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朝经营别失八里的政策措施

刘国俊

（新疆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内容提要］ 宋元明时期，吉木萨尔被称为“别失八里”，回鹘语“五城”之意。1209年，高昌亦都护归顺蒙古，别失八里随之为元朝所属。元朝统治者对于别失八里的战略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汉、唐的基础上进行锐意经营。一是先后设立达鲁花赤、行尚书省、宣慰司都元帅府（元帅府）等军政机构进行管理。二是持续实行屯田开发，建立“站赤”，发展经济，保障民生。三是大力任用别失八里各族人才，让他们参与国家治理。元朝对于别失八里的经营，为加强统治西域、巩固西北边疆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为平定西北宗王之乱做出了重要贡献。

“别失八里”来源于古代回鹘语，意为“五城”，在宋元明时期汉文史料中指今天吉木萨尔一带，另有“别十八里”“别石八里”“别石拔里”“别石把”“鳖思马”“伯什巴里”等不同译称。别失八里在元朝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蒙古汗国、元朝历任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对别失八里的经营，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元朝设置军政机构管辖别失八里

历代中央王朝都曾在吉木萨尔地区设置军政机构进行管辖。汉朝曾任命耿恭为戊己校尉，率部在金满城（今吉木萨尔县城北12公里处）屯田。唐朝于吉木萨尔一带设置庭州，并置北庭都护府以及大都护府。840年以后，回鹘西迁，其中一支占据高昌国，长期将北庭作为“夏都”，名称也逐渐变为“别失八里”。元朝根据不同时期形势的需要，先后设立达鲁花赤、行尚书省、宣慰司都元帅府（元帅府）等军政机构管辖别失八里，将其作为统治天山南北的重要基地。

（一）设置别失八里达鲁花赤

别失八里原为高昌亦都护夏都。1209年，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斩杀西辽监国，归附成吉思汗，别失八里亦归属元朝管辖。《元史》载：“郭宝玉，字玉臣，华州郑县人，……甲戌，从帝讨契丹余族……寻复战，收别失八里、别失兰等城。”①〔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9《郭宝玉》，中华书局，1976年，第3520页。可见，别失八里一度为西辽契丹余部所占，后于太祖九年（1214年）由将军郭宝玉带兵收复。

“达鲁花赤”为蒙古语音译，又名“断事官”，是元朝统治者在所征服地区设置的最高监治长官，达鲁花赤的具体职能为：“祖宗定制，凡内附之国，君长亲朝、子弟纳质、籍户口、输税赋、调民助兵，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②《至元十二年诏》，载〔越〕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2，中华书局，2000年，第48页。1219年至1223年，成吉思汗出兵攻灭西辽、花剌子模等地方政权，统一西域诸部，后在天山南北各地设置达鲁花赤进行统治。《元史》载：太祖十八年（1223年）夏，“（成吉思汗）避暑巴鲁湾川。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及八剌之兵来会，遂定西域诸城，置达鲁花赤监治之。”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太祖》，中华书局，1976年，第22页。又1225年，当时成吉思汗西征东返途中路过别失八里东独山城，曾经任命畏兀儿人月朵失野讷为独山城达鲁花赤。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4《哈剌亦哈赤北鲁》，中华书局，1976年，第3046页。《元史》中又载：太宗时期，“赡德纳后亦弃金官来归，为别失八里达鲁花赤。”⑤〔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50《石抹也先》，中华书局，1976年，第3543页。赡德纳为契丹贵族石抹也先之兄，原仕于金朝，后归顺蒙古，担任别失八里达鲁花赤。可见，别失八里设置达鲁花赤当始于窝阔台，而且当时任命“达鲁花赤”并不限于蒙古人抑或畏兀儿人，也应包括契丹人、汉人在内的各族人士。

别失八里为畏兀儿亦都护驻地，元朝在别失八里设立达鲁花赤，辖区应当不仅限于别失八里一地，而应该涵盖整个亦都护辖区。《元史》载：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统别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术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甲石哈，西临西蕃”⑥〔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2《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中华书局，1976年，第3000页。。据此可知，别失八里达鲁花赤辖区应包括今天的吐鲁番、吉木萨尔、昌吉、哈密在内的北疆、东疆地区以及焉耆、库车等在内的南疆部分地区。另，关于别失八里“达鲁花赤”存续时间，史料无明确记载。《元史》载：“都护府，秩从二品，掌领旧州城及畏兀儿之居汉地者，有词讼则听之。……至元十一年（1274年），初置畏兀儿断事官，秩三品。十七年（1281年），改领北庭都护府，秩二品，置官十二员。”⑦〔明〕宋濂等撰：《元史》卷89《百官五》，中华书局，1976年，第2273页。畏兀儿断事官，即管辖畏兀儿地的“达鲁花赤”，这与别失八里“达鲁花赤”在职能上是重合的，元朝不可能在同一地区重复设置两个达鲁花赤。因此可以断定，畏兀儿断事官与原别失八里“达鲁花赤”应是前后承续关系。究其原因，应该与至元十二年（1275年）火州之战前后亦都护被迫从别失八里迁驻火州（即前文史料中的“旧州城”）有关。

