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潜彰幽君独秀,蜚声卓越在书林”
——江澄波《吴门贩书丛谈》及其口述史读后随札

徐 雁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1981 年,由苏州市政府公共文化财政拨款,开工建造苏州古旧书店暨苏州文物商店营业大楼,四年后在人民路乐桥北首竣工（门牌编号为人民路1222 号）。 该建筑体为五开间四层,外观立面为古色古香的仿古样式,其中归属古旧书店的使用面积约有1200 平方米。 九十年代初,我有幸随南京知名作家、藏书家薛冰先生同到苏州活动,首次识荆,见到江澄波先生这位苏州古旧书业的“老法师”,就是在该店对外宣示“闲人莫入”的三楼。

1990 年12 月6 日至10 日,时为苏州市古旧书店副研究馆员的江澄波先生,在南京举办的“江苏出版史（民国时期）学术讨论会”上,为编好旨在总结民国时期有关江苏出版的史志丛书,献议了既要重视各地县志,还应注重乡镇志、山志、水利志,以及包括图书馆编印的藏书目录,以及该时期各种法规、章程、条例,还有郡邑丛书、乡贤诗文集、家谱等10条具体编写意见[1]。 江先生有关中国古书旧籍的博识和见解,给参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显示了一位古旧书业者的历史文献学问内涵。

二三十年时光的流逝,已至耄耋、鲐背之年的江澄波,陆续问世了《吴门贩书丛谈》（李军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 年版）及《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韦力、张颖整理,古吴轩出版社2022 年版）两书,从而极大地弥补了20 世纪中国古旧书业经营史的一大段重要空白。

2023 年元旦日,虚岁九十八的江先生,在《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扉页照片下,为我签名并盖章题赠了该书,令人遥念吴门,顿生无限感怀。 不禁想起2005 年4 月3 日、2007 年8 月22 日,先后两次走访位于钮家巷9 号的文育山房,并获得江先生签题《古刻名钞经眼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的情景。

当年,退休后的江先生在子女们帮助下,租借了建新巷一个铺面,自营了一家名为“文育山房”的旧书店。 待我乘赴苏公事之机,踪迹而访时,却已迁移到临顿路小太平巷5 号了。 遂至铺中拜谒,并选购包括《古刻名抄经眼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在内的苏州文史旧书多册。 结账时,求请江先生在《古刻名抄经眼录》扉页上签题,江先生非常乐意地接过书,趴在书桌上题写后,还取出一枚朱文姓名图章钤印其后。 如今从书橱里检出重展,可知是2005 年的早春,4 月3 日的下午。

再度走访,已是2007 年8 月22 日的下午,店址已在临顿路钮家巷9 号了。 江先生依然记得两年前我的那回造访,于是在惬意闲聊之余,他坚持取下一册《古刻名抄经眼录》要给我“收藏,收藏”,我当即声明上回在店里已请您签名题写过一册了,他的回应是“不多了,不多了”,可真是令人感动,或寓有“宝剑”“香粉”赠予之意。

还真是对江老先生的惊人记忆力惊佩之至! 五年后的岁末,我忽然接到来自钮家巷9 号的一个牛皮纸大信封。 拆阅之后,方知是《平江文史》第5 辑上,刊登了他老人家写的《过云楼藏书归公亲历记》,回忆了1992 年时,他老人家在苏州古旧书店工作时,接受江苏省老领导柳林（1917-2001）嘱托,经手将顾文彬（1811-1889）、顾鹤逸（1865-1930）所遗过云楼三分之二藏书,售给南京图书馆的具体过程。

原来顾文彬（1811-1889）所藏,传至其承子鹤逸（名麟士,自署西津渔父、鹤庐等）后,广事搜求名人手札,抄、校本古书,及宋、元以来佳椠善本。 据江先生回忆,其收购渠道,“绝大多数是经过护龙街上欣赏阁主人徐松甫之处收得的。 在我涉足书林初期,曾听先父讲过,当时明刊白棉纸书的市价,大约每册银元三枚而已。 同时还有一个绝好机会,那就是正值辛亥革命成功,军政府撤散苏州府,省会移往南京。 在苏候补官员纷纷回籍,阊门外又发生兵变,因而富有之家大都迁往上海租界,造成人口减少,经济萧条,旧书店更是进多出少。 这就给顾家创造了收书的有利条件”;所藏“虽然经过了抗日战争,一直保存得很好。 直到‘文革’抄家后,才运往市博物馆……后经落实政策,全部发还顾家。 据说当时分作四份,由公硕四个儿子各自保藏”。

1 从扫叶山房“老书店”到文学山房“古书店”

