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探究

杨颖

摘 要：我国省际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工业技术差异较大，因此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应有不同的环境规制标准。鉴于此，文章把中国30个省份分为东、中、西部，使用门槛效应模型探究在创新能级距离下，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的效应呈区域异质性。不同地区环境规制产生的显著激励叠加效应总体上呈现出“东低西高、呈阶梯状”的分布特征，并且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刺激科技革新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的刺激效应呈现出从东部到西部的“对勾”型分布。

关键词：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4.3;F1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24）02-0057-04

DOI：10.13939/j.cnki.zgsc.2024.02.015

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用几十年时间快速完成工业化。然而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能源和技术模仿的发展方式出现了临界点，能源、环境危机，“低端锁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显现。中国产业一直处在“微笑曲线”中部，长期以来都存在创新研发不足和能源依赖问题，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和国际贸易。自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各国出现“逆全球化”趋势和产业回流趋势，加上我国失去人口红利和廉价资源地价优势，我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受阻、环境约束困难等问题[1]。同时，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科技、人力和工业基础差异大，产业结构不同。因此在紧迫压力下制定符合不同地区情况的减排政策尤为重要。

因此，如何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显得尤为重要。一直以来众多学者认为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生产成本，逼迫企业提升技术水平，以此提升整个行业技术革新，调整产业生产模式，促使产业结构升级，进而达到经济增长。

基于此环境规制在转型升级中起到重要作用。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所依赖的支柱产业不同，各产业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各地区所适合的环境规制强度也不尽相同，因此找到各地区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文章针对这一问题，按经济发展程度把我国划分为东、中、西部，根据创新能力距离，用门槛模型论证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所适用的环境规制强度范围。并依据影响机制，分析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因素，检验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2 文献综述与影响机制

当前，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现有关于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降低企业的“遵循成本”，通过技术创新，淘汰污染较高的企业，促进产业转移，从而倒逼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张成等（2014）发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环境保护和生产效率的提升[2]。而张倩和林映贞（2022）提出，由于科技创新水平高低变化，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会产生不同影响[3]。随着学者的深入研究，从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角度，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受环境规制强度和空间的影响[4]：原毅军和谢荣辉（2014）提出随着规制强度的逐渐提高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影响[5]。

基于以上文献，文章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革实现，且科技强度、创新能力与环境规制的适应性、反映程度息息相关。

3 研究与设计

基于以上理论，文章使用冯曦明和张仁杰（2021）的研究方法，构建TE指标体系，使用SBM-DEA模型计算绿色生态效率[6]。在不同创新能级距离下，利用动态门槛效应研究环境规制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3.1 数据来源

文章将我国30个省份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归类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各地方统计局，对于部分缺失数值用插值法进行填补，最终整理出已选取30个省份2001—2019年的数据。

3.1.1 指标体系构建

（1）产业结构变迁（Theil）。

TL=∑ni=1（YiY）ln（YiLi/YL），（i=1，2，3）

式中，Yi分别代表一、二、三产业产值，Li分别代表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

（2）绿色生态效率（TE）[6]。文章通过构建绿色生态效率指标体系并利用含有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进行测度。投入指标：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污染治理投资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千米），期望产出指标GDP和非期望产出：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万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吨）和工业固体产生量（万吨）。

（3）环境规制（EVI）。文章采用孙英杰和林春（2018）[7]的方法，分别从费用、投资两个方面构建环境规制指标，其计算方法如下：

EVit=ERit/GDPitERt/GDPt

式中，ERit代表i地區t时间的环境污染治理投入资金，GDPit代表i地区t时刻的生产总值。若EV>１，表明该省环境规制水平较高；若EV≤１，表明该省环境规制水平较低。

（4）创新能级距离（DIS）。文章用创新前沿地区专利数与地区专利数比值的对数来衡量该地区的创新能级距离。

（5）控制变量[2]。

对外开放程度（Open）：文章采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

人力资本质量（Labor）：文章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针对本科和大专以上教育程度居民所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

城镇化水平（Urbanization）：文章采用各地区城镇人口与各地区总人口的比率来衡量。

市场化水平（Market）：需求在经济发展和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中起重要作用。文章中用樊纲的市场化指标来度量我国各省份市场化程度。

3.1.2 模型说明

Tone和Tsutsui（2010）在Tone（2001）数据包络模型的基础上提出超效率 SBM 模型。文章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测量中国省际绿色生态效率，模型设定如下：

