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经验的一般性理论何以可能

曹龙虎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基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国内学者提出了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政党中心主义”。学者们普遍认为，作为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相区别的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范式，“政党中心主义”体现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前景。目前，“政党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初步运用，其作为一般性理论的应用价值正在被证实和凸显，但在从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的局部经验概括到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一般性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仍须进一步夯实，相关具体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政党中心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经验；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D0；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4）01-0037-07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现代化史上的巨大成就。据有关统计，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的比重不足5%；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也远远低于当时整个亚洲44美元的平均水平。（1） 而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0276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2） 到202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更是达到114.4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7.7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超过18%；人均GDP按年均汇率折算为12551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3）

考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组织者、承担者和推动者，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和最终成败。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排在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本质要求的首位，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4）

基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国内很多学者倡议从政党进路来重新理解现代化发展、国家建设、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由此，一种被称为“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新范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按照“政党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政党不仅具有代表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治理功能，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发挥核心作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以政党为中轴而构建，整个国家治理过程由政党主导而展开。区别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这两大经典意义上的国家现代化主导范式，“政党中心主义”范式体现出了一种新的发展前景，提出了一种新的现代化道路选择。学者们也普遍认为，“政党中心主义”虽然是基于中国经验的一种理论提炼，但其价值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局部性经验理论，而在于它是一种具有一般性特征的实践模式和愿景。

作为基于中国经验的一种理论创新尝试，“政党中心主义”范式的理论价值毋庸置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从中国案例中揭示新的一般性原理，并经受其他经验的挑战和检验，不仅需要我们在比较参照中将中国案例与已有的系统性知识相关联，还需要我们在对人类可共享的知识有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考察案例结论与人类整体知识的联系，明确新结论在知识系统中的位置。（5） 目前，国内学界围绕“政党中心主义”范式的实践经验、运作形态、治理功能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梳理“政党中心主义”范式的形成入手，对其作为一般性理论的发展现状、适用条件、未来前景等问题略作探讨，并进而思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命题。

二、基于中国经验的“政党中心主义”范式的提出

考虑到中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时空环境，学者们普遍认为通过政党这一组织化力量来推动现代化发展符合近代中国的特定国情和现代化自身的内在要求。不过，从建立政党驱动或者政党主导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发展战略到提炼出具有明显正面意涵、将政党作为现代化核心推动力量的“政党中心主义”理论范式，是一个长时间的经验沉淀和复杂的理论提炼过程，不仅需要事实层面政党驱动或者政党主导模式在现代化建设成就方面的支撑，还需要相关理论工作者基于理论自觉积极地进行话语建构和理论创造。

（一）政党驱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中国的形成

西方国家从新航路开辟之后就通过殖民掠夺等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并在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之后迅速进入工业生产、科技革命阶段，而中国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才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被迫打开国门，开始了被动的现代化进程。当时的西方列强正处于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阶段，掠夺、抢夺海外原料市场和商品倾销市场是其首要任务。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非常深重，救亡图存的任务异常艰巨。在这种背景之下，通过政黨这一组织化力量来进行政治整合、推动国家发展就成为当时中国的必然选择。孙中山先生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就认为，“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纷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迨夫外侮之来，立见摧败，患难之际，疏如路人”。（6） 经过不断的失败和探索，孙中山最后选择与苏俄合作，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改组国民党，筹建党军，中国也开始正式进入通过组织化政党推动革命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阶段。不过，中国国民党的组织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的状态（7） ，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能力、渗透性、辐射性、内聚力和整合性都远在国民党之上（8）。所以，在国共内战之后，国民党最终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组织者、承担者和推动者，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将其通过政党来推动国家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战略选择称为“以党治国”。按照孙中山先生的看法，“以党治国”的根本含义是以党义治国，其中党义就是“三民主义”。孙中山认为，“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诸君把这个主义宣传到全国，使全国人民都赞成，全国人民都欢迎，便是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就可以统一全国，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9）虽然孙中山认为“以党治国”的目标是“以主义征服”，让“人民心悦诚服”（10） ，但当时作为概念的“以党治国”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党国”“党国体制”等均具有明显的负面意涵。由于国民党政权是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全国性政权，为了巩固自己政权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除了政治、军事上坚持根据地的独立自主发展和巩固外，还必须在舆论上、理论上、法理上批判“以党治国”的“党统思想”。（11）而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者则认为“以党治国”体制会衍生出专制、压制个人自由等问题，他们更希望建立英美式的国家政治制度。（12）甚至国民党政权自身，也认为通过政党来推动国家发展的“以党治国”只是国家政治发展特定阶段的权宜之计，国家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回归西方政治制度的“宪政”“民主”等，并确立了“军政-训政-宪政”这一国家政治发展的三步走战略。（13）