（二）设置别失八里行尚书省

“行省”制度始于魏晋时期的“行台”制度，即中央尚书台在各地设置的派出机构。“行省”之名首次出现于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即中央尚书省派往各地处理军政事务的机构“行尚书省”，简称“行省”，至金亡共设有三十六处“行省”。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因政务简单，设官从简，“惟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⑧〔明〕宋濂等撰：《元史》卷85《百官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2119页。元太宗窝阔台时期，对大量归降的金朝人，“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帅，则以行省、元帅授之，”⑨〔明〕宋濂等撰：《元史》卷85《百官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2119页。主要出于安置降人的需要，沿袭了金朝的“行省”之名以及相应的官职。

1251年，元宪宗蒙哥即位后，划设燕京、别失八里、阿姆河等处三“行尚书省”，其中燕京行省主要管辖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别失八里、阿姆河两行省主要管辖西域绿洲诸地。《元史》载：1251年，元宪宗“以讷怀、塔剌海、麻速忽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暗都剌兀尊、阿合马、也的沙佐之；以阿儿浑充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丁、匿只马丁佐之。”①〔明〕宋濂等撰：《元史》卷3《宪宗》，中华书局，1976年，第45页。两行省辖地以阿姆河为界，从畏兀儿地到河中地区阿姆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归别失八里行省管辖，而阿姆河以南呼罗珊、波斯至小亚细亚等则归阿姆河行省管辖。②刘迎胜著：《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

元宪宗设立别失八里行省，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强化对西域属地统治的需要。1226年成吉思汗死前，将所征服的广阔领土分封给四子掌管，后逐渐形成“四大汗国”，然而，四大汗国受封的主要是从蒙古本部直至里海的草原地带，中原地区以及西域绿洲诸地作为蒙古汗国直属地，由朝廷直接派员管理，并不隶属四大汗国，只是在上缴赋税中抽取一部分给诸汗国。成吉思汗死后，从元太宗窝阔台至元定宗贵由，汗位一直掌握在窝阔台系手中。为此，拖雷系与窝阔台、察合台诸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拖雷系的蒙哥在术赤系的支持下于1251年继位，是为元宪宗。宪宗即位后，以铁腕手段对于窝阔台、察合台系诸王进行了镇压，虽然暂时巩固了政权，但也加剧了汗廷与西北诸王之间的矛盾。在此之前，由于窝阔台系长期执政，西域绿洲诸地逐渐为窝阔台、察合台诸王渗透。因此，蒙哥执政后，面临着如何从窝阔台系手中夺回西域绿洲诸地控制权的问题，而由于拖雷系的势力主要在漠北以及中原地区，对于西域绿洲诸地鞭长莫及，因此，由汗廷设立“行省”并委任大员直接处理当地军政事务实属必要。

1252年，元宪宗下令将窝阔台汗国拆分为若干领地，并分迁诸王前往就封，此举与设立别失八里行省互相配合，达到了进一步削弱窝阔台系势力、夺回可汗对于西域绿洲诸地控制权的目的。当年（1252年），别失八里就发生了一起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事件，此案是由别失八里对朝廷忠实的大臣、身居显要的官员、异密赛普丁审理的，因无法定案，遂上报至和林朝廷，最后由大断事官忙哥撒儿审问，并由蒙哥汗亲自裁决而结案。③田卫疆：《论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及其变化》，《民族研究》2002年第6期，第83页。朝廷高官乃至可汗直接审问处理地方性司法案件，此前是比较罕见的，可见，相比以征收赋税为主要目的而委派达鲁花赤的传统做法，行省的设立使中央更多地参与地方治理，从而进一步提高统治效率。

元宪宗时期，行省依然是临时性的，根据需要或设或撤，并无定制，即“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卷91《百官七》，中华书局，1976年，第2305页。别失八里行省延续至何时，并无记载，只能根据史料进行大致推断。蒙哥死后，1260年，忽必烈继任汗位，改元“中统”，于至元八年（1271年）迁都燕京，并于翌年改国号为“大元”，是为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起兵反叛，并派察合台之孙阿鲁忽前往河中等地筹措粮草。同年，阿鲁忽在阿力麻里正式称汗，遂向天山以南扩张势力，将原别失八里行省的军队、城池、人口等全部接收。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为了拉拢阿鲁忽共同反对阿里不哥，遂颁发圣旨，正式承认阿鲁忽对自阿尔泰山至阿姆河广大地区的统治权。中统五年（1264年），在阿里不哥的指使下，原别失八里行省主官麻速忽也归顺阿鲁忽，⑤刘迎胜著：《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9、155、163页。阿姆河以北的西域绿洲诸地并入察合台汗国，至此，别失八里行省消亡。

（三）设立别失八里宣慰司都元帅府（元帅府）

“宣慰司”首创于金朝，元代大量设立，属于行省的派出机构，“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①〔明〕宋濂等撰：《元史》卷91《百官七》，中华书局，1976年，第2308页。据此可知，宣慰司位于行省与州县之间，平时起到上传下达、推行政令的作用，战时则兼都元帅府或者元帅府，作为统兵机构。宣慰司的这种平战结合、可军可民的灵活性非常适应至元年间动荡不安的西域形势。

