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朗州贬谪诗中的逆商

陈紫薇

逆境商数的理论（Adversity Quotient）由美国学者保罗·史托兹（PaulG.Stoltz）于1997年提出，逆境商数是测量人们如何回应逆境的标准，预测人们是否具有超越逆境的能力，并决定人们生活与工作的成败。AQ由C、02、R、E 四要素组成，这四要素是Paul Stoltz （1997）结合了Seligman（1990）等人的习得性无助理论和自我掌控理论，并加入归因责任的概念构成。C就是控制力（Control），O2 就是起因和责任归因（Origin & Ownership），R 就是影響力（Reach），而E就是持续度（Endurance）。CO2RE 的成分将决定AQ 的分数。

本文将通过CO2RE这四大衡量要素，通过刘禹锡于朗州创作的大量贬谪诗，建构贬谪诗与逆商直接的联系，探究刘禹锡的危机处理能力，其如何在偏远的谪贬处，化身陷蛮荒之地的危机为人生的转机。

一、归因与掌控：贬谪诗中的自我救赎

起因和责任归因（Origin&Ownership），是找出逆境的起因并进行责任归因。控制力（Control），是指个体对周围环境的掌控能力。面对外界的刺激，对环境掌控力弱的人只会随波逐流，甚至产生消极的反应；而对环境掌控力强的人则会依靠自己的努力，不断改变这一境遇。

《旧唐书》对刘禹锡官场生涯的介绍十分详细。刘禹锡因为受到王叔文赏识而进入政权的核心，却也因为王叔文而连坐，外放朗州。从长安出发到朗州，依规定骑马需要三十一天，而骑驴或是步行则需要耗费四十四天，这表明刘禹锡彻底远离了决策权的中央机构，这是逆境的产生。而纵观刘禹锡朗州时期所写的诗，却并无才高位卑与不为上用的心灰意冷，也并未表露出对抗朝廷的思想，贯穿其贬谪诗的核心意志一直是鲜明的立场以及与政敌坚定抗争的精神，刘禹锡对宦官和迫害他的佞臣十分憎恨，这赋予了他创作政治讽刺诗的热情。《汉书·中山靖王刘胜传》表达了刘胜对汉武帝的泣诉：“夫众喣漂山，聚蚊成雷。朋党执虎，十夫桡椎。是以文王拘于牗里，孔子危于际、蔡。此乃烝庶之风成，增积之生害也。臣身远与寡，莫为之先，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刘禹锡在《聚蚊谣》中暗借所喻，将权宦及趋炎附势之徒群聚为朋党比喻为聚蚊；以黑夜里“利嘴迎人”、气焰嚣张的蚊蝇比喻为非作歹的宦官和权臣；“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以蚊蝇如芒比喻渺小卑鄙的权臣和宦佞色厉内荏。在自我疗伤时期，刘禹锡直面现实，写下了针对王叔文事件的感慨，“一心百舌何纷纷！酡颜侠少停歌听，坠珥妖姬和睡闻。可怜光景何时尽，谁能低回避鹰隼！”将破坏改革进献谗言的宦官、佞臣比喻为鼓舌如簧的反舌鸟，并认为革新派最后必将取得胜利。