“文学山房”的出世,与晚清发生的太平天国农民军运动所造成的一场社会大动乱密切相关。 史载,同治二年（1863）十月,沦陷了三年多的苏州城被清军克复。 次年七月十九日,太平天国农民军自命的都城“天京”被湘军攻克之后,侍王李世贤（1834-1865）部在湖州府一带继续发动战事,军民伤亡惨重。

既为人身的安全,更由于生计所迫,江椿山遂离开家乡所在的吴兴织里镇（今属浙江湖州）,跑到已在两年前开始恢复市面的苏州谋生,并于光绪初年,进了初创于阊门内西中市的扫叶山房老书店做了伙计。 因收入菲薄,且随时有被掌柜辞退之虞,故而旷至四十开外,才在山塘八字桥西街租了一屋,娶得刘家之女为妻。 光绪七年（1881）,生下一子,起名为如礼,字杏溪,后以字行。

江杏溪（1881-1949）十三岁时,被其父送到位于嘉兴县城孩儿桥堍的殷氏大同书局“学生意”。所学内容,有古旧书修补以及门面买卖业务,进而鉴定版本、搜购古书旧籍等。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奔父丧返回苏州。 随后为奉养寡母,借贷300 元,在护龙街（现称“人民路”）嘉余坊口,用芦花席围出一间棚户,靠买卖旧书维持生计。 在娶妻胡氏之后,日子过得甚是艰难。

当年,苏州城在经历太平天国农民军与清军的兵燹战火之后,传统的阊门内外商市已伤筋动骨,振兴乏力。 从光绪初年起始,商贸中心不断向城内以护龙街为主干的临顿路、观前街一带移转。 程瞻庐（1879-1943）在《苏州识小录》中记述道,当时吴人口语里,已有“吃煞观前街,着煞护龙街”之说,可知当年“观前街食铺林立,护龙街衣肆栉比”之盛景。

屈爔（1880-1963）在《文学山房丛书》（亦名《江氏聚珍版丛书》）初集序言中说:“吴门书肆之盛,至嘉、道时而极……自经太平兵燹,不数十年,荡焉无存。 今游吴市,惟见观前、护龙街寥寥数家,而插架之书,可观者尤尠。 就中惟来青阁杨寿祺可为后起之秀,而其邻文学山房江君杏溪,亦饶有思想之一人。”因此,当年借贷三百金,择址嘉余坊口做旧书生意的江杏溪,有他独到的商业谋略和市场眼光。

于是,从20 世纪初经销国学类古旧书起步,到囤购清廷覆亡后离苏官员们处理的行箧藏书,在江杏溪苦心经营下,抓住清末民初的种种机缘,文学山房买卖古书的生意逐渐做大了起来。 而原本“衣肆栉比”的护龙街,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已成为名著大江南北,可与北平琉璃厂、隆福寺一带媲美的“古旧书一条街”了。

江氏文学山房,参与并见证了苏州古旧书业的沉浮兴衰。 据来青阁主人、古旧书业专家杨寿祺（1894-1971）回忆,在1914 年7 月28 日“欧战”爆发后的四年多时间里,苏州古旧书业的市场经营非常困难。 但在1918 年冬战事结束后,到1937 年夏日寇全面侵华战争发生之前,“支持苏州旧书业的仅江杏溪之文学山房一家而已,余皆旋起旋歇,难以悉数”。

1926 年6 月30 日申时,江家诞生一子,他就是长大后善继其祖其父书业生意的江澄波。 江澄波先生晚年对人感慨道:“从我出生到现在,我和书店的缘分,已有近百年了。”[2]

2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古旧书生意兴隆时期的文学山房

汪葆楫（1908-2005）回忆说,1927 年春,他拜在苏州宿儒孙宗弼先生（1868-1934）门下为弟子。 孙先生上午到校讲课,下午就在家为他们讲授经、史及近代古文。 讲学之余,孙先生有时会带弟子同往护龙街逛旧书店,“此处为苏州旧书的集中所在,可以任意入里翻阅书籍,而店主又都与先生相识。 这样,我们得涉猎群书,便对目录、板本有些初步认识”[3]。这其中的店主,就有文学山房主人江杏溪等。

是时,江杏溪得其妻弟胡继荣的助理,其子静澜也已熟悉贩书之术,生意蒸蒸日上。 1931 年前后,便择址市口更好的护龙街大井巷北首,建造起了前店后居的新楼屋。 店堂宽敞,古书盈架,随宾客选阅;后有楼座,是收藏古书及版片的库房,以及江家老小的起居生活场所。 作为当日“东南旧籍贩卖的名铺”,其生意“已以万金进出,非曩时借银三百,仅盼糊口时相比了”[4]。

