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媒体融合与中国式现代化

龙小农 韩鹏飞

内容摘要：中国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系统推进的媒体融合战略和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媒体融合推进媒体与社会同构、媒体与国家同构，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媒体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地需要中国式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中国式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旨在建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内国际认同。

关键词： 中国式媒体融合；中国式现代化；全媒体传播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

课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与规律研究”（编号：22JJD860012）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3.05.008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運、最终成败。这是因为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和本质要求，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核心力量。

新时代以来，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是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是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显著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媒体融合是党领导的媒体融合。党管媒体、媒体姓党，是中国式媒体融合的根本特征和本质要求，也是推动中国式媒体融合的关键核心力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剧之时，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越来越极化的舆论场上，面临着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内外舆论形势和国家治理任务。推进媒体融合于当今中国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深入探析中国式媒体融合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尤其是中国式媒体融合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互动关系，应是当下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命题。

一、“中国式媒体融合”表述的提出与界定

（一）相关文献综述

现代媒体业自诞生以来就有兼并集中、融合发展的趋势，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逐渐成为社会运行的新基础设施，跨界别、跨领域的媒体融合才成为新态势。就中国而言，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快速普及后，媒体融合在国家驱动下成为中国媒体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新时代以来，面对人类社会形态由信息社会向数字社会加速演进、国内外舆论生态深刻变革，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媒体融合发展，从“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的高度，加强党对媒体融合的全面领导。2014年更是将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将之纳入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予以系统规划，因而这一年被称为“媒体融合元年”，是媒体融合研究的“重要转折之年”。

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研究，自2013年以来，学界在相关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已有研究中，主流的研究视角是从专业逻辑、商业逻辑和政治逻辑三个维度的变迁总结媒体融合各阶段的经验得失；基于媒体传播—互联网—数字社会治理的全新结构深入分析媒体融合的根源、分析媒体融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等。有研究关注到了中国媒体融合的最新外在特征和改革创新探索，认为中国媒体融合有十个方面改革创新的探索，包括战略战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服务模式创新、网络治理创新、国际传播创新等。基于对有中国特色媒体融合实践和政策的阶段性梳理分析，刘珊和黄升民在2015年首次提出了“中国式媒体融合”这一表述，但并没有对该表述进行界定和阐述，故未引起广泛关注和使用。2021年笔者提出中国媒体融合发展范式选择的是不同于西方市场和技术驱动的“国家驱动范式”，将媒体融合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结合，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现代化。关于媒体融合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研究认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历史使命就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有研究利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审视中国媒体融合的独特路径及对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启示。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并科学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特征和本质要求，这为“中国式媒体融合”表述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同年11月，胡正荣在中国传播学会理事会暨第五届中国智能媒体传播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再次提到了“中国式媒体融合”，认为中国走的媒体融合道路是典型的中国式媒体融合。媒体融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成为2022年以来新闻传播学研究和相关论坛或研讨会关注的共同主题。此后，“中国式媒体融合”这一表述逐渐进入学术视野，但对于何谓“中国式媒体融合”，学界至今尚未对其内涵和外延予以具体界定和阐述。

（二）中国式媒体融合的内涵及特征

在提出中国媒体融合选择国家驱动范式基础上，基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对中国媒体融合的实践探索、政策引导的梳理分析和前人的研究智识，我们认为中国式媒体融合是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媒体融合，是主要由国家驱动而不单是由市场和技术驱动的媒体融合，是媒体与服务、政务、商务“四位一体”的媒体融合，是以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心的媒体融合。其本质要求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以服务人民、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心，全面建立健全全媒体传播体系，助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媒体融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举措，所取得的主要成效，尤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效，目前集中体现在提升中国媒体产业的现代化，协力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推进数字社会、数字中国建设，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

与欧美式媒体融合相比，中国式媒体融合既有在媒体形态和业态上兼并集中的一般特征，更有基于中國政治体制和传媒体制所具有的鲜明特色。这种特色集中体现在党管媒体、媒体姓党、国家驱动、服务治国理政。欧美式媒体融合以资本和技术为中心，走的是市场驱动范式，为资本服务。中国式媒体融合以服务人民、服务治理现代化为中心，选择的是国家驱动范式，为人民服务。党中央举旗定向，从战略、体系、路径和生态对媒体融合纵深发展作出决策部署，展现了推进媒体融合的决心与信心，也体现出了媒体融合创新设计的系统性与连贯性，这是中国式媒体融合不同于欧美式媒体融合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国媒体融合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初心与使命。正是由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媒体融合才不同于并超越了“以资本和技术为中心”的欧美式媒体融合，在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占据着道义制高点。

