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激励相容的烟草企业委托—代理模型构建

顾树东 周继惠

摘 要：为明确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对改善烟草公司治理质量的影响，文章将我国烟草公司董事会的激励约束机制体系划分为“激励约束问题、机制外部环境、激励约束方案、激励方案执行、效果评估调整”五个主要部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代理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共同作用下的总公司和省级公司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并指出在设计总公司与省级公司管理者的委托代理合同时，要充分考虑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

关键词：烟草公司；激励相容；激励约束机制；委托—代理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24）03-0090-05

DOI：10.13939/j.cnki.zgsc.2024.03.021

1 公司治理激励约束机制的研究现状

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制度以及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方法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导致我国最具有典型特征的烟草企业内部管理方式具有多层次的委托特点，即代理关系。两者之间既存在紧密的合作关系，又有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1-2]。目前，烟草公司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普遍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类问题，这两类问题通常是由于其之间的目标函数差异、信息的不对称和经营的不确定性等原因造成的。

研究因两权分离而产生的激励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管理学领域内的前沿问题。现实中，企业的管理经营者的效用函数和企业的所有者所具有的效用函数是不同的[3]。对企业的经营者来说，主要的收益来源是货币，是企业签订的合同所规定的固定收益，所以针对经营者来说其效用预期不再是货币收益；对企业的所有者而言，货币收益则是满足资本方效用收益的全部收益，等量资本能创造的货币收益越大，就越具有激励性。为了使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尽量趋于一致，达到激励相容，降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就要不断探索和改进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因此，激励相容模型的设计，既要考虑委托人的利益，也要考虑代理人的需求及反应，委托人必须在满足代理人效用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4-6]。

2 烟草企业董事会激励约束机制分析

2.1 烟草企业董事会激励约束机制体系

结合实际，文章将烟草公司董事会激励约束机制体系划分为以下五个主要部分。

2.1.1 激励约束问题

作为国务院授权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烟草总公司要通过董事会实现对下属各省级工业公司的有效管控，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及其他社会责任目标，就要明确对董事会的激励约束办法，通过激励董事成员切实履行好职责，努力工作，提高决策的质量，同时还要约束董事会的不利行为，解决其作为一级代理人可能产生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代理风险问题[7]。

2.1.2 机制外部环境

机制环境主要包括外部制约环境分析、董事会需求分析、系统资源分析三个方面。外部制约环境分析主要指政治、经济、法律环境等，即激励与约束机制必须建立在规范合理的基础上。需求分析主要分析董事會成员的需求是什么，对症下药才能达到最佳激励效果。

2.1.3 激励约束方案

即如何将各种激励约束手段，通过系统安排和精心谋划，使整个方案的结构更为合理，方案运行更有秩序、更富效率，从而使出资人与董事会的期望效用更好的实现，达到对出资人（股东）与董事会的双向激励约束的目标[8]。

2.1.4 激励方案执行

根据所设计的激励约束方案，系统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并力求取得预期效果。

2.1.5 效果评估调整

在一个方案的执行过程中，要不断地检查阶段性的成果，根据阶段性的目标进行衡量判断，而后持续性地进行修正，实现边执行边反馈的流程。无论一个管理方案在事先设计得有完美、考虑得有多周到，由于现实情况的不可完全预知性，在具体方案的实际实施过程中，很难做到完全符合预期目标与实际情况，所以就需要不断实施反馈修正，以利于方案的顺利实施[9]。

综上分析，得出烟草工业董事会激励与约束机制体系，如图1所示。

根据这一机制体系，可以建立我国烟草企业出资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并分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激励相容情况。

2.2 建立烟草企业委托—代理模型

在我国烟草行业的委托代理链中，国家烟草总公司、省级烟草公司董事会、省级公司经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聘任（签约）前和聘任（签约）后[10]。

首先，作为国有企业，烟草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聘任具有较大的“行政干部”色彩，整个聘任过程受多方因素的影响。因此，聘任前总公司只能对董事会成员（或管理者）过去的管理水平、能力素质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对其上任新的管理岗位后，对于承担新的工作任务的素质、能力和知识的了解不可能全面清楚，这将会产生“逆向选择”的后果。其次，任命后，总公司对董事会成员（或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和努力目标也难以做到全面观测和验证，“道德风险”也将由此产生[11-12]。