据与江家熟稔的沈延国（1914-1985）晚年所撰《苏州文学山房记》,苏州“藏书之家,闻名中外。 学子勤读,于是贩书之业,因之以兴。 解放前,吴中护龙街（即今人民路）自察院场至乐桥一段,大小旧书铺,林立其中。 在大井巷北,三开间店面,有徐世昌（水竹村人）及曹福元所书‘文学山房’匾额的旧书铺,为书林巨擘”;又云熟谙古书版本、目录的江杏溪“善访古籍,苦心经营,名闻东南……如木渎冯桂芬、无锡朱达夫,以及管礼耕、叶昌炽、丁士涵、沈秉成、王同愈、单镇诸家珍藏,皆囊括于店中,海内孤本,也时搜集,于是南、北名家,时聚山房。 若涵芬楼的张元济、孙毓修,合众图书馆的叶景葵,北则傅增湘、朱希祖、顾颉刚、谢国桢等,时来访书。 名作家郑振铎、阿英等,也是不速之客。 至若吴门学者名流,李根源、张一麟、陈石遗、邓邦述、金天翮、吴梅、沈祖绵、顾麟士、赵诒琛、王德寿、王謇、汪东、潘圣一、沈维钧,以及潘承厚、承弼兄弟,时集文学山房,可谓群贤毕至,不但选择各需书籍,又成为探讨学术的场所。 加以主人杏溪善交文士,凡三四学者来店,辄邀至朱大官酒家小酌,虽是富仁坊口一家弄堂小店,但菜肴精美可口,价又极廉。 促膝谈心,各抒心得。 无松鹤楼之喧闹,聚陋室而畅谈,妙论泉涌,诚别有一天地呢”[5]。

由于文学山房之类古旧书铺的高端内涵,一般读书后生往往会望而却步。 因为“来的都是客”,店面的伙计被要求对所有宾客,都要热情招呼和满意接待。 从小在苏州城里长大的尢玉淇（1918-2013）晚年感慨道,文学山房、来青阁及琴川书店等,都是“出售考究版本、古本、孤本等高层次的旧书店,与我这后生小子可谓是无缘的。 我最喜欢踯躅的,还是牛角浜这些小书铺……”[6]

但阿英（1900-1977）这样的资深读书人和淘书客,就大不一样了。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他时常在凌晨乘坐从上海火车北站发出的快车,以便一早到达苏州。 他的访书屐痕,通常就是从位于城北的文学山房起始的。

逛过文学山房,会账之后,阿英便出店向南,依次把松石斋、存古斋、来青阁、适存庐、觉民书店、艺芸阁、宝古斋、灵芬阁、集成、勤益、琳琅阁、振古斋、欣赏斋等古书铺巡阅一过。 这一段在护龙街两侧的“访书之路”,以察院场为起端,过观前街口,一路南行,忽而在路东,忽而在路西,一直淘书到饮马桥为止,大抵有三里地左右,需要用去一上午的时间[7]。

1935 年8 月,江杏溪撰有《文学山房书目》卷首“告白”:“敝房创设,迄今倏已四十载于兹矣。 专营收卖古今家藏旧籍,印行国学参考用书,颇蒙士林嘉许,而于目录向未编印。 迩来文化日兴,图书馆林立,屡蒙各界纷纷函索,终无以应奉,甚觉歉然。 是故今将所存编就一帙,定价低廉,以供惠顾诸公选购。 维就中既鲜秘册,尤乏善本,难副雅望,深为遗憾耳。 案:古籍名著日见漫鲜,读者既难得门径,搜求亦属不易。 吾业既有传播文化之义,不无保存国粹之心,故敝房随时专人搜访于卑乡旧家,希免古籍埋没。 俟有所得,当续钞辑,重订寄呈。 再者,尊藏如有重复,以及不适应用而愿割爱者,或请见示,当以重金报命焉。”[8]

我在所著《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里,曾据该期书目卷首文字予以引述。 由常熟铁琴铜剑楼传人、藏书家瞿启甲先生（1873-1940）题签,分为经、史、子、集、丛刻及补遗（书目上公布其店所用电话号码是:741）。 接着又编印了第二期、第三期书目,分别由著名学者叶恭绰（1881-1968）、吴梅（1884-1939）题签。 而此前,主要是采用抄写收购到的古书书名目录,一一邮寄给北平、天津等地的图书馆,或本、外地熟悉的藏书家,供其选购。

1930 年、1931 年夏,日本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1902-1980）两次访书到苏州。 他发现,苏州各家旧书铺,以文学山房门面稍大一些,但店里售卖的“古书不多”。 江老板用买来的木活字排印《文学山房丛书》之举,令他印象深刻[9]。