至元初年平定阿里不哥之乱后，窝阔台之孙海都重建窝阔台汗国，占据了天山以北，势力到达元朝的漠北地区。至元五年（1268年），海都大举南侵，忽必烈在别失八里击败海都，并乘胜收复阿力麻里，重新控制了天山以北广大地区。至元八年（1271年），又命那木罕于阿力麻里建牙，统兵坐镇西北，至元十二年（1275年），又遣中书右丞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进驻阿力麻里，协助那木罕处理军政事务②〔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6《安童》，中华书局，1976年，第3083页。，暂时稳定了西域形势。然而，仅两年后，至元十四年（1277年），阿力麻里就发生了昔里吉发动的诸王叛乱，那木罕以及安童均被叛军劫持，阿力麻里大营不攻自破。海都等乘机卷土重来，再度夺回阿力麻里，并开始围攻别失八里、和州（今吐鲁番）等地，元朝在西域的统治一度岌岌可危。当时，元朝在西域的统治范围减小，再加上当时忽必烈的主要精力在平灭南宋以及东征日本、安南等问题上，不愿意在西北投入过多人力、物力。所以，阿力麻里失陷后，忽必烈并没有再组织大规模的反攻，也不再向西域派驻“行省”级别的行政官员，而是改设低一级的“宣慰司都元帅府”，对于别失八里、和州、曲先（今库车）、斡端等元朝控制区进行管辖，战略上转入防守态势。

1277年阿力麻里叛乱发生后，“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之被劫于阿力麻里克也，西北军中骤无主。忽必烈汗命阿只吉建牙别失八里镇之，兼辖天山南路畏兀儿、合剌火者及哈密力等处屯戍军事。”③〔清〕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卷42《阿只吉》，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第344页。同年，忽必烈命汉军万户綦公直领军出屯别失八里，綦公直“道出河西，适右手诸王伯延、伯答罕、秃忽鲁等举兵应海都，公直击散之，乃之镇”④〔清〕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卷100《綦公直》，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第637页。。至此，阿力麻里丢失后，忽必烈先后派阿只吉以及綦公直镇戍别失八里，将别失八里作为新的元军大本营，元朝在西域的战略重心由此转移到别失八里。为了加强对该地军政事务的统一指挥，忽必烈原本是准备调平宋名将阿术作为别失八里元军统帅的，然“（至元）十七年（1280年）十二月丙申，左丞相阿术巡历西边，至别十八里以疾卒”⑤〔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1，《世祖八》，中华书局，1976年，第228页。，遂决定改任汉将綦公直。“（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立别失八里宣慰司都元帅府，兼领哈剌火者。适公直入觐，进辅国上将军，即拜别失八里宣慰使兼都元帅。”⑥〔清〕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卷100《綦公直》，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第637页。后又“以忙古台袭万户，配金虎符，从之镇”⑦〔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65《綦公直》，中华书局，1976年，第3884页。。至此，元朝正式设置别失八里宣慰司，以綦公直为宣慰使兼都元帅。至于都元帅府的防区范围，除别失八里外，前文史料明确说的“哈剌火者”，即包括今吐鲁番盆地，另据“十九年（1282年）十一月癸酉，（忽必烈）分元帅綦公直军戍曲先”⑧〔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世祖九》，中华书局，1976年，第248页。的记载来看，当时地处塔里木盆地北道的曲先（今库车）也在防区范围内。因此，“别失八里宣慰司”也被称为“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如“至元二十年（1283年）夏四月丙戌，立别十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⑨〔明〕宋濂等撰：《元史》卷9《世祖六》，中华书局，1976年，第253页。。

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命阿老瓦丁、忽必来、别速台、忽都鲁迷失先后戍兀丹，阿塔海戍曲先，綦公直戍别失八里，分受诸王合班、阿只吉节度。仍置别失八里、合剌火者、兀丹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①〔清〕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卷74，《昔里吉》，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第479页。可见，元廷虽然以綦公直守镇别失八里，但他还要受阿只吉的节制。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因“宗王阿只吉失律，（忽必烈）诏伯颜代总其军”②〔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7《伯颜》，中华书局，1976年，第313页。。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听从枢密院建议，“别十八里军事，凡军行并听伯颜节制，其留务委孛栾带及诸王阿只吉官属统之为宜。”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世祖十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289页。伯颜是当时指挥灭南宋的主将，时任中书右丞，忽必烈调任伯颜负责别失八里的军事指挥，而将阿只吉等人改为负责后勤留守，可见元廷对别失八里战局的重视程度。然而，忽必烈的这次人事调整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元史》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宗王海都叛，侵别十八里，公直从丞相伯颜进战于洪水山，败之。追击浸远，援兵不至，第五子瑗力战而死，公直与妻及忙古台俱陷焉。”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65《綦公直》，中华书局，1976年，第3884页。此次洪水山之战，元军先胜后败，尤其是主帅綦公直、忙古台战亡，对于元军的士气打击很大，使得忽必烈继续实行战略收缩政策。

《元史》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十月癸丑，（忽必烈）置元帅府即其地（别失八里）总之。”⑤〔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世祖十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293页。又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以“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不颜于思、别十八里副元帅王信并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司事副元帅，并佩虎符，将二千二百人以征黎蛮，僚属皆从仲达辟置。”⑥〔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6，《世祖十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347页。可见，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后，朝廷不仅将“别失八里宣慰司都元帅府”改为“元帅府”，将统帅级别也由“都元帅”降为“副元帅”。又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时别失八剌哈孙盗起，（忽必烈）诏（明安）以兵讨之，战于别失八里秃儿古阇，有功，贼军再合四千人于忽兰兀孙，明安设方略与战，大败之。”⑦〔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5，《明安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281、3282页。其中“别失八剌哈孙”就是“别失八里”，可见，此后若干年，朝廷并未放弃别失八里，而是依然在军事上保持着对该地区的控制。

