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反化妆性别经验的质性考察
——以“返璞归真|AwakendPhoenixes”豆瓣小组为例

吴海荣 赖茗薪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期待下，女性被认为应该通过化妆来展现自身的女性美，女性与化妆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因此，化妆背后所包含的性别规范、性别塑造甚至性别不公常常遭到忽视，如在一些正式场合官方要求女性带妆出席，化妆成为一种性别规范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中国女性就化妆到底是一种赋权形式还是一种自我客体化的行为的讨论层出不穷且愈发激烈。

梳理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以往研究多关注女性的化妆经验，忽略了另一群人的存在，即经历从化妆到不化妆的转变并开展反化妆实践的女性。基于此，本文从性别研究视角出发，试图通过对“返璞归真|AwakendPhoenixes”豆瓣小组的参与式观察和组内成员的深度访谈，展示中国青年女性从化妆到不化妆的美容实践，以探究当代中国青年女性的性别意识。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一）女性化妆与反化妆实践研究

性别研究学者认为，美在本质上是由历史和文化构建的。在中国，当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时，美的定义也会随之改变。经济改革之后，美容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性别政治产生了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女性成为美丽景观，处于男性凝视之下。[1]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个体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了美容经济的快速发展，女性外貌和外在美开始被强调和重视，不少人认为处于“看脸时代”。随着社会对女性外貌的重视和提倡，外貌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女性化妆也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主题。

社会科学对化妆品使用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际关系、社会分层、生命周期和代际效应等方面。研究表明，化妆在女性经验中扮演着复杂的角色。首先，化妆给女性带来了积极影响。有研究发现，化妆能增强女性对自己的接纳程度，并能够促进女性自尊和自信[2]，会让有浪漫动机的女性吸引更广泛的潜在浪漫伴侣[3]。其次,化妆不可避免地给女性带来负面影响。如有研究表明，化浓妆的女性会导致他人对其领导力产生负面评价[4]，这类女性更容易被物化并被错误地认为她们与异性交往可能会更加随意等[5]。可见化妆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复杂且极具个人经验的行为，需要从多方面去呈现女性的经验。而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于女性的化妆行为，忽视拒绝化妆的女性。研究女性从化妆到放弃化妆的行为转变，有利于丰富化妆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增强化妆对于女性的意义的理解。

（二）做性别视角下的个体能动性

1987 年，坎迪斯·韦斯特（Candace West）和唐·齐默尔曼（Don H. Zimmerman）在《性别与社会》（Gender and Society）上发表了《做性别》（Doing Gender）。该文指出性别是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形成和塑造的，这种塑造指的是制造两性的差异，这种差异本身不是自然的和本质的，然而差异一旦被构建，它们便被用于强化性别的“本质性”。[6]《做性别》一文揭示出性别研究中存在的一味强调社会化以及结构取向的缺憾，然而由于该视角强调性别化的社会互动模式的呈现，容易使人忽略性别压迫系统的社会变迁，因而成为一种关于维持现存性别模式的意识形态。在学术界对“做性别”视角的争论与反思过程中，产生了另外两种解释范式，即“消解性别”（undoing gender）和“再做性别”（redoing gender）。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做性别”“消解性别”和“再做性别”可以同时存在。尽管以上观点对性别的施为方式具有不同的理解，但它们都是关于性别不平等的微观机制研究，认为性别的建构或解构是在互动过程中实现的[7]，凸显在结构面前的个体能动性。因此，我们可知性别研究的互动范式内部仍有许多争论，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去加深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认知理解。

美化容貌的过程每天都在发生，化妆成为一件日常事件渗透到女性生活中，它变成一种性别惯习和仪式，因此时尚意识和简单的化妆行为成为常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将这种重复性的性别实践理论化为性别操演理论，她认为性别是由微观实践构成的，这些微观实践不断重复，以维持性别身份，而且这些微观实践每天都在发生，它们变得如此常态化，以至于无法被观察到。[8]化妆实践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的“做性别”行为，它是一个性别意识再生产的舞台，对其进行研究能够反映出研究对象的性别意识。

