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深度融合背景下农村社会阶层的“梯形”结构研究
——以成都平原J村为例

钟子艺 黄 进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 北京 100089；2. 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四川成都 610071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1]自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以来，几乎每次党代会都会提到统筹城乡、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等话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指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2]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镇化方面的集中体现，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3][4]，城乡融合发展必然带来人口的城乡流动与阶层流动，促成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5][6]，而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引发的社会变迁，理所当然地涵盖了农民阶层的分化过程[7]。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积极倡导新型城镇化，并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走向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问题。

我国农村社会分层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现代化基本一致，农村社会经历了从低度分化，经中度分化，最后达到高度分化的过程[8]，这种分化往往以农民职业变化为核心，主要表现在农民脱离土地，加入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9]。但是城镇化通常会造成农村中间阶层流失，留在农村中的主要是相当部分无力参与城镇化的下层家庭与少数拥有较多资产或权力等资源的上层家庭，由此显现出农村阶层结构的两极化趋势[10]。农村社会分化为由新型大户与拥有较多经济、政治等资源的优势阶层组成的土地强支配能力集团以及由农户阶层、兼业户阶层、一般农业经营者阶层组成的土地弱支配能力集团，由于规模化流转后耕地增值与收益分配不均，两个集团之间以及强势集团内部间均有利益冲突发生[11]。有学者认为，农民逐步分化为多种职业且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阶层，其社会地位、社会心态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显著，阶层关系复杂化，社会稳定与公平受到挑战[12][13]。因此，城乡融合发展对农村中等收入以上阶层比较有利，对较低收入以下阶层不利，这种对较低收入阶层的下滑作用与对较高收入阶层的上流作用，最终会造成农村两极分化[14]。发达地区农民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欠发达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已经成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是明显的金字塔结构，且西部地区的塔基比中部更大[15]。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到，学界普遍认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社会阶层严重分化，且西部地区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形。但是应当注意到，我国农村区域广大，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不同村落也存在着城乡融合的阶段性差异。城乡融合可大致分为城乡隔离、城乡初步融合、城乡深度融合、城乡一体化四个阶段，一个具体村落可能处于其中的某个阶段，那么不同融合阶段的村落其社会阶层结构呈现什么样的状况，本文试图对此做出回应。不同村落社会阶层的具体表现极可能呈现差异，因此，本文探讨西部地区进入城乡深度融合发展阶段的较发达的村落社会阶层的变化及其机制，以回答处于西部地区城乡深度融合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呈现什么样的状况，并探究阶层的演变机制，以期揭示西部农村从不发达状况到发达状况的发展过程中，其社会阶层演化的一般规律。

二、研究设计

(一)田野点概况

本文以J 村为例展开研究。J 村位于成都市远郊，地处成都平原西南，距离市中心45 公里，面积4.2 平方公里。截至2022 年，该村共计1340 户，户籍人口3685 人，实际管理人口6250 人。J 村共有耕地面积4500 亩，至2022 年，96%的土地均实现流转。通过发展葡萄、猕猴桃、莲藕等经济作物种植业，实现了从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的转型，与城市市场衔接，成为了一个具有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特色农业产业的村落。J 村通过土地征收与新区建设，将部分村民搬迁至新城，村民居住的空间形态已从传统散居转变为散居和集中居住并存的形式，具有城镇居住形态的村民超过80%，城镇生活已成为村民的主要生活形态。J 村经济已深度融入城镇，村民的生活明显市民化，社区治理不断专业化，文化领域城乡交融，先后获得了“‘五十百千工程’示范点”“百佳示范社区”“2019 年度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荣誉，是城乡深度融合的典型代表。该村阶层结构变化显著，是探究城乡深度融合阶段农村阶层演变的一个代表性很强的村落。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课题组在前期通过查阅J 村相关资料，与村干部及其他村民访谈，了解J 村的基本情况，并于2021 年针对J 村编制问卷获得第一手数据。

在正式调查前，课题组选取了J 村15 位村民进行预调查，这15 位村民涵盖了村干部、种植户、打工者、年轻人、老年人、男性、女性等不同群体。在预调查后，发现问卷编写较为复杂、内容较多，导致一些村民在填写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抵触心理，于是课题组对问卷进行了精简处理，如将“家庭总收入”更改为“个人总收入”，并删除“个人支出”等部分。问卷主要包括人口学基本信息、职业与家庭经济状况、社区资源与环境保护、社区文化与乡风、乡村治理等。被访者的职业是本文的核心信息，问卷主要通过询问被访者及其父母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一个职业和当前（或退休前）职业，以此作为阶层划分、判断阶层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的依据。个人收入主要涵盖工资、奖金（包括提成、补贴等劳动报酬收入，以及兼职收入与业余劳动收入）、退休金、养老金、低保（最低生活保障金、困难补助等社会救助收入以及村集体提供的福利收入）、个人农业经营收入（由于土地租金按户支付，在计算过程中将其除以家庭总人数，计算得出土地租金个人所得数额）、经商办厂和投资所得利润和分红、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赠予以及遗产继承收入（其中所赠予的为物品的则将其折合为人民币计算）。

