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员与抗战救亡
——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公演活动

贾萌萌, 郭常英

(1.河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2.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公演,指演出团体经过反复排练,面向广大观众,公开进行的演出活动,包括戏剧、话剧、电影、音乐、歌舞等活动在公开的场合进行的演出。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全国性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由于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陪都重庆的公演活动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其演出活动主要以戏剧公演、话剧公演、电影义映、募捐游艺会、慈善音乐会等形式呈现,在社会动员、抗战宣传、慈善救助等方面发挥作用。1939年1月,中共南方局(简称南方局)成立,负责领导国统区抗日救亡活动,利用公演活动进行社会动员、抗战宣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前,学界有关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公演活动专题研究较少,仅在重庆抗战史、南方局领导的抗战文化运动、南方局的文艺策略及相关话剧活动等成果中有所涉及(1)熊维娜:《抗战时期南方局的文化统战工作及其意义探析》,《党史文苑》2017年第7期;张勇:《南方局与重庆文化抗战》,《史志学刊》2016年第4期;段丽:《市民社会的接近与背离——中万、中电、中青三剧团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潘铃:《浅析重庆抗战文化中“雾季公演”下的:雾与戏剧》,《文学界》(理论版)2012年第6期;周津菁:《政治权力与话剧运动——论战时重庆“雾季公演”》,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张明平:《中共南方局的文艺策略》,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周勇主编:《重庆通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唐正芒:《论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石曼:《周恩来与重庆雾季公演》,《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2期。。南方局领导的重庆公演在全面抗战时期发挥着特殊作用,有关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笔者爬梳史料,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析。

一、南方局的建立及其领导的文化抗战

抗战时期,党中央对文化抗战工作非常重视,对大后方的文化抗战工作也极为关注。南方局是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进行斗争的领导机构,驻地在重庆,其前身是成立于武汉的长江局。在党中央指导下,南方局针对国统区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文化统战政策,以加强对重庆文化抗战的领导。

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南方工作的领导,便利国共两党的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由周恩来、秦邦宪、项英、董必武在武汉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统一领导南部中国各省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驻武汉,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2)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页。。不久,两个机构合而为一,对外称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主要以代表团的名义开展工作。“长江局除代表中共中央领导辖区内的党组织、军队工作、工人运动、群众工作等之外,重心放在统一战线工作”(3)胡大牛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页。。长江局成立时工作机构设有参谋处、秘书处、民运部、组织部、宣传部、党报委员会,不久又设立了“工委”、“青委”、“妇委”等。1938年3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名誉主席团由蔡元培、周恩来、罗曼·罗兰等13人组成,主席团由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等10余人组成,推举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田汉等45人为理事(4)文天行编:《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61-62页。。该会“以联合全国文艺作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中华民族自由解放,建设中华民族革命的文艺,并保障作家权益为宗旨”(5)《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补报组织章程及会员名册工作计划等备案呈及社会部批答》(1938年9-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9-190页。。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厅长由郭沫若担任,主任秘书由阳翰笙担任,“第三厅的工作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6)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576页。,“不仅容纳了中共中央长江局直属的骨干人员,还团结了包括范寿康、徐寿轩、胡愈之以及洪深等左翼爱国人士在其中”(7)马建强、公坤:《武汉抗战时期“政治部第三厅”组建中国共两党的政治博弈》,《安徽史学》2023年第3期。,是中共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机构。由于“第三厅”团结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思想界、文艺界、学术界著名人士和社会贤达,“当时社会上盛称第三厅为‘名流内阁’”(8)阳翰笙:《风雨五十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78页。,以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为核心力量,借此团结更多的文化界人士,扩大抗战宣传。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后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改名为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16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在重庆成立,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负责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下设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青委、妇委、文委等,分别主管各方面的工作”(9)张颖:《回忆南方局文委——文化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190页。。在南方局文委的组织领导下,我党在国统区开展文化统战工作和抗日文化运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确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在文化方面,同年陆续颁布《抗战时期文化团体指导工作纲要》、《战时新闻检查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等相关政策法令(10)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著:《重庆大事记》,重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年,第173、177、181页。,使抗战文化运动一度陷入低潮。1940年8月,国民党再次逼迫第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此前两次分别发生在1938年11月和1939年9月。对此,周恩来向新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表示,愿意将第三厅文化人接到延安去,后经张治中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召见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阳翰笙说,决定在政治部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宗旨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11)阳翰笙:《风雨五十年》,第263页。。1940年10月1月,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工会”)成立,主任由郭沫若担任,副主任则由阳翰笙担任,就其成员来看,有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以及国民党方面的文化人士。“文工会”“在南方局和郭沫若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三厅时期的战斗作用”(12)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118页。,可以看做“第三厅”的继续,但是包括了比“第三厅”更广泛的各界代表。“文工会”较之前“第三厅”的工作方式有所变化,“第三厅”侧重抗战宣传、群众运动,而“文工会”受到国民党种种限制,只被允许从事研究工作。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文工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范围有所扩大。在南方局正确领导下,“文化工作委员会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化基地,群众则美称它是‘第二红岩’、‘第二(八路军)办事处’”(13)阳翰笙:《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21辑,重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第71页。,团结了社会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开展了利于抗战的工作。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大量高校及科研机构、新闻出版机构、文化社团、文化界人士等很快聚集重庆,一时间重庆成为全面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积极开展文化统战工作,团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统战工作和抗日文化运动得到不断发展。在中共中央关于文化运动方针的指示下,南方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领导重庆文化抗战工作,出色完成了文化为抗战服务的任务。南方局通过公开合法的文化阵地开展文化抗战工作。报刊是传播媒介,在当时也是一种有效的传播中共声音的渠道。南方局利用公开出版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在国统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反映国统区人民群众的呼声,发挥了政治导向作用。国统区的社会民众在报刊的宣传和引导下,逐渐意识到团结抗战的重要性,爱国热情高涨,踊跃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前文讲到的“第三厅”、“文工会”在重庆有合法地位,南方局充分利用其地位,广泛团结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一致抗日,争取民主,使之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战斗堡垒。