虽然女性在复杂的性别意识形态中承受着多种压力，但女性面对性别意识形态也不是被动的，她们拥有着主观能动性。在一篇研究印尼女性如何理解自己的美容实践的文章中，作者对她们的化妆实践开展话语分析，提出女性能够在保持美容方法的同时，将美容方法中的贬低性叙事颠覆为赋权性叙事。[9]比如，尽管人们普遍期望化妆的结果是看起来很漂亮，但她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如“看起来精神”“看起来整洁”或“看起来健康”。保持清洁和健康是人类的必需品，而不是某一特定性别的必需品。通过将化妆的目标与性别话语脱钩，女性重新定义了化妆这一行为。她们将自由意志和能动性置于中心视角来展示她们的美容实践。在一篇研究中国女大学生化妆意义的文章中，一些接触过更多性别平等观念的女大学生排斥为了取悦男性而化妆的做法，作者把她们将化妆视为自我愉悦和自我提升的做法视为一种抗争精神。[10]

基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化妆行为对女性来说并不完全是美好且积极的体验。即使有女性认知到化妆所带来的负面评价，她们也会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重新定义该行为。然而，那些从化妆转变为不化妆的女性实践以及该行为背后的个体主观能动性，还未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同时，在全球范围内，社交媒体平台的易用性和可访问性越来越高，媒介对女性的化妆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包括传递美的标准、塑造美丽典范和推广化妆品等。然而，社交媒体在女性反化妆实践中起到何种作用还未受到学者的关注。因此，本文聚焦于青年女性从化妆到不化妆的行为转变，探究此种行为转变包含着她们怎样的性别意识？这种行为能否被称为“再做性别”？以及媒介在她们的行为经验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本文通过研究该群体的反化妆经验，试图呈现更加完整的女性化妆经验，在加深和拓宽对“再做性别”的认知和理解的同时，也尝试去探讨媒介对个体微观生活层面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近几年，性别思想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和讨论。豆瓣是一个涵盖各种主题和讨论的在线社区，用户可以就某个主题创建小组，形成一个讨论空间。在该平台上，有许多纯女性小组，如“她说”小组、“粉红税抵制联盟”小组、“返璞归真|AwakendPhoenixes”小组等。女性用户在小组内探讨共同经验，性别平等思想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近几年，豆瓣平台，尤其豆瓣小组是谈论和交流女性反化妆行为最多的网络社区，“返璞归真|AwakendPhoenixes”豆瓣小组是其中的代表。该小组是一个人数为四万余人的女性社群，秉承“回归自然女性，摆脱束缚”的理念，在组内分享基于反化妆等一系列行为的个人经验、心得体会和探讨思考。由于该组是豆瓣平台目前最为活跃和聚集的讨论反化妆行为、交流反化妆经验的小组，因此本研究以豆瓣小组“返璞归真|AwakendPhoenixes”为支点开展研究。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和线上深度访谈法收集研究资料，在了解和熟悉组内氛围和特点之后，笔者开始在组内发布帖子招募受访对象。采访由2022 年11 月开始至2023 年5 月结束，以半结构深度访谈展开，时长在60—90 分钟左右。根据质性研究方法的最大抽样原则，征集到第12 位被访者时，全部访谈内容已足够回答研究问题，样本收集截止。

本文研究对象为青年女性，一方面，青年女性往往是开展美丽实践的主要群体，她们处于通过靓丽脸庞展示自身青春活力的社会期待下；另一方面，青年女性多处在学校等集体，她们所面临的社会压力较大、社会活动比较更多，如果她们拒绝美丽实践、拒绝使用化妆品，那么就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因此，她们的经验更具有代表性。被访者在生理性别和自我认知性别上均为女性，在年龄、受教育水平、地域、职业等方面均有差异，同质性较低。具体而言，从年龄上看，受访者位于18—28 岁之间，其中分布在18—23 岁年龄段的有6 人，24—28 岁的有6 人；教育水平覆盖高中、大专、本科以及研究生学历；所处地区分布于北京、上海、四川、海南、湖北、吉林、山东、江西、香港等地。被访者基本情况见表1。本次访谈问题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涉及被访者之前的化妆经历，包括化妆的原因、化妆的感受等；第二部分主要涉及被访者放弃化妆的经历，包括放弃化妆的原因、对化妆的看法、对美的看法等。

表1 被访者基本信息

三、放弃化妆：认知重构后的性别实践

在组内可以看到许多组员分享放弃化妆的帖子， 一类是基于自身生活经验讲述放弃化妆的历程，一类是以图片的形式展现被扔掉和闲置的化妆品。 受访者放弃化妆的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逐渐放弃，即先放弃一部分化妆步骤等自己适应后再彻底放弃化妆，一种是一蹴而就，即转变认知后彻底放弃了化妆。 在放弃化妆后，有些女性会由于社会氛围、生活习惯和固有价值观等原因，产生一些复杂、微妙的情绪。 面对这些复杂的情绪和感受，她们会积极寻找相应的策略来缓解压力，如寻求地理位置上的改变， 与理念不合的朋友减少联系，避开需要化妆的工作等。 在受访者从化妆到放弃化妆的经验叙述中，可以看出，认知思想的转变是女性放弃化妆的根本因素，这也是她们抵抗压力、坚定行为的深层原因。

