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理论视角下哈马斯行为分析

2024-01-22 03:57马小东
军事文摘 2024年1期
关键词:巴勒斯坦人哈马斯加沙

马小东

以色列与哈马斯间的冲突已持续数月,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发动阿克萨洪水攻击行为的动机仍值得分析。阿克萨洪水行动及其引发的哈以冲突虽然在规模、冲突烈度和持续时间上不同以往,但这不是哈马斯第一次袭击以色列,大概率地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此,分析哈马斯行为根源有助于我们理解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爆发的原因。

通过与以色列多年互动,哈马斯肯定清楚任何攻击行为都会遭到以方猛烈报复。哈马斯对以方造成的伤亡越大,自身遭到报复的程度就越深。很多学者将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这种不理性的对抗形容为“鸡蛋碰石头”。观察者也惯于从历史文化、地区地缘战略、哈马斯的政治算计等各个角度分析哈马斯行为的理性依据。正如现实主义所假设的那样,行为体是单一的、理性的“经济人”,对外行为是经过仔细的成本收益计算而做出的最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如哈马斯的攻击虽然会招致以色列的惨绝报复,数以万计的民众将会伤亡,但在政治上哈马斯会取得局部性和短期胜利,如实现阻挠以色列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和谈,震慑以色列,提升在民众中的威望等战略目标。虽然如此,哈马斯这种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做法仍然让人感觉到并非理性,国际关系中的情绪理论能为我们弥补这一缺憾,对现实主义的假设和解释做出补充。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理论

情感因素在国际关系中非常普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是与情感联系最紧密的一门学科。举个简单的例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剖析雅典和斯巴达开战的原因是雅典及其同盟日益增长的实力给斯巴达带来了不安全感。不安全感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因素。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理论通常努力地将行为体的情感因素排除在外,将其列为非理性因素,排除在理性选择框架之外,将之与理性对立起来。

2000年左右,国际关系理论界也出现“情感转向”,不再认为情感仅仅是影响决策者思维、误导决策者认知、不利于决策者做出正确抉择的负面因素,而是能够在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意向层次上均能发挥作用的重要行为动机。情感能够影响关键决策者的决策,能够塑造国家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能够冲击国际体系。而且,情感引发的行为能够在三个层面进行互动,如个人的情感通过社会互动等方式能够上升为集体情感、国家情感,国家情感倾向能够形成新的国际规范,情感共鸣可能会将本地事件区域化甚至国际化,很多重大的国际事件往往在情感的裹挟下发生。

关于情感与理性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情感是理性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正面因素,尤其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表面,情感和理性不是对立的,情感是理性的一部分,缺乏情感的行为体无法做出理性的抉择。此外,学者们还关注情感如何影响外交决策,进而影响国际政治事件的发生和国家关系的改变,如何影响冲突的发生、升级和结束,如何塑造国际规范,如何塑造认同等,探讨情感对于国际关系的理性作用,出现情感选择理论、情感外交理论、情感效能理论等中观和微观情感理论。总之,新近的国际关系情感理论表明,无论是信任、自豪、民族自尊等积极情感,还是愤怒、复仇、绝望等消极情感,都能够形塑行为体的行为,成为行为体行为的直接动因。

哈马斯行为背后的情感:愤怒和绝望

相较于世界其它区域,二战后的中东充满了战争和暴力。因此,这片土地上由战争所激发的各类情感相较于其它区域也更为鲜明和充沛。如民众对政府的失望在2011年引发中东剧变;沙特深深的不安全感导致其与伊朗对抗和与卡塔尔断交;越来越多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的“背叛”让巴勒斯坦人感到绝望;以色列不断强闯阿克萨清真寺令巴勒斯坦人民的愤怒不断累积,以色列占领者在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生命日复一日的践踏无时无刻不燃起巴勒斯坦人复仇的欲望。在以色列武力面前,巴勒斯坦人没有做人的尊严,更谈不上体面生活的尊严,巴勒斯坦人民和圣地遭受的非人对待在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中不断得到情感共鸣等等。正是愤怒、绝望、复仇和尊严这些强烈的情感促使哈马斯一次又一次对以色列发起进攻,虽然它知道每次都要付出数十倍的代价。

