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新探

《红线》故事最初出现在唐代袁郊所著《甘泽谣》的《红线》篇，被收入《太平广记》“豪侠类”。本篇以唐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与潞州节度使薛嵩两个藩镇之间的矛盾斗争为背景，讲述薛嵩的婢女红线在面对田承嗣即将吞并潞州的计划之时，夜入敌营，盗取田承嗣枕邊金盒，威慑敌军将领，从而化解吞并战争，最后功成身退的故事。

学界对于《红线》的研究颇丰：或是以中国古典文化作为基点，研究宗教思想对于《红线》的影响；或是研究明杂剧对《红线》的改编；或是对《红线》的创作意图和创作背景进行历史考察。而对于红线这一形象的研究，则多是将其放置于其他的综合性研究之中，成为唐传奇女侠类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古代女性的生存现状与自我价值向来是中国历代学者与文人书写的主题。对于红线而言，女性身份只是构成红线“侠义”的要素之一，在“性别视域”之外，红线还有着独立的以“侠义”为出发点的研究价值等待挖掘。本文将人物红线放置在大的历史框架下，从三个角度对红线身上所体现出的“侠气”进行分析：首先是简要梳理“侠”的构成要素与“侠”在中晚唐时期的表现，为红线的“侠义”提供具有历史和文化意蕴的生存空间；其次是以文本为宗，探讨红线“侠义”的具体层次，分析红线“侠义”的表现、来源、本质；最后进行总结，概括红线的“侠义”所具备的多重要素。

一、侠与义——从历史到文化

“侠”之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韩非在《五蠹》中最早提到了“侠”的名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但此时对于侠的定义，却没有一种具体的解释与明确的规定。陈平原先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提道：“关于侠的起源……不论哪一家，探讨武侠文学发展都不能不溯源于《史记》，因为韩非虽有‘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之说，可语焉不详；只有司马迁为游侠作传，才为古侠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形象。”先秦游侠的事迹，散见于《左传》《国语》《战国策》中，正史中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以及《汉书》中的《游侠传》是专为游侠而作，足可见最初的侠是在史学范畴中存在的。而史家对于侠客有着一套社会性的伦理评价标准，从“以武犯禁”到“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从“私剑者”到“行剑攻杀”，代表了法家与史家对待侠的否定态度，但在客观上又揭示了游侠与刺客的界限不甚分明，因此东汉以后的侠逐渐从正史中消失。

魏晋以来，“侠”开始在文学作品中蓬勃生长，侠的形象存在于诗歌、小说、杂史中。诗人开始在侠气中注入社会价值和道德内涵，通过对侠的犯禁、违法等行为的改造，将侠引入建功立业、救国救民的价值体系中。此时“侠”从历史范畴走向了文学范畴，并逐渐成为文人士子的理想人格。

唐代尚侠之风大盛，唐人继承了魏晋以“侠”入诗的传统，将咏侠诗和豪侠小说的创作推向了高峰，真正完成了“侠”从史家记叙到文人歌咏的转型。“侠”的定义与标准在文学作品中得以独立与强化，并开始升格成为代表正义与道德的文化符号。值得注意的是，侠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侠于是成为以历史条件为依托，通过文学作品呈现，并传达一定意识形态的独特产物。唐代对于侠的正义性有了更高的要求，使侠的归宿都走向了“义侠”。李德裕《论豪侠》有云：“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唐代的豪侠具有一以贯之的正义性，并通过不同的篇章表现出来。

二、红线对“侠义”的突破

《红线》故事发生在晚唐战乱四起的藩镇割据时期，各地方势力多蓄刺客以自卫，社会上亦兴游侠以除害。主角红线以刺客之身达成了正当的目的，表现出行为与精神的背离，这种合理性的背离为红线提供了游离于世俗标准的侠义之气。而红线身上的侠气又融合了历史文化与政治斗争，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一）侠之表现

1.身份突破——婢女与侠女的统一

红线的侠义精神，首先是通过婢女与侠女的二重身份所构建的反差感表现出来的。在漫长的历史中，婢女作为地位卑下的群体，意味着在阶级社会里被迫受到上层社会的剥削与役使，生存现状十分残酷。如唐传奇《柳氏传》中提道：

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与韩君，可乎？

李生提出将柳氏送给韩秀才，完全凭借自己的意志而为。可见婢女地位卑下，可被所有者任意支配，无法拥有自我的意志和尊严。红线作为薛嵩家的婢女，从身份的角度来说，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但红线有着区别于一般婢女的身份：