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采用系统抽样法(Systematic Sampling)选取访问对象。在抽样中，课题组借助J 村提供的2020 年户籍人口信息表，剔除16 岁以下村民，形成3114 人的样本框。将样本按照年龄与14 个村民小组的组序排列后，从每11 位村民中抽出1 人，最终抽出283 人作为访问对象，其中1 组17 人、2 组23 人、3 组22 人、4 组26 人、5 组21 人、6 组29 人、7 组24 人、8 组33 人、9 组28 人、10 组7 人、11 组21 人、13 组19 人、14 组13 人。问卷均由访问员采取结构化访谈的方式填写，数据均使用STATA 14.0 处理。被访者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被访者基本情况

三、J 村的十大阶层

本文以职业为标准划分J 村社会阶层。将问卷中被访者（及其父母）“第一份工作”与“当前（或退休前最后一份）工作”，作为划分职业阶层与判断阶层变化的依据。本文基于职业划分阶层，原因在于土地流转、地权变革等农村改革所引入的重要新资源主要发生在职业与财产层面[16]，职业作为农民收入及财产的主要来源，理所应当成为农村社会分层的基础[17]。现代社会中，职业的不同既反映了人们经济、财产、收入与社会地位的差异，也反映了人们在权力结构和声望分层中的不同位置[6]。虽然职业分层在形式上存在着分层标准的单一性，但实质上其背后隐含着不同职业在社会地位、个人财产、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差异。城乡融合发展成效的重要表现就是农民职业非农化，从业领域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因此，本文以职业为标准划分阶层，更能反映城乡融合发展对J 村阶层结构的影响。

(一)职业阶层类型

本文参照王春光等（2018）[18]八阶层的类型①，对J 村进行阶层划分。在初期调研过程中，发现J 村存在着八阶层中没有的“专业技术人员”与“办事人员”，由此显示出相较于其他农村，J 村已走在城镇化发展的前沿。专业技术人员是指通过国家人事部门的全国统考，获得了执业证书并从事相关技术工作的人员；办事人员是指科级以下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J 村该两类人员主要有企业财务人员、镇党委政府的各类办事员、教师及护士等。由此可见，J 村村民的职业类型表现得更加多样，因此在调查中增加了“专业技术人员”与“办事人员”，形成J 村的十大阶层，分别为村干部、农村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户、打工者、以非农为主兼业者、以农为主兼业者、纯务农者、无业者。除去学生后，各阶层所占比见图1。

图1 J 村十大阶层比例分布/%

图1 显示，J 村纯务农者占18.71%，兼业者占4.32%，兼业者与纯务农者共占23.03%。其中以非农为主兼业者为2.52%，以农为主兼业者为1.8%，纯务农者与以农为主兼业者所占比例共计20.51%，远低于全国统计的47.36%[18]，反映出J 村以从事农业为主的村民仅占总人口的少部分。目前J 村96%的土地已流转，大部分村民转而成为务工者或从事其他职业。数据显示，J 村打工者所占比例最高，为33.45%。

个体户是指以劳动者个人及家庭成员为主，用自有的生产资料和独立资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自食其力劳动者。个体户不同于企业主，企业主主要是指雇工8 人以上的投资经营者；个体户指自己当老板，可能有少量（7 人及以下）雇工。在实地调研中，课题组发现J 村种植户是一类特殊群体，他们既不是企业主（未注册企业），又与传统的纯务农者明显不同。他们流转大量土地，发展设施农业，种植葡萄、猕猴桃、莲藕等经济作物，投资大、收入高，通常会在农忙时雇佣2 ～ 5 人打理种植园，实际类似一种个体户经营。如果将其归入普通的纯务农者，明显降低了他们的阶层地位，因此本文将其归入个体户阶层。J 村个体户主要包括种植大户与其他通常有3 ～ 7 人少量雇工的餐馆经营者等，全部个体户的比例为12.23%，远高于全国数据的5.58%[18]。数量多，以种植大户为主，这是J 村个体户阶层的最大特点。不同于单一的、小规模的、以自给自足为主或者在农贸市场中零售农产品经营形式的传统农业，J 村农业具有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的显著特征。作为J 村的特色农业与经济支柱，该阶层所占比例较高。

企业主占比3.24%，高于全国统计的2.66%[18]，这也是J 村阶层的一个特征。J 村企业主资金力量比较雄厚，并且积极回馈家乡。J 村每年开展重阳节等活动时，一些企业主都会捐赠一定的物资与现金。他们还看望慰问留守老人、贫困村民等弱势群体。

J 村村民的职业呈现多样化态势，有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6.48%。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比3.6%，主要包括护士、教师及企业财务人员等。办事人员为科级以下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如就职于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办事员，其占比为2.88%。

无业者占比18.71%，低于全国统计数据（22.6%）[18]。进一步分析发现，无业者的平均年龄约为51 岁，而纯务农者的平均年龄约为60 岁，以农为主兼业者的平均年龄为53 岁，无业者的平均年龄均低于后两者。从数据来看，年龄并非造成无业的主要因素，该结论与全国统计一致。从性别差异来看，无业者中男性占比仅为21.15%，女性占比高达78.85%，表明性别差异是影响无业的主要因素之一。进一步调查发现，无业的原因主要在于照顾家庭和孙辈，这是性别分工和大量青壮劳动力进城进厂工作或者从事经营活动形成的综合结果。