哈马斯的愤怒。政治愤怒无时无刻不在塑造着巴勒斯坦民众的心理和哈马斯的行为。哈马斯愤怒的根源在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日复一日的侵占,对巴勒斯坦平民司空见惯的压迫。阿克萨洪水行动袭击发生后,以色列和西方的叙述是哈马斯又一次无端实施恐怖行为,攻击以色列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阿克萨洪水行动脱离了巴以军事和政治冲突的历史背景,成为一次无理的恐怖袭击。但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10月24日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所言,哈马斯的袭击并不是凭空发生的。

长期而言,哈马斯每一次袭击是以色列不断拒绝联合国决议,破坏巴以和平进程累积的结果。以修建隔离墙为例,2002年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已修建了700多千米的隔离墙。隔离墙原本应该沿着1947年联合国分区计划中规定的315公里绿线修建,但以色列当局逐渐将其引入巴勒斯坦领土并孤立了某些巴勒斯坦城镇。阿克萨洪水行动是近两年来以色列极右翼政府,尤其是2023年内塔尼亚胡政府加大对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侵占力度的极端政策反复刺激哈马斯所导致的。由内塔尼亚胡领导的现任以色列政府成立于2022年12月,由利库德集团、沙斯党、极端正统派联合托拉犹太教党、诺姆党、宗教锡安主义者党和犹太力量党等6个极右翼政党组成,宗教政党全面返回以色列政坛。西方、阿拉伯和以色列媒体都将本届内塔尼亚胡形容为“以色列历史上最极端的政府”。

以色列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是一名典型的右翼极端分子。在成为安全部长之前,作为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曾多次以议员身份进入圣殿山。2023年1月,他首次以政府新设立的国家安全部长身份进入这一争议区域,2023年5月,他再次在警方陪同下进入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面对这种发展态势,以色列反对党不止一次发出警告,极右翼会将以色列带入危险境地。自内塔尼亚胡政府成立以来,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的局势就不断升级,以色列占领军在杀害巴勒斯坦人、亵渎伊斯兰圣地、袭击穆斯林妇女和推进定居点建设等方面的行为数量创下了纪录。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左)会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右)

2021年初以来,巴勒斯坦地区已有160处水井等水源被摧毁和填平。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的数据,仅2023年初以来,以色列占领军就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和加沙杀害220多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约40名儿童和11名妇女。某人权观察组织在其2023年8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以色列军队和边防警察在没有任何有效问责手段的情况下杀害了巴勒斯坦儿童”。以色列还大肆搜捕其所认为的“恐怖分子”,任意剥夺巴勒斯坦人人身自由。根据巴勒斯坦官方数据,以色列占领当局自2023年初以来已发出2600多份行政拘留令(未经指控或审判的逮捕),占领监狱中的巴勒斯坦囚犯人数达到5200名,其中包括36名女囚犯和约170名儿童,此外还有54项软禁令。从2023年初到9月底,约有41000名以色列定居者袭击了阿克萨清真寺。

以上都是阿克萨洪水袭击行动爆发前的情况。因此,对于持续关注巴以问题的观察者来说,10月7日的袭击并不突然,正如北京大学中东问题专家吴冰冰所言,以色列极右翼势力的咄咄相逼会使巴以冲突呈现出激化的态势。与其说阿克萨洪水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无端挑衅,毋宁说是以色列极端政府发出的回旋镖击中了自己。哈马斯的极端情感和行为与以色列内部极端的右翼情绪和行为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依存。