屈爔（1880-1963）在《文学山房丛书》初集序言中说,江君杏溪饶有经营思想,他还涉足古书出版:“揣摩时好,凡丛书中金石、书画、书目等类,不易得单行本者,率取以排印,藉广流传。”初集七种为辛文房《唐才子传》、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顾广圻《思适斋集》、汪士锺《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蒋光煦《别下斋书画录》、潘曾莹《墨缘小录》及莫友芝《持静斋藏书纪要》,问世后,东、西洋各国有关图书馆及藏书家纷纷购买。 后又续印了三集,计有28 种。

江氏还购取晚清吴县（今属江苏苏州）藏书家蒋凤藻（1845-1908）《心矩斋丛书》及谢家福（1847-1896）《望炊楼丛书》,及影宋本《唐中兴闲气集》书板重印发售,以木戳朱印“苏省文学山房经印善本书籍”作标记。 此虽投资求利之举,但在客观上为古书续新命,自有其保存文献、传播国粹之功。 由此可见,文学山房亦为上世纪上叶苏州出版单位之一也。

1932 年9 月,江南知名评弹艺术家、光裕社社长杨月槎（1875-1954）及其弟杨星槎（1885-1960）,在苏州合作创设了一个“百灵（无线）电台”（位于护龙街中大井巷南720-721 号）,并主编了一份评弹月刊《百灵开篇集》。 其中刊有署名“三省主人”者在1934 年所撰弹词,由泱泱中华源远流长的国学入题,专门推介“文学山房”道:“虽罹暴秦焚坑劫,幸得那舞勺儿童背诵成。 （而今是）全国景从‘新生活’。 （那知道）复里咸将旧学尊。 维系人心为第一。 挽回世道是根存。 （鄙人是）信步护龙闲逛走,（陡见那）文学山房映眼睛。 入内遍观图书府,琳琅满目美无伦。 八索九丘般般有,三文五典件件精。搜罗闳富包含尽,问津之人必欲困。 杏溪江君善商贾,赴天津,转北平,不惜重金广搜寻,藏书奚止万余种。 （四十载,费掉了）多少精神与脑经。 况且是,定价低廉,俦无比。 好古诸君,请惠临。 若有旧藏,珍贵品,愿从割爱尤欢迎……”

此后还有一则广告云:“文学山房创设迄今已四十载于兹矣。 专营收买国学参考旧籍,插架所存不下万种左右,均定价低廉。 好古诸君,敬请惠临参观。 再,江君承平、津等处各图书馆委托,征求各种旧籍,贵藏家如有旧储而愿割爱者尤欢迎,务请赐洽护龙街塔倪巷南首文学山房（护龙街707 号）,当以重金报命也。”

在杨氏兄弟编印的推广读物《百灵电台》上,还刊登有文学山房的另一则广告,可见其时旧书店购求故纸的重点所在:“文学山房代各省图书馆征求家藏新、旧书籍。 无论石印、木板,趸批、零星,均可收进。 如有各省通志,府、厅、州、县志,乡志,镇志,寺志,庙志,村志,山志,水利书等,如愿意出让者,尤所欢迎,当以重金报命也。 地址:苏州护龙街七百零二号。”

正当文学山房生意日益兴旺的时候,遭遇了日寇在1937 年7 月7 日开始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当年11 月18 日,继日寇飞机对苏州城的大轰炸之后,日军侵占了苏州城,并大肆烧杀淫掳。

在1939 年春至1945 年冬之间,吴江人金孟远（1893-1950）撰写完成了一组《沦陷哀乐府》,留下了苏州城沦陷于日寇之后,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顿变为“世上地狱”的各种灾难面相。 其中一题为《大洗劫》,略云:“乡间避难空城厢,金吾不禁锁不落。 不逞之徒乘隙入,搜括尽量无遗留,如入宝山予取求……敌将偏能拾唾遗,骨董书画尽收拾,赏鉴欣欣意自得。 一批二批三批来,家室空洞留尘埃。”又有《旧货摊》云:“商店闭门摊贩满,形形色色人争看。 就中旧货摊更多,书画骨董与古玩。 古色古香耀生光,烂铜烂铁摆零乱。 琳琅满目何从来?非义之物当街摊（半由窃盗而来）……君不见,旧货摊上物,半是故家三世藏。”

江澄波先生在书中回忆说:“日寇一来,中国大地遭了殃。 就书而言,我们书店就是个例子,好好的书,被践踏、被偷窃。”“清点过后,能上架的书都摆不满架子。”他记述其师兄束荣昌的话说:“我回去的时候,店门大开着……书架上的书全被日本鬼子扔在地上了,书架都空了,地上的书都被马蹄踏坏了,书上还全是马粪。 看来,日本人是用我们的书架来拴马了。”当时“很多书都已毁坏了,店里的字画不见了,家里也被日本人翻了一遍。 很多东西都丢失了。 祖父、父亲看着店里的情况,十分难过”。