薛嵩遣掌笺表，号曰“内记室”。

内记室是负责处理文书的婢女，这不仅是红线个人生存领域的拓展，更为她的侠义之举做了一个铺垫——即红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侍奉主人起居、毫无自主意识的奴婢，而是擅长经史、胸有格局的奇女子。

另外，红线的侠义之举需要通过婢女身份表现出来。面对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即将吞并潞州的计划，薛嵩日夜忧闷、不遑寝食。只有深得薛嵩的信任，并与薛嵩朝夕相对的婢女红线才能看出薛嵩的忧虑，才可顺理成章地提出为主解忧的主意。

最后，红线虽为婢女，却表现出了强烈的自强与自信的意识，这是红线与古代一般婢女本质上的不同。她不是主人的附庸，不用服从于主人的意志，她能与主人达成共识，甚至用自我的聪慧为薛嵩提出建议，帮助其守护城池与和平。在红线问及薛嵩因何困扰之时，薛嵩曾两度表现出对红线的怀疑：

红线曰：“主自一月不皇寝食，意有所属，岂非邻境乎？”

嵩曰：“事系安危，非尔能料。”

红线曰：“某虽贱品，亦有解主忧者。”

嵩大惊曰：“然事若不济，反诉其祸，奈何？”

红线曰：“某之行，无不济者。”

薛嵩先表明此事事关安危，不是红线所能预料的，接着又表现出犹豫：若是事情不成加速了灾祸，又该如何？但红线毫无退缩，自信地对薛嵩作出了保证，并即刻动身前往魏郡。

红线以一己之身，兼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作为薛嵩的婢女，她不仅能协助主人处理文书，并且在主人无助之际主动请缨，为其主解决难题，她对于政治的高度参与和身体力行为民解忧的风范，其核心是侠义之风，表现出的是婢女与侠女的统一，她身上的侠气因其婢女身份的局限性而更为突显。

2.侠客风范——显与隐的统一

历代对于侠客都有不同的描述，然而所有侠客都具有的共同属性是——和平时“隐”，危难中“显”。在薛嵩日夜忧闷之前，红线虽然掌纹隐起如红线，但除了通经史、擅阮咸之外，并未表现出其他的本领，因此薛嵩才大惊：

不知女是异人，我之暗也。

红线以婢女之身侍奉薛嵩左右，薛嵩也并未发现红线的异于常人之处，这是红线在和平时期对自己能力的隐藏。因此在红线准备盗取金盒之前，薛嵩才会表现出怀疑与对红线能力的不信任，而到了危难之际，红线才显示出自己的才能，以非战争的手段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嵩曰：“事谐否？”

曰：“不敢辱命。”

又问曰：“无伤杀否？”

曰：“不至是。但取床头金合为信耳。”

红线的种种异能在危难之际显露无疑，救世人于水火之中，不仅表现出红线高超的武学才能，也表现了她的仁慈。在田承嗣写信求和以及解除外宅男之后，红线选择功成身退，不知所在。小说文本对于红线隐逸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红线的侠气，使红线在显与隐之间表现出了侠客风范：显即是身体力行、积极救世，隐则可解读为收敛锋芒、不拘名节。

（二）侠气来源

1.宗教文化

唐代是宗教得以长足发展的时期，佛、道二教颇为盛行。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生死循环等观念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与传统儒家积极入世的心态相结合，便产生了“功成身退”的观念。总的来说，“功成”即是儒家追求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身退”则是佛、道两家所追求的超然物外、回归本真的心理需求。而在红线身上所表现出的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则不是简单的“功成身退”四个字所能概括的。

红线在小说中的表现，暗合了儒家文化中对个人功业的追求。红线一是“忧主人之忧”——“嵩闻之，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薛嵩所忧虑之事被红线洞悉，因而红线也表现出对此事的关注，并主动请缨，积极为薛嵩解决问题。二是忧自我之忧——“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形”。红线自述“前世本为男子”，因意外杀人而被降为女子，因此红线的所思所想都是为了赎清自己前世的罪孽，使自己可以恢复男子的身份。三是忧天下人之忧——“况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辈背违天理，当尽弭患”。红线从天下人的安危和生存出发，以消弭罪恶为出发点，最终保全了国家疆土，拯救了万人性命。在认识到自身的所思所想之后，红线毫不拖延，马上制定了计划并采取行动。红线的三重忧虑，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身体力行的态度。

