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氏451》：文化失序的时代焦虑

马楷博

《华氏451》是美国作家雷·布雷德伯里于1953 年创作的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作为美国科幻界的巨擘，雷·布雷德伯里对世界科幻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华氏451》构建了一种反乌托邦的社会形态——政府宣布书籍为违禁品，书籍一经发现就要被消防队焚毁，使民众沉溺于电视和药品中不能自拔，而主人公蒙塔格作为一名负责焚书的消防队员，在邂逅了率真机敏的女孩克拉丽丝后，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怀疑，踏上了寻找真相的道路。

《华氏451》曾两次被改编为电影，第一次由法国导演特吕弗于1966 年拍摄，第二次是由美国导演拉敏·巴哈尼（以下简称巴哈尼）于2018 年拍摄。特吕弗极其喜欢《华氏451》的故事，为了完成这部电影的拍摄前后花费了六年的时间，而巴哈尼版本的《华氏451》在制作上则更为精良。特吕弗与巴哈尼两位导演因拍摄年代不同，采用的技术手段和对故事的表现形式有着明显的差距。但形式的差异掩盖不了精神内核的相似，因其面对着相似的文化困境——传统西方知识分子在文化工业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在反传统、反权威的工业文化勃兴之际，对自身不断丧失文化话语权产生焦虑感。

一、同气连枝的叙事策略

雷·布雷德伯里在《华氏451》中构建了一个架空的世界，而两部改编电影对《华氏451》中的情节、人物都进行了二次创作，使之在不违背小说主题的前提下更加有利于电影化的表达。

首先，故事情节的设计对于主题的展现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华氏451》原著讲述了只知焚书的消防队员蒙塔格，因为克拉丽丝开始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怀疑，最终杀死消防队长毕堤后逃亡到森林，加入书人组织并目睹了城市的毁灭。两部电影基本延续了这一结构。蒙塔格认清书籍的重要性并加入书人组织的过程，是两部《华氏451》电影的核心情节。

其次，人物是作品中戏剧任务的承担者，“人物从他们的外在面具后面做出的选择同时塑造了他们的内在本性并推动了故事的发展”①［美］罗伯特·麦基：《故事》，周铁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第121 页。。蒙塔格作为消防员，身上有着与其他消防员不一样的特质，这在特吕弗版电影中表现为蒙塔格对电视墙的不屑一顾，在巴哈尼版电影中则表现为蒙塔格对人们沉溺于网络直播与VR 游戏的不解。尽管具体形式不同，但相同的是对政府所推崇的娱乐文化产品的抗拒感，以及对自身存在价值与存在意义的怀疑。

最后，影片中出现的诸多符号共同构成了《华氏451》这部作品中的深刻意象。电影通过对这些现实符号进行富有意义的改写，为这些符号赋予了与原意完全不同的含义。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指出：“一个符号具有指向多重意义的潜能。”传统的“消防队”一词，初级指意系统包含着能指“消防队”这一词语，指向了负责扑灭火灾的团体这一所指，由它们所构成的初级指意系统的符号在次级指意系统中便指向了“扶危救困，救死扶伤的队伍”这一所指，成为褒义的符号。而在电影中，因为消防队任务的改变，由扑灭火灾变成了焚烧书籍与抓捕藏书人士，由此消防队这一符号在次级指意系统中成为贬义的符号。“书籍”与“消防队”这两个关键意象在两部电影中都承担了让蒙塔格觉醒的重要作用，所承担的意义与价值正是电影想要传达给观众的观念——以“书籍”为媒介的文化载体所带来的深度思考，才能提升人的灵魂。

《华氏451》描绘出既有极权统治又有娱乐文化麻痹大众的反乌托邦社会，一个身处《1984》与《美丽新世界》夹缝中的世界。“极权”用“极乐”美化自身，而“极乐”以“极权”为发展依仗，“极权”与“极乐”互为表里并融为一体。正如戴锦华所言：“当冷战成为过去的世界，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一种延续的专制形态正在降临。”两次《华氏451》的创作，与其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二、波谲的大众文化危机

通过对叙事元素进行分析后不难看出，尽管两部电影的拍摄时间相隔五十年，但影片的主旨却是惊人的相似。影片主旨产生的原因便与本文的主题息息相关，即大众文化在过去一个世纪内的蓬勃发展，以及由大众文化发展所进行的文化研究。

大众文化起源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城市化带来的阶级隔离使原本所有阶级共享一种文化的格局被打破，被统治阶级得以在自己的生活区域内发展出一种独立的文化。大众文化具有以下两个特质：（1）文化企业家以营利为目的而生产出来的文化；（2）思想激进的匠人、新兴城市无产阶级和倡导革新的中产阶级生产出来的、旨在鼓动政治变革的文化。①［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0 页。前者通过将文化变成商品的方式瓦解了文化的权威性，而后者则对所有的政治以及文化权威造成了挑战。

在马修·阿诺德之后，20 世纪英国的文学批评家利维斯继承了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念。利维斯声称：“在任何一个时代，明察秋毫的艺术和文学鉴赏常常只能依靠很少的一部分人。除了一目了然和人所周知的案例，只有很少数人能够给出不是人云亦云的第一手的判断。”而这些“少数人”便是社会审美与文化的传承者。利维斯认为，工业革命将一个完整的文化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少数人文化，一方面是大众文明。②陆扬：《利维斯主义与文化批判》，《外国文化研究》2002 年第1 期，第10-15 页。在利维斯看来，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众文明使“少数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少数人”不再是社会文化品位高低的设定者，而“少数人文化”的权威则被流行小说、广播、电影、广告等大众文明破坏殆尽。