二、元朝发展别失八里的农业、交通、手工业

别失八里位于天山北麓，自然条件较为优越，而且地处中原经漠北通往西域各地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元朝也沿袭了汉唐以来的做法，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别失八里进行屯田开发、开设驿站、开办手工业，巩固了别失八里作为元朝经营西域战略基地的作用。

（一）屯田开发，发展农业

关于元朝在别失八里屯田的记载很多。《蒙兀儿史记》载：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命分宣慰使刘恩所将屯肃州汉军千人入别失八里，以尝过西州兵百人为乡道，且饬甘州置和中所，给其军粮。”⑧〔清〕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卷100《綦公直》，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第637页。据此可知，忽必烈首次派汉军驻防别失八里是在1281年，所需兵将以及军粮则是由河西地区就近调拨的。至元十九年（1282年），“（忽必烈）赐（李进）虎符，复进怀远大将军，命屯田西域别石八里。”⑨〔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54《李进》，中华书局，1976年，第3640页。至此，元朝开始派兵进驻别失八里屯田。忽必烈除调派北方汉军至别失八里屯田外，调派由南方汉人组成的新附军。《元史》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十月癸丑，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十八里。……十一月乙丑，遣蒙古千户曲出等总新附军四百人，屯田别十八里。”①〔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世祖十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293页。这些来自不同区域的兵将抵达别失八里后，既要行军打仗，还要屯田自给，对于元朝维持西北边疆的稳定作出了应有贡献。

忽必烈对于别失八里的屯田军民还是比较关照的，多次下令予以救助及奖励。如，至元十五年（1278年），“二月庚辰，（忽必烈）征别十八里军士，免其徭役”。②〔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0《世祖七》，中华书局，1976年，第198页。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丙午，（忽必烈）命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赐钞一万二千五百锭。”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1《世祖八》，中华书局，1976年，第221页。至元十九年（1282年），“二月戊戌，（忽必烈）给别十八里元帅綦公直军需”，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世祖九》，中华书局，1976年，第240页。“九月丁卯，增给元帅綦公直军冬衣钞。”⑤〔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世祖九》，中华书局，1976年，第246页。至元二十年（1283年）“二月丁酉，（忽必烈）给别十八里屯田军战袄”等。⑥〔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世祖九》，中华书局，1976年，第251页。《元史》又载：“二十三年（1286年）秋，海都及笃娃等领军至洪水山，进（李进）与力战，众寡不敌，军溃，进被擒。从至掺八里（今昌吉），遁还。至和州，收溃兵三百余人，且战且行。还至京帅，（忽必烈）赏金织纹衣二袭、钞一千五百贯。二十五年（1288年），授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佥事。明年，改授左翼屯田万户。元贞元年春。卒。”⑦〔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54《李进》，中华书局，1976年，第3640页。可知，在1286年的洪水山之战中，驻防别失八里的怀远大将军李进兵败被俘，后逃出敌营返回京师，忽必烈非但没有追究他的战败之责，反而对其赏赐，随后依然加官晋爵直至善终。忽必烈对于西北戍边将士的眷顾可见一斑。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后，由于叛军造成的压力过大，忽必烈陆续将别失八里屯田军后撤。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十一月，忽必烈“以别十八里汉军及新附军五百人屯田合迷玉速曲之地，”⑧〔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世祖十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302页。“合迷”即新疆哈密。“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月，（忽必烈）罢蒙古侍卫军从人之屯田者，别以斡端、别十八里回还汉军，及大名、卫辉两翼新附军，与前后二卫迤东还戍士卒合并屯田，设左右翼屯田万户府以领之。遂与大都路霸州及河间等处立屯开耕，置汉军左右手二千户、新附军六千户所，为军二千五十一名，为田一千三百九十九顷五十二亩。”⑨〔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00《兵三•屯田》，中华书局，1976年，第3560页。至此，忽必烈将别失八里屯田汉军将士全部撤回内地，改在大都屯田。

（二）开设驿站，改善交通

为了维护交通顺畅，及时传达政令军情，自窝阔台汗始，元朝沿袭了汉唐以来的驿传体系，在天山南北设立了星罗棋布的“站赤”。“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⑩〔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01《兵四•站赤》，中华书局，1976年，第2583页。别失八里是元朝在庞大驿站网络的重要节点，当时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的交通，一般都是从元大都经上都北上抵达漠北的和林，然后再向西越阿尔泰山，再向南折至别失八里、哈剌火州，然后再沿天山西行抵达伊犁河流域的阿力麻里，再由阿力麻里分道抵达中亚各地乃至西亚、欧洲。由此，别失八里成为连接中原地区与中西亚各地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元朝非常重视别失八里的驿站建设。“至元十五年（1278年），（忽必烈）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别失八里畏兀城子里军站事。”⑪〔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世祖十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293页。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命阿只吉率部镇别失八里，“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驿三十所，以速军报。”①〔清〕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卷42《阿只吉》，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第344页。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正月庚辰，（忽必烈）立别十八里驿传”②〔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世祖十》，中华书局，1976年，第271页。。