假设企业管理者的能力为n，其经营业绩为：

 π=k1n+θ

其中，k1为常数，k1>0；θ为不受企业经营者和烟草总公司控制的外生随机变量（称为“自然状态”）。

设企业经营者的能力n与其努力水平h正相关，

n=k2h

其中，k2>0，h为一维努力变量，即企业经营者越努力，其经营业绩就越好。

为理论上讨论方便，设k1=k2=1，则企业管理者的经营业绩π=h+θ，此时， Eπ=h，varπ=σ2。

设R为对企业管理者的奖励比例系数，0≤R<1，则Rπ是对省级烟草公司管理者的奖励。

现考虑线性合约S（π）=α+β（1－R）π

其中，α为管理者的固定收入（基本薪酬），β为管理者分享总收益的份额，0≤β≤1，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收益，企业经营者的报酬会增加β单位。

烟草总公司的收入为（1－R）π－S（π），若设总公司的效用函数为v（p），p为总公司的收入，则总公司的效用为：（1－R）π－S（π）。

设企业管理者的努力成本为C（h），这里C（h）=0，C′（h）>0，C″（h）>0，即企业管理者越努力，其努力成本越高，且努力的边际成本递增，这就意味着企业管理者总希望少努力（除非给他较大的激励）。

则企业管理者的纯收入为S（π）－C（h），记企业管理者的效用函数为u（ω），ω为企业管理者的收入，则其效用为：uS（π）－C（h）。

记u-为保留效用，则烟草总公司与省级公司管理层的委托—代理模型为：

maxα，βEv（1－R）π－S（π）

s.t.EuS（π）－C（h）≥u-

h∈argmaxEuS（π）－C（h）（1）

由于烟草总公司是风险中性的，对于给定的S（π），则烟草总公司的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入：

Ev（1－R）π－S（π）=E［（1－R）π－（α+β（1－R）π）］=－α+（1－β）（1－R）h（2）

假定省级公司管理者的效用函数具有不变绝对风险规避特征，即：

u（ω）=－e－ρω，其中ρ是绝对风险规避度，ρ=－u″u′，ρ>0，ω是实际货币收入。

假定省级公司管理者的努力成本可以等价于货币成本。为简化起见，进一步假定C（h）=12qh2，这里，q代表成本系数，q>0。q越大，同样的努力h带来的负效用越大。那么，其实际收入为：

w=S（π）－C（h）=α+β（1－R）π－12qh2=α+β（1－R）（a+θ）－12qh2（3）

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Eω－12ρβ2（1－R）2σ2=α+β（1－R）h－12ρβ2（1－R）2σ2－12qh2（4）

其中，Eω是省级公司管理者的期望收入，12ρβ2（1－R）2σ2是其风险成本。当β=0时，风险成本为 0。省级公司管理者最大化期望效用Eu=－Ee－ρω，等价于最大化上述确定性等价收入。

令ω-为省级公司管理者的保留收入水平。从理论上讲，如果确定性等价收入小于ω-，省级公司管理者与企业经营者将不接受合同。因此，总公司面临着来自省级公司管理层的两个约束，一个是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为：

（IR）α+β（1－R）h－12ρβ2（1－R）2σ2－12qh2≥ω-（5）

另一个是激励相容约束（即给定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行动h和自然状态θ，那么，在任何激励合同下，代理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h，因此，委托人所希望的任何h，都只能通过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来实现），本例中的激励相容约束为：

（IC）h∈argmax{α+β（1－R）h－12ρβ2（1－R）2σ2－12qh2}（6）

则可以推导出：

maxα，β，aEv=－α+（1－β）（1－R）h

s.t.（IR）α+β（1－R）h－12ρβ2（1－R）2σ2－12qh2≥ω-

（IC）h∈argmax{α+β（1－R）h－12ρβ2（1－R）2σ2－12qh2}（7）

2.3 信息不对称时的激励相容分析

此时，省级公司管理者的激励相容约束为最大化其确定性等价收入：

ω=α+β（1－R）h－12ρβ2（1－R）2σ2－12qh2（8）

由ωh=β（1－R）－qh=0

可得h=β（1－R）q

则可以推导出代理模型为：

maxα，β，aEv=－α+（1－β）（1－R）h

s.t. （IR）α+β（1－R）h－12ρβ2（1－R）2σ2－12qh2≥ω-

（IC） h=β（1－R）q（9）

将（IR） 、（IC） 代入目标函数，得：

maxβEv=β（1－R）2q－12ρβ2（1－R）2σ2－β2（1－R）2q－ω-（10）

由一阶条件Evβ=0，解得β=11+qρσ2>0

努力水平：

h=β（1－R）/q（11）

由式（11）可以看出，在信息不對称时，省级公司管理者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其分享总收益的份额β>0；否则，β=0，省级公司管理者的最优努力水平h=β（1－R）/q=0。因此，要让省级公司管理者（包括董事会）分享到一部分公司绩效提升的额外收入；否则，若总公司只支付基本薪酬，作为代理人的董事会将没有积极性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