红线在小说中所提到的“转世”与“赎罪”，是佛家轮回思想的反映。而她对世人的慈悲，则是佛家关爱生命、大慈大悲的真实写照。红线闻“羯鼓声悲”，表现出对击鼓人的怜悯；红线吐露身世后伪醉离席，避免了薛嵩直面离别之痛。红线对他人的悲悯贯穿始终，就算在敌对的魏郡偷盗金盒之时，红线也并未殺害魏郡主人。另外，红线在前世“游学江湖间，救世人灾患”，这一世以慈悲之心使民众免受战争之苦，是佛家积极救世的体现；而红线“赎前世之罪”的心理则使其放下荣华富贵，回山修行。

红线在小说中的外表装扮和内在品格都体现了道教的文化特征。《红线》云：

梳乌蛮髻，攒金凤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胸前佩龙纹匕首，额上书太乙神名。

红线在出发前的装束是典型的道教徒的装扮，而额上的“太乙神名”也是道教主神之一。另外，红线在偷盗金盒时所展现出的技能，“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寤”，“往反七百里”等皆充满浓厚的道教色彩，使红线既通人性、又通神性。

红线盗取金盒后，在返回潞州的途中有一处闲笔，文中云：

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漳水东注，晨鸡动野，斜月在林。

这一段焦急情节中的空白，不仅表现了红线完成任务时的轻松心态，更突出了红线拥抱自然、回归自由的心境。而红线在赎罪之后，“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更表现出了红线对名利、对生死的超越，具有道教信仰回归自然、自由逍遥的特点。

宗教对唐代侠义小说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儒家、佛教、道教的不同内涵不仅是红线侠义精神的来源，更是对侠义精神的丰富和新的诠释。

2.历史正义

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开始了藩镇林立的时期。各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不仅与皇权对抗，各藩镇之间也互相攻伐、互相吞并。百姓在连连的兵祸之中难以生存，结束战争、渴望和平是老百姓最迫切的愿望。据史记载，薛、田均为安禄山部下，降唐以后各霸一方。小说中的田承嗣飞扬跋扈、骄横熊戾、残民以逞，是叛逆朝廷、妄图吞并邻镇的反面人物；薛嵩则拥护皇室，思守国疆以报国恩。红线以神术潜入戒备森严的田府，巧妙地从田承嗣枕旁盗取金盒，薛嵩随即遣人送回，这一有节制的威吓行动，迫使田承嗣收敛气焰，回书表示悔过自新，并遣散了外宅男。由此可见，红线的侠气不仅来源于人民对和平的向往，也来源于历史上对于正统皇权与国家观念的拥护。

（三）侠之本质

红线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侠气，论其本质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自我意识层面上，红线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信，并且以自信作为行动的基本准则贯穿始终。红线的自信来源于对力量的掌控。书中载：红线通经史、擅阮咸，并能协助薛嵩处理文书，对于知识力量的掌控是她的底气之一。另外，红线在薛嵩惊慌不安的时候冷静地提出对策，并在实施行动的时候格外游刃有余，不论是高超的轻功，还是颇具神仙色彩的技能，都说明了红线在“武”方面的强大，文武双全即是红线自信的来源。

在实现自我价值上，红线有着强大的内驱力。一方面，佛教的影响让红线有了拯救世人以功赎罪的心理，另一方面，红线作为女性，有着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古时对女子的规训和期待是符合封建社会的安排，若女子没有屈从于封建社会的安排，反而催生出了反抗意识，这种反抗就会外化为比追求成为男性附庸更高级的价值行动。红线即是如此，在薛嵩提出质疑——“事系安危，非尔能料”的时候，红线依旧主动争取了这次行动的机会，不仅通过保全城池和百姓实现了自我救赎，还获得了相应的社会价值。

三、结语

红线的侠气是一以贯之的正义性和政治斗争融合的产物，其人物的塑造暗合了民众对于侠气的认可以及邪不胜正的美好愿望。中晚唐时期是唐王朝自上而下衰落的时期，藩镇之间的格局斗争使得蓄养刺客成为风气，因而红线身上带着政治斗争的烙印。另外，宗教对唐代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唐代开放包容的时代风貌和唐人积极进取的心态给予了宗教生长的土壤，反映到文学中，便催生了红线这类身上带着明显宗教印记的人物。最后，红线的侠气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男权社会的印记，红线对于政治的积极参与和对战争的平息寄托着男性作者济世救民的理想。作者将救世的希望寄托于女侠身上，却无法完全信任女性的力量，因而出现了“降罪转世”的情节设置，因此红线的角色带有封建社会的局限性，但从客观上也展现了女性的力量与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男权社会的枷锁，使红线这一角色有了在夹缝中生长的独立意义。

作者简介：张力尹（1998—），女，云南昭通人，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