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共同体
——以北京某社区为例

黄 晶，王飞虎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种现代性的“风险”

在美国人类学家默多克创建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HRAF）的文化素材主题分类目录（outline of cultural materials，OCM）中，传染病（epidemics）列在条目731 disaster（灾害）的主要类型之中［1］。但就此次全球经历的传染性病毒大流行而言，“灾害”还不足以概括它的特性。若要更为准确地认识大规模传染病造成的人类困境，需要用到乌尔里希·贝克关于“风险”的经典论述：“风险可被定义为以系统的方式应对由现代化自身引发的危险和不安。风险有别于传统的危险，它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和令人怀疑的全球化所引发的后果。”［2］风险是从现代化内部萌发的，是和全球化相伴相生、紧密联系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是风险有别于传统灾害的特征。以此视角再来看新冠病毒感染大流行这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尽管病毒的产生和来源尚不明确，但一方面其危害在全球化“移动属性”的助力下，随着人与物的全球流动迅速蔓延整个世界［3］；另一方面，人际接触更密切、更依赖公共设施的大都市成了传染病流行重灾区，城市居民面临更大风险。这是本文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病毒感染大流行定义为“风险”而非“灾害”的重要原因。

除此以外，“灾害”在时间上指向过去或当下，而“风险”还包含关乎未来的要素，“风险论证的真正社会动力来自预期中的未来危险”［2］，因此未雨绸缪的人类会采取行动，风险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已然出现，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在今天就已经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