当总公司不能观测到省级公司管理者努力水平时，省级公司管理者承担的风险为：

β=11+qρσ2（12）

其风险成本CR为：

CR=12ρβ2（1－R）2σ2=12ρ（1－R）2σ211+qρσ2（13）

当R=0时：CR=ρσ22（1+qρσ2）2

显然，此时有：

ρ（1－R）2σ22（1+qρσ2）2<ρσ22（1+qρσ2）2， 0≤R≤1（14）

当努力水平可观测时，最优努力水平为：h3=（1－R）/q；当努力水平不可观测时，总公司可诱使省级公司管理者自动选择最优努力水平为：

h=β（1－R）q=1－Rq+（1+qρσ2）<1－Rq（15）

期望产出为Eπ=h，期望产出的净损失为：

ΔEπ=Δh=h3－h=1－Rq－1－Rq+（1+qρσ2）<1－Rq（16）

努力成本的节约为：

ΔC=C（h3）－C（h）=（1－R）22q－（1－R）22q（1+qρσ2）2=（1－R）2［2ρσ2+q（ρσ2）2］2q（1+qρσ2）2（17）

所以，激励成本为：

ΔEπ－ΔC=（1－R）ρσ21+qρσ2－（1－R）2［2ρσ2+q（ρσ2）2］2（1+qρσ2）2=2R（1－R）ρσ2+（1－R2）q（ρσ2）22（1+qρσ2）2>0（18）

总代理成本CT为：

CT=CR+（ΔEπ－ΔC）=12ρ（1－R）2σ21（1+qρσ2）2+2R（1－R）ρσ2+（1－R2）q（ρσ2）22（1+qρσ2）2=ρσ2（1－R2）2（1+qρσ2）>0 （19）

当R=0时：

CT=ρσ22（1+qρσ2）>0，且有ρ（1－R2）σ22（1+qρσ2）≤ρσ22（1+qρσ2） （20）

通过式（20）可知，当委托—代理模型中含有对省级公司管理者激励（也即R≠0时），与委托—代理模型中没有对管理者的激励相比（也即R=0时），作为委托人的烟草总公司所承担的代理成本较小。

3 结果分析及启示

经过上述分析，文章得到以下结论。

3.1 为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董事会努力水平，必须引入激励机制

因为在企业的实际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烟草公司作为上层机构，并不能全面的观察到所有下层管理者的经营水平，因此要让上层公司管理者（包括董事会）享有一部分公司绩效提升的额外收入，否则，若总公司只支付基本薪酬，董事会将没有积极性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这样对企业的发展不利。通过完善出资人对董事会激励约束机制，提升烟草企业董事会治理质量，让董事会更好地代表出资人的利益履行好职责。

3.2 为确保合同的完备，应该引入市场机制，发挥竞争作用

在设计烟草公司激励机制时，不仅要满足合同、市场以及制度这三个基本层次，还应该包含“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这两类约束条件。其中，合同作为直接产生约束的法律手段，也是一种包含了经济和法律等多方面的综合约束方式。合同能够产生的约束效果是建立在经济和法律的基础上，也是最直接的约束方式。因而，合同是企业经营管理中一切激励手段的基础。但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不能保证合同十分的完善，因此市场的竞争作用也应该充分发挥，以弥补合同上的不足。所以，引入外部董事和逐步走向市场化的经理人任用机制应该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

3.3 探索建立有效的委托代理的双向激励和约束机制

在设计激励制度时，还需要考虑委托人的个人收益，而不能仅仅体现为国家收益。省级烟草企业董事会既是总公司的代理人，又是企业经营层的委托人，因此，对董事会成员除了固定的薪酬标准，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补助。同时严格绩效考核，尤其是选择董事会成员方面的考核，对董事履职、选聘、问责、免职等要有严格制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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