时纠正和避免在革命道路上出问题、犯错误，为夺取全面胜利奠定人心基础。

3．融通思想工作、行政事务与出版业务，为新中国出版制度奠定基础

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的西柏坡红色出版，始终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编辑行政事务与出版业务的统筹协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在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斗争精神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14］西柏坡红色出版特别强调敢于斗争的精神，从不同的出版载体到不同的出版形制，形成有利于时局的舆论氛围和出版环境。西柏坡时期，新华通讯社、新华书店等经过不断整合，得到全面加强。相关机构对编辑出版专业人员的培训也作出了各项制度性安排。新华社总编室提出，编辑行政负责干部应把精力放在写稿编稿上，不能只忙于日常编辑行政事务［15］，这对出版工作来说，是在指导思想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原则和努力方向。这一重要调整，是对当时出版活动中存在的重要问题的着力纠偏，对未来新闻出版工作起到了重要的警示作用。

西柏坡红色出版初步探索建立党的新闻出版工作管理制度。随着解放战争的逐步扩展和深入，时局对于新闻出版工作的系统性和制度化要求更为凸显，党中央开始积极探索和建立新闻出版工作的各项具体管理制度。1948年11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对新闻出版机构接收改造提出总体要求［2］。后续针对接受改造工作发布了多项指示，有些指示是对当时出版工作中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批评和清理，有些是对图书、报刊等出版物的刚性约束，有些是在新闻审查制度方面对出版物的严格规定。这些出版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促进了出版工作的吐故纳新。在此过程中，党中央也逐步摸索和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出版工作管理制度雏形。

4．加强出版队伍专业化训练，倡导严明的出版纪律和优良的出版作风

随着新华社、新华书店等与中央一同北上来到西柏坡开展工作，中央开始加强对新闻出版工作者的专业培训。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胡乔木提出，要对西柏坡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增加集训任务，以进一步提升新闻出版工作者的工作能力和专业水平。通过集训工作，针对多种指导文件、新闻材料、国内外情况等内容，展开评稿会，让新闻出版工作者深刻体会我党办报办刊出书的任务和作用。经过一系列的集训，新闻出版工作者得到了思想觉悟的提高和专业素养的提升，这一时期也被胡乔木称为“新华社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时期”［4］。集训工作还将西柏坡时期的报纸、杂志及其他出版物的宣传效能发挥到新的高度，并为新中国成立做好了新闻出版专业人才的储备。

西柏坡红色出版倡导严明的出版纪律和优良的出版作风。出版物要经过严格的流程审核，只有经由出版负责人审核通过的文稿才能被发表或出版。发布和出版的内容必须具有正确的政治导向，对各个出版环节的把关都必须遵循严格的把关制度和管理规则。同时，把出版导向问题上升到舆论阵地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如《晋绥日报》率先批评报刊出版中的“客里空”不良現象，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专业的出版知识，严明的出版纪律，优良的出版作风，被一代又一代出版人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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