刘禹锡对权臣宦佞的不齿和辛辣的讽刺是冷静归因后的结论，是立场鲜明、不忘初心，无暧昧的政治表达，绝非史官笔下气傲的体现。欧阳修于《新唐书》载：“禹锡恃才而废，褊心不能无怨望，年益宴，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刘禹锡在朝时也因其行事风格而遭弹劾，“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但结合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却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刘禹锡现存七百二十二首诗，与达官显贵的唱和诗多达二百二十六首，其中与令狐楚唱和的诗作达六十二首，与裴度的唱和诗达二十六首，与牛僧孺的唱和诗达二十一首。刘禹锡可以周旋于王叔文集团、令狐楚集团，在朗州时期写下多首与裴度集团的唱和诗，是因为刘禹锡看到与朝中官员的互相结盟，关系到贬官外放回京的速度，足以证明刘禹锡在逆境中具有冷静的行动力与坚定的立场。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一词最早出现于一篇关于精神病学的研究报告，可以衡量个体对环境的掌控能力，也是观察高逆商者行为因素的方式。研究发现获得更多社会支持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情境时其紧张情绪可以得到缓解，因而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能够冷静应对；而社会支持较为缺乏的个体面对困境时则会感到孤立无援，从而悲观绝望，容易被困境打败。朗州时期刘禹锡所献的赠答诗一方面是借对友人的情感倾诉开解自己贬谪的伤感，而另一方面写赠答诗的行为本身已是其摆脱逆境的尝试。《上淮南李相公启》：“今幸伍中牵复，司存宇下，伏虑因是记其姓名，谨献诗二篇，敢闻左右。古之所以导下情而通比兴者，必文其言以表之。虽谣俚音，可俪《风》什。伏惟降意详择，斯大幸也。”刘禹锡所指的“虽谣俚音”乃写实之语，而所献二诗即《竹枝词二首》。而刘禹锡献诗歌的时地也颇耐人寻味，《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七》：“（元和四年春）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巽奏‘郴州司马程异，吏才明辨，请以为扬子留后。上许之。”又卞孝萱、吴汝煜《刘禹锡》云：“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八司马中的程异，由于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巽的奏荐而被召回长安，受到重用。刘禹锡写了《咏古二首有所寄》赠送给他。”诗中所见之志是刘禹锡“十数年间未尝一日有忘特达之心”的流露，也是刘禹锡有意地维持社群网络的方式之一，从建立良好的关系网络也可以看出其身为谪臣为回朝而付出的努力。

刘禹锡在朗州的诗歌中，出现许多佛寺与道观，甚至直接对僧侣、道士进行描述的内容。这一时期刘禹锡对于佛教的热衷与君王的宗教喜好是有关联的，孟二冬在《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中提到：“中唐时期的皇帝，无一不佞佛，而且比此前更甚。”元和元年至元和十年间，刘禹锡处于宪宗之朝，创作了《闻道士弹思归引》《潇湘神二首》《送慧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等十一首关于宗教的诗作，其诵读佛经以求君王长寿的举动也可谓是刘禹锡迎合君王喜好，期望君王再次启用自己的努力。

二、自我开解：贬谪中的哲人之魂

持续度（Endurance）指的是逆境造成受挫的深度与持续时间长短。斯图亚特·彼尔德的研究指出，“把逆境归咎于短暂因素的人与将之归咎于永久或持久因素的人有很大区别”。高逆商的人会在很短时间内调整状态，努力改变现实，既摆脱了挫折困难，又克服了挫折带来的心理困扰。这一研究适用于分析刘禹锡在贬谪之地如何转移和化解内心的愁苦，以及缩短贬谪的逆境带给自己的影响时间。

改革失败、贬谪之地位置偏远，这也曾给刘禹锡带来一定的冲击，《旧唐书·刘禹锡传》载：“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未至，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因而刘禹锡在贬谪之初，便将沉沦苦闷之情写入诗歌，“邅回过荆楚，流落感凉温”（《武陵抒怀》），书写自己身为流放者的思归之情。但刘禹锡是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诗人，虽“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但其诗中一直有着对未来的乐观想象，《汉寿城春望》便是刘禹锡贬谪朗州时所作，诗歌在描写朗州古城的荒芜之景时，仍格调高昂，积极向上：“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刘禹锡相信，世上的事物在不断地变化，革新和前进总是大有希望的。《杂曲歌辞浪淘沙》：“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聚蚊谣》，在这些诗句中，刘禹锡展现出了自己较高的抗压能力，他坚信改革失败的挫折持续时间不会太久，这与刘禹锡对社会清晰的认识也有关联，据尚永亮《唐五代文人逐臣分布时期与地域的计量考察》统计，“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间，姓名或贬地可考的逐臣共计2828人次。从时期分布看，初唐598人次，盛唐543人次，中唐750人次，晚唐711人次，五代226人次”，其中“中唐是逐臣最盛的时期”。刘禹锡、柳宗元以及其后的韩愈都曾因为政见不合而遭贬谪，这是常态化的官僚体系循环，并非官场生活的止步，刘禹锡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在诗歌中也多流露出战胜逆境的决心。