（一）自我重构性别思想

社交平台为性别平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基础设施。 女性可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文章、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内容，以便更广泛地向受众传播性别平等的理念和观点。 此外，社交平台还为女性提供了互动和交流的机会，使得她们可以就某一问题开展讨论，促进大家分享各自的经验，从而使更多的女性叙事得以传播。

小组成员和受访者将“化妆”称为“服美役”，“服美役”一词源于豆瓣小组在关于女性是否应该化妆的激烈讨论中诞生。 那些对女性化妆持反对态度， 并认为化妆不利于女性主体性培养的人创造了“服美役”一词，但该词没有明确的解释和定义。简单来说，该词认为性别意识将化妆、打扮、减肥等追求美丽的行为归为一种女性义务， 女性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去变美反而使得自己处于被凝视的地位。

我是大二开始化妆，然后化了大概两年。去年的6月份我开始接触了更多元的性别观念， 然后那时候开始我就没怎么化妆了， 我觉得对于化妆的态度也是代表了我对于性别思想的进一步认知而发展的。 （S12）

“返璞归真|AwakendPhoenixes”豆瓣小组成员以及受访者持有激进的性别观念，认为化妆是父权社会意识形态下对女性主体性的一种侵蚀。 西方社会早在20 世纪70 年代就开始从性别平等角度讨论女性的化妆问题，关于女性开展美丽实践的讨论主要分为两种极端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女性身体被父权力量所控制、压抑，美丽实践是父权社会控制女性的一种手段。 另一种认为，女性可以通过美丽实践过程进行自我赋权，通过拥抱自我的女性气质获得快乐、自由和力量，从而摆脱父权力量的控制。 随着探讨的深入，更多的女性开始关注女性的美丽经验，在特殊的场景，美丽以快乐的、颠覆的甚至赋权的形式出现，借以去窥探美丽在女性生活中的复杂性。[11]这种观点既认同美丽带给女性的负面影响，又强调美丽带给女性的积极影响。 它从政治角度和个人选择角度出发， 关注女性生活经验，从而揭露美丽对于女性来说的复杂性。 与上述观点相比，开展反化妆实践的女性持有更加激进的性别观念，她们解构了主流社会对化妆的界定，不认可“化妆是一种自由和快乐”这一充斥在媒体和广告中的话语。 她们在豆瓣社群的经验分享和讨论中重构了自身的性别观念，激烈的性别思想促使她们决定放弃化妆。

（二）接触蕴含性别平等思想的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通过社交平台得以更加广泛地传播。流行文化的影响力在于其能够触及广大受众，流行文化如漫画、歌曲和小说等，通过符号、象征和故事情节等方式传递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和意义，同时这些产品可以通过娱乐性和吸引力，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引入受众的意识中。

我彻底把化妆是“服美役”这个问题想清楚，是看了豆瓣小组流传挺广的一个韩国漫画， 就是一个女生在一个竞技场内，一开始就觉得化妆是取悦自己，觉得美丽的妆容好像是一种武器。 后来发现，不管怎样，只要是在这个男权的框架之下， 女性去对自己进行这种打扮，都只是一个被凝视的第二性，那之后我就是再也没有化过妆。 （S11）

从受访者的叙事中发现，豆瓣小组内传播的性别思想以及针对化妆的讨论促使女性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即便受访者谈到化妆给自己带来一些不便和负面的感受，如觉得化妆麻烦且疲惫，化妆很耗费金钱，但在认知上又觉得这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不曾思考过化妆在生活中的意义以及质疑这件事的合理性，自然也不能带来行为上的改变。 而孕育在流行文化中的性别观念成为一个切面，促使她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探寻新的生命经验的可能性。