(二)阶层结构形态

为了更加清晰地判断J 村的阶层结构形态，在此将十大阶层进一步转换为从上层至下层的五个等级。国际上通常将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归入白领阶层，国内相关研究通常将该两类人员归为“职业中等阶层”，但随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高端服务业的迅猛发展，这种归类方法不够准确，实际的“职业中等阶层”应略高于“中层”[19]。绝大部分白领在客观上处于社会中上层[20][21]，在农村中，这两类人员有一技之长，多为教师、医生、农技人员等，为村民服务，是农村中的知识分子。由于人们对知识的尊敬和重视，农村中的该类人员是一个体面的阶层[17]。因此本文将“专业技术人员”与“办事人员”归为中上层阶层。

上层包括村干部与农村企业主；中上层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与办事人员；中层为个体户；中下层为以农为主兼业者、以非农为主兼业者和打工者；下层为纯务农者与无业者。图2 为从上层至下层各阶层所占比例，反映出J 村阶层呈现出上小下大的“梯形”结构，基本脱离了传统的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结构。有研究基于职业、消费与学历，认为满足三者中的任意两者即为中产阶层，并认为当前我国中产阶层同样呈现“梯形”形状[22]。本文基于职业划分J 村阶层，发现当前J 村阶层同样呈现出“梯形”结构，这是以往关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研究中所没有的。虽然J 村上层至下层总体上呈增加趋势，但是中层到中下层的比例迅猛增加，其增幅达到25.54%。中下层与下层占比高达75.18%，显现出J 村阶层结构基座仍然比较大，表现出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过渡的过渡性特征。

图2 J 村社会阶层的等级比例/%

(三)不同阶层的收入差异

基于十大阶层，计算各阶层的收入与基尼系数，比较阶层间及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结果如表2 所示。J 村基尼系数为0.52，表明整体收入差距悬殊。企业主阶层平均年收入最高，超过了20 万元，无业者的平均收入最低，不足2 万元。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超过了最低群体的10 倍，表现出较大的收入极差。

表2 十大阶层的收入差异

个体户平均收入为72282 元，阶层内基尼系数0.41，收入差距较大。原因在于J 村个体户主要由从事规模化种植经营的种植户组成，具有“大园区”“小业主”特征，不同种植户之间的种植规模差异较大，收益不同，从而形成了较大的收入差距。

办事人员阶层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平均收入分别为48000 元、46516 元，村干部的平均收入为32873 元，打工者阶层的平均收入为32630 元，基尼系数均低于0.4，收入差距比较合理。村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与办事人员通常具有相对稳定的工资性收入，基尼系数较小。打工者同样具有相对固定的务工收入，收入差距较合理。

兼业者收入高于纯务农者，这与全国统计的数据相一致[18]，但以农为主兼业者的收入（28114 元）高于以非农为主兼业者（27646 元），这与全国统计的数据截然相反。进一步分析发现，以农为主兼业者中，女性占比60%，男性占比40%；以非农为主兼业者中，女性占比28.57%，男性占比71.43%：表明男性更可能从事以非农为主的兼业，女性更可能从事以农为主的兼业。进一步分析这一群体的收入构成后，发现以农为主兼业者的收入来源中，平均有10100 元的赠予类收入，以非农为主兼业者的赠予类收入仅有2143元。若比较工资性收入与农业类收入，可发现：以农为主兼业者的两类收入共计18014 元，其中工资性为7600 元，农业类为10414 元；以非农为主兼业者的两类总收入为24452 元，其中工资类为23514 元，农业类为937 元。数据表明，以农为主兼业者的收入高于以非农为主兼业者，这是因为以农为主兼业者的赠予类收入更高。以非农为主兼业者阶层的基尼系数为0.13，收入差距极小，而以农为主兼业者阶层的基尼系数为0.57，收入差距悬殊，为十大阶层中收入差距最大的阶层。无业者阶层的基尼系数为0.54，同样是收入差距悬殊的一个阶层。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无业者的收入中，赠予类收入占比超过80%，而不同家庭之间赠予的数量差距较大，最高的共计9 万余元，因此，以农为主兼业者与无业者这两个阶层的收入差距较大。

四、J 村的阶层代内流动

(一)阶层代内变化状况

将被访者“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一份工作”与“当前（或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进行交互分析与似然比卡方检验（likelihood - ratio chi2），如表3 所示。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在81 个自由度的情况下，根据数据计算出的似然比卡方统计量为267.35，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被访者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一个职业阶层与目前的职业阶层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显著相关。克雷莫V 系数检验（Cramer1's V）与伽马检验（Gamma）结果显示，过去的职业阶层与当前的职业阶层呈中等相关。目前J 村打工者阶层吸纳了过去的无业者、纯务农者、兼业者等；个体户阶层接纳了过去的无业者、纯务农者、以农为主兼业者、打工者等；企业主阶层接纳了过去的纯务农者、打工者和个体户；村干部阶层接纳了过去的纯务农者、打工者等。57.14%的无业者、39.66%的纯务农者、44.44%的以非农为主兼业者、57.94%的打工者、54.55%的个体户、88.89%的专业技术人员、83.33%的办事人员仍然保留在原来的阶层。

表3 不同阶层的代内流动比例%

(二)阶层结构的代内变化

图3 为J 村阶层结构的代内变化状况，上层、中上层、中层阶层比例有所扩大，中下层与下层阶层比例减少，阶层结构从过去的近似倒“丁字形”转变为当前的“梯形”，阶层结构趋于合理化。