20 世纪4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用“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来描述群氓文化，他们认为文化工业的产品具有两个特性：同质性与可预见性。法兰克福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通过“群氓文化”控制了工人的娱乐时间，而“群氓文化”又使工人们乐于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娱乐和信息工业（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东西是让人难以抗拒的……通过激发精神上或情感上的反应将‘心甘情愿的’消费者和文化的生产者绑定在一起，文化的受众进而被纳入整个资本主义体系”③［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7-26 页。。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工业生产的群氓文化消解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使之心甘情愿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员。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与利维斯、阿诺德等人的立场不同，但是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观点有着相似之处，阿诺德与利维斯忧心大众文化对文化权威的威胁会造成无政府的状态，而法兰克福学派则忧心权力阶级通过大众文化对民众进行控制。二者都对大众文化以及文化工业抱有敌视的态度，都认同“本真文化”。两个派系的共同担忧不仅与20 世纪的大众文化环境有关，同样也与当时的媒介迭代背景有关。

三、媒介迭代的焦虑症候

通过对叙事元素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尽管两部电影的拍摄时间相隔半个世纪，但影片的媒介观点却惊人的相似，即将“书籍”这一媒介符号奉为人类知识的圭臬，而将“电视”与“网络”等媒介形式视为文化的堕落或是极权的帮凶。影片主旨与一个多世纪以来媒介形式的剧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针对20 世纪以来媒介环境的变化，媒介学家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决定论，即把媒介本身看作新的文化产生的根源，而技术成为推动媒介发展的主要因素。“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 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 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媒介本身也是一种信息，而媒介作为信息的意义甚至超出了它所要传递的信息本身。而新的尺度意味着媒介的变化会导致使用者思维模式的改变。尼尔·波兹曼对媒介环境变化的态度更为悲观：“失控的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④罗崇宏：《媒介研究中的科技与文化——对媒介决定论的再思考》，《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3 期，第126 页。他认为技术垄断与电视媒介会让人淹没于无序的信息之海，最终失去把控信息的能力。

对于媒介决定论观点，以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理论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视麦克卢汉等人的媒介决定论为技术决定论，并加以反对，提出了与之对应的“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才是技术得以保留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技术的发展需要考察技术产生的社会环境，并且考虑该技术被应用之前的经济状况。英国学者布莱恩·温斯顿在《媒介的产生——技术决定论抑或文化决定论》一文中，阐释其机制为“并发性的社会必然性”和 “抑制突变潜力”①布里恩·温斯顿：《媒介的产生——技术决定论抑或文化决定论》，来丰编译，《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 年第1 期，第67 页。。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发明不断出现，而只有社会经济条件有了相关的需求，才会使新发明被大规模生产并投入使用，这也是技术发展的加速器。而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技术发明”实际上已经被社会筛选和淘汰过了，如电视的发展在20 世纪30 年代前后并不顺利，但二战后美国无线电公司过剩的产能和政府刺激消费需求的社会目标，使电视成为吸引消费、推动产能的不二之选，方才推动了电视的普及。

显然，媒介技术的诞生与发展无时无刻不在受着所处社会状况与时代条件的制约与影响，而媒介技术的成果一旦被时代所选择与接纳，也必然会对社会本身的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并推动社会的变革。事实上，人类社会在从印刷文化过渡到电子文化前，也经历过从口传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过渡。历史上因媒介变化所引起的忧虑早有先鉴，而彼时“书写”和“文字”恰是被批判的一方。柏拉图曾在《斐德斯》中宣称：“书写给人们带来了惰性和依赖性， 学会了书写的人就会忽视记诵， 他们一旦信任书写著作， 就会习惯于通过陌生的符号从外面来提醒自己， 而不是从自身内部通过独立的思考得出相关知识……书写下来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 它具有一成不变的面貌，每每遭到曲解和不公正的责难， 却没有能力为自己做丝毫辩护。”②先刚：《书写与口传的张力——柏拉图哲学的独特表达方式》，《学术月刊》2010 年第7 期，第43 页。柏拉图的忧虑并非毫无道理，卢梭等思想家亦就书写的局限性给予过评价，然而也正是因为书写和印刷，使柏拉图等人的思想得以传递至今。

回到电影本身，在《华氏451》中，纸质媒介如书籍等始终是“优秀文化”的代名词，而它的“敌人”则随着拍摄年代的不同而变化。特吕弗版《华氏451》的拍摄时间正值20 世纪60 年代，正是电视这一新兴媒介在欧美市场攻城略地，成为新一代家庭宠儿之时，特吕弗等文化工作者焦虑的对象就化为电影中的“电视墙”。而到了巴哈尼的时代，关于媒介的焦虑变成了对当下网络环境的焦虑，包围着蒙塔格的是一个“网络场”，具体体现为人工智能监视器、网络直播、VR 游戏、全息投影等。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媒介焦虑”的具体表现形式在随着时代而变化，但媒介变化导致文明沦丧的忧虑始终萦绕。

四、结语

对于反乌托邦题材的作品，尼尔·波兹曼曾说过：“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而《华氏451》则是将两种忧虑的状况融合，新兴的文化产业一边消抹书籍所承载的优秀人类知识，一边利用新兴媒介手段，用庸俗的“娱乐文化”填充空白。这是每一代《华氏451》的创作者所忧心的，也是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

20 世纪以来，人类文明呈现出《三体》中描述的“技术爆炸”状态，伴随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新发明、新思想出现速度之快、数量之庞大令人目不暇接，由社会思潮和媒介环境所裹挟的文化失序状态，便是这股“时代焦虑”的源头。而《华氏451》作为一个优秀的故事文本，承载了不同时代的创作者关于文化失序的忧虑之情，即文化失序所导致的时代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