Minp=1+1m∑mi=1s－ixik1－1（r1+r2）（∑r1r=1s+ryrk+∑r2p=1s+pbpk）

s.t∑nj=1，j≠kxijλj－s－i≤xik∑nj=1，j≠kxrjλj－s+i≤xrk∑nj=1，j≠kbpjλj－s+p≥bpk∑nj=1，j≠kλj=1s+i，s－r，s+p，λ≥0i=1，2，…，m；r=1，2，…，q；j=1，2，…，n（j≠k）

3.2 门槛效应

文章用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检验，建立了下列双重门槛回归模型：

lnGDPi，t=α0+α1lnTLi，t-1+α2lnMLi，t-1+α3lnULi，t-1+α4OPEN+α5lnL+γ1lnEVi，t（lnDISi，k，t-1≤θ1）+γ2lnEVi，t（θ1≤lnDISi，k，t-1≤θ2）+γ3lnEVi，t（lnDISi，k，t-1≤θ2）+εit

式中，θ1、θ2為门槛值，且θ1≤θ2，对应各区段的系数分别为γ1、γ2、γ3；i、k、t分别表示省份、前沿面所在省份、年份；α0为常数项，α1、α2、α3、α4、α5分别为各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εit为误差项，β为控制变量的系数值。

lnTL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lnML为樊纲市场化指数，lnUL为城镇化指标，OPEN为对外开放程度，lnL为人力资源，lnEV为环境规制力度，lnDIS为离创新前沿地区的创新能级距离。首先对所有数据进行ADF和LLC检验确保数据的平稳性，随后构建模型。

4 基于经济增长的因果研究

关于lnTL的东、中、西部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2可知，TE和EV对TL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离创新前沿近的地区环境规制的影响效果更好。

由表3和表4可知，市场化、开放程度对我国东中部皆有显著促进作用。表格数据说明我国东中部产业链已经具有相应的抗压能力，在竞争变激烈时，能对产业迅速做出转型升级。同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整体上呈“U”型，较小的规制能够最快地对产业转型起到刺激作用。

东部回归：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在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影响较中部影响更小，因为东部地区工业化、现代化时间更久，产业结构水平较高。且东部创新能级距离较远的地区影响更大，前沿地区的产业主要以第三产业为主，因此影响程度不高。

中部回归：中部地区受环境规制的影响最大，我国大部分产业转移至中部，且中部主要以污染较高的重工业为主。而中部地区离创新前沿最近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系数最大。因为中部地区受到东部地区科技溢出效应影响，能够在短时间内通过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快速实现产业转型和技术革新。

西部回归：西部地区普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是资源集中型产业，且集中在西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因此西部创新能级距离较近地区由于存在大量资源聚集型产业并且技术、资金不足，环境规制会在短期内影响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对产业结构产生负向影响。

5 结论与建议

在创新能级距离较近的地区，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有正向作用；在创新能级距离较远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表现出不确定性。此外，创新能级距离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创新能级距离越小，越能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东部地区创新能级距离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影响程度明显小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对工业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创新能级距离越小越能够实现环境改善和产业转型的双重红利。西部地区尚处在复合效应的正向累积阶段，创新能力尚有提升空间。因此，我国东中部依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科技创新推动我国产业转型，提高我国产品附加值。西部应该更加重视开放，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和产业链，吸引大量企业迁入。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短期有一定负向影响，但能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特别是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我国现阶段有重要意义。城镇化水平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效果呈现东部到西部逐渐递增，东、中、西部地区加大城镇化水平，实现城乡一体化，均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尤其是西部地区。对于重工业地区，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的负向影响大于转型升级和科技进步带来的收益，但科技创新水平高的地区所受影响相对较小。对于落后地区，环境规制正向作用高于负向作用，且能刺激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作用。

参考文献：

[1]吴万宗，刘玉博，徐琳.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管理世界，2018，34（2）：22-33.

[2]张成，郭炳南，于同申.环境规制强度对行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影响[J].中国科技论坛，2014（1）：57-61，75.

[3]张倩，林映贞.双重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软科学，2022，36（1）：37-43.

[4]张成，陆旸，郭路，等.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1，46（2）.

[5]原毅军，谢荣辉.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4（8）：57-69.

[6]冯曦明，张仁杰.产业结构变迁、绿色生态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J].统计与决策，2021，37（21）：104-108.

[7]孙英杰，林春.试论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基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J].上海经济研究，2018（3）：8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