因此，在审视中国式媒体融合的本质上，我们不能仅从媒体形态和传媒业态本身出发，还须从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媒体与国家的关系出发，从媒体融合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的高度出发。有学者认为“媒体融合的本质，不仅仅是媒体形态随技术发展而转变，更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由过去现实空间主导开始逐渐转向网络空间主导”，这仅仅揭示了媒体融合的形态和业态层面。中国式媒体融合不单单是一个信息传播命题，更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中国式媒体融合不仅是媒体与媒体的融合，更是媒体与社会的融合互构、媒体与国家的融合互构。利用媒体融合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提高国家治理效能，构建主流舆论格局，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媒体融合的根本使命，是“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事实上，党和政府已经洞悉媒体融合的最终形态和本质应是媒体与社会、媒体与国家的一体同构，从而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 如此，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抓住媒体融合治理这一核心则纲举目张。

二、中国式媒体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推进媒体融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地包括了媒体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推进中国式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纵观中国近十年的媒体融合发展之路，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系统推进的媒体融合战略和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媒体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现代化，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将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媒体是党重要的执政资源和治国理政资源，发挥着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重要作用，因而党和政府始终把媒体当作党和国家的事业来经营，坚持党领导一切、党管媒体，强调党与政府在媒体融合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国家驱动媒体融合，中国媒体已经融入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的日常实践中，服务于人们的交流和传播活动。与此同时，媒体渗入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政治资源和构建社会认同的黏合剂。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作为相对独立于个体、社会和国家的“第四势力”，媒体融合主要是市场和技术驱动，商业利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大型平台和数字融媒体发展。商业公司作为市场主体的重要特点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生产大量融媒体产品和服务以及缩减成本的压力之下，大型商业公司很难同时考虑融媒体技术对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影响。但中国媒体融合在国家驱动范式下，党和国家将媒体融合视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治理资源和手段，主导新媒介技术的使用与各省级、市级、县级融媒体资源的整合。概括来说，国家驱动媒体融合发展背后潜藏的逻辑动因主要有三：一是媒体融合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需要；二是媒体融合作为知识生产主体保障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三是媒体融合作为执政资源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正是基于行业发展，尤其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重紧迫性，媒体融合才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全国范围内贯彻落实，以建立全覆盖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对此，张磊、胡正荣在《重建公共传播体系：媒体深度融合的关键理念与实践路径》中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与数字社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同构，打造全媒体传播体系架构下的、以公共性为核心的数字社会基础设施成为媒体深度融合的全新逻辑转向。”

基于以上逻辑考量，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顶层设计、系统创新，逐渐建构完整的媒体融合政策体系，驱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把中国式媒体融合纳入中国式现代化。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特别是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讲话首次将媒体融合工作提到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的高度。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在“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部分，明确提出“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是我国媒体融合政策体系中的首个框架性、专门性指导文件，是在中国媒体融合政策体系中发挥顶层设计和统筹主导作用的政策文本之一。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这一媒体融合发展指导意见发表的重要讲话，论述了媒体融合的程度、方式和目标等问题，极具指导意义，随后中央和省级媒体加速向融媒体转型发展。这份文件的出台表明，媒体融合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国家行动层面，是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为适应媒介技术的深刻变革、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确保意识形态安全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二）中国媒体融合政策的历史演进

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同年9月，为落实这一要求，中央宣传部作出部署，要求2020年年底基本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全国的全覆盖，2018年要先行启动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同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旨在调整优化媒体布局，整合县级媒体资源，推进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县级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2019年，“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五项标准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网络安全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行维护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监测监管规范》）先后发布实施，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指导和关键性、基础性技术支撑。

在《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实施近5年后，中国媒体融合由相加阶段进入相融新阶段，亟须研判媒体融合发展新趋势新态势。2019年1月25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首次提出“四全媒体”的新表述，即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强调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要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2020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从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工作原则三个方面明确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提出了“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大力培养全媒体人才”和“形成政策保障体系”等具体要求。该意见明确中国媒体深度融合的发展布局是“四级融合发展布局”，即以“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主体建设全新的媒体发展体系。媒体融合发展四级布局的政策指向清晰，融合媒体参与国家治理也成为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该意见还指出，主流媒体深度融合要在推进内容生产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主流媒體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创新媒体投融资政策，增强自我造血机能”。同年11月3日，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被中央列入“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至此，中国国家驱动媒体融合发展的核心政策体系正式形成。在完成对中央、省级、市级和县级融媒体的顶层设计规划与布置后，我国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开始迈向全面深化、实施阶段。

