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被习近平点赞

冯群星　刘舒扬

湖南岳阳楼景区内的范仲淹（左）和滕子京雕像。

英雄烈士和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及其体现的民族和时代精神，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正如爱国主义教育法所言，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作为讲故事的大家，习近平总书记常常讲起爱国者的故事。一个个穿越时空的名字，一幕幕具体生动的场景，呼应中华儿女内心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饱含着范仲淹外抗强敌、内主改革、与国与民同忧同乐的故事。

1040年，西夏军进攻延州（今陕西延安）。三川口一战，宋军主将被俘，元气大伤。朝野震动下，宋仁宗召集众臣议事，起用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正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兴学、已经51岁的范仲淹，就此告别秀丽的江南，动身赶赴西部边疆。

在对西夏的战略上，范仲淹和好友韩琦发生了严重分歧。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范仲淹认为北宋军事积弱，主张坚壁清野；韩琦则主张主动出击、根除边患。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甜水河）之战，韩琦率部与西夏军交战惨败，宋军精锐阵亡万余人。

经此一战，西夏皇帝李元昊态度转而强横，派使者送来一封言语不恭的回信。范仲淹从顾全国体的角度考虑，录下副本后，将来信当着西夏使者的面烧毁，仅上报一些信末求和的言辞。这违背了专制时代“人臣无外交”的原则，在朝廷引发争议，副宰相宋庠甚至请求将范仲淹斩首。

左图：古人绘制的陆游画像。右图：广东东莞鸦片战争博物馆内的林则徐虎门销烟雕塑。

宋仁宗考虑范仲淹忠心耿耿，只对他作降职处理，一个月后又任命他为环庆路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这是因为好水川之战证明了范仲淹有关西北军事决策的正确性。此后，他联合韩琦稳扎稳打，稳定了西北局势，迫使西夏与北宋议和。也为宋仁宗进行‘庆历新政’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虞云国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1045年，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改革失败，被贬离京。自27岁中进士为官，他四处奔波，这是第四次被贬。从“庙堂之高”到了“江湖之远”，照常理，范仲淹可以卸下重担好好舒口气了。一天，老友滕子京从岳阳送来一封信，说自己主持重修了岳阳楼，希望范仲淹为之写一篇记。随信还附上了一幅《洞庭秋晚图》。

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年考取进士，还曾同任边帅，抵御西夏入侵。西北的风沙、东海的波涛、朝中的争斗、饥民的眼泪……种种景象在范仲淹眼前翻飞变幻。他静思良久，写下《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热烈的爱国情怀跃然纸上，千古回响。

在虞云国看来，范仲淹的境界远不止士大夫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常说做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政治上敢于谏言，生活上俭朴节约。中唐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演进，大批出身平民的士大夫走上政治舞台。范仲淹是‘平民士大夫’的典型，他少年时期家境贫寒，但志存高远。因为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他对国家的‘忧’与‘乐’有更深刻的体悟。”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背后，是陆游多次遭受打击仍不减的爱国赤诚。

陆游出生于北宋即将灭亡之际。“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淮边夜闻贼马嘶，跳去不待鸡号旦。”金兵的肆意践踏，朝廷的屈辱退让，百姓的颠沛流离，在陆游的心中埋下了雪耻报国的种子。受父辈影响，他从小习武，渴望有朝一日“北定中原”。

从16岁到29岁，陆游3次参加科举，终于在两浙转运司锁厅考试中脱颖而出。但他因北伐的政治主张受到秦桧排斥，科举的路从此断了。宋孝宗即位后欣赏陆游诗才，赐陆游进士出身，但并未真正对他委以重任。

1172年，陆游放弃了悠闲的文官工作，应邀成为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僚，来到抗击金兵的最前線南郑（今陕西汉中）。

前线战斗艰苦，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作战，霜雪打到脸上宛如刀割。两军对峙时，常常数十天不能生火做饭，只能靠冰冷的干粮充饥。即便如此，陆游仍然觉得，这是离他的理想最近的地方。