作为按照列宁主义行动理论和组织理论建立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也主要是通过政党力量来推动革命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在革命斗争年代，先进的组织体系、严明的组织纪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保障。而取得全国性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依靠其掌握的庞大军事机器，以及在革命动员中积累起来的强大政治资源，广泛且深入地主导着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在党已全面控制国家和社会的情况下，虽然党义治国、党组治国和党员治国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党治”“党国”被视为国民党统治的代名词，所以在主流政治语言中，中国共产党主要采用“党的领导”这一标准提法。（14）

总之，虽然国共两党对通过政党这一组织化力量来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称谓有很大不同，而且由于阶级属性的不同，两党的执政方式、执政效果也存在很大差异，但通过政党来推动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在中国还是得以确立并不断完善。

（二）“政党中心主义”理论范式的提出

大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理论上的觉醒和突破提出了基本条件，而国内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则让“政党中心主义”范式被顺势提出，并得到不断阐发和深化。

据笔者查考，差不多从本世纪初期开始，国内就有不少学者先后发表了从自主理论构建的视角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解读的文章，“政党中心主义”也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并得到初步阐发。2002年，林尚立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集权与分权：党、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及其变化》的文章，尝试在党、国家和社会三者权力关系及其变化的框架下理解中国社会。该文指出：“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有其特殊性，即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作为中国社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像研究其他国家那样，直接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来研究中国问题”。（15） 而杨光斌教授则在一篇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文章中，正式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16） 不过，虽然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角色和作用的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党史党建、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但考察新世纪初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学者们更多还是遵循国家治理的研究范式，即学者们主要考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着眼于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治理、政治发展等现代化实践中的角色、功能等进行细致阐释。（17）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入新时代的背景之下，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并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18）。这样，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位和作用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理论提炼，就成为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政党中心主义”范式也在这一背景之下得到进一步阐发。201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新政治学”圆桌会议上，杨光斌教授在理论自觉和建立学术话语权的视角下重新阐释了“政党中心主义”，认为在既有西方理论无法充分解释中国实践的情况下，我们亟须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并认为“政党中心主义”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政治学”的基本要素之一。（19） 2019年，郭定平教授在《政治學研究》上发表了《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一文，尝试在引入“政党中心主义”这一新视角的基础上，根据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比较分析框架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经验。该文认为，从理论与实践来看，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创造了大党与大国治理的新经验，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多元化发展作出了新贡献。（20）而同年，景跃进教授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将政党带进来——“国家-社会”关系的反思与重构》，认为西方政党是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公权力的组成部分。政党的位置差异深刻影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性质，所以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本范畴在中国场景下的具体运用需要进行重构，而政党进路是其中一个颇具学术潜力的视角。（21）此后，以“政党中心主义”为内容和视角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出现。（22）

综合学界的相关看法，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在政治转型和政治发展方面，政党在政权建立、政治制度构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为该政党的国家治理行为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其次，在国家治理方面，政党在政治秩序、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依靠政治绩效方面的表现，持续性地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再次，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与西方政党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不同，“政党中心主义”范式中的政党有效嵌入到国家政权和社会结构中，促进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主导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从理论生成的角度来说，虽然“政党中心主义”并没有像我们惯常看到的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理论创新那样被冠以“中国式”等修饰词，但该理论的概念建构、理论素材以及基本内容等都是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近代以来形成的通过政党这一组织化力量来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基本事实，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们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理论自觉，为“政党中心主义”理论的提出提供了经验基础和理论条件。