中央深化全面改革领导小组先后三次审议通过的三个“意见”，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针对媒体融合进行的顶层战略部署，共同构成了中国媒体融合的国家驱动范式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方向、任务和架构。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媒体融合如何发展、为何要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发表重要讲话并作出重要论述。从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任务”到“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从加强顶层设计到提出采编发流程再造以及融媒体中心建设，从提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到“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系列媒体融合政策文件，为中国式媒体融合发展确立了明确目标、绘就了路线图。

从以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的重要论述、中央发布的有关促进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文件中不难析出，党和国家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旨在要求媒体在宣传思想工作、国家治理体系和服务人民群众三个层面发挥建设性作用，与媒体融合的国家驱动逻辑完全契合。首先，在宣传思想层面，要保证意识形态安全。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重要论述的提出是情势所迫，加强舆论引导、保证意识形态安全是其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其根本目的。其次，在国家治理层面，要升级国家治理体系。媒体是重要的执政资源，党和国家必须对媒体融合进行方向性指导，从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保障社会系统的稳定运行。一方面，媒体成为国家治理的新空间，媒体融合传播所建构的虚拟空间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媒体应作为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资源。最后，在服务人民层面，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媒体融合工作要从群众出发，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手段，其出发点是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凝聚群众共识，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媒体融合发展应在以上三个层面发挥建设性作用，这就要求党和国家必须建立健全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及配套体系，确保媒体融合发展服务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就要求中国式媒体融合政策亟须在国家治理大格局中做好顶层设计，保证媒体融合的进程在进入深水区的时候不致迷失方向，并实现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融媒体中心在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数据沉淀、技术迭代等环节能实现资源与知识共享，形成全媒体传播体系和格局，从而增进媒体深度融合的整体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整体提升，最终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中国媒体融合政策历史演进的旨归。

三、中国式媒体融合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媒体融合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新理念，用“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框架下，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后的第五个‘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除再次强调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外，还指出要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将媒体融合工作所要构建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范畴，从内容、技术和创新管理角度，对媒体融合发展如何参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要求、提供了指向。

融合媒体作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重要资源，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国式媒体融合必须服务于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战略。通过媒体融合，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嵌入国家治理系统，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媒体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媒体融合深度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如今，媒体融合正向纵深发展，向平台化和媒介与社会一体化方向发展，如何利用媒体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中国式特征，需在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让媒体融合走深走实，为中国式现代化增添动力，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此处所提全媒体传播体系是通过媒体融合之后实现的新形态的媒介形式和媒体结构，它不应是单一的媒体形态等，而是形成所有媒体形态联通的一种平台架构和生态系统。全媒体传播体系既包括四全媒体即全息媒体、全程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也包括四级媒体即中央级媒體、省级媒体、地市级媒体、县级媒体，链接线上线下空间，构筑起国家治理的主要平台，以此促进党、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形塑“一元化领导的多元治理结构”。从媒介与社会互构的视角来看，全媒体传播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一体同构，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与操作系统，依靠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和信息化支撑，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凝聚社会共识，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序运行，从而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乡镇街道综合治理信息中心建设对接县级融媒体中心，就是要打通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最后一公里，构建全覆盖的基层社会治理平台。

与此相应，国家驱动媒体融合旨在完成舆论宣传、信息服务、国家治理三方面的功能融合，肩负“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双重任务，让全媒体传播体系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资源。回望2013年以来中国的媒体融合发展之路，我们采用国家驱动范式，通过政策引导、资金融入、市场引入、利益共享、技术领跑的操作机制和操作模式，顶层设计、系统驱动，推动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持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媒体与社会一体同构的认知逻辑驱动下，媒体融合融合的不仅是媒介态势，更是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融合媒体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之一和勾连社会的中介性网络，不仅具有以往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社会整合、持续社会化教育、文化娱乐、社会动员、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功能，而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构建“人—媒介—社会—国家治理”的融合互动，消解中介域，减少沟通治理环节与成本，形成多中心治理网络，克服“治理真空”，协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从国家治理层面来看，在媒介化社会，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当国家从战略上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提上议程时，考虑的范畴包括但不局限于广电生存、宣传、价值与发展空间等问题，而是意在把传播当作一种社会组织手段，践行媒介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建信息标准型框架、允诺更好未来的意识形态和政府治理绩效、调和多元主体的社会关系并重新凝结社会信任、减少政治治理成本和信息流通的时间、制定信息时代的社会规范，维持公共的、共同的社会生活。党和国家之所以把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从上到下、系统设计、创新驱动，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是基于媒体融合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逻辑。因为媒体融合从本质上讲既关系到党的执政问题，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又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阵地。在媒体与社会、与国家高度同构的时代，媒体深度融合可为完善国家治理各领域赋能。