打仗以外，主要的生活是打猎。这也是一种作战训练，必须经过侦察、布置、合围、射击，时有惊险场面。在集体围猎中，陆游至少有3次刺杀或射杀老虎的壮举。

好景不长，不到两年，王炎遭罢职，陆游流落于四川一带。1176年，陆游到嘉州（今四川乐山）任职，但言官们指责他“燕饮颓放”。因此，他很快又被罢免。这一年，陆游51岁。被免官后，他病了20多天。为了表现效法诸葛亮北伐的决心，他挑灯夜读《出师表》，写下“位卑未敢忘忧国”。

杀敌总要一个战场。在最高统治者一心求和的时代，陆游的战场无处可寻。亲朋好友仿佛看到了两个陆游：一个是安心于家乡的农业生产，还有一个却是志在当世，因不能为国复仇而痛心。

1192年冬日的一个深夜，风雨大作，67岁的陆游回忆起抗击金兵的生活，一时感慨万千，写下“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18年后，病痛缠身的临终之际，85岁高龄的陆游心心念念的仍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反映了文天祥勇赴国难、誓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陆游出生于南宋的起点，文天祥则亲历了南宋的终结。

1279年3月，南海崖山岛海面，一场惨烈的海战正在发生。20万南宋军民背水一战，“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君臣也投海殉节。

右丞相文天祥在海船上痛苦而悲愤地目睹了这一切。

一年前，他被蒙古大军统帅张弘范俘虏，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明心志，坚决不降。张弘范便强迫他观看崖山海战，想让他万念俱灰、回心转意。但文天祥宁死不屈，在狱中度过3年多之后，在刑场上向南方最后一拜，从容就义。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书写的是林则徐在强悍外敌前积极御侮的毅然决心。

1839年，滚滚浓烟在虎门（今广东东莞）升起。年过半百的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广东禁烟，经过充分准备，他将缴获的鸦片集中销毁。虎门销烟后，英军大举进攻广州。

林则徐在军事上早就做好了准备，连续取得了九龙海战、穿鼻海战、官涌海战、磨刀洋海战4次胜利。敌人只好沿海北上，扬言进犯北京。道光皇帝困于内忧外患，革除了林则徐的职务，将他发配新疆。

启程之际，林则徐写下两首诗安慰妻子，其中一首尤为著名：“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流放途中，林则徐仍不忘变革图强之志。到了扬州，他与好友魏源促膝长谈，将自己汇编的《四洲志》等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海国图志》。白天流放赶路，他就连夜整理抗击英军的铸炮方法、工艺及8种战船图样，为“师夷之长技”进行总结，然后“才能制敌”。

戍疆三载，林则徐的思想并不消沉。在儿子林聪彝等人的陪同下，他走遍天山南北，风餐露宿是常态，在林则徐的日记中，常见“无一食物可买”“在此无粥，与彝儿露坐而食”的记录。

经过详细周密的调查，林则徐掌握了大量关于新疆屯田、水利等第一手资料。他兴修水利，大力推广“坎儿井”，保证农业增产增收，“变赤地为沃壤”。群众感恩戴德，颂为“林公井”。

1850年，林则徐告老还乡，回到福建福州。他不顾病弱之身，数乘扁舟至长门、闽安等处阅视，建议增设炮台，巩固海防。爱国之志，至老弥坚。

《可爱的中国》，则记录着革命志士方志敏对祖国最深沉的爱。

“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1922年，方志敏到上海求学，法国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耻辱。

两年后，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他领导创立了人口近100万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内经济繁荣，教育免费，“隔日有肉吃”，被毛主席称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方志敏被捕。敌人以高官厚禄诱降，他便拖延时间，以笔代枪，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16篇、近14万字的文稿和信件。女儿方梅曾回忆，父亲戴着10斤重的脚镣，脚部被磨得溃烂化脓，但仍整日写作。