刘禹锡也流露出了对诗文创作陶冶情操的极大兴趣，吴乔《围炉诗话》云：“梦得佳诗，多在郎、连、夔、和时作。据〈旧唐书·刘禹锡传〉记载：‘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刘禹锡的文学创作成就体现于诗歌作品本身，也体现于对诗歌理论的创新，如其在著作〈董氏武陵集序〉中提出了诗歌创作‘境生于象外的经验总结，据龚玉兰〈刘禹锡的文学理论与禅之关系〉总结，刘禹锡的‘境生象外说对后世影响相当大，司空图的‘象外说、‘韵味说，严羽的‘妙悟说，王士祯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无不师承其观点。”从少年时代师从诗僧皎然、灵澈学诗，到晚年达观向上、不屈从命运的意志品质都浸染着刘禹锡对于佛禅独特的颖悟理解。刘禹锡诗歌有很多表面上无关佛教内容，但却能呈现盎然禅趣。明代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评价刘禹锡诗歌“一往深情，寄言无限，随物感兴，往往调笑而成”。最著名的莫过于《秋词二首》：“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虚静成诗的审美趣味与诗歌中冲淡自然、含蓄蕴藉的意境都是一位高逆商者达观向上的意志体现。

三、逆境影响：生活与工作抗压性

影响范围（Reach）指的是逆境对个体影响的层面范围，影响度维度探究的问题是：这个逆境会对生活的其他方面產生多大影响，主体影响度维度的分数越低，就越有可能把坏事看得过于严重，并且纵容这些事情蔓延到生活的其他方面，打乱个体正常的生活节奏。如果把“影响范围”纳入朗州时期刘禹锡的生活与工作领域，便可探究在贬谪的逆境下，刘禹锡的正常生活与工作模式是否被打乱，贬谪的影响是否蔓延至其他的领域。

挫折环境是挫折的源头，恶劣的挫折环境极易使人产生悲观的挫折感受和消极的挫折反应，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朗州的气候对于外来的贬谪官员而言有着一定的陌生感，刘禹锡对这一贬谪地有过水土不服的反应，这在贬谪诗中有所呈现，如《谪居悼往二首·其一》曰：“邑邑何邑邑，长沙地卑湿。”此处长沙是汉代的郡国，此处指的便是刘禹锡所处的朗州。但刘禹锡却能很好地控制挫折环境带来的影响力（Reach），从刘禹锡在朗州的生活态度看，刘禹锡已经逐渐打破了传统文化当中士大夫与地方通俗文化的隔阂，具备对应的地方视野。《旧唐书·刘禹锡传》记载刘禹锡与当地百姓一起以歌舞娱情：“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另记载其以极大的热情描绘了朗州当地的风俗：“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于是武陵夷里悉歌之。”刘禹锡以好奇的态度充分尊重与接纳带有地方色彩的风俗，如《阳山庙观赛神》：“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启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歌还。”朗州当地赛龙舟以纪念屈原的风俗，也让刘禹锡感受到了地方过节的乐趣，《竞渡曲》：“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扬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对于刘禹锡来说，这些生活习俗都是新奇且欢快的，他深入了解当地百姓的鬼神信仰，并尝试着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这在其贬谪诗中都有反映，这些诗歌的创作不仅为朗州当地的文化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文学史料，更是一位伟大的贬谪文人在艰苦的贬谪环境中坚定的信念、豁达心态的见证。

刘禹锡在朗州的火灾治理工作也曾取得重大突破，《武陵观火诗》是关于火灾的专论。刘禹锡在亲眼目睹了武陵大火后，以深重的忧患意识探讨与民生相关的火灾治理问题，诗中讲述了火灾的起因、火势的情况、灾情的描述及政府赈灾的具体情况。刘禹锡指出：“火德资生人，庸可一日无？御之失其道，敲石弥天隅。”火的存在帮助人类社会，但若是“御之失其道”，不按照客观规律使用便容易造成火灾。沅湘之地巫风盛行，《汉书·地理志》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当地百姓常把来势汹汹的火灾归为“天降”的因素。刘禹锡于诗中批判了这一迷信思想，并把火灾的防治与消除苛政联系起来，认为“弭患”的办法是实行法治。由于《武陵观火诗》体现了科学的火灾治理意识，并传递了以民为本的消防救援理念，在当时曾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并将武陵大火情况通报全国，命令各地以此作为灾情治理的典范加以学习，重视防火工作。

朗州谪居期间，刘禹锡不忘初心，以儒家“吾道一以贯之”的执着精神投入地方治理，这种政治上的坚毅品质与永贞革新所持有的精神是一致的。逆境淬炼了刘禹锡的人格意志，而其高逆商的特质在一众贬谪文人中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