南方局注重与知识分子交朋友,采取政治上指引、道义上声援、学术上鼓励的方法,以此为依托,开展文化抗战工作。如1941年,左翼文艺家洪深由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压力,偕同妻女自杀,幸得郭沫若偕同医生抢救及时,得以脱险,南方局知道后,派人前去慰问,并给予经济上的资助(14)杨圣清、谭宗级:《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统战工作的一些情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南方局从精神、物质上关心知识分子,增进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密切党与文化界人士的联系,将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南方局还鼓励知识分子进行文化交流与文艺创作,争取和团结知识分子,如郭沫若的剧作《屈原》,从创作到演出,周恩来都给予支持,召开座谈会与知识分子讨论该剧的现实意义,使知识分子看清事实真相,抵制国民党顽固派。南方局利用纪念活动宣传进步文艺、借文化人红白日之名鼓励广大民众与黑暗统治进行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进步文化和文化界人士的压制打击,南方局便采取了新的方式,如“郭沫若氏之五十寿辰,冯玉祥之六十寿辰,张冲之追悼会等等,以此方式进行一些文化活动”(15)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3页。。这种既是文化斗争,同时也是政治斗争,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16)阳翰笙:《风雨五十年》,第285页。。另外,南方局以进步文化冲破政治高压,加强对文化抗战的领导。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此后,其在政治和文化上实行高压政策,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同时加强了对文化界抗日文艺活动的限制。“文化界的抗日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最主要的活动只能是演剧。”(17)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部编:《周恩来人生纪实(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357页。在周恩来领导下,以当局尚未十分注意的戏剧演出为突破口,组织了“雾季公演”。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月期间多雾,“山城被云雾笼罩着,成了一道天然防空网”(18)张瑞芳口述、金以枫执笔:《岁月有情——张瑞芳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0页。,由于浓雾笼罩,成为天然屏障,敌机不敢贸然进行轰炸,这就为公演活动的举行提供了便利条件。公演以娱乐为外在表现形式,表演内容丰富多样,向观众传递思想、观念,调动大家的情绪,起到精神鼓舞的作用,在文化动员、抗战宣传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二、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公演活动