每天都有战友被拉出去，壮烈牺牲。在严格监控之下，方志敏设法说服部分狱吏和国民党囚犯，珍贵的手稿得以被传递出去。手稿中提到最多的是“死”，随时准备死。和“死”相对应的还有“生”，为谁而活，怎样活：“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音同意）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

“从范仲淹到方志敏，他们的身份不同，所处时代不同，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相同的，这种精神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一直为我们所继承、弘扬。”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建教研室主任王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从左到右依次为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

杨靖宇、赵尚志、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在林海雪原深处挺立起不屈的民族脊梁。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出生在河南确山。他曾说自己上过两个大学，一个是“社会大学”，一个是“监狱大学”——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时，他5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

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被党派往南满组建武装力量，从事抗日游击活动。化名中的“靖宇”二字，是朝鲜语中“驱逐外敌”之意。杨靖宇精通游击战，日伪军被他打得狼狈不堪。日本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上任后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悬赏2万元缉拿杨靖宇。

1939年冬，日伪军利用大雪封山的机会展开“讨伐”。50多天里，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杨靖宇率警卫旅与敌军作战40多次。最后，他只身与敌周旋5个昼夜至弹尽，壮烈牺牲，时年35岁。

日伪军将杨靖宇的遗体带到医院进行解剖。医生打开腹腔后看到，他的胃因长期饥饿严重萎缩。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一点尚未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参与“围剿”的日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也不得不承认：“大大的英雄！”

在东北抗日战场上，有“南杨北赵”之说，“南杨”是杨靖宇，“北赵”就是赵尚志。

赵尚志是热河朝阳（今辽宁朝阳）人，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34年，在日伪军发动的冬季“讨伐”中，赵尚志带领200余人突破500多人的包围圈，日伪军损失了100多人。日军指挥官望月中佐惊呼：“此战必有名将指挥。”

1942年2月12日凌晨，赵尚志被混入东北抗联队伍的日伪特务打成重伤后被俘。他大义凛然地痛斥审讯者：“你们出卖祖国，犯下了罪行，还不觉可耻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但要知道，抗联是杀不完的……”他壮烈殉国，年仅34岁。

在东北抗联队伍中，妇女团的战士们一样英勇作战。1938年10月上旬，第二路军第五军妇女团队伍在牡丹江地区与日伪军千余人遭遇。为掩护大部队突围，政治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毅然放弃渡河，分成3个战斗小组与敌军展开激战。弹尽后，女战士们毁掉枪支，高唱着《国际歌》挽臂涉入乌斯浑河，壮烈殉国。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

左权、“狼牙山五壮士”，彰显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

左权出生于湖南醴陵，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赴莫斯科留学，回国后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由此开启了他极有建树的参谋生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

繁忙的工作之外，左权坚持学习钻研军事教材、研究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等。他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每一场战役都写出总结经验，撰写《埋伏战术》《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40余篇军事著作，被毛主席赞扬“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

1940年，百团大战打响。左权协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指挥作战，很少离开作战室。部队作战计划、侦察通信部署、弹药补给等事项，他都一一过问。

在关家垴战斗中，彭德怀、左权的指挥所离前沿阵地很近，敌机呼啸而过，投下的炸弹将指挥所后墙震塌，还把屋顶掀掉一角，但左权全然不惧，仍镇定地研究作战参谋送来的各种情报。

警卫员建议将指挥所后撤，左权扫视了一下刚被炸弹揭开的“天窗”，严肃地说：“指挥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进，犹豫等于死亡！”他回过头来告诫警卫员：“一个指挥员怎么能考虑个人安危，战士们离不开我们，他们在浴血苦战啊！”

在苏联学习时，左权写信给母亲，“恐十年不能回家”“将全力贡献革命”。然而直到牺牲，他都没能履行与母亲的“十年之约”。1942年5月25日，左权所部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一带遭到敌人合围，他沉着指挥部队突围，不幸因日军炮弹击中头部壮烈殉国，时年37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战国时期的悲壮诗歌《易水歌》，易水就在今天河北省易县。1941年，面对日伪军的毁灭性“扫荡”，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5位战士在这里担负后卫阻击任务，掩护全连转移。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小莲花峰”峰顶绝路，坚持战斗到日落后，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