图3 J 村阶层代内流动变化/%

上层由村组干部与企业主构成，上层阶层的扩大主要得益于企业主比例的增加。被访者工作以来的第一个职业为村干部的比例为2.16%，当前村干部的比例为2.88%，仅增加0.72%。第一个职业为企业主的比例为0.72%，当前企业主的比例为3.24%，增加了2.52%。过去少数纯务农者、打工者与个体户在当前进入了企业主阶层，实现了个人阶层的向上流动，使上层的比例增加。

中上层比例略微扩大。J 村中上层由专业技术人员与办事人员构成。表3 显示在J 村目前的专业技术人员中，有88.89%在过去便是专业技术人员，表现出专业技术人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阶层。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前J 村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年龄为30 岁，学历在大专/本科及以上的比例为80%，表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平均年龄较小，学历较高。办事人员中有83.33%的人在过去便是办事人员，20%过去是以农为主兼业者，还有少数为个体户或打工者。

中层阶层比例大幅增加，且增幅最高，从过去的3.96%增加至目前的12.23%。中层包括一些种植户与其他创业经商的个体户。种植业作为J 村产业支柱，在土地整理后其规模迅速扩大，种植户数量迅速增加。当前个体户来自过去无业者、纯务农者、以农为主兼业者或打工者的比例较高。

相应地，中下层和下层的比例明显减少。中下层从43.53% 下降到37.77%，下降了5.76%；下层从44.24%下降到37.41%，下降了6.83%。这两个阶层比例的减少，为J 村阶层结构的优化做出了贡献。总体上，J 村通过土地整理及土地流转，使村民职业结构发生改变，不再是以过去的务农或打工（两者比例共计80.22%）二元结构为主，而是转变为当前包括务农与打工（两者比例共计52.16%），以及个体户、企业主、村干部（三者比例共计18.35%）等在内的多元结构。这主要是因为规模化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增加了个体户比例，且J 村相应地成立了果蔬专业合作社，为种植户提供技术、销售等服务，有效衔接了城市市场，为种植户的生产、销售提供了保障。工业园区的建设，为村民带来了务工机会，J 村通过成立劳务公司，向工业园区输送村内劳动力，有效解决了土地流转后部分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农村社区组织建设，扩大了干部队伍，提升了村干部的比例；改革开放为经商带来了机遇，增加了企业主比例，这些因素均促成了阶层的代内流动。

(三)与全国农村的阶层比较

为进一步认识J 村的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变化状况，在此与王春光等（2018）[18]对全国农村采用的八阶层与三等级划分方法进行比较②。

1. 阶层结构的比较

表4 显示，J 村无业者与兼业者比例略低于全国，纯务农者比例远低于全国，打工者、个体户、企业主与村干部的比例均高于全国。全国农村上层比例极小，仅有5.5%，中层比例远高于上层，占30.04%，下层比例最高，为64.47%。J 村中层占比最高，为50.01%；下层占比低于中层，为37.42%；上层比例最低，仅为6.12%，但略高于全国农村。表4 显示，相较于全国，J 村阶层结构更合理。

表4 J 村阶层结构与全国的比较%

2. 阶层变化的比较

表5 显示，全国农村无业者增加约57%，J 村无业者比例大幅度扩大，增加了约8.4 倍，但是J 村无业者比例仍低于全国。如上文所述，照顾家庭是无业的主要原因，这是性别分工和大量青壮劳动力进城进厂工作或从事经营活动形成的综合结果。无业者比例大幅增加，预示着这种性别分工越发明显。

表5 J 村阶层结构变化状况与全国的比较%

J 村纯务农者的比例远低于全国，并且其减少的比例也高于全国。全国农村以农为主兼业者的比例在增加，而J 村仍以从事农业为主的村民相较于全国比例更低。王春光等（2018）[18]指出：兼业者的增加是“逆城市化”与“农业低收益”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J 村兼业者比例本身极低，并且在减少，显示出J 村与全国大多数农村相比，已处于城市化的前沿。

J 村打工者比例高于全国，但减少的比例低于全国。全国农村个体户比例在减少，J 村个体户比例急剧增加,企业主阶层的比例也高于全国。J 村96%的土地已实现流转，绝大多数村民不再从事农业种植，因而选择外出务工，而外出务工者的比例虽有略微缩小，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村干部的比例略微高于全国。J 村经历了行政村合并、移民搬迁，村民数量增加，村组数量扩大，同时，J 村设立了劳务公司、社工组织、果蔬专业合作社等村组织，需要更多的村组干部，为一些村民创造了向村干部阶层流动的条件。

五、J 村的阶层代际流动

(一)阶层结构代际变化

图4 显示，J 村父辈阶层下层的比例很大，上层至中层共计11.52%，中下层与下层共计88.49%,阶层结构近似于倒“丁字形”，表明父辈一代地位处于下层的村民众多，地位较高者只占极少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二元分立，农村以务农为主，绝大多数村民皆为务农者。统计显示，J 村父辈纯务农者比例高达66.73%。

图4 J 村阶层代结构代际差异/%

图4 表明，当前J 村村民相比于其父辈，纯务农者比例急剧减少，打工者、个体户等阶层比例急剧扩大，同时还有少部分人进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村干部阶层。阶层结构的代际变化整体上呈现出上层至中下层比例扩大，下层比例大幅缩小，由父母一代的倒“丁字形”向当前“梯形”转型的趋势，阶层结构趋于合理。