巴勒斯坦人的绝望。巴勒斯坦人的绝望感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从内部而言,无论是约旦河西岸还是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都无法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加沙自2007年以来就受到以色列海、陆、空全方面封锁,几乎完全剥夺了与外界的联系。加沙经常断水断电,居民生活主要依赖国际援助,进出加沙需要获得以色列军队的许可,而以色列极少发放许可证,加沙因此被称为“露天监狱”。在这种情况下,与世隔绝的加沙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激进,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约旦河西岸的状况并不会好多少,这里贫困率达到36%,失业率达到26%。西岸居民的行动自由也极其有限,完全依赖于获得以色列当局的许可。巴勒斯坦人(包括上学的儿童)每天都要费力地通过以色列人的检查站。

此外,巴勒斯坦内政也逐渐陷入僵局。巴勒斯坦自2006年以来就没有举行过选举,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几乎成为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壳,人民对巴勒斯坦机构日益失望。阿克萨洪水袭击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埋怨由此给他们带来的以色列的打击报复,反而通过游行示威等活动表达对哈马斯的支持。巴以谈判屡屡失败后,巴勒斯坦人不再相信政治解决方案或和平,人们不再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政治谈判抱有任何期望。2023年以来,绝望情绪驱动下的“独狼”袭击事件再度抬头,如8月底,一名巴勒斯坦司机在准备通过检查站时袭击了一群以色列士兵。正是这种同样的绝望驱使一部分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支持哈马斯的袭击。

巴勒斯坦的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激进

其二,从外部而言,巴勒斯坦人的绝望感还来源于其它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关注度的持续下降。特朗普在中东推动《亚伯拉罕协议》,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等阿拉伯国家已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王储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时说,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在日益接近。与以色列人的接近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建立巴勒斯坦无望。以色列的政策目标是通过与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促使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持超脱或中立立场,在使自身摆脱孤立状态的同时,孤立巴勒斯坦。《亚伯拉罕协议》的本质是放弃“两国方案”,巴勒斯坦人感到自己将要被彻底抛弃,所谓巴勒斯坦问题正在“被边缘化”,再加之近两年来以色列极右翼势力咄咄逼人的态势,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青年对和平进程更加绝望。哈马斯正是运用了笼罩着巴勒斯坦人的愤怒和绝望向以色列发起攻击,树立自己是巴勒斯坦事业的“真正捍卫者”形象。哈马斯将此次袭击命名为阿克萨洪水,也表明巴勒斯坦民众如洪水般的不满情绪。

以色列的暴力行为无法为其带来和平

随着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大规模推进,观察者关心以色列将会推进到何种程度,加沙冲突会不会在地区内外溢,升级为地区冲突。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以色列在加沙的暴力行为无法为未来的以色列带来和平。仇恨的种子已经深深植入巴勒斯坦人民的心里,尤其是小孩、年轻人的心里。复仇的欲望会伴随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除了加入哈马斯,实施“恐怖主义行径”,似乎很难有其它出路,以色列看似是在消灭哈马斯,实则是在制造更多的哈马斯。以色列无差别攻击平民的行为就是普通加沙人加入哈马斯最好的动员令。在情感理论视角下,如何实现和平意味着如何用积极情感替代消极情感,如何用信任、希望、友善等情感替代愤怒、复仇和绝望。显然,双方之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消极互动只会使负面情感一次又一次地加深,成为下一次冲突爆发的引线。

以色列扩建定居点

如果以色列要的是土地,无疑它这75年来的政策卓有成效,无论是通过战争一次性占领大片土地,还是通过定居点修建,一栋房子一栋房子悄无声息地蚕食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以色列的“领土”的确在不断扩大。包括此次加沙战争,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之一很可能是控制加沙北部,进一步压缩哈马斯和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吞并巴勒斯坦人土地的脚步并未停止,而是以打击恐怖分子为名,加大力度驱逐巴勒斯坦人。如果以色列人想要的是和平,那么暴力行为永远无法为以色列人带来安宁。很显然,以色列人现在选择获得更多土地和所谓的生存空间。

巴勒斯坦问题所引发的情感,并不仅仅局限在巴勒斯坦人民个体层面,所影响到的国家并非只有巴以及其周边国家。巴以问题所产生的愤怒和绝望正在对整个国际格局产生影响,国际社会在围绕“站巴”还是“挺以”站队,整个国际社会也正在被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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