在苏州沦陷于日军期间,文学山房虽勉强复业,但其生意之惨淡可知。 与古书铺同样遭殃的,是那时的藏书家:“（常熟）丁祖荫家的藏书随家具流散,宁波天一阁的书竟然出现在地摊上……有许多藏书家四处逃难,如宝山楼潘氏兄弟、过云楼顾氏、铁琴铜剑楼瞿氏,都到了上海。 赵诒琛先生建在昆山正仪的‘又满楼’被烧,无数珍本毁于一旦,烬余之书则被抢劫一空。 许多藏书家,如常熟翁氏、丁氏、赵氏等为生活所迫,纷纷散出所藏,也不过略换取一些生活用品而已。 又有一种家中有书的人家,逃难时带了金银之类方便携带的东西,书籍重,携带不便,多留在苏州宅中,就免不了被偷窃而流散。 就我听到的、看到的,苏州还有许多藏书之家人去楼空,典籍流散。”

为此,江先生重点记述了苏州名绅、收藏家蒋仲川在祥符寺巷90 号（现为22 号）别墅密室中所藏古董和古书的散毁;古书收藏家许博明（1896-1971）在高师巷31 号（现为10 号）的“怀辛斋”藏书,经战乱波折,家业尽毁,只好以变卖藏书维生等。

尽管如此,在彼时淘书客的目中,当年被称作拥有“文化古街”——护龙街的苏州,尽管全城有十来家旧书店,但“旧书收藏最丰富的,要算来青阁与文学山房,其余如百城、松石斋、存古斋等,就比较稍逊”。 作者还在文章中披露,在日寇侵占的前期,“旧书简直无人问津,视同废物,以致有许多有价值的旧书,被牺牲在糖果及牛肉店里包糖果与卤牛肉了,言之实在非常可惜……”[10]

3 劫后复业的文学山房及其被“合营”和“经济改组”

年青时做过文学山房学徒,1956 年秋调入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夏淡人先生（1919-2010）回忆说:“苏州这一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刻书历史悠久,藏书蔚为风气,书店也就特别多。自三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我目睹的老店就有四、五十家之多,苏州书多价廉,故国内外的学者、藏书家都喜欢前来买书,来者也总有所得。”

据其记述,文学山房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情况是:“挂有金字招牌,为徐世昌所书的文学山房,门面两大开间,插架古籍比较丰富。 主人江杏溪,善于经营古籍线装书,喜欢趸批收进,趸批出售,专做大笔生意。 自己编印国用木活字排印的《文学山房丛书》,又名《江氏聚珍版丛书》,共四集,二十八种。内容偏重书画艺术,销路较广……寄售书有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语石》《缘督庐日记》《寒山寺志》,沈瓞民著《沈氏玄空学》,也是销路很好的。 早期与外国、日本书店常有往来”;“国内大主顾有无锡荣德生。 荣虽是商人,却爱好书籍,尤爱乡先贤的著述,不惜巨金购买。 江也做陈群生意,每次交易,必有数千元之巨额,营业是不差的。 由于家庭人口多,开支大,因此也无多积蓄。 店中职工有亲戚胡某,另有两个职工,加上儿子、孙子,共五人在店内,专做修补、装订工作。 儿子业务,不及乃父,孙子澄波,中学毕业后,留在店内学习。 由于专心业务,版本鉴别,较为精熟,大有强爷胜祖之概。 该店善作伪书,老江经常讲多赚些地主、资本家、贪官的钱是不罪过的……”

1947 年8 月至1948 年12 月间,以上海市立图书馆馆长的本职,兼任苏州国立教育学院图书馆学教授的周连宽先生（1905-1998）,曾以“苦竹斋主”为笔名撰写《吴门访书》一文。 其中评说道:“文学山房在护龙街,从外表观之,尚能保持旧书店之本来面目,惟营业亦极清淡,闻近日售书与无锡江南大学,稍获济窘之资。 主人江姓,沉默寡言,应对谦谨,惟店伙喜伪作旧刻,私造古今藏书家名章,熏染纸色,改头换面,蒙混顾客,凡与往还者,咸怀戒惧之心。”[11]不过,周先生也曾在文学山房购获初印本宋、明《状元图考》,及明嘉靖间郭云鹏补录并刊刻的《欧阳先生文粹》等。

因此,当我读到1989 年第6 期《苏州杂志》上刊登的《人间要好书》一文,其中提到苏州大学历史系有位陆姓教授,曾“在江澄波老先生的书店里购得了宋本二册,明本六七册,大致每本才折合人民币一元五角”的往事,不禁莞尔。