(二)阶层代际影响

表6 将被访者父亲的职业阶层与被访者当前（或退休前）的职业阶层进行交互分析。数据显示： 在72 个自由度下，根据数据计算出的似然比卡方检验统计量为117.5947，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被访者当前（或退休前）的职业阶层与被访者父亲的职业阶层显著相关；但是克雷莫V 系数检验（Cramer1's V）与伽马检验（Gamma）显示两者的相关性不强（Cramer1's V = 0.24；Gamma = 0.32），表明被访者本人当前（或退休前）的职业阶层与被访者父亲的职业阶层呈低度相关。

表6 被访者父亲职业阶层与被访者本人当前职业阶层交互分析%

数据显示，被访者父亲为纯务农者，其本人为纯务农者的比例仅有25.7%；父亲为打工者阶层的被访者，其本人为打工者的比例为35.71%；被访者与其父亲均为个体户的比例为44.44%，均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仅有22.22%。数据总体上反映出J 村村民职业阶层的获得受父亲职业阶层的影响较小，阶层的代际传递并不明显，代际流动性较强，表明被访者当前职业更多地受到父亲职业以外因素的影响。

(三)个人职业阶层地位的获得

1. 先赋性因素与获致性因素的影响

以被访者当前职业阶层等级为因变量，被访者父亲职业阶层等级、父亲受教育水平、父亲是否为党员作为先赋性因素，被访者个人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第一个职业阶层作为获致性因素，被访者年龄与性别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见表7）。

模型1 因变量为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模型2、模型3 与模型4 的因变量为被访者职业阶层等级。模型1 显示，被访者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被访者政治面貌与年龄，对被访者本人的受教育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被访者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被访者本人的受教育程度则越高。中共党员的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群众。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表现出J 村年轻一代村民的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老一代村民。

模型2 为控制了性别与年龄后，先赋性因素对被访者当前职业阶层等级的影响。数据显示，被访者父亲的政治面貌对被访者的职业阶层存在显著影响。父亲为中共党员的被访者，其本人阶层等级在置信水平0.05 上比父亲为群众的被访者高0.71 个单位。控制变量显示，男性的阶层等级显著高于女性，年轻一代村民的阶层等级显著高于老一代村民。

模型3 为获致性因素对被访者当前职业阶层等级的影响。数据显示，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以及第一个职业阶层等级，均对被访者当前的阶层等级具有显著影响。个人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 个单位，职业阶层等级在置信水平0.001 上增加0.26 个单位；中共党员的阶层等级比群众高0.56 个单位；第一个工作的职业阶层等级越高，当前职业阶层等级则越高。

模型4 为全模型，结果显示，先赋性因素对被访者当前职业阶层等级没有显著影响，而获致性因素对被访者当前职业阶层等级存在显著影响。判定系数（R2）显示，模型2 中先赋性因素对被访者当前职业阶层等级的解释度仅有17.52%，而模型3 中获致性因素对职业阶层等级的解释度达到了44.11%。模型4 在纳入了先赋性因素后，相比于模型3，其解释度仅增加了0.68%，充分说明了获致性因素比先赋性因素更能影响职业阶层地位的获得。

2. 阶层地位获得的路径分析

基于先赋性因素与获致性因素对个人职业阶层地位的影响，进一步采用路径回归分析综合探究个人职业阶层地位的获得。将父亲政治面貌、父亲职业阶层、本人受教育程度、本人政治面貌、本人第一个职业阶层与本人当前职业阶层逐一作为因变量，其他变量作为自变量，层层纳入对因变量的回归分析，计算各变量对因变量的标准化系数（见表8）。

表8 先赋性因素与获致性因素对职业阶层影响的标准化系数

表8 显示，被访者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被访者父亲的政治面貌。被访者父亲受教育程度与政治面貌的共同显著影响被访者父亲的职业阶层。被访者当前职业阶层受到本人教育程度、本人政治面貌及本人第一个职业的影响。将以上标准化系数融合，形成影响路径，结果如图5 所示。

图5 职业阶层地位获得的路径分析（去除不显著变量）③

图5 显示J 村村民当前职业阶层地位的获得受“本人受教育程度”“本人政治面貌”与“本人第一个职业阶层”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本人第一个职业阶层，而本人第一个职业阶层同样也受到“本人受教育程度”与“本人政治面貌”的影响。

从图5 可看出，父亲的政治面貌对被访者本人的政治面貌具有显著影响，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父亲政治面貌共同显著影响被访者本人的受教育程度。图5 显示，阶层的代际流动主要是通过父亲影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政治面貌，进而对子女的第一个职业阶层与当前职业阶层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被访者本人受教育程度受父亲受教育程度影响的权重只有0.13，受父亲政治面貌影响的权重只有0.11，两者对被访者本人受教育程度的解释度仅有约15%。被访者本人的政治面貌受父亲政治面貌影响的权重为0.32，但其解释度只有约10%，说明另外的85% ～ 90%由家庭背景以外的因素解释。总体来看，家庭背景因素对个人职业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有限的，个人职业阶层地位的获得主要受获致性因素的影响，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较小，阶层的代际传递不明显，代际流动性较强。

J 村经历了农村社区组织建设、土地整理、农产业现代化等一系列发展，村民阶层流动的因素更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并且这种环境的因素已经超越了父母辈即家庭的因素，社会阶层突破了代际固化，使环境与个人因素成为影响其阶层地位的主导性因素。