随着社会媒介化和风险化的加速，国家治理模式由科层制管理向网络型扁平化治理转型，媒介作为治国理政的工具、资源、平台和主体，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发挥其监测社会环境、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等社会效能，成为驱动社会治理走向沟通协商、协同共治的重要力量。媒介化治理“注重媒介逻辑与政治逻辑、媒介化社会结构的有机结合，强调治理体系与媒介逻辑的制度化互动，通过将媒介作为制度化因子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对公共空间、公共政策、社会生活、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形成全方位渗透，以此建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网络，并贯穿治理全过程，实现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再造和范式变迁”。当媒介化治理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框架，媒介逻辑与政治逻辑相适配，构建起由国家主导、媒介驱动、多元主体参与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可将媒体传播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融合大数据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技术支撑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要把大数据作为国家治理的要素和手段，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助力精准把握“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为国家治理提供数字支持和技术支撑，提升国家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动数字社会治理、智慧城市和数字中国的发展。但数据来自哪里？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媒体融合形成的平台化媒体是重要的数据储存库和汇聚地。媒体融合的关键一环就是数据融合，打通数据壁垒，消除数据孤岛。

媒体融合构建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平台，将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数据和媒体数据连接整合，形成数据资源一体化，为科学决策和优化治理提供数据支持。此外，拥有大数据支撑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平台还将成为政府为民服务的入口和公共服务的平台，提供新闻、政务、商务、服务等多元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中国式媒体融合在实现文化传媒产业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因中国独特的传媒体制构建了“媒体—社会—国家”的融合互动，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信息和数据保障。

当前，以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动能强劲，正在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而技术赋能也将助推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此背景下，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是促进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全面融合的必然举措。在数字时代，对大数据的收集和加工能力不断提升，可以促进国家治理从经验主义的粗放治理方式向数据和智能驱动的精准治理方式转变，进而推动国家治理更加科学化。这就需要加强数字化党建、数字化法治建设、数字化政府建设和数字化社会建设。为此，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基于释放数字价值的根本动力是数据的融合流通和共享，新时期数字政府建设正改变过去分散试点建设模式，重点从组织扁平化、业务协同化、数据融合化入手，致力于建成“线上线下”和“点对点”融合的一体化服务型政府，其核心使命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环节是实现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重点方向是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建设。

2023年2月《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的发布，为数字中国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数字中国蓝图有了最全面的擘画。诚如该规划所言，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構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从这个角度来说，推进媒体融合，尤其是数字化智能化融合，是建设数字中国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助力，这是媒体融合赋能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驱动。因为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媒体融合正从议题设置、政策框架、话语体系以及治理架构等方面系统发力，助力探索新型治理模式，推动治理现代化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切实提升治理成效。这体现在媒体融合与党和国家共谋治理现代化总体议程，媒体融合深度融入新基建战略框架，媒体融合拓展多元化协同治理语境，媒体融合推动构建立体化治理结构。运用数字技术有效提高政府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舆情监测能力、舆情研判能力以及舆情引导和规制能力，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以数字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实施路径，需要直面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治理好数字经济新模式；需要利用好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媒体融合自2014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已从中央政策层面愈发深刻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国媒体在实现自身演进变革的同时，持续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显然，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任务，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既有助于推动媒体融合全面对接经济社会，尤其是数字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有助于推动媒体与社会、媒体与国家同构，从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因为“全媒体传播体系在国家治理中提供了政治引领和政治传播、公共服务和公共秩序、公益平台和公益功能、传媒经济和产业经济，因而具备显著的政治性、公共性、公益性和经济性的价值”。随着党中央不断从政策层面突出媒体融合的战略意义，加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有力支撑，媒体深度融合进入政策议程，并加快向移动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迈进，未来将加速推进媒体与社会、媒体与国家一体同构，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四、中国式媒体融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和传播

（一）媒体融合协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具有丰富的内涵特征。它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致力于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话语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当下中国迫切需要建构一套完整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独特经验的话语体系并予以广泛传播，以建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认同性，即建构一套阐述说明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