（三）救济贫民，开办手工业

别失八里水草丰饶、交通便利、农工商业历来比较兴旺，但由于连年战乱，加上部分天灾，如，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月，别十八里城东三百余里蝗害麦”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50《五行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1072页。，导致别失八里军民时常陷入饥荒，甚至居无定所。为此，元廷采取了赈济贫民、发行纸钞、发展手工业等诸多措施。至元十五年（1278年），“十月辛酉，（忽必烈）赈别十八里、日忽思等饥民钞二千五百锭。”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0《世祖七》，中华书局，1976年，第205页。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四月乙酉，（忽必烈）从迷里火者、蜜剌里等言，以钞万锭为市于别十八里及河西、上都。”⑤〔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世祖十》，中华书局，1976年，第265页。此外，至元十二年（1275年）、十三年（1276年），忽必烈将因屡遭兵革而居无定所的别失八里工匠迁至大都，分别编入别失八里局与别失八里诸色人匠局，为元廷生产缂丝以及织金锦。⑥尚刚：《元代的织金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6期，第69页。至元十九年（1282年），“五月乙酉，元帅綦公直言：乞黥逃军，仍使从军，及设立冶场于别十八里，鼓铸农器。（忽必烈）从之。”⑦〔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世祖九》，中华书局，1976年，第243页。又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四月壬子，（忽必烈命）孛罗带上别十八里召集户数，令甘肃省赈之。”⑧〔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5《世祖十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321页。

三、别失八里各族人才参与国家治理

自成吉思汗以来，历任蒙古汗国、元朝统治者在用人方面采取了较为开放、包容的政策，对于人才的使用，并不局限于族别、出身，只要有治国理政之才或一技之长，对于维护蒙古汗国、元朝的统治有利，都有机会致仕为官，被蒙古汗廷、元廷委以重任，或者在文化领域发挥所长。别失八里位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处于中原农耕文明、西域绿洲文明以及漠北草原文明交汇区。因此，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比较密切，在文化上相互吸收借鉴较为常见。所以，在蒙古汗国、元朝时期，别失八里人才辈出，涌现出一批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翻译家。

（一）籍贯为别失八里的元朝名人

根据《元史》《新元史》《蒙兀儿史记》以及元朝碑铭等相关史料，确定籍贯为“别失八里”的名人主要有以下⑨元代“北庭”的地理范围除别失八里外，还包括高昌（今吐鲁番盆地）、哈密、伊犁河流域等地。元人甚至经常将“北庭”作为长城以北漠北漠南地区的泛称（张晓非：《元成宗时期西域军政机构设立始末》，《西域研究》2023年第4期，第42页）。所以，对于元史中出现的如“布鲁海牙”“廉希宪”“阿鲁浑萨里”“拜降”等史料仅记其籍贯为“北庭”而未明确为“别失八里”者，为了谨慎起见，暂不视为别失八里人。：

1.库而古司。《蒙兀儿史记》载：“阔儿古思，畏兀儿种，别失八里人也。”⑩〔清〕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卷58《阔儿古思》，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437页。库而古司原为术赤帐下效力，后又追随术赤部将成帖木儿，先后在乌尔鞬赤⑪〔清〕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卷42《阿只吉》，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第344页。以及呼拉商（呼罗珊）地区担任地方官。元太宗当政后，库而古司至和林觐见窝阔台，“言西域事甚悉，簿籍出入之数尤明晰，丞相镇海才之”①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50《库而古司》，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632页。。后在镇海力荐下，库而古司担任呼拉商（呼罗珊）摄政官。元太宗极为器重库而古司，“以阿儿浑亦直库而古司，俾佐之。”②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50《库而古司》，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632页。库而古司在呼罗珊任上，“集属僚，谕以上意，母溺职，毋侵官，毋骫法度，吏受赇，簿其赃入官，将士不得妄杀部人，于是民大悦，流亡尽复。初睿宗（拖雷）徙海拉脱氏千户于别失八里，库而古司以海拉脱荒残，归其三百户，逾年海拉脱已增至六千户云。”③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50《库而古司》，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632页。库而古思虽然长期任职呼罗珊，但对于原籍地别失八里的民生极为关注。

2.孟速思。《元史》载，“孟速思，畏兀人，世居别失八里，古北庭都护之地。”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4《孟速思》，中华书局，1976年，第3059页。其“幼有奇质，年十五，尽通本国书”⑤〔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4《孟速思》，中华书局，1976年，第3059页。，因受元太祖成吉思汗征召入仕元廷，为亲王拖雷所用，后成为忽必烈帐中幕僚，“日见亲用”⑥〔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4《孟速思》，中华书局，1976年，第3059页。。宪宗蒙哥死后，孟速思极力劝说忽必烈称帝，忽必烈即位后，对其“眷顾益重”⑦〔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4《孟速思》，中华书局，1976年，第3059页。。在随后平定南宋以及阿里不哥等过程中，孟速思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忽必烈对孟速思极为信任，“数命收召豪俊，凡所引荐，皆极其选”⑧〔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4《孟速思》，中华书局，1976年，第3059页。，“诏与安童并拜丞相，（孟速思）固辞”。⑨〔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4《孟速思》，中华书局，1976年，第3059页。孟速思虽不拜相，“然内外尊礼，咸视丞相。”⑩〔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4《孟速思》，中华书局，1976年，第3059页。他为官低调且颇具德行，“凡与上谋议，未尝出以语人，推毂天下贤俊，未尝有德色。故位列卿佐，而名出宰相上。”⑪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50《库而古司》，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632页。忽必烈对于孟速思评价极高，称赞道：“贤哉孟速思！求之彼族，诚为罕见。”⑫〔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4《孟速思》，中华书局，1976年，第3059页。孟速思“至元四年（1267年）卒，年六十有二，帝（忽必烈）尤哀悼，特谥敏惠。”⑬〔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4《孟速思》，中华书局，1976年，第3059页。孟速思的九个儿子，也大多是当朝高官。⑭〔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4《孟速思》，中华书局，1976年，第3059页。