彭雪枫、“刘老庄连”，汇聚中国军人英雄主义的力量源泉。

1938年春，曾月下追“叛军”、被毛主席誉为“虎胆英雄”的彭雪枫，调赴河南，组织训练抗日武装。父亲从家乡前来看望，父子阔别10多年后相见，百感交集。临别时，彭雪枫把攒下的1块钱拿给父亲当路费。组织上考虑到路程有300多里，决定给老人20块钱做盘缠，彭雪枫坚决谢绝。实在无法，参谋长张震出面解释，彭雪楓这才被说服。老人最终收了10块钱，匆匆启程。

新四军没有骑兵，机动作战能力不足，多次受到日伪军骑兵的袭击。彭雪枫痛彻心扉，决心要尽快建立起我军的骑兵团。在根据地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拨给骑兵团3万元“淮北币”（根据地货币），相当于全师半年的伙食费。他还带头送出跟随自己多年的战马“火车头”，以此动员各部队将良马上交。

训练期间，彭雪枫经常到训练场上指导，要求每个骑兵“上马要像蚂蚱一样快捷，骑马要像磐石一样稳固，奔驰要像闪电一样神速”。骑兵团成为一支威震日伪军的红色铁骑。

1944年，彭雪枫在写给妻子林颖的信中，准确判断了当时的形势：“中国革命二十余年，应该苦尽甘来了。”

遗憾的是，在当年9月的八里庄歼灭战中，彭雪枫不幸被流弹击中牺牲，时年37岁。

和彭雪枫一样，新四军“刘老庄连”是一支战功卓著的老红军连队。1943年春，日军对江苏北部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连队的82名官兵在淮北刘老庄战斗中全部壮烈殉国。

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与国民党军“八百壮士”，铸就千秋凛然的热血忠魂。

在北京，以现代人物命名的街道只有3条：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南苑驻地指挥官的佟麟阁以军部名义发出命令：“凡是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当时，佟父在北平城内病重，家人屡促佟麟阁回家，他考虑到战事瞬息万变，不肯离开营地，挥泪给妻子捎去书信：“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夫人代供子职！”

7月28日，日军发动猛攻，而南苑守军仅有包括大学生军训班在内的5000余人。佟麟阁腿部中弹后仍坚守一线，与日军舍命拼杀。日军地面进攻受阻，派战机狂轰滥炸，佟麟阁头部又受重创，壮烈殉国，时年45岁。

1937年7月，國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在北平的卢沟桥抵抗日军进犯。

卢沟桥事变前，赵登禹任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师长，和佟麟阁共同负责北平防务。他自幼习武，善使大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抗日救亡歌曲的代表作之一《大刀进行曲》，就是音乐家麦新为赵登禹和他的大刀队而作。在南苑保卫战中，他奉命率部向城南大红门集结，转移途中遭日军伏击，不幸被击中胸部，壮烈牺牲，时年39岁。

二十九军在南苑作战失利，张自忠奉命留守北平8天后，辗转去往天津。1940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军15万精锐部队展开枣宜会战。身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被流弹击中后，强撑着写下最后一份报告，并告诉副官：“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数名日本兵搜索而来，张自忠迎了上去，牺牲时他身中7弹，时年49岁。

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保卫滇缅公路，避免唯一的国际援华物资补给线被切断，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二○○师师长戴安澜随远征军进入缅甸。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中国军人一边在饥饿、疟疾、蚂蟥叮咬中挣扎，一边与日军展开厮杀。同古保卫战前，戴安澜带头立下遗嘱：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全师各级指挥官纷纷效仿，誓与同古共存亡。

日军猛烈进攻炸毁掩体后，戴安澜指挥战士利用断壁、弹坑隐蔽，并实施“百米决斗术”：等敌人距离不到百米时才投掷手榴弹，或跳出战壕近身肉搏，争取一击致命。全师与5倍于己的日军激战12天，以牺牲800余人的代价，歼敌近5000人，国际舆论为之震动。