数据显示，被访者的平均年龄约为48 岁，主要集中在出生于1960 ～ 1970 年的村民，这些村民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政策，时代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机会。改革开放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实施推动创造了村民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外部环境。J 村自土地整理以来逐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农村社区治理组织架构的优化，村干部群体规模的增加，为村民身份从农民向村干部的转变提供了机遇；土地集中连片发展现代化农业，种植户数量增加，促使其农民身份发生改变，同时J 村成立果蔬专业合作社，为种植户提供技术培训、销售渠道等服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种植户的稳定性。改革开放后，教育的普及增加了村民提升自我能力的机会，同时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职业，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这一系列的发展进程均为村民向上流动提供了机遇，并且这种机遇与村民父母辈的阶层地位相关性较弱。因此，村民阶层的流动更多依靠环境与个人的努力，环境因素超越了家庭因素的影响，突破了阶层的代际固化。

六、阶层变迁机制

J 村中层阶层增幅迅速，阶层结构由传统的“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过渡, 表现出“梯形”形态。相较于“八阶层”[18]，J 村还存在着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村民职业表现出多样性。个体户、企业主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无业者、纯务农者的比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研究表明，J 村职业的代际传递比较弱，阶层的流动更多依靠环境与个人的努力，环境因素超越了家庭因素的影响，突破了阶层的代际固化。J 村的社会阶层为什么会呈现梯形结构？这需要从其内部与外部寻找原因和机制。J 村相对于其他行政村而言，最大的变化是城乡统筹的成果十分突出，因此从城乡融合的视角最能寻找到答案。

(一)J 村阶层变迁的动力

1. 政策的保障作用

2007 年，成都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典型代表。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 部门发布《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包括成都西部片区在内的全国11 个区域确定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2021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复《四川成都西部片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该方案以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与城乡要素自由流通为主要方向，进一步推动了成都市城乡融合试验区建设的步伐。

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城镇化战略、农业产业化政策、土地创新政策等，为J 村参与城乡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的城乡隔离与全农阶段，城乡二元对立，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务农，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数据显示J 村父辈纯务农者比例高达66.73%。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互动开启，逐步从初步融合发展至深度融合，农民从职业非农向身份非农转变，J 村当前纯务农者比例仅有18.71%，相较于父辈减少了48.02%，阶层表现出多样性。自2005 年以来，J 村开始实施土地整理，通过土地确权、土地流转，逐步实现了农业种植从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的转型，为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包括种植户在内的中层阶层的扩大提供了基本条件。统筹城乡发展需面对传统体制安排和在政府干预下所形成的城乡非均衡发展，只有通过政策的引导与保障作用，才能改变城乡非协调的发展格局。因此，政策是第一推动力，统筹城乡的政策能有效推动城乡市场开放、生产要素流动，促进农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优化配置，这为J 村阶层结构的变迁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2. 政府的支持作用

对于J 村而言，当地政府的支持是推动其阶层变迁的重要条件。政府在当地建设的工业园区直接推动了J 村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一方面吸纳了J 村土地流转后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为J 村的农产业提供了消费市场，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镇政府提供了在新城区建设综合市场的机会，帮助J 村深度融入城市商业活动，为村民成为个体户提供了良好条件，推动了J 村中层比例的增加。

3. 市场的拉动作用

城乡融合发展下的城乡统一大市场为J 村发展规模农业提供了先决条件。J 村作为传统村落，缺乏工业基础，本身也并非人口大村，其发展主要依靠经济作物种植。如果没有城乡统一的市场连接，产品的交易仅限于村落内部或村与村之间，就不会大规模种植某种经济作物。J 村经济作物呈现大规模种植的特征，主要原因便是城市市场大量需求的拉动与刺激作用。J 村将城市的市场资源引入村内，同时将其农产品输往城市，实现了城乡之间要素的相互流通。外部市场为J 村的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使得J 村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村民数量大量增加，促进了中层比例的提高。工业园区的建设，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下，吸纳了J 村大量劳动力，使得这些村民的身份从过去的务农者转为当前的打工者。

4. 村集体的带动作用

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政策与市场具有相对同一性，即不同的村落所面对的政策条件与市场环境基本相似，因此，更重要的因素在于J 村自身内发的动力，即村集体的带动作用，尤其是村干部的作用。2007 年以后，J 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干部团队开拓创新，不断强化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有意引入大学生回村工作，逐渐形成一支年轻化、专业化的工作队伍。成立劳务公司，输送村内劳动力，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劳务公司有效衔接了土地征收与流转后由于失地造成的劳动力过剩问题，同时也推动了村民职业的非农化转变。为推进农产业的现代化，实现农作物种植的科学化、系统化与正规化发展，J 村于2012 年成立了果蔬专业合作社，通过举办“葡萄节”等活动，促进产品宣传，为村民提供农产品销售平台，拓展农产品销售市场，同时还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种植户提供技术培训，有效推动了种植户作为个体户阶层地位的转变与稳定。“村两委”抢抓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机遇，确定“商贸强村”思路，千方百计筹集农贸市场建设资金，夯实集体资产，为农民成为股民、共享集体经济收益创造条件，缓解了阶层分化。J 村教育城镇化的表现十分明显，其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已完全进入城区。“村两委”通过奖励村内考上大学的学生，鼓励大学生回村工作，促进了专业技术人员与办事人员阶层的扩大。“村两委”全面激活社区内部的人力资源，鼓励向上流动，同时通过调解村内矛盾，减少村内冲突，形成具有凝聚力的村落，缓和了村内可能出现的群层隔阂。