三、从局部经验概括到一般性理论

（一）“政党中心主义”作为一般性理论的经验和理论基础

在经验现象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并进而将理论创新提升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范式，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一般进路，也是学术创新的本能惯性。“政党中心主义”范式甫一提出，其适用性和解释力问题即随之而来。虽然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主要是基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经验而提出的，其内涵也主要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总结的，但将其从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的局部经验概括提升到一种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一般性理论，进而用以分析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发展状况，仍具有深厚的经验基础和理论基础。

首先，在现实世界中，政党这一组织化力量在国家建构、现代化发展等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很多国家，尤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比阿特丽斯·马加罗尼和露丝·克里切利考察了1950—2006年世界上主要政体类型的时空演化情况。她们根据各国实施的政治制度将政体分为民主体制、无政府体制、军政府体制、君主制、单一政党（single-party）制和主导党（dominant party）制六种类型，并且把单一政党制和主导党制又统一称为一党制体制（one-party regimes）。根据数量统计，她们发现：即使受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西式民主体制有极大扩散，西式民主体制在世界范围内依然只是少数，而且西式民主体制的传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基本结束。与之相对应，一党制体制在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一直呈现继续扩散的态势。目前，一党制体制已成为最常见的非西式民主体制类型。在1950年至2006年间，一党制占非西式民主体制类型的57%，占整个六类政体类型的33%。她们认为，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紀初见证了一党制体制的空前扩张，一党制体制已成为最常见的非西式民主政体类型，并被证明比其他类型的非西式民主政体更稳定、发展更快。（23） 虽然比阿特丽斯·马加罗尼和露丝·克里切利的文章存在意识形态偏见严重、统计方式有一定争议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种在功能上区别于西方选举民主体制，将政党组织有效嵌入到国家政权和社会结构，并在国家制度建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发挥组织、领导功能的政党制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

其次，作为政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关于非西方政党及其体制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基于中国经验的“政党中心主义”范式与西方学界对话提供了一定的话语沟通空间。长期以来，西方学界的政党研究一直有很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往往将选举民主制度下以组织选举活动为主要功能的政党，即大众型政党作为现代政党的典范，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与评判非西方国家的政党发展。（24） 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中的政党一般先是以革命政党身份领导革命、缔造现代国家，继而又承担国家制度建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职责和任务，其组织特征与西方选举型民主体制下的政党迥然有别。在关于非西方政党及其体制的研究中，大部分西方学者都持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倾向，主要在“民主-专制”或者“宪政民主-威权主义”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下来进行阐释和解读，将体现非西方政党功能或者非西方政治体制下的政党划入“非民主（专制）”或者“威权主义”的阵营。不过，随着政治学研究实证主义取向的加强，部分西方学者也开始以较为公允、客观的态度来看待非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政治问题，他们关于非西方国家政党及其体制的研究也开始肯定其在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例如亨廷顿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就认为，“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并肯定了墨西哥、土耳其、突尼斯等政党组织实力较强的国家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相对成功的案例。（25） 萨托利在其政党研究的名著《政党与政党体制》中将政党划分为“作为部分的政党”与“作为整体的政党”两类，在分析“作为整体的政党”时认为，“一党制的出现不仅仅是对多党制的失败及其人所共知的缺点的反应，还可能是因为面对虚弱而不稳定的开始”，“从长远来看，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是不能应付一个政治化了的社会的”。（26） 米兰·斯沃里克、杰森·布朗利等学者则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在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功能进行了检验和探讨。（27） 这样，虽然西方学界关于政党的研究存在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和意识形态倾向，但话语沟通的空间和基础依然存在。

（二）“政党中心主义”作为一般性理论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借用“政党中心主义”范式来分析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28）不过，作为一种理论创新尝试，“政党中心主义”范式的理论基础仍须进一步夯实，相关具体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