南方局成立后,广泛开展国统区统一战线工作是其主要任务之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运用多种方式开展文化统战工作,公演是重要活动之一。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的活动是秘密的。在开展公演活动时,南方局主要是利用合法文化机构进行,公演活动进行多种多样,话剧、电影、音乐等活动较多。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成立的“第三厅”、“文工会”名义上为国民党的文化机构,实则由中共长江局、南方局直接领导。长江局时期,“第三厅”刚成立不久,长江局便以“第三厅”的名义举行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以提高广大社会民众的抗战意识、鼓励杀敌情绪,这是同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较量。在宣传周中,设定有“歌咏日”、“戏剧日”、“电影日”,通过公演的方式进行宣传,唤醒民众抗战意识。另外,还发起“七七”献金活动,宣传募捐,激发民众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为此,“第三厅特地派了地下党员罗髫渔率领简泰梁、张肩重、程步高、陈泽民等一批人建立了‘全国慰劳总会’”(19)阳翰笙:《风雨五十年》,第198页。,同时还成立“全国寒衣委员会”,直接由“第三厅”领导。在全国慰劳总会的组织领导下,发起征募寒衣劳军、鞋袜劳军、出钱劳军、文化劳军等各种运动,为此,社会各界、各阶层、各团体积极响应,公演活动广泛开展。

南方局只能秘密活动,在利用“第三厅”、“文工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还通过在其他合法文化机构中安插秘密党员的措施,加强对文化阵地的领导及开展文化统战工作。南方局利用合法文化机构开展的系列抗战活动,包括公演活动,借以动员民众、宣传抗战。如1937年9月3日于上海成立的孩子剧团,该剧团不畏艰难险阻,深入各地城镇乡村开展救亡宣传,为宣传抗日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隶属于第三厅。1939年1月,孩子剧团来到战时陪都重庆开展抗日工作,在抗战时期活跃在国统区,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宣传队(20)张莺:《周总理和孩子剧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重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79年,第123页。。孩子剧团一到重庆,即开始积极准备“一·二八”七周年纪念日,“一·二八”淞沪抗战在民族斗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孩子剧团与三民主义青年团战时服务队宣传队“定廿五、廿六、廿七日,假座大梁子一园公演三日”(21)《孩子剧团明日公演》,《中央日报》(重庆版)1939年1月24日,第4版。,演出内容丰富,该剧团的节目有歌舞以及话剧《帮助咱们的游击队》、《不愿做亡国奴的孩子们》等,战时服务队宣传队也有节目,如《三江好》、《东北一角》、《电线杆子》等(22)《孩子剧团明日公演》。。南方局通过其领导下的孩子剧团举办公演活动进行社会动员与抗战宣传,为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1941年夏,阳翰笙在周恩来的同意下着手组织中华剧艺社(以下简称“中艺”),“请来听党的话,政治色彩不太浓、业务懂行、又有组织活动才能的应云卫担任社长”(23)石曼编:《重庆抗战剧坛纪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第2页。,“剧团除设有少数基本演职员外,大部分演出人员来自官方的‘中万’、‘中电’、‘中青’等剧团”(24)石曼:《周恩来与重庆“雾季公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43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页。。当时的开办经费非常少,只有三千元,“是经周恩来批准,而由阳翰笙同志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经费中秘密拨出来的”(25)张逸生、金淑之:《回忆中华剧艺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28页。。该剧艺社名义上是民营剧团,实际是“皖南事变”后在南方局指导下创办的进步团体。这一时期,“中艺”上演了许多优秀进步剧目,但因当局不容,处境日益艰险。在南方局帮助下,“中艺”于1943年7月撤退至成都继续活动。另一中国艺术剧社(以下简称“中术”),在我党的支持下于1942年12月在重庆成立,“主要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香港、上海撤回后方的戏剧、电影工作者组成”(26)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第490页。,有金山、宋之的、蓝马、王苹、赵铭彝、于伶等人,该剧社名义上为民间职业剧团,实际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剧团成立后,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组织下,积极开展公演活动,先后公演《大地回春》、《天国春秋》、《愁城记》、《屈原》等剧目。

为满足社会民众的需求及更好地开展文化抗战工作,南方局领导下的公演活动形式有话剧、电影、音乐等,多样化的娱乐演出能够吸引观众兴趣,使更多民众参与活动,有利于公演活动形成声势,也更有利于抗战动员与宣传。话剧演出通过舞台对话展现剧情、表达主旨,也容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在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27)石曼:《雾都剧坛风云录——话剧四大名旦及其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16-17页。因此,南方局非常注重通过话剧宣传抗战。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和南方局带领下,以话剧为突破口,冲破国民党在文化上的严禁和封锁,在1941—1945年举行了四届“雾季公演”。“中艺”和“中术”两个剧团是“雾季公演”活动的主力军,下列表格有这两个剧团的演出情况,从中可了解话剧公演情况。