在黄裳先生（1919-2012）印象里,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前期的苏州,“从察院场朝南,几乎整条街都是书铺,连马路边上的地摊上都是书。出了火车站,赶到观前,什么地方都不去,首先就是逛书铺。 这一逛就是半天,往往连吃饭也忘记了”。虽说好版本的古书并不易得,但黄裳对苏州古旧书市一直情有独钟。 他不止一次地写道:“苏州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那些旧书铺、书摊。”[12]“访书在苏州,比起北京的琉璃厂、杭州的留下、南京的状元境……味道完全不同。”“苏州的可爱,一是那里的旧书多,每次去都能看到一些别致的书,偶然也能得到几种;其次是那里的饮食好,可以吃到价廉物美的小吃。”

到1949 年前后,苏州古旧书市场的生意萧条至极,几乎难以为继。 江澄波受顾廷龙（1904-1998）、潘景郑先生（1907-2003）合编的《明代版刻图录初编》启发,又得顾颉刚（1893-1980）的支持和指导,遂把店库中积存的一二百种明刻残本,一一拆开重装,合订成为《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初编》四大册,计成40 余部,很快发售一空。 1953 年4 月,顾先生在序言中说:“苏州文学山房夙为书林翘楚,江君静澜及其文郎澄波,积累代所学,数列朝缥缃如家珍,每有所见,随时寻求,不使古籍有几微之屈抑。 近年故家所藏,大量论斤散出。 江君所获之本,屡有残篇。积以岁月,得明刻百六十种……洵为目录学别开生面之新编。 得是书者,合板本图录而观之,有明一代刻书源流,如指诸掌矣。”

夏淡人先生回忆说,《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初编》一问世,很快售完,于是生意又振兴了起来,“到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时,该店资金已超万元,为苏州最大书店”;“在旧社会里,这么多的书店,大部分人是迫于生活而开设的,做做玩玩的人是极少数。像文学山房算得上是苏州的大书店了,但每年到了农历年底,总是急等钱用,要多方筹措。 其他小店、书摊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13]。

1954 年2 月23 日,由江苏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盖章颁准的书刊发行业营业许可证上的登记信息可知,其企业名称是“文学山房书店”,注册地点是人民路326 号（原为护龙街707 号）,营业项目及范围是“发行书刊,门市零售”,经营性质是“私营”,责任人是江静澜。

两年后的1 月,苏州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于是前铺后家的江氏文学山房,被实质上“充了公”,他们只能租屋别居到了城东的西大园。 但在当年至1957 年这段时间,“公私合营文学山房”仍作为江家自营店铺,自负盈亏。 在搬家前,江静澜、江澄波父子决定把所购晚清慈善家谢家福（1847-1896）辑刻的《望炊楼丛书》,清末学者叶昌炽（1849-1917）的著述书版等,捐献给了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1958 年,“公私合营文学山房”等私营书店,被市政府文化管理部门“清产核资”,进行“经济改组”后,文学山房与大成书店、觉民书社、文庐书店、征汉阁书店五家合并。 各家古旧书存货经统一清点后归公,政府再“根据各家的资产情况,每年发放定息给原店主,到‘文革’时终止”。 接着,大众书店及书摊等13 家又合并为“公私合营苏州市古旧书店”（电话号码:1573）,分设文学山房、东方、大众、来青阁四个门市部。

文学山房门市部得以在原址继续专营以线装为主的古书,其购书发票则盖长方形的“苏州市古旧书店文学山房门市部发票专用章”（用蓝色印油）。由江静澜负责,有江澄波等七位员工。 “大众书店门市部”专营民国以来旧平装书,“来青阁门市部”专营废旧书,“东方书店门市部”专营旧期刊（1961年4 月,被政府有关部门以“调整”的名义撤销,设立了一个在观前街177 号营业的“新旧书门市部”）。

1962 年9 月6 日、7 日两天,编号为“14 号”的超强台风全面袭击苏州。 年久失修的文学山房,受狂风暴雨影响,门市部大量库存古书因此受潮,损失严重。 遂在市政府领导的指示下,调拨到位于怡园对面的人民路342 号的两层小楼（吉由巷北）,归古旧书店使用。 四年后的夏天,因“文革”运动冲击,不仅古旧书收售工作被迫停止,而且古旧书店所存戏曲、小说、弹词、宝卷、佛经、家谱等,以及1937 年夏日寇全面侵华前出版发行的新闻画报、电影画报等,均被装运两船,送到位于横塘的红光造纸厂化浆制造“油毛毡”。

