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中国古代服饰中的先秦造物思想

李淑鑫，李爱英

（河南科技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1 先秦造物思想溯源

中华博大精深的传统造物文化自成一格，造物思想代代相传数千年，已经与中华民族血脉相容，扎根于中华设计思想的大地中。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不同的学术思想已经形成了不同派别及风格自由发展的新状况，思想文化达到空前繁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中国造物设计思想，尤其在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中，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影响了后世创作、美学等观念的形成。其中，在春秋战国时期编著的《考工记》就记述了该国大量的手工艺品种类及制作过程，对不断发展的制作过程进行阐述时，就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造物思想。《考工记》中对天时、地利、材料的分析和理解是天和地与人的关系思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表面上看来是人与物的关系，从深刻的思想观念出发，在创造和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律，在创造中追求的人与规律的统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系辞》作为《周易》中系统丰富、成就较高的一部分，其思想较为丰富，包含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但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统领的，强调道无形为形上，器有形为形下。无形故虚而不可见，有形则实而可见。但是道寓于器之中，器为道之体现，道与器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儒家以孔子为代表人物，但孔子并未对造物方法提出一个明确的观点，而更多展现在“礼”学思想上，其内容涉及到礼的本质、礼的外在要求、体现在社会尊卑、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他不仅把礼学作为治国安邦的基础，还将礼学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虽无对造物的一个具体阐述，但其主张的“中庸之道”中所包含的“文质彬彬”思想对造物设计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在造物理念上，“文”引申为物体的外在特征，包括装饰花纹以及特定含义的造型，即可以理解为器物的外在审美特征，是附加于器物之上的，“质”可以引申为器物本身的本质，具体包括器物的使用功能及实用功能，是器物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功能，只有“文”“质”和谐统一，方可成为美器。

人的造物活动与自然界的事物有着必然的联系，人类为了满足生存繁衍的需要进而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进行生产活动，对自然界投射出人的观念以及目的性，凝聚了人的力量、劳动、制作与创造[1]。先秦造物思想是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于大成的，深深影响着从古至今的能工巧匠，造物包含的造物思想对现代设计有着积极地指导意义。

2 中国古代服饰中蕴含的造物思想

2.1 “天人合一”之美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它是诸子百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阐释，体现了人类对天地万物的尊重与希望跟自然和谐相处的态度。这种生存智慧通俗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天人一致，就是指人、自然、宇宙是处于同一个大环境中，在人的造物活动中，人能够积极主动地发挥能动性利用自然规律取得成果，实现了人类目的性与自然法则之间的高度统一。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并不是一昧的对“天”的崇拜，更多的是天人相合相通，赋予“人”的主角性，“天人合一”思想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天人关系“形而上”的思考，倡导着自然生而万物生，人感受着自然，感受着天地之间万物的呼吸，所以人的一切造物活动均应顺应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考工记》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和核心原则：“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2]这句话中“天有时”就是时间性，草木有生长繁荣之时，也有枯萎衰败之时；水流有汇集之时，也有分散之时，造物活动需要根据季节变化，时间更迭来调整。“地有气”就是空间性，指的是造物活动的地域，同一物种因所处环境不同，造物的结果也有所不同。

“天时”与“地气”都为自然条件，是客观存在的，而人类的造物活动必须与自然规律共生，即造物活动既要符合“天时”的要求同时也要遵循“地气”，做到在造物过程中，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的前提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践行“天人合一”自然与人类共生的绿色生态设计意识。“材有美”是指造物材料的选择，优良的材料可以为设计本身增色。“材美”作为造物成品的形态的表达，自身材料的美感与优良就是材美选择第一性，《考工记》中提到的“燕之角”“荆之干”“吴粤之金”等皆是“材”的美的展现，也直接关系到材料性能之美。“工有巧”就是设计构思的巧妙，“工”指工匠的技术、是对造物者创造性的肯定，工匠作为造物者，他的技术有巧有拙，本身就具备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在造物活动进行中，通过自己的认识进行调节、组合，对材料赋予“巧”治，比如落座于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整体视觉效果与“墉”汉字相似，主楼采用殷商时期浮雕金色屋顶，将殷商宫殿四坡顶、两重檐的“四阿重屋”特征还原给世人，兼具文化性和艺术性，将中国文字的“形”与“神”的文化内涵表现出来，由此可见，文字在中国文明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体现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理念。

总之，这四个原则中的每一个都是对整体有效性的关键约束，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构于创作的整体概念。“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项基本要求使造物主题与客观世界相统一，“天人”包含了自然与人工，在“合一”思想指导下，先秦造物者将人与物与自然三者有机结合，达到一种和谐、绿色、发展的设计理念，其中蕴含的生态理论价值时至今日依然指导着我们的实践活动。

比如在中国古代服饰体系中，清代皇帝与皇后冠服受“天人合一”思想影响，既有奉天承运的内在含义，蕴含了天子独尊的特殊含义，皇后作为天子的妻子，有母仪天下的角色性质，所以从服饰色彩、形制等方面与天地乾坤相应表现出“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清代皇后清代皇后朝服中，通常用石青色素缎做面料，上面饰有金线绣成的八十一条龙纹，龙纹之间用彩线绣成的云气纹和海水江涯。服装形制为圆领，对襟，后开裾。上面有珊瑚扣、鎏金扣，整体绣工细腻，配色明艳不俗，服装之精细体现了王权独尊，与其他服饰的差距形成了鲜明的上下关系。