5. 村民的能动作用

J 村村民思想比较开明，敢闯敢干，能人众多，涌现出十多位资产上千万元的企业家，带动了一大批村民致富。最近几年，企业家回乡报效家乡，将大量城市资本注入J 村，在城乡之间架起了融合的桥梁。普通村民也积极劳动发家致富，或进城进厂务工，或流转大量土地从事规模种植业。返乡创业既促进了创业者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也促进了J 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与人力资本的增加，为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注入新鲜血液。同时，返乡农民工和企业主在城市接受了职业技能和创业技能的培训，经历了城市工业化历练和城市文明熏陶，积累了一定技术和经验，其返乡也带动了J 村劳动力素质的提升。

(二)阶层变迁的内在机理

政策的保障作用、政府的支持作用、市场的拉动作用、村集体的带动作用、村民的能动作用，这五个层面共同构成了J 村城乡深度融合阶段下阶层变迁的动力。其中，政策的保障作用、政府的支持作用可统称为“改革政策”，市场的拉动作用可称为“市场环境”，两者作为外部因素，是J 村阶层变迁的拉力。村集体的带动作用、村民的能动作用可统称为“村落动能”，作为内部因素，是J 村阶层变迁的推力。在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J 村阶层结构向现代化转型。

有观点认为，土地大规模流转使市场和资本逻辑在农村中占据主导地位，土地成为货币财富，导致了土地的资本化，其背后所涵盖的财富差异远超出职业收入的差异[23][24][25]，由此造成农村阶层结构的固化与区隔化，形成两极分化[25][26]。但是J 村在土地大规模流转背景下，并未出现阶层的两极分化，而是呈现出“梯形”形态，这是向“橄榄形”过渡的中间形态。其原因在于J 村实现了改革政策、市场环境、村落动能三者的有效组合，内外部因素的有效衔接，即在改革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利用市场环境，发挥村落动能。

1. 土地流转与人地关系的变化：阶层变迁的起因

土地是农村的核心资产，也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始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问题。J 村人地关系经历了从单一的身份关系到身份关系与契约关系共存的动态转变过程，也是农民从“全农”到“职业非农”，再到“身份转变”的过程。这本身又是改革政策、市场环境与村落动能三者互动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二元对立，“农民”身份将村民完全束缚在土地上务农，少数农村干部与绝大多数农民构成农村倒“丁字形”阶层结构的两极，这是一种静态的、传统的、缺乏流动的结构。改革开放后，得益于政策，农民开始“离土又离乡”，由此“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格局开始瓦解，村落动能逐步得到释放，农民职业非农化开始出现。在政策的支持下，一方面，J 村通过土地征收，490 亩耕地成为企业用地，996 亩成为城镇建设用地，在征地拆迁协议基础上，部分村民的身份发生转变，成为了城镇居民。另一方面，J 村开始实施土地整理，并进行土地确权与规模化流转，在农民土地承包权上产生了以流转土地的业主与村民基于土地租赁的关系，这是人地关系从身份关系向契约关系的转变，为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土地征收与土地流转，大多数村民不再从事农业种植，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由此J 村社会阶层结构开始转型。实践证明，J 村积极为失地农民寻找就业途径、城区综合市场集体入股、支持本村能人集中经营土地等措施有效避免了村落阶层结构的两极分化。

2. 改革政策、市场环境与村落动能：阶层结构变迁的动因

改革政策、市场环境作为外部因素，是阶层变迁的拉力；村落动能作为内部因素，是阶层变迁的推力。在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下，J 村阶层结构向现代化转型（见图6）。

图6 阶层结构变迁机制

（1）外部因素的拉动作用

在外部因素上，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与统筹城乡的大市场环境为J 村发展规模化农业提供了先决条件。J 村并无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无雄厚的工业基础、无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其发展主要依靠经济作物种植，这要求城乡间市场的连接。J 村经济作物种植呈现出规模化、产业化特征，主要得益于城市市场大量需求的拉动。外部市场为J 村的产业发展带来机遇，使得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村民数量大量增加，促进了J 村中层比例的提高。

土地流转后，J 村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在政策支持下，建设的工业园区，接纳了剩余劳动力，使得这些村民的身份从过去的务农者转变为当前的打工者。农贸市场的建立，为村民进入个体户阶层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了对个体或家庭经商办厂的限制，为村民提供了外出经商的条件，使得企业主阶层明显扩大。改革开放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实施，以及受教育机会的普及，创造了村民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外部环境。因此，改革政策与市场环境作为外部因素，拉动了J 村阶层结构的转型。

（2）内部因素的推动作用

改革政策与市场环境作为外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标准的同一性，意味着不同的村落所面对的政策条件与市场条件基本相同，因此，J 村阶层结构转型更主要的因素在于其内部动能，既包括村集体层面的动能，也包括村民个人层面的动能。