迟至1972 年10 月,苏州古旧书店才在中止业务活动六年之后（江澄波等业务骨干,在此期间则被“下放”到苏北阜宁县从事体力劳动）,得以在原址恢复部分营业。 1978 年秋的一天,黄裳先生因《文汇报》的公事到苏州,住在大井巷的旅社里,早起后在怡园内散步漫观一回,便老马识途,凭着十余年前的印象,踱到人民路斜对面的苏州古旧书店店堂里闲览,却被当年刚从“下放”地——阜宁县复职回来的江澄波先生等老友发现,就热情地邀他进了内间,泡茶叙旧。

虽说是劫后重逢,但彼此所谈“并不都是愉快的故事”,因为在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中,“线装书是被视为典型的‘四旧’的,那从事收集、流传线装书的人又该是什么呢? ……他们的命运就不必说了”,果然,“这两位老朋友,是最近才从江苏北部的农村里调回来,归了队的。”随后,黄裳被让到楼上书库里去看书。 结果令他非常失望,原来经过“十年浩劫”,“书的质量是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了,现在摆在架子上的,过去大抵是放在地上的东西,甚至还不及”。

1981 年夏,黄裳应友人之约,到苏州大井巷小住了两天。 他照老习惯,又走到苏州古旧书店,去到陈列着一些古书的三楼办公室坐一坐,喝杯茶,并请江澄波他们从库房里取几种版本好点的古书出来看看。 结果这一回取出来的古书,让他非常失望,原因自然是因为民间的线装书货源,比十来年前“少得多”,另一方面,还因为受到店里人手、收购议价及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制约,因此,也就放弃主动到民间去访求古旧书的业务了。

大抵因为有着比较的阅历见闻和与古旧书业者的交往叙谈,黄裳先生早就觉察到中国内地的古旧书业已到黄昏境地,是日暮途穷了。 于是他从史家和学者视角建言道,古旧书买卖与新书发行的内容、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而长期“划归新华书店系统经管”的古旧书行业,并不是一般性的营利行当,“不好用一把唯一的尺子来加以衡量”。 他说:

多年来遇到过不少经营旧书业的人,他们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见识广博、记忆力很强,装了满肚子的关于旧书流转的故事和知识。 我总是劝他们抽空回忆,记一点下来。 不过效果很小,他们不是推说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根本当作笑话来听。 有许多人,如上海、北京的郭石麒、杨寿祺、孙实君、孙助廉……,他们如果肯作这个工作, 是可以拿出不下于孙殿起的《贩书偶记》这样的著作的。 至少写出像李南涧的《琉璃厂书肆记》、徐康的《前尘梦影录》那样的作品是毫不困难的。 可是一本也没有,这些人都已先后死去了。

闲谈中,我出了一个题目,苏州一隅几十年中某些藏书家,其中有些是小藏家,他们藏书的主要内容、流散始末……现在记录一下还不是很困难的。这一类地方性的文献史料,都是值得搜集保存的,全国每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都应该来作这个工作。

抢救、收集古旧书籍文献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由于历史原因,过去这工作是通过旧书行业的渠道进行的……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里,有那么一些从事古旧文献搜集、整理、流通的专业工作者,是完全必要的,绝不能说是“浪费”。 照我的粗略估计,在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杭州……,现在还在岗位上有一定鉴定水平的古旧书工作者,一起怕也不满几十个人。 这真是一种岌岌可危的局面。 接班人的情况好像也不乐观。

这一席话,被当年的江澄波先生听进去了。 他在1997 年6 月10 日于苏州古旧书店所写的《古刻名抄经眼录》前言中说:“幼得先人教诲,粗识版本。抗战胜利以后,又得潘师景郑先生指教,业务渐进。历来所见善本,何虑千百,但未尽记录,且时日既久,逐渐淡忘。 八十年代初,黄裳先生来苏访书时,曾谈及‘苏州有众多的藏书家,他们藏书的主要内容,流散始末……这一类地方性文献史料,都是值得搜集保存的’。 由此我得到启发和鼓励,并引起我在涉足书林中的一些回忆。 在数十年中从叶氏缘督庐、管氏操斋、赵氏旧山楼、沈氏师米斋、丁氏淑照堂、王氏彬彬庵、顾氏小石山房、单氏桂荫居、顾氏过云楼等诸藏家所得书中的片断摘记,进行整理。 现就余所知,对每书之题识、藏印加以注释,以作知人论世之助。”[14]

2012 年9 月,当“文育山房”易名为祖上的“文学山房”后,江先生说:“今后我还将一如既往做好古籍的挖掘、抢救、保护工作,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使得明、清以来姑苏名城的传统古旧书业发扬光大。”在当年秋所写《与黄裳先生一个甲子的“旧书缘”》一文里,江先生再次忆及此事,感恩满怀地写道,黄裳先生“不仅是一位爱淘古书的老读者,承他不弃,在业务上也给了我诸多帮助,因此也可以说是我的老师”,“我对他的关爱是感激并且终生不忘的”。

