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施蛰存小说中的乡土文化

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作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以出色的心理分析小说被人们熟知。本文另辟蹊径转而重点关注其笔下“都市异乡人”，分析这一群体的乡村经历与都市生存状态，生动地展现丰富的乡土文化、繁华都市下对乡土的企慕以及城乡碰撞之后的乡土展现。

施蛰存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江南小镇，作为新感觉派的中坚人物，他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为了生活，奔赴声色犬马的大都市，现代都市文明与传统乡野文化发生了碰撞。大都市是金钱统治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关系、唯利是图的生存哲学强烈地冲击着传统文化，游离于都市之外的异乡人施蛰存展开了对乡土的回望与追寻。

一、都市异乡人的乡土回望

都市异乡者是突入城市的“异质”，城市是他们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异乡，而乡村也不再能安妥他们被城市文明招安的灵魂。他们遭遇了空前的文化身份认同困境，在自愿与非自愿、自然与非自然地接受着身份的异化。本质性的一个“异”字恰切地显示了这一介入冲突和挣扎的精神历程。面对大都市，他们始终无法融入其中，但现代都市的魔力又无法让他们回到淳朴的乡镇，造成了都市异乡人城与乡二元对立的文化心理。通过描写乡土实现精神还乡的施蛰存，将乡土情结推向顶峰，通过对曾经故土生活的回忆来描写乡镇纯粹的风情、风俗、风景，展开对故土的回望，传达对精神桃花园的寻觅与憧憬。这种乡土情结使他在作品中执着追求人生信仰与生命的价值，赞颂着乡土之上自由的生命与淳朴的人性。

（一）淳朴温情的乡野伦理

旅居上海的施蛰存曾写道：“假如有一天能使我在生活上有一点梦想的话，我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生活，看一点书，种一点蔬菜，仰事俯育之资粗具，不必在都市为生活挣扎，这就满足了。”[1]他如此醉心于乡镇，在其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上元灯》中，以秀逸安详之笔展示了家乡杭州、松江和苏州的风土人情，把那里的江河、小屋、茶楼、私人小院一一陈列，采用奥格登和瑞恰兹提出的语义三角理论，通过饰品来寄托情思感受。书香人家书斋秀房中摆放的书画、灯扇等一些极为常见常用的物品，却寄托着极为朴实真挚的感情。翻开第一篇就是一幅“轻罗小扇扑流萤”的美妙动态。写道儿时玩伴兼暗恋对象在园中赏月，用团扇来捕捉萤火虫的情景。一把茜色轻纱的团扇，呈现出儿时纯真美好的友谊，以及少男少女两小无猜懵懂的初恋故事。一把扇子寄托多少美好的温情与遐想，抒写了江南水乡诗意般的桃花园生活。

《上元灯》中，在张灯结彩的元宵灯节，“我”换上崭新的皮袍去见她，纯真的她却心直口快地说：“这新袍怪刺眼的，还是旧的好。”随后她表兄强行拿走了本该送给“我”的“玉楼春”，“我”郁郁寡欢。可第二日，她却把一架更精致的青纱彩灯送给了我。尽管在她母亲的偏袒下富贵而庸俗的表兄获得向她求婚的先机，但她也只管按自己的心意来：“由他们去，我总是拒绝。”她以精心制作的彩灯相赠，向“我”表明爱意，含蓄委婉不失大体又带有诗意。以一盏彩灯向我们传递两小无猜的纯真感情，别有一番风趣。这里，可以将少女精心制作的古典雅致的彩灯与都市中绚丽多变的霓虹灯作比较，将乡镇中的团扇与都市里的电扇、鹅毛扇相对照，虽然这些旧物已经没人使用了，但它们古风悠悠，有着纤尘不染的真情，承载着多少美好与纯真。以至作者从内心呼喊：“天啊！能够再让我重演青春的浪漫故事吗？”

《渔人何长庆》里一个远离喧嚣的小镇有着古老美丽的传说，有四季丰富的时蔬，有种类繁多的海鲜，也有镇上人的闲言碎语，16岁的何长庆也因流言远离了云大伯而自立门户。他勤劳能干，把生活过得有模有样。当他知道自己喜欢的菊贞与青年私奔到上海后，他郁闷了一天，又像往常一样工作了。只是到镇上去的时候，他时时留心着菊贞的消息。当听闻菊贞的遭遇时，他毅然决然把菊贞接回家中，尽管乡人还会议论他，但他成了当地最大的渔户，儿子也开始到鱼摊上照料生意了。小说没有揭示何长庆的苦与酸，总是寻觅那掩藏其中的生命的光芒，给人温暖和希望。人物心灵在这个淳朴的小镇中得到净化，作者以此呼唤人们皈依自然，赞美淳朴的世风民情。小说透视了古朴的乡村文化和奢华的都市文化的异同优劣，作家显然趋向于对乡村的归同，只有在乡镇才能找回最初的自己。