尽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和传播却相对滞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局面依然存在。通过媒体融合，建构面向国内外受众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将助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言之有声、言之有力、言之有理，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传播中国式现代化好声音，最终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内国际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媒体不仅是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重要主体，而且是传播中国式现代化好声音的重要渠道。中国式媒体融合就是要整合各类媒体资源，建构全媒体传播矩阵、体系和格局，壮大主流舆论阵地，充分发挥媒体的传播效能，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和声音广为传播，让世界知道、理解、认同中国式现代化。这就需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国内媒体和海外媒体的关系，纵向贯通“中央级—省级—地市级—县级”四级媒体，横向突破网上网下以及内宣外宣二元结构，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和全媒体传播格局，同时要建设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率先占领对内对外传播的制高点，对内对外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的好声音。

中国式媒体融合就是要把主流媒体做大做强，提高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影响力，壮大主流舆论，掌握国内事务乃至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话语垄断，改变中国在国际舆论场“失声”“失语”的状况。就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话语而言，最有话语权的是中国共产党，而党领导下的主流媒体是党和国家的耳目喉舌，肩负着正面宣传引导、塑造主流舆论的重任，是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中坚力量，必须借助媒体融合挺进国际舆论主战场主阵地，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传播中国式现代化好声音，回应西方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质疑，澄清西方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歪曲。因为只有通过媒体融合建构并掌握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权，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只有通过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和新型主流媒体，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才能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既要占领对内传播的制高点，也要占领对外传播的制高点。

（二）媒体融合必须以强化意识形态安全为旨归

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党的前途命运、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基于党中央出台的媒体融合政策核心文件及相关表述，不难发现媒体融合任务有三：一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二是“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三是融媒体必须“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从执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到互联网管理的加强，从意识形态安全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到党管媒体原则的强化，当前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生态，构成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尤其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政策选择的政治环境基础。中国当前以三个“意见”为核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创建一批新型主流媒体的媒体融合政策体系，其核心旨归在于通过改革与创新媒体管理，确保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为此，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必须确立并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地位，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立融通中外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明确将意识形态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现代化的层面加以把握，强调意识形态安全是整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任务，就是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因此，推进媒体融合要注重意识形态建设、网络安全与数字化功能的开发应用。中国式媒体融合是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出发采取的国家战略，通过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同思想基础；通过媒体融合，让主流媒体成为中国精神的“传播者”和理想信仰的“引导者”，正确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凝聚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

在媒介化社会，融媒体建设是国家的政治任务，是未来宣传、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早在2015年，有学者在分析中国媒体融合政策的形成与建构过程中，就指出中央“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与意识形态安全紧密相关的”。政治学认为，政府允诺更好未来的意识形态、定期换届选举和政府治理绩效，是现代社会中三种理想型的、使国家权力合法化的途径。可以说，在中国媒体融合政策的形成与体系建构过程中，意识形态安全考量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价值红线，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新闻体制、当前的政治生态及新闻政策的历史惯性密切相关，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在新时期的延续和发展，是作为政策主体的执政党在新的执政环境下对技术驱动的媒体融合趋势作出的政策回应，核心目标是使官方倡导的意识形态在新的媒体格局中始终居于主流地位，发挥引领作用。

因此，中国式媒体融合肩负着特殊的国家和社会使命：首先是国内层面，媒体融合是为了做大做强主流舆论，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尤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其次是国际层面，需要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壮大实力、提高能力，全面提升國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最后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助力世界各国全面进入网络时代，为推动人类网络新文明的进程贡献中国力量。当下，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核心使命在于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建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内外认同。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基于中国媒体融合政策和实践所发展出的中国式媒体融合，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支撑。中国式媒体融合经历了从市场竞合启动的媒体流程再造，到国家驱动的融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驱动机制和内容变迁。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实现媒体与社会、媒体与国家一体同构，是中国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通过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媒体融合将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媒体融合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我国已初步形成中央、省、市、县四级的全局纵深融媒体网络，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性、基础性网络。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应接续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全面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并与国家治理体系从互构走向同构，全面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未来媒体融合研究要强化引领性、先导式、系统性理论建构研究，构建中国式媒体融合学术话语体系，更好地指导中国媒体融合实践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为世界贡献西方现代化之外的中国式现代化方案。中国式媒体融合如何契合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四全媒体”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赋能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将是新闻传播学研究与探讨的一个重点。

（作者龙小农系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鹏飞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22 级博士研究生，宜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