（三）解构主流社会定义下的美

当我们谈及化妆，就不免会提及美。 从女性反化妆的叙事中， 可以看出她们反对化妆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化妆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身心疲惫、加深容貌焦虑和自卑、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另一方面是化妆背后所反映的女性应该展示美的观念。 她们对当代中国社会针对女性的审美体系持批判态度，认为其不符合人类的生长规律，是一种对于女性的桎梏。 组内成员“翠卜喇姬呼吸媛”认为，不论男女，为了展示社会定义下的“美”而去改造自己的外貌，看似掌握了某种审美话语权，但实际上是被套上了另一套框架。

化妆还是在迎合这种社会的一种审美，迎合社会的一种规训吧。 现在我是完全认识到了化妆就是一种自我物化。 （S3）

福柯强调个体在规范化过程中的自我监控和自我规训，规范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对正常与异常的界定。 在化妆的背后，女性被告知自然状态下的外貌是不够的， 还要通过化妆来达到正常的外貌标准。 这种界定将化妆作为一种必要的行为，否则女性就会被认为不符合社会的期望。 女性通过化妆来满足社会的期望和要求，通过塑造和规训自己的外貌以期追求完美的外貌和符合社会的标准，将自己置于被凝视的地位。

女性变美并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甚至还带来危险……但凡去迎合主流审美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已经是在对男权投诚了， 就是已经对他们表现出了一种顺从。 （S4）

在进一步访谈中，受访者提及她们不相信化妆是个人自由的叙事。 她们认为，在男权社会下女性没有不化妆的自由，因此也谈不上化妆自由。 即使她们在化妆过程中体验到快乐的情绪，也曾通过化妆建立自尊和自信，但她们认为化妆带来的快乐是虚无缥缈的。 这体现在化妆虽然可以提高颜值，但对于普通人来说，美丽并不能带来如升职、加薪或者阶级跃升等实际的好处， 只能带来他人的夸赞。在对于化妆这件事情的认知上，她们认为化妆是对主流规训的顺从。

我们追求的美可能应该是健壮的体魄，就是生命力焕发的美，而不再是这种修饰，然后去否定自己，去追求一些标准的方面的美，而应该是我就作为一个人，我就是一个有生命力、有力量的人，这样子的美丽，所以美肯定是跟化妆不相关的。 （S12）

由此可知，她们认为，既然美是被塑造的，那么女性应该自己构建关于美的定义； 女性美应该是与健康、有力量等与生命力相关，而不是与外貌相关；女性不应该去追求外貌美，而应该塑造自身的主体性。

四、反化妆：抵制父权制的微观政治诉求

相对来说，“返璞归真|AwakendPhoenixes” 豆瓣小组内的态度更为激烈。 在讨论其他化妆女性的看法时， 她们认为女性化妆是对原本身体的厌弃，是对自我的否定，是给自己套枷锁的行为，是社会给女性专门设定的行为规则， 是性别双重标准的体现。 访谈中，受访者基于女性化妆展开了更丰富的思考。

我觉得女性如果没有接受过性别平等思想的话，那么她有非常大的可能会去化妆。 我觉得可以理解也不能说去怪她， 我也不会去评判什么……不过当你意识到化妆是服美役、是有损自身利益行为的时候，我觉得是一定会选择不化妆。 （S1）

基于共同的女性经验，受访者认识到，社会氛围使得女性容易无意识地习得通过化妆来取悦自己的思维模式， 因此她们并不对个体化妆进行批判。 但是她们认为，接触性别平等的思想能够帮助女性认识到化妆背后的性别不公，是一种对自身利益的折损，从而放弃化妆。

人是很难言行合一的，哪怕说她意识到了化妆其实是麻烦的，是对自己没有意义的，甚至说会折磨自己心态的这种行为，但是你让她一下子全抛掉，对她来说可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S9）

受访者也结合自身经验提及放弃化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感受到压力，可以尝试换一个生活环境，在线上线下寻求共同体，或与自己理念不符的人保持距离，还可以循序渐进地尝试放弃化妆，给自己一个适应的过程。

很刻意地把不化妆当作我自己从个人层面，对于整个父权制或者社会权力的体系抗争吧。 （S11）

我只能说有一个那肯定有千千万万跟我一样的人，对不对？那我只能说用我自己让别人看到原来还有这样一种可以不化妆、不用变美，也能够很自信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一种进步。 （S8）

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关系，通过不同的机制和技术来塑造和规训个体的行为和身体。 同时，福柯还强调个体可以通过微观政治的实践来反抗权力的机制。 受访者提及关于女性美和女性化妆的话语， 其实都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因此她们将不化妆视为一种微观的政治实践，拒绝符合社会对女性外貌的规范和期望。 她们希望通过呈现自然的面貌来表达对父权制的不满和反抗，抵抗父权制对女性外貌的规训和控制。