由于西线英军败退，缅北战局急转直下。“我生为中华军人，死为中华鬼雄。”戴安澜率部向祖国方向艰难突围，途中被日军发现，腹部连中3枪。坚持1个多星期后，在距离祖国仅100多公里的村落，戴安澜到了弥留之际。他让下属拿来地图，仔细找出日军把守薄弱之地，规划了剩余的回国路线。最后，时年38岁的他被搀扶着勉力起身，朝着祖国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

“八百壮士”的故事发生在淞沪会战末期。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中校团附谢晋元奉命率领一营420人——为迷惑敌人，对外称“八百壮士”——死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中国军队撤退。在数万日本陆、海、空军的围困中，“八百壮士”升起了全上海唯一的一面国旗。短短4天时间，他们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多人，伤者无数，自己仅阵亡9人，伤20余人。

“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王建朗说。

李四光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那是1905年7月30日，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的一间民房里，由孙中山带领宣誓，在日留学的李四光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第一批年轻的会员。孙中山亲切地摸着他的头说：你年纪这样小要参加革命，这很好，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后来，他果然学业有成，成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

1953年年底，时任新中国第一任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接见。“当时中央非常着急，说中国到底有没有油，如果实在没有油，那我们就走人工燃料的路。（问了好多人）只有李四光给了一个明确的回答。”李四光的外孙女邹宗平在一次采访时回忆道。李四光建议，应打开局限于西北一隅的勘探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找出几个希望大、面积广的含油地区。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和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

程开甲，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和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

其实早在1939年，李四光就在当年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判断，在华北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可能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就是指石油。

“他说：‘日本人侵略中国，最大的目的之一就是掠夺中国的资源，我要是写有石油的话，如果（日本人）去打了，那不是不仅掠夺了煤炭，还要掠夺石油吗？所以我就不写清楚。’”邹宗平对外祖父的良苦用心印象深刻。

到1958年年初第二个五年计划前，中国仍未发现一个大产量油田，石油资源仍然非常紧张。那段时间，秘书亲眼看到李四光在屋子里打自己的头。“他就认为他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在找油这方面还没有提出更好、更快的方法，来找出有工业油流、油井的地方。”邹宗平说。

终于，1959年9月26日上午，黑龙江省高台子镇的松基三井旁，在场工作人员以及附近居民共同目睹了液面恢复到井口，并听到涌动声。当天16时，一股棕褐色的油流从地下喷涌而出，日产量13.02吨。中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由于恰逢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这个新油田便被命名为“大庆油田”。后来，油田所在的城市也被命名為“大庆”。大庆油田被发现后不久，紧接着，在吉林省扶余县（今扶余市）的扶二十七井，也获得了工业油流。中国东部找油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中国石油工业开启了新的篇章。

几乎是同时，在李四光的指导下，几支勘探队在江西、湖南、广西发现了丰富的铀矿资源，找到了特大型铀矿床，为中国核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这是接下来的故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上空试爆成功，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那天下午，蘑菇云升起后，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在电话中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一喜讯，声音有些颤抖。

要查清楚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国外不相信怎么办？几分钟后，周总理向张爱萍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众目睽睽之下，时任核试验基地技术负责人程开甲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分析测算。17时50分，详细的报告由罗布泊发至北京，汇报给周总理：确认此次爆炸为原子弹爆炸。

当天晚上的庆功宴，平日不喝酒的程开甲干了半斤。时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对他说：“这一回，你是张飞的胡子——满脸，满脸呀！”

程开甲是江苏吴江人。吴江今隶属于苏州，自晚明起逐渐崛起为丝绸集散中心，商业繁荣。经营纸张生意的祖父早早地为长孙取下名字——“开甲”，希冀程家有人“科甲高中”。28岁时，程开甲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师从德裔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两年后，他博士毕业，在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做研究员。