3.阿里海牙。著名文学家贯云石之祖父，别失八里畏吾兀儿人。阿里海牙少年时务农为生，但已有建功立业之志，《元史》载，“比长，果聪辨，有胆略。家贫，尝躬耕，舍耒叹曰：‘大丈夫当立功朝廷，何至效细民事畎亩乎？’”⑮〔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8《阿里海牙》，中华书局，1976年，第3124页。后受人举荐，于忽必烈藩邸中效力。忽必烈即位后，日渐受到重用，任中书省参事，后又任河南行中书省签事。至元五年（1268年），忽必烈命阿里海牙协助元帅阿术、刘整取襄阳，又加参知政事，至元十年（1273年），又“拜伯颜为行中书省左丞相，阿术为平章，阿里海牙进行省右丞，赏钞二百锭”⑯〔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8《阿里海牙》，中华书局，1976年，第3125页。，负责平定南宋战事。在平定南宋过程中，阿里海牙身先士卒、出谋划策，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对于当时南方的一些割据势力，阿里海牙恩威并施，“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尝专事杀戮。又其取民悉定从轻赋，民所在立祠祀之。”⑰〔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8《阿里海牙》，中华书局，1976年，第3128页。阿里海牙极大减少了战争给南方各地造成的破坏，稳定了人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阿里海牙“入朝，加光禄大夫、湖广行省左丞相，卒，年六十。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封楚国公，谥武定。（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进封江陵王。”①〔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8《阿里海牙》，中华书局，1976年，第3128页。其子忽失海牙袭父职任湖广行省左丞，次子贯只哥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

4.脱烈海牙。《元史》载，“脱烈海牙，畏兀氏，世居别失拔里之地。”②〔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7《脱烈海牙》，中华书局，1976年，第3319页。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时，其曾祖阔华巴撒术曾劝导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归降蒙古。其祖八剌术则效力蒙古，后迁徙至河北真定府定居，“仕至帅府镇抚”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7《脱烈海牙》，中华书局，1976年，第3319页。。脱烈海牙是元朝中期少有的能臣，在隆平县担任达鲁花赤期间，其“均赋兴学，劝农平讼，桥梁、水防、备荒之政，无一不举。及满去，民勒石以纪其政。”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7《脱烈海牙》，中华书局，1976年，第3320页。后拜监察御史，将久讼不决的胡参政杀弟案“一讯竟伏其辜”⑤〔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7《脱烈海牙》，中华书局，1976年，第3320页。，脱烈海牙在燕南道肃政廉访司事任上，“务存大体，不事苛察，在任六年，黜污吏百四十有奇。”⑥〔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7《脱烈海牙》，中华书局，1976年，第3320页。其为户部郎中，“赞画之力居多”⑦〔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7《脱烈海牙》，中华书局，1976年，第3320页。，任吏部尚书，“量能叙爵，以平允称”。⑧〔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7《脱烈海牙》，中华书局，1976年，第3320页。后担任湖北、淮东等道宣慰使，于至治三年（1323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其弟观音奴，“廉明材干，亦仕至清显云”⑨〔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7《脱烈海牙》，中华书局，1976年，第3320页。。

5.安藏。《新元史》载：“安藏，字国宝，畏兀氏，世居别失八里。”⑩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92《安藏》，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774页。年幼时学习佛法，兼通儒学，“一目十行俱下，日诵万言。”⑪〔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8《阿里海牙》，中华书局，1976年，第3128页。宪宗蒙哥将其召入朝廷，从事奏对称旨工作。忽必烈即位后，安藏进献《宝藏论元演集》十卷，劝其重视经史之学，“以知古今之治乱，正心术，以示天下之向背。”⑫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92《安藏》，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774页。至元八年（1271年），又与儒臣许衡共进“知人、用人，德业盛，天下归之说，帝嘉纳之，特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寻商议中书省事。”⑬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92《安藏》，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774页。由于通晓汉、回鹘、蒙古、藏、梵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安藏奉旨翻译《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等汉文经典，并进献给忽必烈。忽必烈对安藏极为喜爱。阿里不哥反叛时，曾派安藏前往阿力麻里招谕，后因阿里不哥反迹昭彰，恐遭不测，竟遣人将其追回，曰：“毋害善人”。⑭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92《安藏》，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774页。后忽必烈又给予安藏“加正奉大夫，领集贤院、会同馆、道教事”⑮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92《安藏》，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774页。的崇高待遇。安藏卒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延祐二年（1315年），“赠太师，追封秦国公，谥文靖。”⑯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92《安藏》，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774页。