(表1) “雾季公演”中“中艺”、“中术”演出情况一览表(28)重庆戏剧家协会《重庆剧讯》主编:《重庆抗战剧坛》,1985年,第130-137页。

从表1可知,南方局领导下的“中艺”参加了两届“雾季公演”,“中术”参加了三届“雾季公演”,话剧《忠王李秀成》、《屈原》等是取材历史、立足现实的历史剧;《家》、《一年间》等是现实主义的现代剧;《镀金》、《求婚》等是外国名剧。南方局领导的中华剧艺社和中国艺术剧社,在公演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还影响团结了一些国民党控制下的剧团逐步走向进步”(29)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176页。。时人评价,“观众不曾冷落了演剧。只要是正确的反映现实(历史)的演出,只要是严肃认真的演出,永远的被观众欢迎着”(30)思:《雾季开端的重庆舞台》,《戏剧时代》1944年第1卷第2期。。这一时期的公演活动主要是话剧演出,“因为胶片不能进口,电影拍不成了,戏曲看的人不多而又不能反映抗战,音乐与绘画更是没有什么人注意了”(31)赵铭彝:《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活动琐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49-150页。,同时也是在于其能够根据现实情况排演新剧。这一时期的话剧创作较多,如阳翰笙的《天国春秋》、郭沫若的《屈原》、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等历史剧。历史剧题材的选择方面,“是客观环境的具体反映,剧作者针对了客观环境的要求而提出历史人物做为典范,殷鉴或对照”(32)刘念渠:《战时中国的演剧》,《戏剧时代》1944年第1卷第3期。。此时,历史剧创作主要基于皖南事变,取材历史,反映现实,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鼓动民众团结抗战的精神。另外,宋之的的《雾重庆》、老舍的《残雾》、曹禺的《家》等现代剧,更贴近社会生活,展示抗战状态下社会民众的生活状况,如话剧《家》,是曹禺根据巴金小说《家》改编的话剧新作,“选的是觉新、瑞珏、梅表姐三个人在婚姻上的不幸和痛苦,从中批判封建社会婚姻的不自由”(33)石曼:《雾都剧坛风云录——话剧四大名旦及其他》,第103页。,既反映社会现实,也对封建制度进行控诉。“中艺”获得了《家》的首次上演权之后,于1943年4月8日起在银社演出。这一时期的话剧与中国抗日战争的背景紧密结合,既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反映与社会现实、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也注意艺术表现,使其更具备舞台性、直观性,更具有感染力,满足了观众对于娱乐生活的需求。

1941年重庆《中国电影》刊发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一位曾参加过一战的德国军事家评价战争与电影的关系:“这一次战争的胜利者,与其说是由于军事的胜利,不如说是由于宣传的胜利,与其说是宣传的胜利,不如说是电影的胜利。”(34)史东山:《一九四○年中国电影的回顾与前瞻》,《中国电影》1941年第1卷第3期。这一评论充分肯定了电影在战争期间的宣传、鼓动作用以及对于战争胜利具有的重要意义。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也曾说过:“电影是一种生物,是一种教育,是一种食粮,是一种武器……现代钢铁的武器所不能做的事,我们要用电影去做到它!”(35)郑用之:《抗建电影制作纲领》,《中国电影》1941年第1卷第1期。中国电影制片厂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迁至重庆之后,领导权由“第三厅”掌握,而“第三厅”又由南方局负责,所以南方局及进步电影工作者实际掌握着电影制作的主动权。中国电影制片厂在南方局、进步电影工作者影响下,拍摄了一些宣传抗战、表现民族团结的电影,如《塞上风云》、《中华儿女》等。1940年1月,应云卫率领中国电影制片厂《塞上风云》摄制组赴内蒙草原进行拍摄工作,出行路线由地下党帮忙选择,来回两次均途径革命圣地延安。通过此行应云卫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阳翰笙曾说:“对云卫来说,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更加坚定了他对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信心。”(36)应大白:《应云卫》,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54页。1942年2月15日,《塞上风云》在重庆公映,该片“以‘揭破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施于内蒙之阴谋,表现汉蒙两民族团结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并示汉族对于异族所取友爱平等之精神,以使国际人士,尤其是全世界弱小民族了解中华民族处理民族之问题正确态度’为主题”(37)史东山:《一九四○年中国电影的回顾与前瞻》。。当时电影是“最为突出、神奇又过瘾的视觉娱乐”,电影故事、放映场所都能带给人们新奇的感受(38)郭常英:《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语境中文献传播若干思考》,《史学月刊》2017年第1期。,也会受到时代风云的感染和鼓舞。电影公映是抗战文化的重要部分,向民众传递着抗战意识,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战力量。