2005 年J 村开始实施土地整理，将部分村民搬迁至集中居住区，通过实行土地确权与土地租赁，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增加了土地的经济效益，为农业规模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J 村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由此起步。为进一步推动村产业发展，J 村成立了果蔬专业合作社。由于土地流转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J 村成立劳务公司，向市场输送劳动力，为村民提供就业服务。J 村还成立了商贸公司，为村民进入个体户阶层提供了条件。村民个人层面的自致性努力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种植户的成就也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企业主阶层的扩大，得益于政策放开了对经商的限制，同时也是村民自身敢闯敢干的结果。因此，J 村自土地流转以来，在改革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利用市场环境，发挥村落动能，实现了改革政策、市场环境与村落动能的优化组合。在作为外部因素的改革政策、市场环境的拉力作用下，与作为内部因素的村落动能的推动作用下，内外因素相得益彰，避免了两极分化，共同促进J 村阶层结构向现代“橄榄形”变迁。

七、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基于职业将J 村划分为十个阶层，数据显示，J 村阶层结构相较于全国农村更合理，并且正在向现代“橄榄形”形态变迁。不同于传统的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也非现代的橄榄形，J 村阶层结构呈现出“梯形”形态，这是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过渡的中间形态。

本文尝试从土地流转与人地关系变化角度，结合改革政策、市场环境与村落动能三者的相互作用，从内外部因素探究阶层结构变迁的机制。在政策导向下，J 村通过土地整理、土地确权与土地流转，使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由身份关系向契约关系转变，也使农民从“全农”向“职业非农”转变，J 村阶层结构由此开始转型。土地规模化流转一方面奠定了J 村现代化农业产业基础，在城乡融合的大市场环境与村落动能的推动下，促成了J 村农业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的发展，孕育出一大批中层个体种植户。另一方面，土地规模化流转产生的大量失地农民，形成了过剩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分配机制的作用下，J 村顺应局势，通过劳务公司与商贸公司向市场输送村内剩余劳动力，避免了劳动人口相对过剩，使得相当一部分村民实现了职业非农的转型。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了对经商的限制，使J 村企业主阶层扩大。教育政策的改革与发展，受教育机会的普及，为村民接受高等教育畅通了渠道，并为其实现自身阶层向上流动创造了先决条件。因此，土地流转触发了阶层结构的变迁，改革政策、市场环境与村落动能共同促进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在作为外部因素的改革政策和市场环境的拉动作用，与作为内部因素的村集体动能与村民个体动能的推动作用下，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J 村社会阶层结构向现代化变迁。

(二)进一步讨论

城镇化既能成为农村阶层结构向现代化转型的机遇，也可能成为阶层结构两极分化的陷阱。J 村的实践表明，能否实现改革政策、市场环境、村落动能三者的有效结合，内外部因素的相得益彰，是阶层结构能否向现代化转型、避免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并且作为内部因素的村落动能是更为关键的因素。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 政策、市场与村落的作用和力量是“互补共生”的，政府与市场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有其特定的边界，两者在各自特定领域内发挥作用，而村落是二者的“黏合剂”，能够主动建立一种有效的选择和协调机制，实现政府推动、市场牵动、村落能动的最优组合，从而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利用市场规律，发挥村落动能。任何一个条件的弱化，都会使阶层结构偏离于向现代化转型的路径，甚至陷入两极分化的陷阱。

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必然会造成农村从“伦理本位”向“经济本位”的转变，基于经济分化所产生阶层结构逐步瓦解乡土社会规范[23][24]。在土地资本化的作用下，对土地支配能力的差异，进一步导致农村阶层的分化[11]。这实际上是在政策、市场与村落三者中，市场占据了主导作用，村落动能逐步弱化，内外部因素未产生良好交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有观点认为，“半工半耕”结构为生计模式的经济基础、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关联模式的社会基础、以上层走出村落为生活面向的价值基础，共同构成了农村“去阶层分化机制”[27]。实质上，“半工半耕”结构为生计模式的经济基础和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关联模式的社会基础更可能存在于城乡初步融合阶段，这种机制是农村作为乡土社会本身存在的传统。以上层走出村落为生活面向的价值基础更可能存在于城乡一体化阶段。经过J 村的实践，可能还存在着“以改革政策、市场环境与村落动能有机结合的能动基础”这一去分化机制，这可能是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阶段，促进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向现代化变迁，避免阶层结构走向两极分化的另一机制，这一机制使J 村阶层结构从传统的“金字塔形”，经“梯形”过渡，最终演变至现代“橄榄形”。

本文主要以J 村为研究对象，主要探究的是处于城乡深度融合发展阶段的农村阶层结构状况与变迁，当前中国农村发展地区差异极大，肯定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在东部发达地区，或正迈入城乡一体化阶段的农村，其阶层演变存在其他机制，还需进一步广泛研究。同时，本文首次提出农村社会阶层的“梯形”结构，可能丰富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过渡形态，当然其他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是否也存在这种过渡形态，也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另外，本文采用系统抽样法以保证样本代表性，但是由于村干部、办事人员等阶层所占比例相对较少，在阶层分析中，尤其是对于基尼系数的计算，实际纳入的样本量较少，很可能缺少统计学意义，这是本文存在的一个不足之处。

注释：

① 本文将该文关于中国农民的分层视为全国农民分层的总体状况，并作为J 村社会阶层研究的参照对象。

② 本文采用十阶层划分方式，相比于八阶层增加了“专业技术人员”与“办事人员”，为便于比较，在此排除了这两个阶层。

③ e1、e2……e6 对应表8 中将各变量逐一作为因变量，层层纳入回归分析的顺序。