领到第一份薪水，程开甲高兴地跑去一家商店给妻子选购皮大衣。他把支票递过去结账，老板轻蔑地打量着他，压根不相信黄种人会买得起这件商品，还不依不饶地给银行打电话查询，直到银行证实，此人是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员。程开甲深深记住了国弱民贫的耻辱。

1949年4月20日至21日，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期间，“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不顾警告，侵入长江，解放军在炮战中击伤“紫石英”号，其余3艘英舰迅速逃走。当时，程开甲正在苏格兰出差，偶然在一段电影新闻片中看到了这个消息。“我们当时看的时候真是高兴啊！”许多年后，已是96岁高龄的程开甲回忆至此，激动得以手捶桌，继而右手掩面，哽咽地说道：“（那时没想到）我们有这一天能够这个样子的。”

看完电影走在大街上，程开甲的腰杆挺得直直的，“中国过去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我感到现在开始变了。就是从那天起，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技事业，为了吸引留学生回国，中央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并向海外科学家和留学生发出号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陈朴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从1950到1953年，约有2000名海外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到袓国，到1957年，归国科技专家已达3000人左右，约占新中国成立前留学学者总数的一半以上。

程开甲就是其中一员。1950年，程开甲回国。为了国家的需要，他4次转变研究方向，先后参与和主持了中国首次原子弹、氢弹试验，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在内的多次核试验，是中国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者，并及时提出了向地下核试验方式转变的建议。1980年后，中国全面停止大气层核试验，全部转入地下。

“我们只有45次核试验，但取得的效果很好，为什么？我们采取了一种方式，是当时程院士他们提出来的，叫‘一次试验，多方收效’。比如美国，往往为了一个性能的检验要做一次试验。我们不是，我们做一次试验要上很多的项目，包括力学、光学、核辐射……应该说，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核试验。”原核试验基地技术部总工程师丁浩然说，这就可以看出程开甲所具有的战略思维。

也有人问过程开甲：对当初回国的决定怎样想？他坦言，刚离开英国时想得并不多，但回国后，尤其到了晚年，在总结自己的人生时很感慨：“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绝不会有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或许是巧合——玻恩一生带过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黄昆4位中国学生，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程开甲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而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21人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他们无一不是舍弃海外的优厚条件回国，自动“消失”，令外界难觅其踪迹。

“留学报国的传统不仅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也反映了国家对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视。”陈朴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有约341.34万人回国，占留学回国总人次的80%以上，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人员归国潮。今天的留学归国青年学者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国际化的特点，不仅在学术和技术上有所成就，而且在文明互鉴、国际视野方面也更为突出。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让留学归国的学者成为今天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北纬34度31.47分，东经119度52.15分，开山岛，黄海前哨。

这座怪石嶙峋的海岛隶属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燕尾港镇，距岸边12海里，形似馒头，面积仅有两个足球场大小，走一圈只需要20分钟。王继才、王仕花夫妇是仅有的两名守岛人。

岛上生活是从1986年开始的。那年3月，原驻守开山岛的部队撤编，开山岛被列为一类民兵哨所。岛上条件艰苦，灌云县人民武装部先后找了10多人守岛，都没能留住一个。坚持最久的，也只待了13天。

2014年9月18日，王继才、王仕花在开山岛举行升旗仪式。

时任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政委王长杰想到了26岁的年轻人王继才：他是高中毕业生，当过生产队队长和村里的民兵营长。可是，王继才的大女儿王苏才3岁，妻子王仕花在村里的小学当民办教师，一家人的生活很温暖。想到灰蒙蒙的海岛和岛上生活，他想拒绝王长杰。

当晚，身为老党员的父亲抽着烟，听儿子讲完心里的想法，磕干净烟斗，把烟丝袋缠在烟杆上，吐出一句：“你不去，我不去，大家都不去，开山岛谁来守？”

“当年日本人侵略连云港，就是在开山岛歇的脚，如果当时我们有人在，他们就上不来。”王继才想到这儿，答应了下来。他记下自己的上岛时间：1986年7月14日8时40分。没几天，王仕花也辞掉工作，来到这里。