音乐是流动的声音,也是重要的艺术形式。南方局文委推动成立的新音乐社,是直接接受中共领导的重要群众团体,“其具体工作是出版刊物,组织群众歌咏活动,开办音乐教育机构(业余的)与进行统战工作”(39)高秋:《新音乐社述略》,《音乐研究》1982年第2期。。该社在当时经常组织多样的音乐活动。1940年12月15日,在国际反侵略分会、中国边疆建设协会、国民外交协会、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等八团体举行联合晚会上,该社的业余歌咏团演出《黄河大合唱》时,“原作者光未然亲自出场朗诵诗词,全场报以掌声”(40)《渝市昨举行文化界晚会》,《益世报》(重庆版)1940年12月16日,第3版。,观众对《黄河大合唱》非常欢迎。《黄河大合唱》由《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八首歌曲组成,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郭沫若盛赞它“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41)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第333页。。《黄河大合唱》表现出中华民族强大的气概,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受到社会民众的喜爱。这次演出,周恩来亲临会场,且登台看望、祝贺演员。此次公演取得很高荣誉,非常成功,传达了团结抗战的思想,鼓舞了民众情绪。通过公演使观众感受到音乐艺术的美好,在满足观众需求的同时,也将娱乐与抗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此后,《黄河大合唱》在重庆多次进行公演。如,同年孩子剧团演唱《黄河大合唱》,指挥是剧团的小指挥家严良堃(42)孩子剧团史料编辑委员会:《孩子剧团: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21年,第148页。。音乐演出可以通过气氛的烘托,充分调动民众情绪,传递抗战救亡声音,激发爱国热情。因此,音乐演出也是南方局领导下公演活动的一种主要类型。

三、南方局领导下重庆公演的功绩及意义

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负责领导国统区地下党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分重视国统区的文化工作,团结重庆广大优秀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于党的周围,发动群众投入到抗战洪流。南方局通过公开合法文化机构开展文化活动,组织公演活动是一重要的方式,也有力地推动社会动员、抗战宣传,揭露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加强抗战社会动员、救亡宣传

当时从事抗战戏剧的爱国知识分子认为,“抗战需要群众动员参加,但仅用政治的力量,以及其他宣传的方法,是不够普遍和迅速地达到使群众自然动员参加抗战之目的;戏剧是富于煽动与影响力的,所以只有采取了戏剧这宣传的工具,才能促成它的效率”(43)赵清阁:《抗战戏剧概论》,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1939年,第5页。。正因有了这样深刻的认识,公演活动在救亡宣传中非常重要。在抗战过程中,南方局以公演为契机,发挥其舆论动员与精神鼓励的作用,开展抗战工作,使社会各界、各阶层纷纷投入到支援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团结一致,争取抗战胜利。战时,南方局通过开展公演活动进行社会动员、抗战宣传,但其活动进行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1942年2月16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剧本出版及演出审查监督办法》,其中规定:“所有戏剧剧本之出版或演出审查,在重庆市,统归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办理;各地方由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处办理”,“未经依法向主管机关立案之剧团,一律不准公演,更不得假借任何名义演出”(44)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四川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2000年,第644页。。面对政治和经济上的困难,以周恩来为核心的南方局筹谋对策,需要开展公演时,便找一个募捐名义,将部分前排座票包给募捐团体,由其加价推销,募捐团体将这部分票款作为捐款。南方局采取这种募捐名义的战术,上演了众多革命家的剧本,从不同角度给观众以影响,除了通过剧目演出内容加强抗战宣传,募捐公演的名义更能引起民众兴趣,唤起民众的责任意识和慈善意识,既有利于社会动员,也间接为抗战筹募到了一定的资金。