（二）理想的人物形象

乡镇是施蛰存精神的桃花源，那里不仅有淳朴的民风，还有天真可爱的村民。施蛰存是一个具有典型中国传统人格的作家，出身书香门第，早年旧学的熏陶，给他后来的生活与文学作品都留下了浓郁的古典风韵。川端康成在《纯真的声音》中写道：“如果少女的声音是纯真的声音，那么少女的形体可以就是纯真的形体了吧。既然有纯真的声音，又有纯真的形体，就应该有所谓的纯真精神。”[2]施蛰存的乡镇抒写中几乎都有着这样一个纯真的少女。她们生活在乡村，天真纯朴，固守着善良。这类少女身上时刻散发着江南小镇优雅古典的美。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下身边的人、物、景转眼即逝，感觉淡了，心麻木了。大都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使得都市异乡人每当想起小时候的邻居玩伴，天真可爱的少女，心里不免得到一份温馨的安慰。所以塑造了一些理想中的完美女性。读施蛰存这类小说使我想起了荣格曾提出的“阿尼玛”形象，她是男子心中的永恒女性形象，类似于梦中情人。

《旧梦》中“我”的玩伴及初恋对象芷芳，不仅美丽的容颜让我心动，去鬼屋冒险时被石头绊倒时的勇敢也让我难以忘怀。《上元灯》中“她”表哥抢走本该送给我的“玉楼春”之后，为了安抚我的失落，“她”把更为精致的轻纱灯送给了我。在我换上更昂贵的新袍子去找她时，直爽的她却说“新的太扎眼，还是旧的好”，可见她的质朴。笔下的“她”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温婉而有才华，这样完美的女子怎能不令人心动。《扇》中官珍一双发光的眸，曼妙的身姿近乎完美。还不取笑不会说普通话的“我”，当知道我偷走了她的扇时，為了给我面子她把扇送给了我。这个纯真善良的少女使我心里至今依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施蛰存作品中这些纯真的乡镇少女，是来自乡镇、生活在城市的不如意男子心中的“阿尼玛”，也是对于平淡小镇的向往的另一种表达。

二、都市文明下乡土梦的破灭

著名学者赵园说：“浓厚的乡土情结致使现代作家难以由城市生活形态、由大工业生产的宏伟气象来发现美，难以由不和谐中发现更具现代意识的美感。”[3]施蛰存作为来自乡镇的都市作家，在情感上依赖乡土小镇，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清醒地看到了乡村不美好的一面，思想封闭生活艰辛，人与人之间不信任。作者的理想乡土梦到这里已经破碎，他开始从理想的乡土中回归往昔的精神桃花源，已经无法承载自己游离的灵魂。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如梦中的白鸥，再也回不来。这一阶段，他心平气和地展现现实的乡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的才子如何向往书籍带来的精彩世界，他的不断追寻甚至美梦竟成现实；可是在现代生活经验的映照下，这些具体化了的美梦只能带来失望和痛苦。

（一）返乡—梦醒的失落

小说中涉及一系列来自乡镇，去城市生活，又回到乡村的人物。他们经历乡镇生活与都市文化，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时空距离使他们永远不可能回到过去。所以他们的返乡注定是惆怅失落的。施蛰存的乡土梦是由追寻到失落的过程。《桃园》中“我”为了追寻乡间的可爱之风来到硕果累累的桃园，又甜又大的黄桃、毫不吝啬的桃园主人甚是让我满意。但意外的是桃园的主人却是中学时很有天分的同学卢世贻。残酷的生活使他屈服于封建等级，甘愿沦为一个种植人，卑微地叫我一声“老爷”。无情的时光把两个童年伙伴变成路人。《旧梦》中“我”带着对美好初恋的期待再次回到儿时生活的苏州小镇，然而时光无情，美丽可爱的芷芳变成了一个愁容满面的憔悴妇人，抽上鸦片的芷芳，再也不是儿时的“她”了。见证儿时感情的小铅兵还在，但却沦为芷芳可怜孩子的玩物。面对眼前的旧人旧物，时光改变的不仅是人的外表，更是人的内心，男女之情已荡然无存。对芷芳的期待是“我”对家乡风土人物的怀念。但是当我沿着儿时的足迹寻找时，却失望地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了。正如作者所写，“实在也只如枯萎落的昙花，飞逝的翠鸟；当一瞬间的绚烂，徒然供追忆时的惆怅”。《闵秋日记事》中“我”来到乡间野与一个美貌的女子四次偶遇，不禁产生情愫恋上她的淳朴和善良，但她的身份却又给了我重重的一击，又一个美梦破灭。