6.阿实特穆尔。《阿实特穆尔神道碑》云：“阿实特穆尔，辉和尔（畏兀儿）人，世居伯什巴里（别失八里），入国朝乃徙于燕。”⑰《阿实特穆尔神道碑》，引自戴良佐编著：《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4页。名臣孟速思之子，生于元大都，“生有异质，强敏过人”⑱《阿实特穆尔神道碑》，引自戴良佐编著：《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3页。，初为太子真金宿卫，至元十五年（1278年）因从征有功，授枢密院都事。至元十九年（1282年），在枢密院断事官任上，阿实特穆尔“雪边帅之诬，众誉翕然”①《阿实特穆尔神道碑》，引自戴良佐编著：《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3页。，后被召入内廷，教真金之子帖穆耳（即后来的元成宗）、晋王学字。成宗即位后，大德二年（1298年），阿实特穆尔“迁翰林院学士、太中大夫”②《阿实特穆尔神道碑》，引自戴良佐编著：《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3页。，辅佐晋王甘麻剌。武宗即位后，“以师傅恩拜荣禄大夫、大司徒、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③《阿实特穆尔神道碑》，引自戴良佐编著：《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4页。，至大元年（1308年），又“加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常礼仪院事”④《阿实特穆尔神道碑》，引自戴良佐编著：《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4页。。至大二年（1309年），阿实特穆尔卒于京师，年六十一。“赠推诚保德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武都王，谥忠简。”⑤《阿实特穆尔神道碑》，引自戴良佐编著：《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4页。

7.洁实弥尔。《蒙兀儿史记》载：“洁实弥尔，亦别失八里畏兀儿人。”⑥〔清〕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卷118《洁实弥尔》，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第718页。洁实弥尔18岁时，与兄玉笃实至大都，觐见元世祖。忽必烈以玉笃实为自己侍从，而以洁实弥尔服侍太子真金于东宫。洁实弥尔后担任延庆司同知，延庆司是当时负责佛寺营造事务的机构，属于肥缺，而其廉谨深得太子真金赏识，曾说“高昌回纥人皆贪，独汝不染其俗，倘日用不足，可于我取之。”⑦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92《洁实弥尔》，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775页。后又命其为中书省、御史台传旨，并说“以汝厚重，言不泄漏，是以命汝”⑧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92《洁实弥尔》，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775页。。成宗即位后，洁实弥尔奉命护送晋王甘麻剌归镇漠北有功，“擢嘉议大夫，赐玉鞶带、香串带各一。未几，晋资善大夫、同知宣政院事，领延庆使”⑨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92《洁实弥尔》，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775页。，颇受重用。当时，“宣政院掌僧徒，往往黩货营私，洁实弥尔约束严如台、省，人皆曰宣政院为御史台治事，帝闻而嘉之”⑩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92《洁实弥尔》，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775页。，后“进荣禄大夫、宣政使，领延庆使”⑪《阿实特穆尔神道碑》，引自戴良佐编著：《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3页。。成宗死后，武宗、仁宗时欲对其任命或加封，洁实弥尔固辞不受。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洁实弥尔卒，年六十三。“赠推诚佐理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齐国公，谥文忠。”⑫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92《洁实弥尔》，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775页。

8.贯云石。原名小云石海涯，名臣阿里海牙之孙，因父名为“贯只哥”，遂以“贯”为姓，自号“酸斋”。《蒙兀儿史记》云：“贯氏，亦别失八里畏兀种族，平宋之役，阿里海牙有功湖广，其子曰‘贯只哥’，子孙以贯为氏。”⑬〔清〕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卷154《色目氏族上》，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1012页。其母号称“廉孟子”的廉希宪之女赵国夫人，自幼聪明好学。成年后，贯云石袭父职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治军松弛有度、不拘一格，后将其父职爵让与弟忽都海涯，从此弃武从文，后被当朝大儒姚燧推荐给元英宗为潜邸说书秀才，宿卫禁中。英宗之父仁宗对于贯云石也大为赏识，特旨拜“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⑭《贯云石神道碑》，引自戴良佐编著：《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3页。。仁宗当政初期，励精图治，恢复科举，贯云石在其中“定条格，赞助居多，今著于令”，⑮《贯云石神道碑》，引自戴良佐编著：《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3页。并向仁宗上书条陈“六事”，包括修文德、正国本、设谏官、表姓氏、易服色、变风俗、任贤能等，条条切中时弊，“书凡万余言，未报”。贯云石遂对于政治心灰意冷，称病辞官隐居江南，以“芦花道人自许，卖药于钱唐市中，诡姓名，易服色，人无有识之者”①〔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3《小云石海涯》，中华书局，1976年，第3422页。，并致力于文学创作，“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长，变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②〔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3《小云石海涯》，中华书局，1976年，第3422页。泰定元年（1324年），贯云石英年早逝，年仅39岁。“赠集贤学士、中奉大夫、护军，追封京兆郡公，谥文靖。”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3《小云石海涯》，中华书局，1976年，第3422页。后人任讷将他的散曲与自号“甜斋”的徐再思的散曲合为一编，世称《酸甜乐府》。