就是我化妆这件事情对我有钱有权是好的，我就偶尔化一化，当我真正有钱有权我就不化了，它就是我一个上升的一个辅助，它不重要，它不是我人生要关注的。 （S2）

然而，即使受访者将化妆视为对女性主体性的侵蚀，认为女性应该彻底放弃化妆，但是她们并没有脱离现实环境来评判化妆这件事。 她们尊重并且理解因为工作原因无法彻底放弃化妆的女性，并认为唯一可以让自己化妆的场景是工作需要。 这一方面反映出此种性别微观政治诉求在公共话语权争夺场景中的妥协，另一方面反映出她们对美丽实践背后物质性的认知，强调了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并呼吁通过争取权力去解放女性， 自身能够在社会中充分发展和实现自己的潜力。 [12]

五、组合与策略：反化妆实践中媒介使用方式

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介和大众传播时代，受众在特定时间、空间内使用媒体的传统模式，并奠定了用户更加灵活和随意地使用媒介的技术基础。 在反化妆实践中，我们也能看到使用此种媒介的灵活性。 在反化妆实践过程中， 女性采取组合化和策略化的方式使用媒介。 组合化是指她们会利用多种媒介平台满足自己不同的需求，策略化则指会根据线上社区规则调整自己的言行。

（一）媒介使用组合化

通过在豆瓣社区的参与式观察和与受访者的深度交流，可知媒介是一道窗口，为她们打开了新的世界， 促使她们接触和了解不同的信息和思想。多数受访者提及她们通过社交平台如微博、B 站和豆瓣等，了解到针对化妆的性别思想，从而促使她们反思个人生活。

我在2017 年第一次知道女性主义， 然后当时我并没有一个很好的途径去了解它。 那个时候我日常使用的一个软件就是知乎， 但是里面关于女性主义的内容让我会特别不舒服，会觉得很奇怪。 后来，我看了更多的理论书籍比如《人类婚姻史》，也在微博和豆瓣上看了很多关于性别平等的思想以及讨论， 也对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S8）

在研究对象的反化妆实践中，她们使用多种媒介帮助自己获得性质不同的信息。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媒介技术的进步，媒介的种类和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用户在面临更加多样化、复杂化的媒介选择的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目的随时切换不同的媒介平台，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二）媒介使用策略化

青年网络社群的崛起与发展是互联网技术变迁与多元利益群体形成的社会变迁双重驱动的结果。[13]豆瓣小组作为一种网络社群为女性的反化妆实践提供了支持， 女性在社群内进行发帖和回帖，以反化妆为主题开展经验交流和观点输出，受访者均提及豆瓣内的讨论带给自身启发，革新了自我的性别观念。

但由于豆瓣小组作为一个基于身份认同形成的圈式交流网络，它有着明确的社区边界。 通过参与式观察可知，“返璞归真|AwakendPhoenixes” 豆瓣小组更是设立了严格的组规。 这些组规包括要求组员不能发表厌女言论，不能加入耽美、言情等与爱情相关的小组，不能发表赞成包括化妆等一系列被定位为“服美役”行为的言论，如有违反将永久被拒绝入组。 通过组规把控组内成员与小组理念一致，这一行为使得组内的讨论氛围和谐，但社区观点的同质化较强。

我是在微博或者豆瓣上看到有帖子说化妆是在“服美役”，然后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很反感、很不高兴……后来，我和朋友就在微信上讨论这件事，发现化妆确实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好处， 同时我们也会讨论穿搭是不是也是“服美役”，等等。 （S6）

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性访谈，笔者观察到与豆瓣小组内相比，受访者在讲述过程中包含着更多复杂性的生命经验和对他人的理解。 她们虽然认为化妆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压迫，但承认化妆在女性生命经验里的复杂性，而这些包容的想法在豆瓣社群里是缺失的。 学者王友良认为，个人网络空间满足用户个性化的动态需求，而身处网络社群中的个体由于在群体交往过程中拥有一种社会心理安全感的诉求本能，必然受到社群文化或其他成员的影响和约束。[14]因此，受访者也提及避免在豆瓣社群里发表与小组理念不符的言论，会选择通过更加私人化的媒介和朋友一对一聊天，开展更私人化的讨论。 这种组合化和策略化的媒介使用贯穿在反化妆实践当中。

