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维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东北易帜”以后,国民党政府对内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国内政治形势趋于稳定,倚靠华北要冲的地理便利,这一时期天津的经济得到了短暂而迅速的发展,在新闻事业上则具体体现在各类报纸的创刊、繁荣与发展。据统计,本时期先后创办于天津的各种中外文报刊有近百种,为各报打开销售渠道的发行公司有近20 家。①马艺等:《天津新闻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187 页。可以说,这一阶段是近代以来天津报界发展的极盛时期。具体到天津最有影响力的大报,据1931 年9 月出版的《天津志略》记载,此时每日销售数目为三万五千份以上的报纸,当属《大公报》与《益世报》,两报分居“天津市大报一览”表之第一、二位。②宋蕴璞:《天津志略(第18 部)》,石家庄:蕴兴商行,1931 年版,第279 页。1931 年,震惊世人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此后中国民众获知日军动态与政府应对相关信息的需求日益迫切,政治上的动荡进一步刺激了报业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涉日信息与对日舆论就占据了天津各大报刊新闻、政论的主要版块。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报纸的新闻、政论的有益补充,激荡的时代思潮也融汇贯穿在报纸文学类副刊版面的编辑之中。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类特殊传播载体,报纸的巨大销量使得平时不关注文艺创作的读者大众有了更多与文学接触的机会,也提供给文艺界知识分子思想文化输出的另一发声渠道,各类文艺作品中蕴含的时代思潮配合报纸政论亦发挥了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