4 结语

除《古刻名抄经眼录》外,江澄波先生的最新专著是《吴门贩书丛谈》。 该书凡50 余万字,其编集原则,是无论长短及已刊未刊之文,均予收录入集,在苏州博物馆研究员李军博士大力襄助下,按其文主题,分别部署在版本目录、贩书经眼、书林旧闻、书人书话、读书小识、书札忆往六辑之中。

其中如《怎样鉴别古籍版本》,是江先生当年为培养古旧书从业人员写作的讲稿,而《宋元时期江苏地区的刻书概述》《三大官书局刻书概述》《民国时期苏州地区民间刻书概述》,以及《苏州古旧书业简史》等,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都非常高,充分体现了撰著者在古书版本、目录及书业史领域的见闻和见解。

本书的可珍视之处,还在于精印在卷首的30 多帧江家人物照片、珍贵版刻书影和名家往来书翰。如“性耽搜讨到吴门,历识君家数代人。 发潜彰幽君独秀,蜚声卓越在书林”一绝,是82 岁高龄时的谢国桢先生（1901-1982）所作七绝,其款所题“澄波世仁兄”,传达出与文学山房三代主人的书缘。

本书附文,有李军博士所撰《三世云烟翰墨香百年丘壑腹笥藏——江氏文学山房创设百十周年纪念》。 作者通过“扫叶山房与文学山房”“嘉余坊与大井巷”“刷印与摆印”“同行与伙计”“亦师亦友之间”及“公私合营与文学山房”六题的记述,揭示了文学山房的来龙与去脉,尤其是江氏三代人的书业经验及其人文内涵,是研究该百年老字号旧书铺的一篇力作。

继《吴门贩书丛谈》之后,由古吴轩出版社古籍编辑张颖女士执笔,并由北京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领衔整理问世的《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于去年冬日问世。 全书共36 万字,分为上、中、下三编,计12 章;每章之下,再设若干个小标题,藉以呈现每一章的主题内涵。

本书概要讲述了江氏文学山房的发展历程,重点揭载了江澄波本人入行学艺的过程,尤其是他在80 余年从业生涯中的书林见闻、访书成果和思考感悟,从中可略窥20 世纪苏州以至江南公、私古旧书业经营风情之一斑,以及与之攸关的近现代读书人和藏书家的时代遭际。 不过开卷阅读本书,须先知晓江先生言谈的语境。

这是因为,他出生在江氏这个书贾之家,从记事起耳濡目染的店招是“文学山房收卖古今旧书”;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祖、父口授言传离不开“古书”;他自己入行从业八十余年来,朝夕摩挲的也大多是“古书”。 因此,他在本书自序中写道:“书是我的营生所靠,也是我终生所好。 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一条载书、送书的书船,我离不开书,就像船离不开水。直到现在,一天不摸旧书,我心里就不踏实。”“从业八十年来,我经手无数珍本,与多部宋版书结缘。 通过我的抢救、奔走,很多藏于民间的古书被发掘出来,并被送到了合适的人或机构手中,有的甚至成了‘镇馆之宝’,回想起来,我心里是十分高兴和自豪的。 书流散聚合,最后有好的归宿,古书从业者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天流通的书籍,只要是好书,就能得到大家的重视、爱惜,这就是运好,命好。”

须知,江氏三代人搜购所获的珍贵古书及善本,其归宿主要是当年的学者、藏书家,但更多的是各大图书馆。 自开业以来,文学山房销售了数不清的珍本给北平图书馆（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上海合众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苏州图书馆、苏州博物馆、无锡图书馆,以及东北人民大学、厦门大学、苏州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等等。

早在清末民初,收藏界就流传有“一叶宋版,一两黄金”之说。 杭州宝贻斋旧书店主人、资深古旧书专家严宝善先生（1923-2002）曾自述其憾道,从业一生,竟无缘经手宋版书之买卖。 然则命大寿高的江澄波先生,在从业80 余年间,却因缘际会,有幸经售宋版书十部之多。 在本书正文的最后一章,他具体讲述了与宋版《东莱吕太史文集》《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容斋随笔》《乐府诗集》《乖崖张公语录》《字苑类编》《龙川略志》《碛砂藏》结缘的故事。因此,凡阅读本书者,不妨倒置自己的阅读顺序,先开卷观览本书第十二章第六节,以同染和分润江老生平经手十部“国宝级古书”之福缘。

（2023 年10 月8 日,于金陵雁斋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