六、讨论

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中， 女性气质日益与美丽、年轻和身体联系在一起[15]，媒体使用“赋权”这一术语来推广美容产品，女性沉浸在通过消费创造出的自由与愉快中，然而这种父权制和消费主义生产出的意识形态使得女性处于被凝视的地位。[16]开展反化妆实践的女性认为，主流审美、消费主义和媒介生产使得女性成为美丽景观，处于被男性凝视的地位， 这一观点从文化层面揭示出女性的被动处境。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女性的经济从属者地位导致其沦为“第二性”和他者，文化因素并不是导致女性处于物化处境的根本原因。[17][18]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倡导的不单是女性在文化层面上的自我觉醒，更重要的是以社会革命为根本前提推动性别秩序重构，这就要求女性多放置精力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劳动，掌握经济自主，争取社会话语权。 中国青年女性的反化妆实践，一方面体现了对消费主义的一定抵制，展现了对性别平等的追求，也折射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韧性。 另一方面，体现了她们对美的认知较为切面化和功能化，即从性别压迫和被压迫视角看待美，从物质性方面考虑美是否有用。 顺应主流社会的美即是对父权制的妥协，这种非黑即白的论断不仅忽视了美在女性生命经验中具有的复杂性，还忽视了具有社会属性的女性情感需求，即女性可以借靠化妆开展更为丰富和独特的自我表达。 同时，从文化层面归因女性被客体化这一看法过于简单和肤浅，需看到文化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因素。 因此，需要明白的是，从文化层面开展对美的反思，重塑自身行为，体现了一定的反抗精神，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然而女性不应将反化妆的重要性与优先级搁置于开展经济建设与争取社会权力之上。

在女性反化妆实践中，媒介发挥着基础设施的作用，然而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该实践在“再做性别”方面的潜力。 一方面，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使得性别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同时也为用户基于多种观点的讨论提供了平台和技术基础。 从被访者的叙述中可知， 媒介是她们接触多元性别观念的窗口，她们通过组合化利用媒介来获取性别思想，并采取策略化利用媒介开展信息交流和讨论。 另一方面，媒介本身只是手段，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方面作用较为有限。 通过参与式观察，发现“返璞归真|AwakendPhoenixes” 豆瓣小组在某种程度上是较为封闭的同温层，观点具有一致性的同时，很难向外传播。 豆瓣成员在拒绝化妆以及化妆的负面影响方面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即对化妆持有较为激烈的反对和批判态度。 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批判态度指引下的放弃化妆是一种社区成员必须遵守的准则，如有组员阐释不同的个人经验则会被管理员强制退组。 通过对小组成员更深一步的访谈，可以发现，她们为了避免社交压力和心理压力，会避免发表与组内生态不同的观点。 一种心照不宣的正确性在小组内形成，阻碍着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个人表达。

韦斯特和齐默曼的“做性别”理论认为，性别之所以是被“做”出来的，关键机制在于性别成员身份的“可解释性”（accountability）。 按照加芬克尔的定义，“可解释”（accountable） 即 “可观察的和可报道的”， 具体指社会行动的某些部分可以被参与者或旁观者向他人描述、报道，可以被看到和被谈论，并因此可以被理解。[19]个体通过对行为的解释，与社会设定进行协商，来向其他互动参与者证明其在性别层面的正当性；而互动参与者则对行为、行为的解释及其正当性做出评价。 “再做性别”还需特别回答“为什么某些并不符合规范和期望要求的行为与性情倾向其实也符合”，甚至“某些规范和期望为何需要在某一情境中按某种新的方式理解以容纳新的行为方式和性情倾向”的问题。[20]媒介作为一种沟通手段和途径，无法促使人们更理性地看待和探讨性别问题。 同时，豆瓣小组内较为封闭的管理规则和单一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认同，抑制着整个社会公共空间对反化妆的理解和共识的形成。 在某种程度上，反化妆实践在“再做性别”方面的潜力被遏制。

目前， 中国女性的反化妆实践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宣言。 一方面，该行为并没有渗透至公共领域，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微观诉求；另一方面，互动参与者和行为主体之间并未达成关于女性反化妆行为的一致看法， 线上交流社区如豆瓣小组更像是一个同温层，化妆的女性不能进入，这些行为使得抵抗化妆成为反化妆女性团体的内部宣言。 但不可否认的是，反化妆实践的确在“再做性别”方面有巨大潜力。 未来随着社会环境和媒介技术的变化， 该行为又会促生怎样的性别图景是值得持续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