当时作为党机关报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化运动要能够有力的服务于政治……进行艺术的创作,努力使艺术走向大众,反映现实,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抗战教育和普及教育。”(45)《文化界努力的方向》,《新华日报》1940年4月26日,第1版。因此,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话剧演出这一文艺形式,如郭沫若所说:“戏剧除它本身的艺术价值之外,在平时是绝好的社会教育,在战时是绝好的宣传工具,可无庸再说。”(46)郭沫若:《戏剧运动的展开》,《新蜀报》1941年10月11日,第4页。1942年10月,在南方局的领导组织下,中华剧艺社在国泰大戏院进行公演,演出内容为《法西斯细菌战》,剧本“通过善良、纯真、相信医学之超然性的科学家俞实夫的转变,揭示了法西斯与科学势不两立的关系……动员人们一致起来扑灭法西斯战争”(47)柏彬:《中国话剧史稿》,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第265页。。“戏中对于法西斯统治的斥责,引起观众强烈反映”,周恩来曾经三次观看演出,并对该剧的编剧夏衍说自己很喜欢这出戏。据统计,《法西斯细菌战》这出戏共演出了18场,观众达25200人(48)石曼:《重庆抗战剧坛纪事》,第104页。。从演出场次以及观众人数可以看出,该出戏对观众有较强的吸引力,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艺术表演能够通过特定演出形式激发观众情绪变化,引起情感共鸣,所以是很好的宣传方式。南方局领导下的公演活动向社会民众宣传抗战主张,进行抗战动员,有助于促进民族认同,激发民族精神。

(二)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南方局遵循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口号,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方针,坚持抗战到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中央方针的指导下,南方局团结赞成抗日民主的文化界人士,开展公演活动,把文化界广大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领导、组织文艺界人士开展公演活动,团结广大文艺界人士。如中华剧艺社的成立(前有所述,不再赘述),该剧社在南方局领导下,为党的文化事业贡献力量。此外,周恩来广泛、频繁会见文化界人士,给他们指明政治方向,鼓励他们从事学术研究并关心他们的生活。由于受到了正确领导和关爱,戏剧工作者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者甚众,像剧作家宋之的、话剧演员周峰等,纷纷申请入党。南方局通过鼓励、支持剧团、剧社公演的方式,团结了一大批文化界爱国人士。

通过公演揭露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剧目,宣传党坚持抗战、团结抗战的主张。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南方局通过支持相关剧团进行公演的方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中华剧艺社的公演活动起着很好的宣传作用,号召团结抗战,起到凝聚民族力量的作用。中华剧艺社在重庆两年的时间里,以公演形式表演系列话剧,如《大地回春》、《忠王李秀成》、《天国春秋》、《法西斯细菌战》等名剧。如1941年11月27日,中华剧艺社在国泰大戏院公演六幕历史悲剧《天国春秋》时,“其中洪宣娇惊呼:‘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尤其契合人民内心的呼声”(49)石曼编:《重庆抗战剧坛纪事》,第79页。。确实,该剧作为借古喻今的历史剧目,不仅指责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破坏团结抗战,强调分裂即是灭亡,并且呼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正如后人评价他们,“以精湛的演技,感动了观众,在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引发了对现实的思考”(50)应大白:《应云卫》,第69页。。在此之后,中华剧艺社经常公演历史剧,抨击现实,呼吁团结抗战。南方局将《屈原》、《棠棣之花》、《孔雀胆》、《天国春秋》等历史剧搬上“雾季公演”的舞台,“从政局动荡的战国、明清易代之际挖掘那些反映志士仁人爱国、团结、为追求光明和进步不屈不挠的历史素材,以激发和鼓舞广大民众齐心御辱的斗志,以及反抗黑暗统治和敢于向最高权威要求自由、民主、独立的反叛精神”(51)储双月:《中国历史电影艺术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第54页。。在皖南事变发生后,这些历史剧多次通过公演的方式被搬上演出舞台,用以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宣传团结抗战,鼓舞抗战斗志,以顺应时代需求,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力抗战。

