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大部分是华工完成的”

在去往俄罗斯之前，我们做了相关的前期调研准备。初次阅读史料时，我注意到了有关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中的华工相关资料，由此产生出一个疑问：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安土重迁的国人为何会舟车劳顿地远赴他乡参与别国的铁路项目建设？带着这一问题，我们对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调研，并在实地考察中收集和寻找散落在俄罗斯远东的中国印迹。

华工——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词汇，泛指晚清时期赴海外谋生的华人劳工，是海外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陈独秀曾说：“无论太阳照到何处，都照着中国人做工。”

清政府对于国人出洋曾进行过严格的限制，如《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一切官员军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者，或移住外洋海岛等，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府县官员通同舞弊，或知情不举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者，免死，革职永不叙用。道员或同品官员失察者，降三级调用。督抚大员失察者，降二级留任，如能于事后拿获正犯明正典刑者，得免议。”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于1860年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明确提出：“凡是华民自愿出国务工者，无论是携带家眷或是单身前往通商各口岸，清政府都不会从中阻挠。”中英《北京条约》的签订在法律上承认了国人出国的合法性。

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社会剧烈变迁所造成的农民极端贫困是他们选择赴俄谋生的主要原因。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列强入侵，加之一些地区（尤其是北方各省）人地矛盾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当地百姓面临着封建剥削，以及列强入侵等多重压迫。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许多人迫不得已选择赴俄谋生。

而在当时的俄国，随着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沙皇政府逐步取得了对曾属于清政府管辖的黑龙江沿岸地区的控制权。尽管远东部分土地的控制权已经归属沙俄，但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开发难度大。19世纪末，沙俄积累了铁路建设的必要資源和实践经验，再加上其在欧洲和中亚地区的扩张遇到挫折，其战略重心开始转移，修建一条连接东西两端的铁路大动脉的任务也就提上日程。

尽管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现在可以称得上是一座现代化的中型城市，但在19世纪末的远东，无论是拥有优良海港的港口城市，还是深入亚欧大陆心脏的南方大部分土地都处于亟待开发的状态，处于规划中的铁路线往往分布在无人居住的地区。劳动力短缺成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中的重要难题。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提出，西伯利亚大铁路需要完全使用本国的劳动力和建筑材料。在他们看来，这样既能够防止投资外流，同时也有助于吸引国人向远东流动。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合其意。从俄国欧洲部分招募的本国工人因受不了寒冷和偏僻的环境而很快开了小差。这样一来，能否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成为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能否顺利推进的核心问题。

鉴于此，俄国资本家和包工头开始通过“拉私”、私招和公开招募三种手段大批雇佣中国劳工。参与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的华工主要来自山东、河北等地，通过水路或陆路来到俄国参加铁路建设工程。

中国劳工不仅具有难得的道德品质，勤劳节俭、吃苦耐劳、遵纪守法，还具有高超的职业技能，熟练木工、砖瓦工、铁工、油漆工等技术。在远东任职三十余年的彼·翁特尔别格指出：“组织中国工人做工，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和任何困难。中国人无论对土方工程，还是建造房屋全都习惯，对中国人来说毫无不习惯之处。”从挖土方到架设桥梁，从修建车站票房到修建营房，从运沙石到搞爆破，赴俄华工缔造了铁路工程建设史上的一个个奇迹，无处不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翁特尔别格也承认：“铁路工程的极大部分是华工完成的。”可以说西伯利亚大铁路是赴俄华工用聪明才智、辛勤劳动铸就的。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筑成，对俄罗斯近代政治军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缩短了俄国欧洲部分与远东的距离，加快了人口向东部地区转移，人口带来了技术和资本，带动了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是，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做出卓越贡献的华工，却逐渐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修筑期间，背井离乡的旅俄华工遭受着极其不公正的待遇，长期饱受种族歧视和排华浪潮的困扰。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阿穆尔大桥历史博物馆展出的通车庆典照片中，没有一位华工出现。

（作者简介：张芊一，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2022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是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俄罗斯民族学）

责任编辑：贾倩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