此外施蛰存在作品中还直接表现了都市对乡村的冲击。《上海来的客人》中“我”的邻居明芳姐姐被“幽默绅士”的上海人吸引，当大家认为有情人终成眷属，明芳姐姐过上了城里人幸福的日子时，却听到了这样的消息：“诱惑人的恶魔遍布在世界上，即便在乡村里他也会寻来，真是人不能防备呢。”[4]作为施蛰存精神桃花源的乡镇，现在已不是纯洁不可侵犯的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自身的发展与西方文明已经改变了原先明净的土壤。作者心中的乡镇与眼前的乡镇交织，那个淳美和谐的小镇已无处可寻。

荣格说：“人之所以抓住儿童时代的理想境界不放，正是表现出对命运之神的反叛，对周围一切企图吞噬我们的力量的反抗。”[5]施蛰存的反抗就是不动声色地逃离。小说《魔道》《旅社》《夜叉》等作品充分展示了对都市的恐惧，企图逃离，但又无法逃脱。小说中那些憧憬乡村、想要治愈都市病的人儿，回到了乡镇仍然疑神疑鬼，无法摆脱恐惧幻想，且病情更加严重了。就像《魔道》中的魔鬼一样，无论主人走到哪都无法摆脱他；《旅社》中丁先生对乡镇旅社的潜意识想象带给他无数个无眠之夜；《夜叉》中主人公将乡间一普通女子想象成夜叉，人格分裂，又提心吊胆地回到城市。这些都市异乡人乡土治疗的失败，也暗示他们已成为无法真正进入乡镇的陌路人。他们满怀希望地返乡，但乡村早已物是人非，故土桃花源已无处可寻，处处是陌生，处处是失落。都市病在乡镇愈演愈烈，此时的乡村已经不再纯美和谐。它和都市一样，也让人惶惑不安，只想逃离。对于施蛰存来说，城与乡不再对立。它们同样都充满了陌生和恐惧，往昔的桃花源再无法带来心灵的宁静。施蛰存揭开江南乡镇温情脉脉的面纱，他的乡土美梦已经醒来，起而代之的是永远无法逃脱的陌生和惶恐。

（二）理性的乡土展现

施蛰存从都市人的返乡来侧面展现乡土梦的破碎。这让他再次关注乡镇，近距离审视现实中的乡土。在其后期的小说创造中，他理性客观地展现乡土，从正面写出了乡土梦幻的失落和精神桃花源的消失。

《汽车路》中关林因征地给的钱被自己一次赌博输光，所以对这新修的公路有些气愤，经常做些小动作。后来公路修通了，汽车开来了，在一次车祸中他因帮忙得到了六角钱，他因此看到了商机，不顾别人的生命安危，破坏公路，最后锒铛入狱。妻子变卖了所有家当才把他换出来，他们家又变得一穷二白。这个小说中显示出作者对乡村愚昧落后观念行为的批判。以地为生的乡民为了一点小利不再珍惜土地，想致富却不用脑子，而是卖掉土地，吃喝玩乐。乡间的人们不再淳朴，善良，勇敢，而是鼠目寸光，自私自利，过一天算一天，他们的麻木让人触目惊心。

施蛰存后期的创作中乡土失去了诗意的光环，他不再是一片文明的净土，现实中的乡村同样存在着尔虞我诈、贫富悬殊以及惊人的愚昧无知。作者直面乡村的惨淡，赤裸裸地呈现。在经历都市异乡人的返乡后，从对乡土的企慕过渡到对乡土的白描，否定对乡镇的幻想。“凡是成功的乡土作家都是地域性故土的逃离者，只有当他们进入城市文化圈后，具备了良好的艺术素养、深邃的思想境界、科学的思辨能力，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施蛰存从乡镇走到都市，又走回乡镇，经历城乡文化的碰撞之后，他没有沉溺于對乡土牧歌的幻想，不再用乡土来对抗城市，他已经清楚地看到，现实中的乡土无法超越都市精神文化。

三、结语

施蛰存在其小说中不仅将可爱的乡民、淳朴的乡间民俗展现得淋漓尽致，并且把现代都市文明冲击下乡村逐渐瓦解、乡间封闭愚昧的现状赤裸裸地暴露。从精神上对桃花源的追寻到乡土梦幻的破灭，我们看到乡土贯穿他的整个创作，一切重新回到原点，作为一个精神的流浪者，通过其对乡土的展现向我们昭示他的迷茫与失落，展现着20世纪30年代城乡交织下人们的生存状态与文化心理。

作者简介：过娜平（1978—），女，汉族，河南许昌人，普洱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注释：

〔1〕牛亚博．施蛰存笔下的城与乡[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2）：139

〔2〕谢大光.旋律的奥秘[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4.

〔3〕王继志.模式的超越——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特异性[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Z1）：32-40.

〔4〕施蛰存.十年创作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傅军.施蜇存都市小说叙事的二元结构解析[J].文教资料，2008（34）：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