此外，见诸史料出身别失八里的还有野里术及其子铁哥术、大乘都、寿同海涯、道同、普达世理等人，因限于篇幅或者其人生平事迹不详等原因，不再赘述。

（二）元朝别失八里人才辈出的原因

首先，畏兀儿人归顺蒙古汗国比较早，使其在随后元朝的政治格局中获得了明显的优势。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建立汗国后不久，畏兀儿人整体归顺蒙古汗国，成为最先归附蒙古汗国的非游牧部族。此后，畏兀儿人与元朝统治者保持了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由于蒙古人缺乏治国理政经验以及不善于统治农耕地区，所以，在中央以及各级地方机构大量使用畏兀儿人，使得畏兀儿人在有元朝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多的参政机会，从而出现了一批治国理政的畏兀儿人才。正如元代文学家赵孟頫所言：“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诸国，回鹘最强，最先附。遂诏其主伊都呼第五子，与诸皇子约为兄弟，宠异冠诸国。自是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④《阿鲁浑萨里神道碑》，引自戴良佐编著：《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9页。

其次，成吉思汗命令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创制回鹘体蒙古文，这为畏兀儿人参与国政打开了大门，所谓“蒙古灭乃蛮，得畏兀儿文字用之，故畏兀儿人多显者”⑤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36《史臣曰》，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584页。。由于官方文字使用回鹘体蒙古文，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大量畏兀儿人从事文书工作（“必阇赤”），不少畏兀儿人因此步入仕途。以别失八里人孟速思为例，《阿实特穆尔神道碑》载：“太祖时，国字未立，凡诏诰典祀，军国期会，皆用辉和尔（畏兀儿）书，时武都智敏王（孟速思）居部中，年十五，尽通其学冠诸部，名动京师。乃征诣阙诏对称旨。诏侍睿宗（拖雷）。”⑥《阿实特穆尔神道碑》，引自戴良佐编著：《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3页。孟速思由此发迹。再如，同为别失八里人的库而古司，原为术赤帐下一军卒，后“从出猎，适太祖书至，仓卒无读者，惟库而古司能读，术赤悦，令以畏兀文授其子孟速思”⑦柯劭忞撰：《新元史》卷150《阔而古司》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1989年，第632页。。从当王子师开始逐步走上元朝政坛。

再次，汉唐以来，陆续有中原人到吉木萨尔一带屯田垦荒，尤其是唐朝设立庭州后，更多的中原人来到吉木萨尔从事各行各业并定居于此，从而使吉木萨尔成为西域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之一。1225年，长春真人丘处机路过鳖思马大城（即别失八里），只见当地“王官、士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迎。……时回纥王部族劝葡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技乐，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问风俗，乃曰：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景龙三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⑧〔元〕李志常原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4、119页。可见，直至元朝初年，中原文化在别失八里依然非常流行，从当时回纥王以中原乐舞来招待丘处机来看，当地的畏兀儿人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相比与西域其他少数民族，畏兀儿人对中原文化较为熟悉，具有一定的中原文化基础，这对于在元朝这样一个仍以汉人为多数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从事政治、文化活动无疑是极为有利的。

最后，元代大量畏兀儿人内迁并定居中原地区，与中原人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大量吸收中原文化，从而使其整体上具有较高的中原文化水平。前文所列脱烈海牙、阿实特穆尔、贯云石等人，虽然祖籍别失八里，但都是迁居中原地区畏兀儿人的后代，自幼便接受中原文化教育，拥有较高的中原文化水平。《元史》载：脱烈海牙“幼嗜学，警敏绝人。……喜从文士游，犬马声色之娱，一无所好。……仁宗在东宫，知其嗜学，出秘府经籍及圣贤图像以赐，时人荣之”①〔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7《脱烈海牙》，中华书局，1976年，第3319～3320页。。贯云石自幼便鹤立鸡群、才华横溢，“稍长，折节读书，目五行下。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②〔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3《小云石海涯》，中华书局，1976年，第3421页。由于极具文学天赋，姚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3《小云石海涯》，中华书局，1976年，第3422页。，元仁宗时，贯云石入朝为官，以至于“一时馆阁之士，素闻公名，为之争先快睹”④《贯云石神道碑》，引自戴良佐编著：《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3页。。再如，元末文学家宋褧的诗集《送翰林应奉寿同海涯挈家觐省十首》提到，“翰林应奉寿同海涯”，“亦畏兀氏，自别失八里内徙居绍兴路”⑤〔清〕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卷154《色目氏族上》，引自《元史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辑出版，第1018页。。

四、结语

作为天山东部的战略要地和元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支点，别失八里在元朝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蒙古汗国、元朝历任统治者对别失八里的战略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采取诸多政策措施加以经营。一是在汉唐的基础上，不断强化机构设置，先后设立达鲁花赤、行尚书省、宣慰司都元帅府（元帅府）等军政机构进行管理；二是沿袭了汉唐的做法，进一步实行屯田开发，建立交通体系，发展经济、保障民生，进一步夯实别失八里作为西北战略基地的经济基础；三是大力任用别失八里各族人才，让他们参与国政，鼓励他们发挥优势和特长的同时，增强各族上层人士对元朝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元朝对别失八里的经营，为加强统治西域、巩固西北边疆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自忽必烈即位后，与西北宗王围绕西域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故对别失八里的经营着力最多，因长期坚守别失八里，极大地消耗了西北宗王的有生力量，为元成宗最终平定西北宗王叛乱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