岛上没有电，一部手摇电话机和一台“熊猫”牌收音机几乎等同于外面的世界。岛上没有淡水，年轻的小夫妻靠水窖里贮存的雨水生活，即使夏天洗澡，也只合用一脸盆水。雨水没法直接饮用，王继才从别处买来20斤泥鳅投放进去——泥鳅会食用水中的浮游生物和藻类，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我们这是跟泥鳅相濡以沫了。”王仕花自嘲道。岛上也没有蔬菜，他们开辟出20多块“格子田”，费了好大劲，陆续种活了豆角、辣椒、丝瓜、南瓜。

王继才说，一开始只是想完成任务，后来想，坚持一下吧，等到有人来替换自己，再后来，才决定要守一辈子。

海风海浪相伴的日子里，王继才常想起上岛前二舅嘱咐自己的话。二舅17岁就上了前线，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二舅告诉他：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灯，灯照多远，就能走多远，灯不灭、人不死，这个灯就是一种信仰。“那时候自己不明白，现在好像明白了，觉得家就是岛，岛就是国，守岛就是卫国。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才觉着这个岛是有颜色的。”王继才说。

他和这座海岛相伴了32年，2018年7月27日在执勤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58岁。一年后，开山岛风光储互补智能微电网系统及海水淡化系统顺利建成投运。

微电网系统投运那晚，王仕花打开了岛上所有的灯，32盏路灯把山下通往山顶的208级台阶照得通亮。“开山岛的夜晚从没这么亮过，我想让老王看看。如果他还在，夜晚执勤不会再摔倒啦。”

从26岁到58岁，王继才的青春由海岛见证。今天，有越来越多的青春面孔出现在映照人类想象力边界的无垠宇宙，航天报国的嫦娥团队就是其中之一。

2020年11月24日4时，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距离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探测器发射还有30分钟。航天发射场的指挥控制大厅中，气氛紧张有序，身着天蓝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早已各就各位。前排一位扎着马尾、一脸稚气的姑娘格外引人注意，她叫周承钰，时年24岁，是这次任务中的连接器系统指挥员，也是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历史上第一位分系统女指挥员。

周承钰所负责指挥的连接器系统，是发射场两大系统——动力系统和加注系统的“纽带”和“命门”，类似给汽车加油的加油枪，主要负责连通火箭的箭上接口和地面的加注管路，让推进剂加注到火箭内部。连接器系统具有工作原理复杂、设备分布广、协调接口多等特点。作为指挥员，周承钰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考虑到岗位的连续工作时间长，对体能要求高，周承钰就给自己加练。“我们练体能一般是跑3公里，她跑5公里。”周承钰的老师、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第二代连接器指挥员张维星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一次3公里测试中，周承钰跑了13分45秒，“这已经接近男生的标准了。”

“嫦娥五号”发射前12小时，周承钰坐在航天发射场的指挥控制大厅，一遍遍翻看手中的材料。进入发射程序，她紧盯屏幕，沉着冷静地发出一个个指令：“110，二级氢氧加注活门关闭好。”

11月24日4时30分，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火箭飞行大约2200秒后，“嫦娥五号”进入预定轨道。20余天后，“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着不少于2公斤的月壤，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成功着陆。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成功收官，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实现月球采样返回的国家。

年轻，似乎已经成为嫦娥团队的一项“传统”。

在海南文昌发射场，作为第一代指挥员的胡雷鸣，大学毕业4年后便成为指挥员，时年26岁；张维星是第二代，2017年成为指挥员时，也不过27岁。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502所，2021年荣获“中國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嫦娥五号”导航制导与控制团队，156名成员中，有98人都在35岁以下，占研制队伍总人数的63%。

“青年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从觉醒、探索到追梦，迈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青年始终勇立潮头，澎湃奔涌。以嫦娥团队为代表的青年们具有高度的专业精神和创新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陈朴说。今天，新时代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他们身上炽热的爱国和报国情怀，将让青春的中国始终昂扬于九天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