2.2 “器以载道”之美

《系辞》隶属易学类著作，用以说明《易经》基本意义、原理、功用、起源和筮法，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哲学思想和宇宙观的表达。在易学类著作《易传系辞上》中提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3]”中“形而上”的基本意义在儒家哲学范畴中用以说明无形的或未成形体的东西，与“形而下”所表示的基本意义恰好相反，指有形的或已成形的东西，用来说明“道”“器”之间的关系，即器物本体与现象的关系。道体层面都为“形而上”，而“器”有形为“形而下”是万物各自的表层。所以无形故虚，虚不可见，有形则实，实则可见，在意识形态范畴内，需要理解世界万物，“道”作为一切的本源，统领着作为“器”的世间万物。但是道寓于器之中，器为道之体现，道与器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器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印记，并被赋予象征性和代表性的象征，器物也不只具有普遍的物质意义，更多的是通过“有形”之物传递“无形”之道。以安阳市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商光父辛饕餮纹青铜爵为例，周人认为殷商饮酒误国，故而颁布禁酒令，爵古音同雀，前有流，后有尾，其形如雀，雀鸣喈喈，谐音“节节”，为节制饮酒之意。

所谓“器以载道”即讲究通过造物对象的形式与功能向使用者传达造物者的思想境界，表达一定的愿景及文化涵意。从《春秋左传注疏》中的“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4]可以看出中国十分注重礼仪和服饰，衣冠服饰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虽然是穿在身上，但也反映了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例如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等级森严，“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器以载道”的造物思想从服饰吉祥纹样中可以窥得一隅。女子服饰上常有纹样加饰，而“纹必有意，意必吉祥”，通过有形的吉祥纹饰来传递无形的美好祝愿。比如蝶形纹样题材所具有的的文化特征是十分丰富的，早在史前文明阶段，先民们在祭祀器物上刻有蝶纹，此刻蝶纹承载的是图腾精神，起着神化作用。后来，蝴蝶与花卉构成组合纹样时，通过不同刺绣的针法将蝴蝶在花卉中嬉戏追逐的场景绣于布料上，含蓄的表达希望新人婚姻美满，生活和和美美的美好蕴意。所以蝴蝶纹样就是通过服装点缀承载人们对甜蜜爱情，美好婚恋的认知与渴望，同时表达人们的生命观及生态观。此时“器以载道”的“器”就是有形的服饰纹样，而“道”则是无形的美好祝愿。中国造物文化的象征意义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器物的形式凝聚着社会的价值和内容。

2.3 “文质彬彬”之美

“文质彬彬”作为先秦造物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中“文”“质”兼具然后“彬彬”的造物美学思想对现代设计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孔子雍也》篇中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5]对“君子”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文”指的是外在的表现，泛指人的外貌、礼仪、文采等通过外形表现出来的形式美；“质”指的是内在的表现，泛指人的品质、道德、等外在看不出来的个人涵养。孔子认为外在文饰胜过内在修养就会显得粗野，如果一个人外表光鲜亮丽，但内在粗鄙不堪，那么其美丽的外在就是虚有其表，反之如果一个人外表放荡不羁，但内在光风霁月，那么极高的修养会因为不羁的外表显得轻浮草率，只有把握住“文”与“质”之间的平衡，然后才可以成为君子。在这里“文质”后的“彬彬”指的就是形容相得益彰，匹配有度的样子，是君子的准则，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中庸之美”。所谓“中”，就是适度、准确、合宜并且含有真理之意，体现的是处理事物的准确性原则；所谓“庸”，是指适用于一切事物的普遍、常见和实用的原则，待人接物保持中正平和。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是万事万物普遍适用而正确的真理，“文质彬彬”则是“中庸之道”的重要体现。

所以，“文质彬彬”在设计上更多的是对人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现代设计思想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从服饰着装来看，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就是“文质彬彬”美学思想的体现，如果服饰只重外在而不重内在，只注重追逐潮流，或者将元素生搬硬套，到最后设计出的作品只质无文。如果穿着合乎礼仪的着装，而缺乏“文”的品质，则会给人人不配衣的感觉。

服饰作为人的外在第一形象，传达出的不只是服饰本身的形式美感，还传达出内容美的信息。从清代服饰流变过程中可见一览，在清服中始终秉承着“礼”的思想，对服饰内容有着详细的制定，从着装颜色上看，讲究服饰的色彩必须符合服饰的内容，服饰色彩服需从于穿着者的地位，符合穿着者的形象。清代以黄色为尊，饱和度高的黄色，是皇室或权贵人士的专属色。在不同皇帝在位期间，从“亲王以下臣民等均不得用黄色”到“凡官民披领、荷包、腰带、靴底牙缝不得用黄色”等。色彩作为服饰中对视觉感官冲击最强的形式。清服有非常严谨的着装颜色制度，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必须按照规定穿不同颜色的衣服，这种颜色的禁忌是对内容提出明确要求，既注重了服饰的外在美感，强调“文”的重要性，同时又通过这些外在因素提供的视觉信息来反映穿着者的内在气质，反映了“质”在何处。

因此，古人在对服装的廓形、结构进行设计时，追求能够展现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服饰整体风格展现出含蓄、舒适、恬淡、婉约之美，也符合“文质彬彬”的哲学思想，造物风格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品格和中国人民的审美个性，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

3 结语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哲学思想与造物理念闪烁着设计智慧之光，体现了深厚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朴实无华的美学原则。蕴含在中国古代服饰中的这些智慧是我国现代造物设计快速发展的宝贵财富，在这现代设计的长河中，当代思维缺失的某些部分，亦可从中获得灵感。对于中国服装设计师来说，要设计出既体现民族特色又具有现代时尚感的作品，必须要从中国设计思想历史足迹出发，探究并理解古人造物思想背后所传达的理念，取其精华，深究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