就理论基础方面来说，“政党中心主义”范式背负着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党理论的使命，而目前这种理论构建尚付阙如。如前所述，将体现非西方政党功能或者非西方政治体制下的政党划入“非民主（专制）”或者“威权主义”的阵营是当前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做法，显然，这一做法体现了对非西方国家政党发展的偏见，而要打破这种偏见，就必须建构一种新的具有全球视野和多元文明视角的政党理论。从政党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一构想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和可行性。以西方政党理论为例，其在今天呈现的理论形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完整统一的。具体来说，在西方300多年的政党发展历史中，多次重大的社会变迁和转型都带来了政党运作方式的转变，并进而带来了政党理论的发展和更新。例如，19世纪以来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变革，使得原来主要在议会内活动的政党纷纷建立基层组织、擴大党的规模，以增强政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进而引发了政党类型从议会内的政党向群众性的政党转型；二战后各国纷纷立法规范政党运作的行为，也深层次地影响了现代西方政党的发展，一些传统的体制外的政党如社会民主党等，通过改变党的纲领和组织变成了体制内的政党；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分层的多样化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则引发了学者们对政党功能弱化、大众化政党兴起等现象的思考。（29） 2021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决定的。世界政党制度具有多样性，没有也不可能有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政党制度”（30）。今天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发展实践，也为新的政党理论发展提供了经验基础和理论可能。

就具体研究来说，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很多研究主题亟待深化。第一，“政党中心主义”的实践形态问题。基于中国经验的“政党中心主义”范式，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作为原型进行的理论提炼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锋队政党。先锋队政党理论，是列宁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阐发的一种建党学说。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共产党人的最近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等观点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革命中政党的性质、组织形态特征、职能等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根据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共产党的组织形态主要有以下特色：共产党应该是由少数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精英分子组成；共产党执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共产党实行集中制。（31） 当然，列宁的先锋队政党理论是革命斗争这一特殊年代的产物。在今天，当我们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特征时更多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严明的组织纪律、先进的组织体系、精干的干部队伍。（32） 如果将“政党中心主义”范式视为一种一般性理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与西方和中国均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对其具体的运作形态进行整理并分类。第二，“政党中心主义”的实践效果问题。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所以基于中国经验的“政党中心主义”范式具有明显的正面意涵，诸多研究在阐释、分析“政党中心主义”范式时均强调该范式体现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前景。但事实上，在数量众多的体现“政党中心主义”特征的一党制国家和地区中，“政党中心主义”范式的发展情况也存在很大差异。就执政绩效来说，除中国、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外，体现“政党中心主义”发展范式的喀麦隆、莫桑比克、突尼斯等国依然属于低收入国家，墨西哥等则一直困于“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而就执政持续性而言，苏联、东欧、印度、墨西哥等国家或地区拥有长期执政地位的执政党后来纷纷遭遇挑战。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解体，其共产党或工人党的执政地位不复存在，而印度的国大党、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等长期执政的政党近些年来也纷纷丧失了执政地位。这样，作为现代化发展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的实践效果问题必然成为我们需要进一步细致考察的重要问题，由此甚至引出不同“政党中心主义”模式之间的发展绩效比较等问题。

总之，虽然“政党中心主义”所体现出来的政党功能和特征与西方学界眼中作为现代政党典范的选举民主制度下的大众型政党有很大的不同，但其中并非没有对话的基础和空间，而考虑到单一政党制和主导党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这一事实，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政党中心主义”具有作为一般性理论的现实条件和知识基础。不过，目前“政党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在学术研究中还只是初步运用，其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理论基础仍须进一步夯实，其实践形态和实践效果等研究主题也需要进一步深化。