(三)推动重庆抗战文化发展和繁荣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文艺界大家荟萃,作品繁多,文艺论争激烈,重庆显然形成了抗战文化的中心。公演活动是以多种文艺演出的方式,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属于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当时,南方局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其领导的重庆公演不仅有力地支持抗日战争的开展,更是极大地发展了当地抗战文化。南方局成立后,高举抗日民主旗帜,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工作中坚持原则立场,采取多种方式开展统一战线,团结文化界人士,推动文艺运动发展,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文化界将抗战文化作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开辟了新的抗日重要战线,正如“文协”宣言里面说的那样:“我们的文艺的力量定会随着我们的枪炮一齐打到敌人身上,定会与前线上的杀声一同引起全世界的义愤与钦仰……在刀影血光中,以最深切的体验,最严肃的态度,发为和平与人道的呼声。”(52)《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文艺月刊》1938年第1卷第9期。南方局领导的公演活动为文化界人士提供了贡献抗战力量的机会,也推动了重庆抗战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南方局领导的重庆公演活动尤以话剧演出居多,通过演出活动锻炼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导演及演出人才,推动了重庆话剧的繁荣,为中国的话剧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当时,重庆地区较为活跃的剧作家主要有夏衍、田汉、葛一虹、于伶、宋之的、吴祖光、阳翰笙、陈白尘、曹禺、茅盾、熊佛西、老舍、洪深等。特别典型的,目前学界研究成果较多的人物有郭沫若、茅盾、曹禺等。郭沫若的剧本创作基本上是在重庆完成的,茅盾在重庆写成了《清明前后》,曹禺的《家》、《蜕变》、《北京人》等剧本也是在重庆创作完成的(53)石曼:《雾都剧坛风云录——话剧四大名旦及其他》,第2页。。从中可知,不少当代著名剧作家的作品多在战时重庆创作并上演。这一时期的剧本创作,与周恩来的支持、鼓励分不开,他“凡符合反帝反封建的大方向的、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法西斯统治的作品都给予支持和鼓励”(54)阳翰笙:《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抗战纪事(1937—1945)》,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274页。。讨论作品时,周恩来经常反复考虑,更是鼓励别人提看法,以爱护、帮助原则,带领大家前进。在当时,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战》、《愁城记》、《芳草天涯》,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胆》、《虎符》,曹禺的《家》、《北京人》,石凌鹤的《乐园进行曲》、《秃秃大王》,于伶的《长夜行》,宋之的的《雾重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剧目,在“雾季公演”的舞台上频繁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其中多数剧目成为经典传世之作,有些作品已跻身世界文学之林,长期放射光彩。可以说,这一时期话剧创作有了开拓性的发展,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形成了话剧创作的繁荣期。“雾季公演”剧目的思想内容大多与抗战紧密结合,为宣传抗战、动员民众,促使一批有思想深度且质量极高的作品问世,有力地促进了文艺作品的创作。南方局领导下的公演活动起到了宣传抗战、揭露暴行、鼓舞精神的作用,其作为抗战文化的一部分,极大地丰富了重庆抗战文化。

全面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这一时期,重庆地区的公演活动异常活跃,重庆的特殊政治地位使其公演活动在全国具有领导和示范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宣传抗战的职责,在筹募抗战资金、宣传抗日救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唤起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抗战号召力产生积极影响,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的中共南方局,前身是之前在武汉抗战时期成立的中共长江局,武汉抗战时期,我党在“第三厅”及“文协”等团体中秘密组建党支部,并安排党员到文艺团体中担任要职,引领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同时也推进了党组织的建设。南方局成立后,主要负责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继续领导开展抗战工作,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制定的系列政策,加强了对文化抗战工作的领导,利用“第三厅”、“文工会”、“中艺”、《新华日报》等公开合法文化机构开展活动,加强与知识分子的联系,以戏剧为突破口冲破政治、文化高压等等。此外,南方局的公演活动也是开展国统区统战工作的方式之一,通过公演引发社会各界、各层民众对抗战的关注和参与。南方局领导下的公演在抗战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目的与动员民众支持抗战息息相关,通过文艺演出进行社会动员、抗战宣传,同时也借此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号召全国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附注：本文得到河南工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基金项目“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公演研究”(2022SBS03)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