四、余论

长期以来，“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这两大经典意义上的国家现代化主导范式在学界影响巨大，这两大范式因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典的国家与社会二分架构紧密相连，被视为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研究范式。通常来说，由于政党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承担一定的中介功能，所以学界更多地根据政党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位置将政党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国家”的组成部分。“政党中心主义”尝试从政党进路来重新理解现代化发展、国家建设、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显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意义。本文从考察“政党中心主义”范式的形成出发，讨论了“政党中心主义”从局部经验概括到一般性理论的现实基础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认为，作为基于中国经验的一种理论创新尝试，“政党中心主义”范式具有作为一般性理论的愿景和价值。不过，除了学术层面的创新之外，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在话语层面的价值也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考察近代以来世界主要大国的发展可以发现，凡是具有强烈自主意识和世界抱负的大国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构建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而具有自己特色的话语体系也成为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构成。（33） 话语体系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意识形态工程或者文化工程，学术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不容忽视。西方国家长期在国际舆论场域占据着支配和主导地位，这种话语方面的支配和主导地位与西方学界的学术生产和支持密不可分。程巍就认为，从话语政治的角度来说，20世纪60年代西方新左派学生运动及其形形色色的反文化实践，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在文化领域的历史延续，通过以“中产阶级”“白领”“蓝领”“劳动密集型企业”“全球化”等词汇替代过去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血汗工厂”“殖民化”“剥削”等词汇，尤其是以“西方民主社会”替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等话语重塑工作，西方国家完成了意识形态的重建和再造，并得以在国内外的意识形态论战中重新夺取道德制高点。（34）

从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由局部经验概括向一般性理论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政党中心主义”的提出和阐发不仅意味着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经验的提炼和传播，还涉及构建一种新的政党理论和新的现代化发展范式等问题。显然，这些都与话语体系的建构、重构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当前，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而“政党中心主义”的阐发也让我们看到了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巨大空间和广阔前景。

注释：

（1） 姜辉、龚云：《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光明日报》2019年5月29日。

（2）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政府网 2020年2月28日。

（3） 国家统计局：《2021年国民经济持续恢复 发展预期目标较好完成》，中国政府网2022年1月17日。

（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26页。

（5） 张静：《从特殊中发现一般——反思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学术月刊》2022年第3期。

（6） 《孙中山全集》 第3卷， 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92页。

（7）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自序第1—2页。

（8）（14） 陈明明：《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复旦政治学评论》第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255页。

（9）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2页。

（10） 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98页。

（11） 例如，1941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刊物《党的生活》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就专门辟出一节“反對‘以党治国’的观念”，其中指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 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12） 当时，以胡适、张东荪、张君劢、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为代表的学者，以《世纪评论》《大公报》《观察》等杂志为阵地，大力宣扬自由主义观点。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13） 1924年公布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指出：“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其中，军政时期国家的主要制度“悉隶属于军政之下”，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当国家统一完成之后，训政时期便开始，其主要任务是政府“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办自治”，而当人民受到训练之后，能实施其选举等权利、履行其国民义务之后，训政阶段即完成；宪政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颁布宪法，召开国民大会，国民依照宪法举行全国性的大选。孙中山认为，“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6—127页。

（15） 林尚立：《集权与分权：党、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及其变化》，陈明明主编：《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复旦政治学评论》第1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153页。

（16） 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7） 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代表性的文献有王浦劬等：《以治理的民主实现社会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林尚立：《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燕继荣主编：《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府再造七大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

（18）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中国政府网2022年4月25日。

（19） 杨光斌：《建国历程的新政治学：政党中心主义、政治秩序与“好政治”三要素》， 《中国政治学》 2018年第1期。

（20） 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政治学研究》2019 年第3期。

（21） 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社会”关系的反思与重构》，《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

（22） 其中，代表性的文献有燕继荣、王江成：《政党驱动的国家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道路及经验》，《北大政治学评论》2021年第2期；唐皇凤：《政党主导型现代国家建设：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历史逻辑的阐释》，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6期；等等。

（23） Beatriz Magaloni & Ruth Kricheli， Political Order and One-Party Rul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0， 13（10）， pp.123-143.

（24） 张建伟：《政党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范式：挑战、局限与突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5期。

（25）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7—369页。

（26） ［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3—64页。

（27） 参见Milan Svolik， The 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Jason Brownlee， Authoritarianis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8） 参见卢春龙：《从比较的视野理解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张春满、郭苏建：《政党中心主义中西比较：21世纪的大分流》，《学术月刊》2023年第3期。

（29） 朱昔群：《政党发展研究——一种比较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

（31）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6—416页。

（32） 陈周旺、申剑敏：《先锋型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历史-社会的分析》，《学海》2021年第4期。

（33） 张凤阳：《国际竞争格局下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一份研究纲要》，《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34）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60—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